內容提要：近幾十年來，關于曹雪芹的祖籍是豐潤還是遼陽，一直在爭論中，近來又有了鐵嶺說。他們認為曹雪芹的祖籍與曹雪芹的家世、與曹雪芹的《紅樓夢》是沒有什么內在的關系的，因而可以任意擺布的。然而，事實正好相反，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他的《紅樓夢》是有著密切的互為因果的內在聯系的，并不是可以任意擺布的。本文就想說一說這三者之間的關系。
一、曹雪芹的祖籍
上世紀的30年代，李玄伯提出了曹雪芹的祖籍豐潤說。50年代，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問世，亦主此說。70年代中，《紅樓夢新證》修訂重版，仍持此說。從30年代到50年代，豐潤說基本上為大多數人所接受，但當時也有少數的反對者，胡適就是一個，他說：“曹雪芹的家世，倒數上去六代，都不能算豐潤人。”[1]為什么大多數人會接受豐潤說？因為當時還未見到曹家的直接的歷史文獻資料。從60年代的曹雪芹文物展覽開始，有關曹家的資料就陸續出現。
〔一〕關于《五慶堂曹氏宗譜》曹展時，展出了《賜序遼東曹氏宗譜》，也即是《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該譜明載曹錫遠、曹振彥是遼陽人。大約是與此同時，朱南銑先生對此譜有考。但此文當時只在內部傳觀，未曾發表，我根本不知道，因我那時還未涉足紅學，只是在故宮奉先殿參觀展覽時，隔著玻璃柜看到了陳列在展柜里的此譜。
1975年，我開始校注《紅樓夢》的工作，要覓此譜，無奈此譜據說已在文革中迷失，可是意外地有位友人告訴我曹儀策先生家尚有此譜的更原始的抄本，并且愿為我去商借，果然經他介紹后，我即與曹儀策先生見面。曹先生是五慶堂曹氏三房的后人，他非常熱情地愿意將此譜借我研究，但當時此譜不在他手邊，他說過幾天即給我送去。果然，沒有幾天曹先生即將此譜送到我家。我將此譜研究了一個月左右，抄錄了副本，準備作進一步的研究，后來通過北京市文化局，又將迷失的那部找了回來，借給了我一并研究。經過比較，才知道迷失的那部是清抄本，曹儀策先生手里的是原始底本，內容完全一樣。不久，我即將原始底本還給曹儀策先生。歸還曹先生時，我告訴他我認為此譜是可靠的，由此可知曹雪芹的祖籍，確是遼陽。曹先生非常高興，要我為此譜寫一跋，由此我又為此譜寫了一跋，書于譜后。此跋共寫八條意見，現轉錄如下：
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跋
一九七五年冬，余識曹儀策先生，獲睹此譜，檢讀數月，決其為五慶堂舊物，了無可疑。
今試釋如次：
一、此譜封面為乾隆宮用庫瓷青紙，外間絕少流傳，今故宮尚存，內鴻文齋紅格紙，亦為乾隆時物。
二、此譜首有順治十八年曹士琦敘，后有同治十三年衍圣公孔祥珂題記，可證此譜首次重修為順治十八年，末次重修為同治十三年左右，此譜蓋即同治五慶堂重修時用乾隆舊紅格本繕錄者。
三、此譜凡“玄”“弘”“寧”等字均缺末筆，蓋避清諸帝之諱，其“衍”字未避，“寧”字亦有三處未避，乃抄手疏忽。此種避諱為歷史產物，非作偽者所能夢想也。
四、此譜為三房所修，故三房各世均全，其余數房上世均斷而不連，蓋如譜所云：“因際播遷，譜失莫記”也。此種斷缺，適足證其非偽。
五、余查《清實錄》，得三、四、五各房凡三十人，其敘述與譜中所記大略均同，此尤足證此譜之絕無可疑。
六、曹寅《楝亭詩集》載《過甘園詩》自敘與甘文，國基為表親，周汝昌《紅樓夢新證》考之甚詳確，并云：“這個沈陽指揮使曹全忠，可能是和雪芹家同宗的，該和曹振彥同輩數”云云。周氏所論，確鑒無疑。今此曹全忠（譜作“權中”）為沈陽指揮使及其女嫁甘體垣（譜誤抄作“恒”）有子甘國圻等等，均載之譜中三房之下，則尤足證四房曹錫遠一系，確系原譜所有，決非他譜竄入者。
七、余又得讀康熙抄本《甘氏家譜》，及嘉慶九年刻《沈陽甘氏家譜》，道光二十六年刻《沈陽甘氏家譜》三種。康熙抄本于甘體垣下云：“元配曹氏，沈陽衛指揮全忠曹公之女，生一子如柏。”嘉慶本云：“配曹氏，沈陽指揮使曹公全忠女，生萬歷庚戌年八月初五日，敕贈孺人，生子一如柏，國璋系體仁公次子過繼。”道光本同（文字有小異）。據此又實證遼東曹（五慶堂之上祖）與甘氏確系親家，從而確證四房曹智以下錫遠至楝亭一支確與三房曹禮以下為同宗，無可懷疑者。
八、此譜所謂曹良臣、曹泰、曹義者，雖史有其人，而各有所淵源，余已另為文詳考之，以良臣書入此譜為始祖者，蓋攀附也。以上數端，其犖犖大者，余無論矣。余以為即此可證此譜決為五慶堂上世遺物而重修者，無可動搖。抑又進者，此譜既堅實可靠，則曹氏真正之始祖實為曹俊，于明初移居沈陽者，明矣。夫然則曹氏籍貫非河北豐潤無可疑矣。世之治紅學者，于曹氏上世籍貫，皆宗豐潤說。此譜出，數十年之爭論可息，而曹氏上世之籍貫昭然明于世矣！故余以為此譜實為有關曹雪芹上世之至寶至貴之文獻也。
一九七六年五月廿五日
馮其庸識于寬堂
此跋后來放在我寫的《〈五慶堂曹氏宗譜〉的重見和曹氏祖墓的發現》一文里，收入《夢邊集》。之后不久，我又看到了朱南銑先生的《關于遼東曹氏宗譜》的打印稿，朱先生對此譜作了詳細的考證，結論是：“若就曹雪芹上代來說，遠至明初，祖籍仍是東北。”[2]
〔二〕關于兩篇《曹璽傳》
也是在1975年的下半年，可能還比我借到《五慶堂譜》早一點，我與李華同志一起發現了兩篇康熙年間的《曹璽傳》。李華是清代經濟史研究的專家，我人大的同事。他每天都到圖書館查抄清代的經濟史料，而我每天都要上班，所以有一次我與他說，你在查閱史料時，如遇到曹家的資料，請告訴我。過了幾天他來看我，閑談間，他說看到一篇《曹璽傳》，估計這類材料你們早看過了，所以沒有抄。這立刻引起我的注意，我說下次你還是抄一段回來，看看是否看過。果然第二天，他就抄回來一段，我一看，這篇《曹璽傳》以前從未見過，所以第二天，我就與他同到科學院圖書館查看了原書。這是康熙二十三年的未刊稿本《江寧府志》，是抄本，宋體。初一看，幾乎當作是刻本，我們隨即請圖書館拍了照片。接著他又在北京圖書館看到了另一篇《曹璽傳》，他又約我去看，這是一個膠卷，是康熙六十年刊的《上元縣志》。后一篇《曹璽傳》剛好是接上一篇的，合起來恰好是從康熙二十三年到六十年曹家全盛時期的實錄，至為可貴。康熙二十三年的一篇關于曹家的籍貫問題，提到“曹璽，字完璧，宋樞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寶宦沈陽，遂家焉”。后一篇則說：“曹璽，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樞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選，令沈陽有聲。世選生振彥，初，扈從入關。”這兩篇《曹璽傳》的發現，應該說是治紅學的重大收獲。
〔三〕《清實錄》里的重要記載
在這之前，我因研究《五慶堂譜》，查閱《清實錄》，于《清太宗實錄》卷十八，天聰八年甲戌，查出：“墨爾根戴青貝勒多爾袞屬下，旗鼓牛錄章京曹振彥，因有功，加半個前程”一條。這是現知曹家清代官史中最早的一條文獻資料，其意義十分重大。我結合新發現的兩篇《曹璽傳》，于1975年12月，寫成了《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發現》，于1976年第一期《文藝研究》和《文物》雜志同時發表，將這些最新的重要資料提供給紅學界和學術界。我在這篇文章里，再次提出曹雪芹的祖籍遼陽說，這是繼我在《五慶堂譜》跋文里的意見。另外，我在此文里對曹家上世的一些有關的歷史問題也作了考論。
〔四〕關于遼陽三碑
此文發表后，很快得到遼陽文物部門的反映，他們來信告訴我遼陽現存《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碑陰題名有曹振彥的名字，并將照片寄我。我立即到了遼陽，在遼陽文管所驗看了此碑，并拍了照片。此碑署年為“大金天聰四年歲次庚午孟夏吉旦，同門法弟白喇嘛建。欽差督理工程駙馬總鎮佟養性。”碑陰署名為“喇嘛門徒……，侍奉香火看蓮僧……，西會廣佑大寧慈航寺僧……，總鎮副參游備等官……，教官高應科、朱□□、鄭文炳、冉啟、王之哲、馮志祥、曹振彥、蔡一品……，千總房可成……。”這塊《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最初著錄于日本稻葉君山著《清朝全史》，民國四年（1915）中華書局版。但著者只注意喇嘛教傳入后金的時代，并未注意碑陰的題名。所以這次曹振彥題名的發現，仍是一次新的發現。特別是發現了他當時是屬佟養性的部下，這對我們研究曹雪芹上祖入關之前，也即是明末時的情況是至關重要的。此后不久，又發現了天聰四年九月的《玉皇廟碑》，碑陰題名于“致政”下有曹振彥的名字，碑文曰：“重建玉皇廟碑記。昔襄平西關西門外，不越數趾，有玉皇廟焉，其來云舊，（下略）念我皇上貝勒駙馬總鎮佟養性，匪惟敬神立祠（下略），又勒之碑以垂不朽焉，是為記。”末署：“天聰四年歲次庚午秋九月上浣之吉立”。為此，我又到遼陽，驗看此碑，此碑已殘，幸有關曹振彥的文字，完整無損。而他的職銜已改為“致政”。按“致政”的意思略同“致仕”，也即是退休。當時曹振彥正當壯年，不是退休的年齡，則可能是工作變動后尚未定新職，故暫用此稱。驗看了此碑以后，他們又告訴我在紅光小學門外，還有一塊直立的大碑，是否與曹家有關，希望我去看看。這樣我又去驗看了此碑。此碑尚存原址，碑名《東京新建彌陀禪寺碑》。此碑很高，我借了小學的課桌，站在課桌上，才能仔細查看碑文。碑文中有云
“按孔王諱有德，恭順其封號也。……叨寵榮于北闕，作藩翰于東京，東京□（乃？）太祖定鼎之區，人臣何幸，獲守茲土！……銘曰：神祖創基，于遼之陽，千峰巖巖，岱水湯湯。……”
碑文末署“大清崇德陸年歲在辛巳仲秋吉旦，功德主信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秘書院大學士樂郊范文程。”碑陰題名中有副將曹得先、曹得選，參游曹世爵，三人都是《五慶堂譜》上三房的人。另外，題名中有28人是孔有德降后金時“東來各官名單”里的人，內含曹得先、曹得選，可見此二人亦是孔有德的舊部。此碑的發現，證明了遼東曹氏是一大族，曹俊后人三房四房（即雪芹上祖曹錫遠、曹振彥的一支）均在遼陽。《五慶堂譜》是三房一支后人所修的族譜（也即是其上世是跟隨孔有德的一支），故此譜于三房一系的人特全。同時也譜入了四房的一支，今三、四房的碑記都在遼陽發現，證明《五慶堂譜》的記載是可信的，也證明曹雪芹祖籍確是遼陽。以上就是遼陽三碑的情況，其時代都在清入關以前。
〔五〕地方志的記載
除了以上這些新發現的歷史資料外，地方志里也保留了不少曹振彥任職和祖籍的資料，如：
1．《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卷七十四：附載滿洲分內之尼堪姓氏：曹錫遠，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陽地方，來歸年分無考。
2．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山西通志》卷十七《職官志》：年任。
3．吳葵之《吉州全志》卷三《職官》：曹振彥，奉天遼東人[3]，七年任。
4．嘉慶《山西通志》卷八十二《職官》：吉州知州：曹振彥，奉天遼陽人，貢士，順治七年任。
5．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山西通志》卷十七《職官志》：大同府知府，曹振彥，遼東遼陽人，貢士，順治九年任。
6．乾隆《大同府志》卷二十一《職官》：大同府知府：曹振彥，遼東人，貢士，順治九年任。
7．康熙二十三年刻本《浙江通志》卷二十二《職官志》：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鹽運使，曹振彥，遼東遼陽人，由貢士順治十三年任。
8．乾隆《敕修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二《職官》十二：都轉運鹽使司鹽法道：
9．《重修兩浙鹽法志》卷二十二《職官》：曹振彥，奉天遼陽生員順治十三年任。以上是官修氏族志和地方志對曹錫遠的旗籍居住地及曹振彥任職年份和籍貫的記載。
〔六〕小議
從上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關曹家的歷史資料還沒有多少發現，根據尤侗《艮齋倦稿》的一段并不準確的記載，誤以為曹雪芹的祖籍是豐潤，那是可以理解的。自從1963年曹展展出了《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朱南銑先生又寫了考證文章，指出曹雪芹的祖籍是遼陽而不是豐潤，雖然這篇文章當時沒有發表，但紅學界內部不少人是看到的。所以我認為從上世紀的60年代初開始及以后，曹家的家譜、傳記、碑刻、履歷的不斷發現，而且一次次地證明曹家自敘的祖籍是遼陽，而不是什么豐潤。在這樣的情況下，上世紀90年代初，主張豐潤說者竟然還利用豐潤發現《曹鼎望墓志銘》的機會，再次發動宣傳豐潤說的攻勢，報紙上竟然說由于《曹鼎望墓志銘》的發現，“為曹雪芹祖籍研究又增添了新材料”[4]，“為考證、研究曹雪芹家世提供珍貴實物資料”[5]，“曹雪芹祖籍考證有重要進展”[6]，甚至說“曹雪芹祖籍豐潤已成定論”[7]，等等等等。其實《曹鼎望墓志銘》根本未涉及曹雪芹及其家族一字，因此他們不公布碑文，想不到竟被河北大學的一位大學生揭了底，他認真地抄錄了墓志銘的全文，寄《紅樓夢學刊》發表，并且自己寫了一篇文章，認為《曹鼎望墓志銘》與曹雪芹祖籍毫無關系。這樣，這一次規模空前的宣傳才算結束。
最近，有些人又換了一種說法，提出了曹雪芹祖籍“鐵嶺說”，甚至說，古代的襄平不是指遼陽而是指鐵嶺，也有人說《紅樓夢》里的潢海鐵就是指鐵嶺。面對著這樣的奇聞，而又面對著上述這許多史證，我真不能理解這種思維方式。但是我還想講兩句話，一是：我希望人們記住：歷史永遠是歷史，歷史是由史實組成的，而不是由謊言組成的，謊言是永遠變不成歷史的。二是請大家讀讀現今尚存在遼陽的《重建玉皇廟碑》的碑文，這篇碑文的開頭就說：“昔襄平西關西門外不越數趾，有玉皇廟焉，其來云舊……”。他們說襄平不是遼陽的古稱而是鐵嶺的古稱，但是這塊天聰四年，明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立在遼陽西關西門外的玉皇廟碑卻稱遼陽為“襄平”。應該說明，當時的遼陽已通稱“遼陽”而不稱“襄平”了，在官書里稱遼陽一律是“遼陽”，如《大清三朝事略》天命六年說：“六年。春三月，上統大軍水陸并進，征明，取沈陽，攻遼陽，合城官民發歸順”。“七年。春正月，上征明廣寧城，城中迎謁上入城，大兵向山海關。三月，上還遼陽，筑城于遼陽東，創建宮室，遷居之，名曰東京。”特別是在《清實錄》里，一律都是稱遼陽。可見當時稱“襄平”，已經是用遼陽的古稱了。如果襄平是指鐵嶺，那末這塊碑怎么立到遼陽來了呢？所以我的第二句話是：歷史也不是可以用詭辯術加以扭曲的，也不是可以用化裝術加以改扮的！因此，曹雪芹的祖籍，宗譜、家傳、碑刻、文獻，記載得清清楚楚，都是遼陽，根本用不著那么多煩瑣的考證。實質上，那些“考證”，不過是要把原本十分清楚、十分明白的事情故意弄模糊，以便于妄說通行而已！我曾說過，除非能證明曹雪芹的老祖宗自己把自己的籍貫搞錯了，否則是無法否定曹雪芹祖籍遼陽的歷史事實的，可惜至今沒有人出來考證曹雪芹的祖宗弄錯了自己的籍貫，卻在拼命“考證”曹雪芹的祖籍是豐潤、是鐵嶺。可是人們不禁要問，曹雪芹的上祖既然沒有弄錯自己的籍貫，那末還要考個什么呢？如果說，他們確實是搞錯了自己的籍貫了，那又為什么不首先來證實這個錯誤呢？因為這是論證“豐潤說”和“鐵嶺說”的前提，前提尚且不能確立，則遑論其他。
二、遼陽是曹雪芹上祖的發祥之地
〔一〕堅持實事求是的史學傳統
我們支持曹雪芹祖籍遼陽，一是為了堅持歷史的真實性和客觀性。歷史是由真實的史實構成的，中國歷史傳統秉筆直書之可貴，就是它堅持歷史的真實性和客觀性，而反對用主觀來歪曲、曲解、涂改歷史。曹雪芹祖籍遼陽是曹雪芹上祖自己留下來的歷史記錄和官史的實錄（包括地方志），是第一性的史證，作為一個認真的學術工作者，是不應該無視這些史證的存在，而隨意地另作新說的。
〔二〕遼陽是曹雪芹上祖發跡的契機之地
二是因為曹家的百年望族，是從遼陽始發的，曹家發跡的歷史機遇是在遼陽構成的，如果曹家不在遼陽，也就沒有以后的許多事實，那末，遼陽究竟是怎樣一個地方呢？
1．襄平就是遼陽，遼陽是全遼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明正統八年（1443）《遼東志》卷一，地理：郡名：“遼陽”下說：
襄平：漢城名，即今遼陽。漢初有襄平侯統（紀）[8]通，矯制納周勃于北軍，討平諸呂。遼陽：元魏名，水北曰陽，遼地東西其南皆海，城在其北，故曰遼陽。今獨于都司治所稱遼陽者，蓋自其總會之處而言耳。
這是說，襄平就是遼陽。在漢代稱襄平，元魏開始稱遼陽[9]。遼陽是明代遼東的首府，是遼東都司治所的所在地，是東北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中心。1989年在遼陽白塔塔頂發現的明隆慶五年（1571）《重修遼陽城西廣佑寺寶塔記》開頭就說：“吾襄平為全遼都會”。這是當時的歷史記實。明末熊廷弼、袁應泰經略遼東時，都駐節遼陽，當時的遼陽城比沈陽城大一倍，熊廷弼說：“況遼城之大，兩倍于沈陽有奇”[10]。努爾哈赤于天命六年（1621）三月十三日攻下沈陽后，于三月十九日包圍遼陽，二十一日即攻陷遼陽，袁應泰佩劍印自縊死。沈、遼陷落后，“數日間，金、復、海、蓋州衛，悉傳檄而陷”[11]。《清太祖高皇帝實錄》說：
遼陽既下，其遼東之三河、東勝、長靜、長寧、長定、長安、長勝、長勇、長營、靜遠、上榆林、十方寺、丁家泊、宋家泊、曾遲、鎮西、殷家莊、平定、定遠、慶云、古城、永寧、鎮彝、清陽、鎮北堡、威遠、靜安、孤山、灑馬吉、陽、新安、新奠、寬奠、大奠、永奠、長奠、鎮江、湯站、鳳凰、鎮東、鎮彝、甜水站、草河、威寧營、奉集堡、穆家堡、武靖營、平魯堡、虎皮驛、蒲河、懿路、河、中固城、鞍山、海州、東昌、耀州、蓋州、熊岳、五十寨、復州、永寧監、欒古、石河、金州、鹽場、望海堝、紅嘴、歸服、黃骨島、岫巖、青臺峪、西麥城等河東大小七十余城，官民俱發降。[12]
遼陽被攻陷后，整個遼東地區，一下連降七十三城，可見遼陽在政治、軍事和地理上的重要性。努爾哈赤于1621年（天命六年）三月攻下遼陽后，四月就決定遷都遼陽，他對諸貝勒大臣說：
天既眷我哉！爾等諸貝勒大臣卻不欲居此遼東城，勸爾等毋存疑慮。……自遼河至此，各路皆降，何故舍此而還耶？昔日，我處境困窘，猶如出水之魚，呼氣艱難，困于沙石之上，茍延殘喘。遂蒙天佑，授以大業。……為父我為諸子創業而興兵，爾等諸子豈有不能之理？乃定居遼東城。[13]
同樣的內容，在《清實錄》里也有記載，可以參證。《清太祖實錄》卷七：上集貝勒諸臣議曰：“天既眷我，授以遼陽，今將移居此城耶，抑仍還我國耶？”貝勒諸臣俱以還國對。上曰：“國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還師，則遼陽一城，敵且復至，據而固守，周遭百姓，必將逃匿山谷，不復為我有矣。舍已得之疆土而還，后必復煩征討，非計之得也。且此地，乃明及朝鮮、蒙古接壤要害之區，天既與我，即宜居之。”貝勒諸臣皆曰：“善”。遂定議遷都。迎后妃諸皇子。……移遼陽官民居于北城關廂，其南大城，則上與貝勒諸臣及將士居之。丙子。后妃諸皇子至遼陽及諸臣眷屬皆遷至。[14]
努爾哈赤遷都遼陽并另筑新城，名曰：“東京城”，據乾隆《盛京通志》記載：
東京城在太子河東，離遼陽州城八里，天命六年建。周圍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東西廣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丈五尺。城門八：東向者左曰迎陽、右曰韻陽，南向者左曰龍源、右曰大順，西向者左曰大遼、右曰顯德，北向者左曰懷遠、右曰安遠。
按東京城現在仍在，離遼陽市很近，我曾多次去考察，并拍有照片。自從努爾哈赤遷都遼陽后，原來是明朝在全遼的政治、軍事、經濟中心，其作用是扼制并鎮懾后金，現在則轉過來成后金的政治、軍事中心，成為后金用來進攻明朝的一個軍事基地了。現在我們要關心的是后金遷都遼陽以后，努爾哈赤本人與“貝勒諸臣及將士”，“后妃、諸皇子”“諸臣眷屬皆遷至”遼陽這一事實。我認為正是這一事實，造成了曹雪芹的上祖曹振彥開始發跡的契機。我們知道，曹雪芹上祖的祖籍是遼陽，上引曹振彥的歷任職官表，都寫明是“奉天遼陽人”，曹璽的傳記寫明“著籍襄平”，曹寅自署“千山曹寅”。千山就在遼陽南60里，是專指遼陽南的千山，不是長白山的泛稱或別稱，這一點不能混淆，現有明正統八年（1443）的《遼東志》，既有“襄平即今遼陽”的記載，又有《遼東都司治衛山川地理圖》《遼東河東地方總圖》，兩圖都標明遼陽和千山的地理位置[15]，于“地理”欄載“千山”云：
城南十五里[16]，世傳唐征高麗駐蹕于此。峰巒秀麗，獨盛遼左，騷人墨客，題詠尤多，中有大安、龍泉、祖越、中會、香巖諸寺。
順便提及就在此“千山”條后，即有程啟光的《游千山記》說：“千山去襄平（注意：這里又是稱遼陽為‘襄平'）六十許里，秀峰疊嶂，綿亙數百千重”。我曾多次游千山，并登其頂。所以曹雪芹的祖籍是遼陽，千山也就是指遼陽，這是絕無問題的。正因如此，所以努爾哈赤于天命六年攻取遼陽時，原駐遼的明軍下級軍官曹振彥即歸附后金。由駙馬總鎮佟養性管轄。
2．曹振彥歸附后金后，先屬佟養性的“舊漢軍”按佟養性任漢軍總理，事在天聰五年（1631），晚于努爾哈赤取遼陽十年，則曹振彥歸附后，是否即屬佟養性？這一點，恰好是現在仍保存在遼陽的天聰四年《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說明了問題，此碑早于佟養性任漢軍總理一年，碑上曹振彥已屬佟養性，則可見佟養性管理當時歸附的漢軍，是早有的事實。天聰五年，是正式任命他當漢軍總理。《清太宗實錄》卷八說：
乙未，敕諭額駙佟養性曰：凡漢人軍民一切事務，付爾總理，各官悉聽爾節制。如屬員有不遵爾言者，勿徇情面，分別賢否以聞，爾亦當殫厥忠忱，簡善絀惡，恤兵撫民，竭力供職。（中略）又諭諸漢官曰：
凡漢人軍民一切事務，悉命額駙佟養性總理，爾眾官不得違其節制，如有勢豪嫉妒，藐視不遵者，非僅藐視養性，是輕國體而違法令也。似此嫉之流，必罹禍譴。如能恪遵約束，不違節制，非僅敬養性是重國體而欽法令也。[17]
恰好就是這一年的春天，佟養性督造紅衣大炮成，《清太宗實錄》卷八說：
造紅衣大將軍炮成，鐫曰：天佑助威大將軍，天聰五年孟春吉旦造，督造官總兵官額駙佟養性，監造官游擊丁啟明，備御祝世蔭，鑄匠王天相、竇守位，鐵匠劉計平。先是我國未備火器，造炮自此始。[18]
天聰五年孟春即二月，是后金自己研制的紅衣大炮造成之時，至其研制過程，當然在此之前的相當一段時間，那末這段時間，曹振彥正是在佟養性的漢軍中。所以天聰四年曹振彥的署名碑，是關于曹家上世歷史的至關重要的碑記。那末，后金軍中有“漢軍”是何時開始的呢？《滿漢名臣傳·佟養正列傳》說：
天命初，佟養正有從弟佟養性輸誠太祖高皇帝，于是大軍征明，克撫順，佟養正遂挈家并族屬來歸，隸漢軍。[19]
從這條史料，可知后金軍中有“漢軍”，是天命初就開始的，努爾哈赤克撫順，是天命三年，當時佟養正因他的從弟佟養性早已歸附努爾哈赤（天命元年），并且一直從征，所以撫順被攻陷，佟養正即歸附，并即讓他“隸漢軍”。所以后金軍中實際上從努爾哈赤伐明，取撫順，就開始有被俘的和歸附的明軍和漢人老百姓了，這樣后金軍中自然就會有這批降兵降民，當時就統稱為“漢軍”。到天聰五年，就正式統一歸佟養性“總理”，到天聰八年，才正式成立漢軍旗。所以，天命六年，努爾哈赤攻下遼陽后，曹振彥即歸附后金，同時也就自然地與佟養正一樣“隸漢軍”而歸佟養性屬下了。所以，曹振彥歸附后金而隸屬佟養性，佟養性是“額駙”，又是督造紅衣大炮的督造官，他的部隊又是一支“烏真超哈”（即炮兵部隊），曹振彥又在軍中任“教官”。我認為這是曹雪芹上祖發跡的第一個契機，而這一切，都是在遼陽發生的。因為努爾哈赤奪取遼陽后，隨即遷都遼陽，諸后妃、貝勒、大臣、將領，都隨駐遼陽，額駙佟養性自然也隨駐遼陽。由于這一歷史的特殊性，才形成了曹振彥與佟養性的這重特殊關系，如果曹家的祖籍不在遼陽而在豐潤，而在鐵嶺，試想，如何能構成曹振彥與佟養性的這一重關系呢？
3．曹振彥改屬多爾袞并升為“旗鼓佐領”曹雪芹上祖發跡的第二個契機是曹振彥后來又成為多爾袞的屬下。按曹振彥自天命六年歸佟養性后直到天聰四年，這前后共10年都在佟養性部下，駐地當即在遼陽。《清太宗實錄》卷八說：
太祖時建玉皇廟于遼陽城南教場，香火不絕，后為貝勒阿濟格、多爾袞、多鐸屬下莊屯人拆毀，造棺市賣。上聞之怒，追訊毀者，償值重建，至是落成。上以廟貌重新，給辦香火牲祭銀百兩。[20]
現今這個《重建玉皇廟碑》尚存，碑文中說：“念我皇上貝勒駙馬總鎮佟養性，匪惟敬神立祠”，碑末署年是“天聰四年歲次庚午秋九月上浣之吉立”[21]。天聰四年，佟養性尚在遼陽“敬神立祠”，重建玉皇廟，且是皇太極親自過問之事，可見佟養性尚駐遼陽。但此碑上曹振彥的署名前，已不是“教官”而換了“致政”，在“致政”下列名的人有23人，其中“馮志祥”在《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上同是列名在“教官”之下的。按“致政”一詞，與“致仕”同義，意即退休。曹振彥此時尚在壯年，不當退休，且“致政”下共有23人，不可能都是退休，所以我竊以為是工作變動，尚未確實，故暫用“致政”這個詞，而人仍在佟養性部下，這樣理解，是否有當，還待高明指正。[22]佟養性是天聰六年死的，《清太宗實錄》卷十八天聰八年甲戌說：
墨爾根戴青貝勒多爾袞屬下，旗鼓牛錄章京曹振彥，因有功，加半個前程。
這里已經明確記載，曹振彥已是多爾袞屬下，并且已提升到“旗鼓牛錄章京”即“旗鼓佐領”。所謂“旗鼓”，就是作戰部隊。福格《聽雨叢談》卷一說：
佐領一官，極為尊重，由此而歷顯官者最多。[23]
按所謂“牛錄章京”就是“佐領”，“佐領”之稱是后來改的。清太祖努爾哈赤于明萬歷二十九年規定每三百人中設一牛錄額真（即牛錄章京），這就是說曹振彥此時已是帶領三百人的軍官了，特別是上引福格的話，則可見曹振彥此時已獲得可以升至顯官的資歷。對曹振彥來說，這是更為關鍵的一次，曹振彥此時已跨過此坎，成為前途無量的人物了，后來的事實也確是如此。這個“佐領”的職位，顯然不是在佟養性部下獲得的，在佟養性部下，天聰四年他已“致政”了，而佟養性也于天聰六年死了，曹振彥是什么時候轉到多爾袞屬下的呢？其時限總在天聰四年末到天聰七年之間，實際上總在天聰五、六、七三年之內。什么機緣轉多爾袞部下的呢？一種可能是天聰六年佟養性死后，但也不一定，因為天聰四年秋曹振彥已“致政”了，那末也可能不久就轉到多爾袞屬下了。特別要重視的是他一下就躍居“佐領”，我想不可能調過去就升此高位的罷，總是在過去之前，更可能是在過去之后屢次立功才能得此升遷的。那時明、金之間戰事頻繁，特別是大凌河之戰，多爾袞也是參加的，而佟養性的紅衣大炮部隊不僅是參加，而且是在攻克于子章臺時立大功的，上引天聰八年《清太宗實錄》就是說曹振彥“因有功，加半個前程”，這是當了“旗鼓牛錄章京”以后又因功升級了。可見曹振彥前此之當“旗鼓牛錄章京”，肯定是因功升遷的。
4．曹振彥隨多爾袞之后的戰斗歷程曹振彥之歸多爾袞，我認為這是曹家發跡的第二個重要契機。之后，他就跟著多爾袞參加山海關的戰斗，入北京后又跟著多爾袞去山西大同平姜之亂。特別要注意的是康熙二十三年的《曹璽傳》說：
父振彥，從入關。……公承其家學，讀書洞徹古今，負經濟才，兼藝能，射必貫札。補侍衛之秩，隨王師征山右建績，世祖章皇帝拔入內廷二等侍衛。管鑾儀事，升內工部。康熙二年，特簡督理江寧織造。[24]
康熙六十年的《曹璽傳》說：
世選生振彥，初，扈從入關。……遂生璽。璽少好學，沉深有大志，及壯補侍衛，隨王師征山右有功。康熙二年，特簡督理江寧織造。[25]
這兩段材料值得重視的地方是，不僅僅是曹振彥“扈從入關”，而且是他的兒子曹璽也已“補侍衛之秩，隨王師征山右建績，世祖章皇帝拔入內廷二等侍衛，管鑾儀事，升內工部，康熙二年，特簡督理江寧織造”了。這樣從曹振彥又到了曹璽，從多爾袞又上靠到了順治，由順治又上靠到了康熙，于是曹家就走上了飛黃騰達，一帆風順的康莊大道，但是，追本溯源，還是曹振彥到了多爾袞屬下這個契機。
然而，曹振彥得以接近多爾袞，我認為其地點還是在遼陽。因為當時多爾袞等都隨其父汗努爾哈赤駐在遼陽，那時佟養性也駐遼陽，連后來歸順的孔有德也駐遼陽。《滿漢名臣傳·孔有德傳》說：
天聰七年四月，命諸貝勒統兵駐岸受降。（中略）有德偕仲明攜人眾輜重來歸，給田宅于遼陽。六月，召赴盛京，上帥諸貝勒出德盛門十里至渾河岸，行抱見禮，親酌金卮勞之，賜敕印，授都元帥。尋隨貝勒岳托征明旅順，破其城，黃龍自刎死。有德收遼人數百自屬。及還，有德墜馬傷手，留遼陽。（中略）又傳諭曰：“卿所攜紅衣大炮，已運至通遠堡矣，即付卿，令軍士時時演習”。八年正月（中略），遣官為營第宅，有德疏辭曰，（中略），奉旨中略）“今為營第宅，聊示優異，其勿辭！”（中略）因有德于朝臣往來遼陽者，悉躬迎款宴，諭止之并令禮部，凡有德遣使詣盛京，給館餼。[26]
以上材料，明確記載孔有德即駐遼陽，文中提到運紅衣大炮的“通遠堡”，即在遼陽東南不遠。孔有德駐在遼陽，那末跟隨孔有德并為孔有德送“降金書”的曹紹中等曹家五慶堂上祖三房諸人，當然也隨在遼陽（他們與曹振彥的共同祖籍本來就在遼陽）。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曹振彥才有機會接近多爾袞，或為多爾袞所知，或者由別人推薦給多爾袞。天命十年，努爾哈赤又果斷地遷都沈陽，其最主要的原因，我認為是努爾哈赤已認識到明朝的腐敗已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他已捕捉到了奪取中原的最好時機。沈陽的地理位置可以直叩山海關，加上《清實錄》里努爾哈赤分析的其他種種有利條件，所以終于遷都到沈陽。那末在遼陽的諸貝勒大臣將士等各部重要人員，自然隨同再遷沈陽，因此曹振彥在沈陽得遇多爾袞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不過，比較起來，我覺得在遼陽的可能性較大。因為從天命六年到天聰四年，曹振彥有整整十年在遼陽，到天聰八年屬多爾袞時，他已躍升至“佐領”了，中間只隔三年的時間，所以我認為他得以接近多爾袞，在遼陽的可能性比較大。不管是何種機遇得以轉多爾袞屬下的，轉到多爾袞屬下這是一個事實，是曹家發跡的更為關鍵的契機。如果曹振彥的籍貫在豐潤或者在鐵嶺，他如何能獲此機遇呢？
5．附論“世居沈陽地方”
這里，還要附論一下“世居沈陽地方”的問題。依年代排列，順治年間的山西地方志都載曹振彥是遼陽人，只有乾隆《大同府志》說曹振彥是遼東人，但前文已論及，遼東就是指遼陽，不多贅。康熙二十三年的《曹璽傳》則說：及王父寶宦沈陽，遂家焉。康熙六十年的《曹璽傳》則說：其先出自宋樞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選，令沈陽有聲。康熙年間的曹寅則自署“千山曹寅”。論證曹家的籍貫，當然首先要看曹家自己的記載，則曹振彥、曹璽、曹寅留下的文獻資料都是一致的，曹振彥職官志里所記，當然來自他本人，曹璽的兩篇傳，都是曹家盛時的資料，且于成龍、唐開陶都是先后在江寧和上元任知府和縣令的，于成龍與曹寅是同時，唐開陶與曹同時，都是同在一地做官。由于曹家這種顯赫的地位，無論是于成龍和唐開陶，為曹璽作傳，都不可能臆造的。但是，《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的記載，卻是：
曹錫遠。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陽地方，來歸年分無考。
以上這些史料之間唯一的差異是“世居沈陽地方”，“宦沈陽，遂家焉”和“著籍襄平”“奉天遼陽人”的差異。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呢？先說“世居沈陽地方”的問題。《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成書于乾隆九年（1744），上距努爾哈赤攻陷沈陽、遼陽的天命六年（1621）已經123年，從時代來說，遠比以上曹家自留的材料其可靠程度不可同日而語，兩者相比，當然首先要以事主本人所書或所留的史料為依據。另外，《通譜》的“凡例”說：
“滿洲內始立姓、始歸順之人，其所居地名可考者，俱逐一開載，以昭族望”。
如按“所居地名”來說，康熙二十三年《曹璽傳》說：“及王父寶宦沈陽，遂家焉”。康熙六十年的《曹璽傳》則說：“著籍襄平。大父世選，令沈陽有聲。”這兩條合起來看。恰好是說曹雪芹的上祖曹錫遠、曹振彥是“著籍襄平”，即戶籍在遼陽，而曹錫遠是在沈陽做官，居住在沈陽。天命六年沈陽被努爾哈赤攻下時，他是在沈陽被俘或歸附的。按照《通譜》的“凡例”，“其所居地名可考者，俱逐一開載。”經過123年以后的《通譜》的編撰者“考”出了曹錫遠是在沈陽歸附的，其當時的居住地也是在沈陽，所以就“開載”“世居沈陽地方”了。按事實來說，兩篇《曹璽傳》是不矛盾的。于傳說曹寶（錫遠）在沈陽做官，家在沈陽。唐傳則說，曹璽的先輩是曹彬的后人，戶籍在襄平（遼陽）。曹璽的祖父曹世選（曹錫遠），在沈陽做官，聲譽很好。這兩段史料簡合一下，就是曹錫遠的籍貫在遼陽，他自己是在沈陽做官。這樣看來，這幾方面的材料并不矛盾，且都能合榫。所以，歸根到底，曹雪芹的祖籍在遼陽，從順治到乾隆年間的所有的公私記載，都是一致的。在這樣豐富的第一手史料面前，考據家們不管有多大的本領，實在是已經無用武之地了！
三、《紅樓夢》里隱含的曹家史事
〔一〕重要的“作者自云”
大家知道，曹雪芹的《紅樓夢》是以他自己的家庭歷史、舅祖李煦家的家庭歷史以及他本人的身世經歷為主要創作素材的，因此在《紅樓夢》里，就隱含著曹、李兩家的家庭史跡。《紅樓夢》開頭第一回說：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后，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釵哉？實愧則有馀，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绔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者。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
這段文字，是脂硯齋所作《石頭記》第一回的回前評，但內容卻是作者曹雪芹自己的話，即“作者自云”。這段“作者自云”，實際上是極為重要的話，第一，他提出了“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后，故將真事隱去。”這句話，單從字面上看，是解釋不通的，既然是“夢幻”，則何來“真事”，世人誰沒有做過夢，哪有做夢做出真事來的？所以這“夢幻”兩字作者是別有所指的，實際上就是說他曾經歷過從富貴榮華到敗落凄涼的一段經歷，仿佛是黃粱一夢一樣。所以這里的“夢幻”是指他的身世經歷而不是指睡覺時做的夢。所謂“將真事隱去”，也就是說不將他身世經歷的真事照原樣寫出來，而是借“通靈”之說，編撰成《石頭記》這個故事。這里的關鍵是說他所說的“夢幻”，不是真的空無所有的夢幻，只不過是將真事隱蔽起來而已。第二，是說自己要將自己的一生經歷，編成一集，以告天下之人。這前后兩條看上去矛盾，實際上不矛盾，而是在特殊環境下說的隱晦曲折的話。也就是提醒讀者，不要把《紅樓夢》真當作一場夢來看，而要注意它隱含的從富貴繁華到貧窮凄涼的一段真事。所謂“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就是提醒讀者，要注意“夢幻”背后的事實。所謂“亦是此書立意本旨”，也就是說自己要把自己所經歷的一場“黃粱夢”般的真實事實寫出來。所以，上述這段“作者自云”，在全書具有畫龍點睛，金針度人的作用！以下，從“列位看官”起到“出則既明”止。這是全書的一段“引子”，帶有“楔子”的性質。這段文字里有幾處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文中說：“那紅塵中有卻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況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個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又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這段文字，實際上就是開頭“夢幻”兩字的注釋，進一步說明所謂“夢幻”，實際就是人生。二是“原來就是無材補天，幻形入世……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后面又有一首偈云：‘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誰記去作奇傳？'詩后便是此石墜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這一段文字，分明是再次告訴人們，這是一段真實的故事，是他的“身前身后事”。“身前”是指他的家庭歷史，也即是他出生以前的家庭史“身后”是指他出生以后所經歷的“離合悲歡，炎涼世態”。三是接下去說：“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雖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其事。”這就更進一步強調故事的真實性，甚至到“實錄其事”的程度。最后還題了一絕，說：“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滿紙荒唐言”當然是指借“通靈”之說的神話故事和后來的“假語村言”“一把辛酸淚”，是指他所經歷的“離合悲歡、炎涼世態”“都云作者癡”，是說自己懷著一片真情、癡情“誰解其中味”，是深怕讀者被作者的“假語村言”“夢幻通靈”等等的表象所迷惑、所掩蓋，而不能解其真意。所以，《紅樓夢》開頭一片迷離惝恍的夢幻境界，實際上要說的就是“假語村言”是表象，“身前身后事”才是《紅樓夢》的真實內涵。我們既然明白了《紅樓夢》里確實包含著作者的家史和他自身所經的“黃粱夢”一樣的身世經歷，那末我們就可以來作一番探索了。
〔二〕《紅樓夢》里隱含的曹家上世的史事
《紅樓夢》第5回警幻仙姑說：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所過，偶遇寧榮二公之靈，囑吾云：
“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者。”
《紅樓夢》第十三回王熙鳳夢中聽秦可卿說：
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了！
這里兩次提到“富貴傳流，雖歷百年”，“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按自曹錫遠、曹振彥于天命六年（1621）歸附后金到雍正六年（1728）曹家被抄籍沒，前后共108年，如從“國朝定鼎”，即順治元年（1644）到雍正六年曹被抄家，則前后共85年，剛好都符合寧榮二公之靈及秦可卿托夢所說，這顯然是作者有意將自己的家史暗寓其中。《紅樓夢》第七回焦大醉罵說：
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就做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家業，到如今了，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
焦大憑什么敢這樣醉罵，尤氏有一段說明：只因他從小兒跟著太爺們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里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著餓，卻偷了東西來給主子吃，兩日沒得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他自己喝馬溺。這里又涉及曹家上世的一段歷史。按曹錫遠、曹振彥于天命六年歸附后金，曹錫遠當時在沈陽當官，其歸附地即在沈陽，曹振彥則在遼陽軍中，被俘歸附后，即編入額駙佟養性的“舊漢軍”，佟養性的部隊是“烏真超哈”，即炮兵部隊。佟養性于天聰五年試制成紅衣大炮，這是后金軍中擁有自制紅衣大炮的開始。但在此之前，我認為佟養性部隊也是有紅衣大炮的，這是從明朝軍中奪得，數量當然不會多，天聰五年幫助佟養性試制成紅衣大炮的丁啟明，就是從明軍中俘獲的造炮專家。據天聰四年《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碑陰所記，曹振彥在佟養性軍中任“教官”，后來大凌河之戰，佟養性的紅衣大炮起了重大作用，這時曹振彥是否仍在佟養性軍中，目前尚未考明，但到天聰八年，曹振彥已升到“旗鼓牛錄章京”，即“旗鼓佐領”，并且已歸多爾袞屬下，多爾袞也是參加這次大凌河之戰的。所以曹振彥如仍在佟養性軍中，則肯定參加這次戰斗的。這次戰斗中，佟養性的大炮攻克了于子章臺，明軍最堅固難攻的陣地，立了大功，《清實錄》說曹振彥“因有功，加半個前程”，說不定就是參加攻克于子章臺立的功。曹振彥如果已到了多爾袞屬下，則也肯定參加這次戰斗的，因為多爾袞是參加這次戰斗的。所以，無論如何，曹振彥是參加大凌河之戰的。曹振彥轉到多爾袞屬下當“旗鼓佐領”后，就一直跟隨多爾袞，多爾袞入關時，曹振彥參加了山海關戰役，之后又參加了山西大同平姜的戰役，而且這次是與兒子曹璽一起參加戰斗的。焦大“跟著太爺們出過三四回兵”，則也可能是指從關外到關內直到大同的戰斗都參加了，有的研究者還認為曹家有可能也參加攻取江南的戰斗的，但這實在缺乏史證，只好存疑。不過，僅就以上這些史實來看，《紅樓夢》里確實是隱含了曹家上世以軍功起家的事實的。寧、榮二公之靈的托付，秦可卿對王熙鳳的提醒，焦大的醉罵，都是作者故露的一點端倪，也是作者所說的“夢幻”內容之一。
〔三〕《紅樓夢》里有關曹寅、李煦兩家的史事
1．《紅樓夢》第16回說：
趙嬤嬤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咱們大小姐了？”賈璉道：“這何用說呢！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么？”鳳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上。”趙嬤嬤道：“噯喲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才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嬤嬤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還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噯喲喲，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
庚辰本在此段文字之前，“鳳姐忙問道，省親的事竟準了不成”上眉批云：
大觀園用省親事出題，是大關鍵事，方見大手筆行文之立意。畸笏。
上面這段文字，在甲戌本里，已成為甲戌本第十六回的回前評，并在緊接這段文字之后，有一段重要文字。
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惜（昔）感今。
按康熙六次南巡，后四次（康熙38、42、44、46年）都由曹寅、李煦承辦接駕大典并奉康熙先后駐蹕于江寧織造署和蘇州織造署。曹寅、李煦為此而落下巨額虧空，為后來兩家的抄家敗落埋下了禍根。《紅樓夢》借用省親的排場，來寫當年南巡的豪華靡費，揮金如土。連“賈妃在轎內看此園內外如此豪華，因默默嘆息奢華過費。”臨別時還囑咐“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萬不可如此奢華靡費了！”這些文字，雖然是小說，實際上也是史筆。當時的詩人張符驤在《竹西詞》里就批評康熙南巡，曹寅的豪華接駕說：“想到繁華無盡處，宮燈巧襯梵燈紅”（指曹寅、李煦捐資修建的三汊河高寺行宮），“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錢濫用比泥沙”。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七《城南錄》云：
“三汊河在江都縣西南十五里，……寺名高旻寺，……圣祖南巡，賜名茱萸灣，行宮建于此，謂之寶塔灣行宮”。《圣駕五幸江南恭錄》一書說：三汊河“行宮寶塔上燈如龍，五色彩子鋪陳古董、詩畫無紀其數，月夜如晝。”
張詩還說：“欲奉宸游未乏人，兩淮辦事一鹽臣”。“用盡泥沙全不恨”，這是對康熙南巡，曹寅、李煦揮金如土地豪華接待以邀圣寵的尖銳諷刺，也是當時的實錄。雪芹巧妙地借用元妃自己的話來批評省親——實際上是批評南巡的豪華靡費。甲戌本脂評說：
“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
康熙的南巡，曹、李兩家的豪華接駕，是曹、李兩家敗落的根本，40多年以后的曹雪芹，回憶當年的這一場“黃粱夢”，寫到了“南巡”這件令人慘傷的往事，怎么能不“憶昔感今”呢？怎么能不追念往日的繁華和感傷今天的凄涼呢？所以元妃省親這回文字，確實隱括著曹家和李家的一樁“興衰際遇”的潑天大事。但是在上引這一大段文字里，還隱括著李煦家的另外一段往事，這就是王熙鳳說的“那時我爺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這段話。原來康熙二十三年，李煦曾任寧波府知府，這是向外商開放的口岸，當然會與外國商人接觸。康熙二十四年，開放海禁，設置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四處機構。李煦之父李士楨于康熙二十一年任廣東巡撫，此時正在廣東巡撫任上，當時的對外通商口岸，以廣州為第一，許多外國貨物，大都經粵海關入，所以李士楨、李煦父子兩人，與外商接觸較多[27]。上引王熙鳳的這段話，實際就是以李家父子的事實為素材的。
2．《紅樓夢》第十七至十八回說：
原來賈薔已從姑蘇買了十二個女孩子并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于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將梨香院早已騰挪出來，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舊有曾演學過歌唱的女人們——如今皆已皤然老嫗了，著他們帶領管理。
這段文字里，涉及曹、李兩家舊有的戲班子和為接駕而新組的戲班子這兩件事情。曹、李兩家原本都是有家庭戲班子的。尤侗《艮齋倦稿》題曹寅《北紅拂記》說：
荔軒越游五日，倚舟脫禾高，歸授家伶演之，予從曲宴得寓目焉。
傳說雪芹少年時常在舅祖李煦家觀劇，乾隆時人有紀：雪芹“不得志，遂放浪形骸，雜優伶中，時演劇以為樂”[28]。特別是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回“齡官執意要演‘相約相罵'”二出下，有一段脂批云：
按近之俗語云：能養千軍不養一戲，蓋甚言優伶之不可養之意也。大抵一班之中，此一人技業稍優出眾，此一人則拿腔作勢，轄眾恃能，種種可惡，使主人逐之不舍，責之不可，雖不欲不憐而實不能不憐，雖欲不愛而實不能不愛。予歷梨園子弟廣矣，各各（個個）皆然，亦曾與慣養梨園諸世家兄弟談議及此，眾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閱《石頭記》至“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二語，便見其恃能壓眾，喬酸姣妒，淋漓滿紙矣。復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將和盤托出，與予三十年前目睹身親之人，現形于紙上，使言《石頭記》之為書，情之至極，言之至恰，然非領略過乃事，迷陷過乃情，即觀此茫然嚼蠟，亦不知其神妙也。
脂硯齋究竟是誰，目前尚無確論，但他是最親近雪芹的曹家人這是共同的認識，這一長段批語，反映了他對伶角生活的熟悉之深，若非自蓄優伶，“領略過乃事，迷陷過乃情”，哪能說得出來？這里再引一段《紅樓夢》第五十四回的文字：
因有媳婦回說開戲，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的興頭，又要吵起來。況且那孩子們熬夜怪冷的，也罷，叫他們且歇歇，把咱們的女孩子們叫了來，就在這臺上唱兩出給他們瞧瞧。”媳婦聽了，答應了出來，忙的一面著人往大觀園去傳人，一面二門口去傳小廝們伺候。小廝們忙至戲房將班中所有的大人一概帶出，只留下小孩子們。一時，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個人，從游廊角門出來。婆子們抱著幾個軟包，因不及抬箱，估料著賈母愛聽的三五出戲的彩衣包了來。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只垂手站著。賈母笑道：“大正月里，你師父也不放你們出來逛逛。你等唱什么？剛才八出《八義》鬧得我頭疼，咱們清淡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這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不知聽過多少好戲的。這些姑娘都比咱們家姑娘見過好戲，聽過好曲子。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玩戲家的班子，雖是小孩子們，卻比大班還強。咱們好歹別落了褒貶，少不得弄個新樣兒的。叫芳官唱一出《尋夢》，只提琴至管簫合，笙笛一概不用。”……文官等聽了出來，忙去扮演上臺，先是《尋夢》，次是《下書》。眾人都鴉雀無聞，薛姨媽因笑道：“實在虧他，戲也看過幾百班，從沒見用簫管的。”賈母道：“也有，只是像方才《西樓·楚江晴》一支，多有小生吹簫和的。這大套的實在少，這也在主人講究不講究罷了。這算什么出奇？”指湘云道：“我像他這么大的時節，他爺爺有一班小戲，偏有一個彈琴的湊了來，即如《西廂記》的《聽琴》，《玉簪記》的《琴挑》，《續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這個更如何？”眾人都道：“這更難得了。”賈母便命個媳婦來，吩咐文官等叫他們吹一套《燈月圓》。媳婦領命而去。
在這一大段的敘述里，就提到有兩個戲班，一個是從外面請來的戲班，剛剛演過《八義》，另一個是賈府為迎接元妃而從姑蘇買來十二個女孩子新組的戲班，住在梨香院里。另外，賈母還說到“薛姨太太、這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這說明當時的大官僚家庭里大都是有戲班子的，所以曹、李兩家家里也是有戲班子的，《關于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第54號《八貝勒等奏查報訊問曹寅、李煦家人等取付款項情形折》說：
據訊問曹寅之家人黑子，回稱：四十四年，由我主人曹寅那里，取銀二萬兩，四十六年，取銀二萬兩，……又每月給戲子、工匠等銀兩，自四十四年三月起，至四十七年九月止，共銀二千九百零四兩，都交給他們本人了。……又訊問李煦之家人蔣德，回稱：……每月給戲子、工匠等銀兩，自四十五年三月起，至四十七年九月止，共銀二千八百五十六兩，都交給他們本人了。……由兩家總共取銀八萬五千七百六十兩中，除給戲子、工匠之五千七百六十兩，既皆照給本人，可以不查外，……[29]
從這件檔案史料里，看得清清楚楚，兩家每月都有一筆付戲子的錢，則可證兩家都有家庭戲班。《紅樓夢》第十七、十八回在安頓從蘇州買來的十二個女孩子住梨香院后說：“又另派家中舊有曾演學過歌唱的女人們——如今皆已皤然老嫗了，著他們帶領管理”。這就是賈府家中原有的戲班子的人員“皆已皤然老嫗了”，說明賈府的戲班子已成立有幾十年了，從上引曹、李兩家付戲班子的費用可知家庭戲班子已是他們的日常開支，又清顧公燮的《顧丹五筆記》說：李煦的“公子（按李鼎）性奢華、好串戲，延名師以教習，梨園演《長生殿》傳奇，衣裝費至數萬。”李鼎這樣喜歡演戲，可知他家里有戲班子就更為可信了。所以《紅樓夢》里多處提到演戲，也是曹、李兩家家史的鱗爪之現。
3．“樹倒猢猻散”這句話的內涵
前引《紅樓夢》第十三回鳳姐夢中聽秦可卿說：“……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在此句之上，脂硯齋有眉批云：
“樹倒猢猻散”之語，今猶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傷哉，寧不痛殺！
“樹倒猢猻散”這句話，據施《隋村先生遺集》卷六《病中雜賦》云：楝子花開滿院香。幽魂夜夜楝亭旁。廿年樹倒西堂閉，不待西州淚萬行。曹楝亭公時拈佛語對坐客云：
“樹倒猢猻散”，今憶斯言，車輪腹轉，以受公知最深也。楝亭、西堂皆署中齋名。
可見這句話是曹寅常說的，也可見曹寅對這潛伏著的家庭危機早有預見，而且估計到康熙這棵大樹一倒，他們這一群“猢猻”（包括李煦）也都要“散”了！這句預言非常準確，果然在康熙死后，雍正一上臺，雍正元年就從李煦開刀，以虧空國帑的“罪名”，流放到東北極邊，不久凍餓而死。而曹家也在雍正五年底，雍正六年初抄家敗落，罪名也是虧空國帑。曹雪芹把這句話寫進書里，無異是把自己家庭傷心史曲的一個音符暗藏在書里了。
4．“寅”字的避諱
《紅樓夢》第五十二回，庚辰本在“一時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句下有雙行夾批云：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樣（寫）法，避諱也。脂批特意指出，作者不寫“寅正初刻”而寫“一時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是為了避“寅”字的諱。脂硯的這個提示是很重要的，要不是他的提示，后世的讀者很難覺察。這無異又是在書里藏下了一個曹家和雪芹自己的特殊標記。
5．曹寅的《續琵琶》
《紅樓夢》第五十四回，賈母在聽戲時，還提到《續琵琶》的《胡笳十八拍》（見前引）。這個《續琵琶》，就是曹寅的作品，至今尚有抄本流傳，《胡笳十八拍》就是此劇第二十七出《制拍》。這無異又是一處曹家的暗記。
〔四〕《紅樓夢》里曹頫時代的史事
1．脂批有關抄家的文字、曹頫時代曹家的史事，其最重要的，當然就是雍正五年底到六年初的抄家敗落，但是《紅樓夢》只有八十回流傳，據脂批及故事情節的發展，抄家當在八十回以后。庚辰本第二十七回有畸批云：
此系未見抄沒、獄神廟諸事，故有是批。丁亥夏 畸笏叟
此批明確提出賈家后來“抄沒”的事。關于“獄神廟”，也是與抄家緊密相連的事，而且是極為重要的情節，故多次見于畸笏批語，如庚辰本第二十回寫李嬤嬤因賭輸了錢，遷怒于人，有一段眉批云：
茜雪至獄神廟方呈正文，襲人正文標昌（按應是“目曰”兩字），花襲人有始有終，予只見有一次謄清時與獄神廟慰寶玉等五六回被借閱者迷失，嘆嘆！丁亥夏 畸笏叟
又四十二回劉姥姥為巧姐取名，靖本有一段批語：
應了這話固好，批書人焉能不心傷！獄廟相逢之日，始知遇難成祥，逢兇化吉，實伏線于千里。哀哉傷哉！此后文字，不忍卒讀。辛卯冬日
另外，庚辰本、甲戌本第二十六回，寫紅玉與佳蕙一段對話時，也有一段眉批：
《獄神廟》回有茜雪、紅玉一大回文字，惜迷失無禾高，嘆嘆！丁亥夏 畸笏叟
甲戌本上還有數處有關“獄神廟”和紅玉的批，不再引錄。按以上這些批語來看，曹雪芹已經寫出了抄家、“獄神廟”等文字，非常可惜的是這些極為重要的文字竟已失落了，真是令人嘆息。但曹雪芹的文章有如一張巨網，首尾照應，脈絡貫通，雖然后部正面寫抄家的文字已見不到了，但前面雪芹早有暗示。
2．第十七、十八回元妃省親演戲，元妃點戲的預示：
第一出：《豪宴》：《一捧雪》中，伏賈家之敗。第二出：《乞巧》：《長生殿》中，伏元妃之死。第三出：《仙緣》：《邯鄲夢》中，伏甄寶玉送玉。
第四出：《離魂》：《牡丹亭》中，伏黛玉死。所點之戲劇伏四事，乃通部書之大過節、大關鍵。
3．第七十四回抄揀大觀園，探春說：
你們別忙，往后自然連你們一齊抄的日子還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曾議論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們家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里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涂地！
4．第七十五回，尤氏說：昨日聽見你爺說，看邸報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私，調取進京治罪。……賈母歪在榻上，王夫人說甄家因何獲罪，如今抄沒了家產，回京治罪等語。從演戲的劇目到探春的牢騷到江南甄家的被抄，都暗示著后部的賈家是被抄家籍沒的。特別是劇目《一捧雪》下脂批說：“伏賈家之敗”。這句話，給了一些后部賈府被抄家的線索。按曹本身是于雍正五年底到六年初被抄家籍沒的，全家數人，包括雪芹在內被遣回北京崇文門外蒜市口居住。這是史實，當然到小說里只能“假語村言”，脂批說：“《一捧雪》中，伏賈家之敗”，這是《紅樓夢》里賈家敗落的形式。按《一捧雪》是李玉的傳奇，今存，京劇“審頭刺湯”，就是這個故事的主要片段。劇情是說：莫懷古的門客湯勤，善鑒書畫和裱褙，莫薦湯于嚴世蕃。湯告世蕃莫家有玉杯一捧雪，極珍貴，世蕃即向莫索此杯，莫以贗品相送，世蕃不識。后湯知其為贗品后，即揭諸世蕃，莫遂遭抄沒[30]。
從上述情節中，似可推測賈雨村或似湯勤之角色，賈府之敗，除此一層外，當然還有探春所說的“自殺自滅”等種種原因，不可能像《一捧雪》那樣單純是一個原因，但賈府有奸人背主忘恩構陷主人，可能是其敗落的主要原因之一。總之，曹家敗落的事實，在《紅樓夢》里是有所反映的，通過八十回中的暗示和脂批對后部抄家的批語，尚能仿佛知其大概。
以上，梳理了一下《紅樓夢》里所隱含的曹、李兩家的史事，內容還頗不少。
〔五〕《紅樓夢》里曹雪芹自身生活的痕跡
那末，曹雪芹本人的生活經歷有沒有在《紅樓夢》里留下蹤跡呢？這個問題，是不言而喻的，古往今來的作家，在創作小說時，總會或多或少把自己的生活和經驗寫進去的，曹雪芹的《紅樓夢》，曾經一度被人看作是作者的“自傳”，這當然是一種誤解，不足為據的，但《紅樓夢》里確實有曹雪芹的生活和若干家庭身世，這是不能否認的，特別是書一開頭的一段“作者自云”，反反復復交待“此系身前身后事”，則可見此書取材于曹雪芹本人及其家庭的往事是很多的，例如庚辰本第四十三回脂批云：
看書者已忘，批書者亦已忘了，作者竟未忘，忽寫此事，真忙中愈忙，緊處愈緊也。
庚辰本七十四回脂批云：
蓋此等事作者曾經，批者曾經，實系一寫往事，非特造出，故弄新筆。
庚辰本七十七回脂批云：
（前略）況此亦此（是）予舊日目睹親問（聞），作者身歷之現成文字，非搜造而成者，故迥不與小說之離合悲歡窠舊（臼）相對。（下略）。
庚辰本第二十八回脂批云：
“有是語”。“真有是事”等等。
以上這些批語，略略透露了一點本書故事情節的生活依據。有人說，賈寶玉的思想實際上就是曹雪芹的思想。從文學創作的角度看，這句話是有道理的。任何一個作家所創造的正面形象，都應該是作者自己思想的反映，所以賈寶玉的許多主要的思想，如要求走自由人生的道路，反對走讀書做官的仕途經濟之路要求婚姻自擇自主，反對封建包辦的“金玉良緣”要求重視婦女，提出了女子地位高于男子的主張，實際上就是矯枉過正的男女平等思想的反映要求人與人之間的仁愛、平等，不贊成貴賤等級的限制，特別是反對孔孟之道、反對程朱理學，認為這些都是“杜撰”，他把“四書”以外的書都燒了。他還反對忠君思想，認為“文死諫”“武死戰”都是愚蠢等等，這些主要思想，當然是作者自己的思想。所以《紅樓夢》這部書，它所表達的反傳統的社會政治理想，是繼歐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在國內的資本主義萌芽經濟的蓬勃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一思想，并不是孤立的，它與自明后期到清前期一直在國內思想界存在發展的啟蒙思潮有著密切的聯系，這是這一時期歷史的自然產物。而且曹雪芹通過賈寶玉所表達的思想，是一種大大超前的思想，我曾說過，曹雪芹的批判是屬于他自己時代的，而他的理想卻是屬于未來社會的。
由此可知，《紅樓夢》這部書里，隱含著曹、李兩家的某些史事是客觀事實，這是這部書的獨特的地方，對于這些，我們只能客觀地、歷史地去認識它，而不能抹煞它、曲解它。
四、結論
所以，曹雪芹祖籍之爭，并不是簡單地曹雪芹的祖籍在哪里的爭論，而是涉及到曹家發跡史和《紅樓夢》一書的誕生、《紅樓夢》一書的內涵等等重要的問題。曹雪芹的祖籍如果不在遼陽，那末，他們就沒有了這種特殊的發跡機遇，也就沒有了后來飛黃騰達的曹家，也就沒有了最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結局，那末，也就沒有了這部偉大的奇書《紅樓夢》！
注釋：
[1]胡適《曹雪芹家的籍貫》。見《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三輯。1976年人民文學社版。
[2]原文見拙著《曹雪芹家世新考》附錄三，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3]按這里所說的“遼東人”，也就是“遼陽人”，因為明代的遼東都司設在遼陽，遼陽又是全遼的“首府”，所以也用“遼東”來代指“遼陽”，例子甚多，這里不再列舉。
[4]《曹雪芹祖籍在豐潤》，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
[5]《中國文物報》，1993年8月15日。
[6]《人民日報》，1993年7月5日。
[7]《文匯報》，1993年11月1日。
[8]按：“統”誤，當作“紀”，見《史記》：《高祖功臣候者年表》第六。
[9]據近代考古，知漢以前即稱襄平，遠在公元前290年，即有燕國古城，為燕遼東首府。
[10]《明經世文編》第6冊，第5315頁。
[11]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第四卷十二頁。
[12]《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七，104-105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13]《滿文老檔·太祖》第21冊，天命六年四月初十一日。中華書局1990年版。
[14]《清太祖實錄》卷七，105、107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15]請參見附圖。
[16]此處記載有誤，應是60里，下引程啟光文就說60里。
[17]《清太宗實錄》卷八，109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18]《清太宗實錄》卷八，109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19]《滿漢名臣傳》卷五，130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0]《清太宗實錄》卷八，112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
[21]按此廟重建成于天聰四年九月，《實錄》載于天聰五年。碑文說玉皇廟在“襄平西關西門外”，《實錄》說在“遼陽城南”，《實錄》后修，當是《實錄》之誤差。
[22]請詳見拙著《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發現》。載拙著《曹雪芹家世新考》。上海古籍1980年初版，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增訂再版。
[23]福格《聽雨叢談》卷一，頁23。中華書局1959年版。
[24]見拙著《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發現》，載拙著《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九八○年上海古籍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增訂再版。
[25]見拙著《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發現》，載拙著《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九八○年上海古籍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增訂再版。
[26]《滿漢名臣傳》卷四，四四一六頁《孔有德傳》。一九九一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按孔有德的原籍，就是遼陽，《滿漢名臣傳》說“孔有德，遼東人”。昭《嘯亭雜錄》卷九載履端親王永《孔王祠》詩說：“支分遼水東”這里的“遼東”“遼水東”都是指遼陽。因遼陽是“遼東都司治所”的所在地。
[27]參見王利器《李士楨李煦父子年譜》。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28]見周紹良先生藏善因樓版《批評新大奇書紅樓夢》上乾隆間人批語，此書現歸杜春耕先生收藏。此批語在“滿紙荒唐言”詩的眉端。
[29]見《關于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第60頁。中華書局1975年版。
[30]按此劇情節曲折，以上只是述其最主要之點。
2002年3月27日病中寫畢
于京東且住草堂之解蔽軒，時年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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