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青年網
二戰前后，海外中國研究截然兩分。要言之，前此重古代和文獻學（或語文學）方法，后此則重近現代和社會科學（含人類學）方法。這一變化自有其必然與進步，但上升的螺旋之下，也不免曲折起伏，在一定程度上打斷了前人由四裔而本土的努力，使中國研究重歸舊途。由此帶來的四裔偏向，既表現為研究方面，更在于研究方法 ，從而導致該領域的表面繁榮與潛伏隱憂。從具體的人脈關系探討其變化的脈絡，以及中外學術界的相互影響與隔膜，不僅有助于把握未來趨向，更為建立中國研究的學術大道所不可或缺。
第一節 由域外到本部
如果說戰后美國的中國研究后來居上，戰前的國際漢學界卻幾乎是法國的一統天下。1920年代留學法國的李思純一言以蔽之曰："西人之治中國學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 本世紀初的國際漢學泰斗沙畹（Edouard chavannes）認為，中國學是由法國傳教士所開創，并由法國學者雷慕薩（Abel Remusat）與儒蓮（Stanislas Julien）等人所組成的一門科學。傅斯年則稱："中國學在西洋之演進，到沙畹君始成一種系統的專門學問。" 沙畹以后，西洋中國學的大師分為巴黎與瑞典兩派，而后一派的臺柱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學術淵源仍是師承沙畹"。此外，在蘇俄、美國漢學界位居顯要的阿列克（V.M.Alexeif）和葉理綏（S.Eliseeff），也是巴黎學派的弟子門生。因此戴密微（M.Paul Demieville）說："中國學在西方，在骨子里仍是一門法國的科學。"留法社會學者楊 亦稱："'中國學'不僅是一門西洋的科學，而且還幾乎可以說：它是一門法國的科學。" 領導巴黎學派正統的伯希和（Paul Pelliot），自然成為國際漢學界的祭酒。
漢學在歐洲登堂入室，成為本國學術的一部分，得益及體現于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其一，學者的專門化。"從前歐洲研究東方學的人，大半是'海關上的客卿'、'外交機關的通事翻譯'或'傳教師'出身，本人既不是嚴格的科學家，也不是素來即有志研究東方學問，所以他們初期的著作，比較本國的學者，往往稍欠精確。比方史料來源的批評，鑒定史料的可信程度，在德國自尼博爾（B.C.Nibuhr）、欒克（L.von.Ranke）以后，史學家對史料的來源、記載、口傳、與古物的分別，清清楚楚，一毫不茍。對于記載是原形抑或副本（外部的批評），著作人是否愿意報告實事（內部的批評），都是慎加選擇，寧缺疑，不愿輕信。" 而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F.F.Richthofen）不懂漢語，竟寫成多卷本巨著《中國》（China，Ergebnisse eih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eter Studien），對中國地礦學研究貢獻甚大，但引據謬誤極多，對德國漢學反有不良影響，"投機作品，如雨后春筍，一似漢學著書為不學而能者。" 這種狀況到沙畹時開始轉變，用伯希和的話說："夫中國有史三十世紀而迄未間斷，其雄偉深奧，確可成一獨立學科而有余，蓋非久涉獵之士，不經訓練所能操觚者矣。" 西洋正統學術方法被運用于中國研究。因而與一般情況相比，"近來法國'河內派'-法國的沙畹、伯希和、馬斯柏樓（Henri Maspero，通譯馬伯樂）等都在安南河內久任教職-自然比較算是例外" 。1919年1月，法國總統在商業地理協會印度支那部演說時稱："法國研究中國，已自從來之散漫狀態中成為一般學術上之正統，而認為一科；是故研究中國者，正所以為法國之學術。" 視漢學為法國的"國學" 。
其二，重視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與之同時，"不少的西洋漢學家，每但以西洋的漢學為全個范域"，無視中國前賢及當代學者的成果。而巴黎學派諸大師的態度完全不同。伯希和認為："中外漢學大師之造就，堪稱殊途而同歸，尤以清初康熙以來，經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輩出，觀其刈獲，良足驚吾歐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運用與批評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見成說。其達到真理之情形，實與西方學者同一方式"。因"心向既久"，不禁對繼承前輩學者的當代中國學人，也"寄有無限之敬重與希望" 。高本漢則責成自己追隨清代學者的開路工作，而把現代西方語言學方法應用于所整理過的材料。 傅斯年在高著《中國音韻學研究》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40年）序言中說："高本漢先生之成此大業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討接受吾國音韻學家之結論，實其成功主因之一"。同時他還認真收集中國當代學術書刊，以追蹤中國同行的研究。 高氏晚年稱："我畢生從事中國文化的著述，只有愛護本國文物歷史而從事研究的中國學者是真正的知音。"
受此影響，國際漢學的研究趨向由單純四裔進而溝通中外，表現有三：一、對中國文獻的理解力提高，重視程度加 強，中外資料會通比勘。二、與中國學者的聯系交往增多。三、開始研究純粹中國問題。"本來中國學在中國在西洋原有不同的憑藉，自當有不同的趨勢。中國學人經籍之訓練本精，故治純粹中國之問題易于制勝，而談及所謂四裔，每以無比較材料而隔膜。外國學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較材料，故善談中國之四裔，而純粹的漢學題目，或不易捉住。"這種情形到沙畹-伯希和時期大為改觀，沙畹因在中國實地研究的經驗，"深感到中國文化須與中國實際社會相接觸，須能利用中國近代學者的研究結果以作參考，并須視中國文化為一活的文化，而非一死的文化，然后中國學方能真正成為一門科學。" 其譯注《史記》，廣征博引中外典籍，堪稱范本。伯希和則"對純粹中國材料認識之多，在北平學界亦大可驚人。" 他進而提出："治'中國學'須有三方面的預備：1、目錄學與藏書。2、實物的收集。3、與中國學者的接近。" "希望嗣后研究中國學問，須中外學者合作，以補以前各自埋頭研究之缺陷，及使世界了解中國文化之真價值" 。
同時，伯希和還扮演了國際漢學界警察的角色，沙畹逝世后，他參與《通報》（T'ong bao）的編輯，1925年起成為主編，"他把這份雜志辦成了類似漢學界的法庭" 。在其主導下，巴黎學派不滿于既有的四裔研究，鼓勵深入中國內部。當時歐洲漢學家的態度有二，一是將中國文明作為與印度、埃及、希臘羅馬文明并駕齊驅的世界文明之一，視為純粹學問的智的對象，以法國為代表；一是從本國的政治、貿易等實際利益出發，英、德、俄為典型。 "研究中國古代之文化，而能實地接觸當今代表中國之人，此種幸運，絕非傾慕埃及或希臘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運而能親來享受者，沙畹為第一人。"而伯希和"治中國學，有幾點絕不與多數西洋之治中國學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錄學知識真可驚人，舊的新的無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見材料，如有此樣材料，他絕不漠視；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國學人之成績，而接受人"。有鑒于伯希和溝通中外，充分利用中國學人的成就，傅斯年呼吁中國學者"仿此典型，以擴充吾人之范圍" 。日本京都學派與巴黎學派相呼應，是時塞外民族史料層出迭現，西域研究盛極一時，狩野直喜在宮崎市定赴歐留學之際告誡道：敦煌研究也要適可而止。或許西方學者以為日本人只對敦煌有興趣。一般應先入中國本部，有余力再及于塞外。
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內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人更進而提倡師法清學，按照當代中國學者同樣的方法與觀念治中國學術。伯希和時代西方漢學的成熟，以整個歐洲學術的發展為背景和依托。19世紀下半葉以來，實證史學在歐洲占據主導，受科學化傾向的制約，考古和文獻考證日益成為史學的要項。法國勢力最大的寫實派史學家古朗日（Fustel de Coularges）聲稱："在最細密處去直接解析遺文，只相信遺文所指出的意義" 。這種重視文獻與考古的研究，使漢學逐漸脫離以往的兩種偏向，即不通中文只據西文的道聽途說，和雖識中文卻不加分析的以訛傳訛，與清學頗為接近，但核心仍是西方近代科學思想，用以研究中國，往往有失文化本色。以中國固有方法整理文化遺傳，不可或缺。受導師的影響，倉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人留學北京，實地學習中國的學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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