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悅然著/吳承學、何志軍譯
(吳承學按：這是馬悅然先生2001年11月在耶魯大學第42屆愛德華·休謨紀念研討會上報告，原文為英文，現征得他的同意，翻譯成中文，譯文已發表在2002年第2期《書城》。)
我非常榮幸地受邀在第42屆愛德華·休謨紀念研討會上發表講演，這位令人長憶的偉人一生致力于促進中國的衛生保健和醫療培訓事業。我個人也把中國視為自己的第二故鄉。我非常高興在耶魯這所世界名校建校300周年慶典之際有機會在這里向諸位致辭。耶魯作為一個東亞文化各學科的研究中心，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當我考慮這次講演的題目時，便浮現這樣一個念頭：我屬于正在迅速從漢學領域消失的一代學者。我們這一代學者接受學術訓練的環境和現在的學者們大相徑庭。這一念頭促使我潛心思考和梳理自20世紀初開始的漢學研究各領域所經歷的巨大變化。
在這篇文章里，我將對漢學研究的初期建立進行簡略的描述，并且探討未來漢學研究在中國方言學、歷史音韻學和語法方面的研究前景。最后還將涉及近古時期漢語書面語和口語之間關系的考辨。
請允許我先談談我的老師高本漢先生（1889－1978）及其漢學研究歷程。1909年秋，高本漢先生在烏普薩拉大學獲得了日爾曼語、斯拉文尼亞語和希臘語的學士學位之后，到圣彼得堡大學學了兩個月漢語，翌年2月他就跟隨一艘瑞典貨船前往中國上海。
在貨船上的兩個月里，高本漢研讀了狄考文（Calvin Mateer，1836－1908）的著作《北平官話教程：以方言為基礎》，這是最優秀的漢語入門書之一。此后兩年他住在山西太原，而其足跡遍及整個華北地區，他所調查的方言超過33種。從他寄回家的書信來看，當時高本漢對中國文化還沒有產生特別的興趣，他去中國的主要目的是對漢語方言進行田野考察。他在這段不長的時間里所收集的方言資料，后來成為他重構古代漢語語音的資源之一。
1911年12月，高本漢先生離開中國，在倫敦國王學院呆了幾個月。他本意是想在美國的學術機構中謀求一個教職。當他了解到全美國只有耶魯、哈佛、伯克利和哥倫比亞四所大學設有漢學專業，而且當時都沒有空缺的教職，他便打消了原來的念頭。最終，高本漢決定去巴黎，當時那里活躍著兩位最偉大的漢學家：沙畹（1865-1918）及伯希（1878－1945）。
在此，我想補充說明的是，20世紀初的巴黎，在當時是歐洲漢學研究的中心。高本漢先生旅居巴黎進行的研究，對于他本人的研究影響甚大，后來他的學生也間接受到影響。1912年至1914年，高本漢在法蘭西學院深造，在這里，沙畹主持漢語研究，伯希和則主持中亞語言和歷史研究。那幾年沙畹主講儒家經典《書經》、《詩經》和《春秋》以及它們作為歷史研究資料的重要角色。沙畹在文本分析課程中，選擇了《烈女傳》作為細讀材料，這本書的作者是漢代博學的目錄學家劉向。
伯希和幾年前曾深入中亞地區和敦煌莫高窟進行考察，回到法國后，他整理并主講了3個系列題目。其一是有關蒙古帝國的組織，其二是對蒙古時代用漢語和突厥語雙語書寫的碑銘進行研究，其三是考察基督教從最初傳入到15世紀末在中亞地區的傳播情況。1912－1914年，在實用高等教育學院的歷史學和文獻學部都沒有任何課程。1913年，宗教學部主任由沙畹先生的學生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1）接替。葛蘭言在1913－1914年間主講了宗教儀式中的洗禮，他本來還準備開設一門婚姻儀式的課程，其依據是中國的經典著作《儀禮》中所記載的貴族婚姻禮儀，但最終這門課還是取消了，原因很簡單，唯一有能力和資格研習的學生已經去越南河內進行自己的研究了。
選修沙畹及伯希和課程的學生屈指可數，他們主講的題目都與自己的最新研究相關。在法蘭西學院和實用高等教育學院都從未開設過最基本的語言指導課程。在那個填鴨式教育時代的課程里最接近的要算是文本分析課程了，教授們將從各種可能的角度討論預先給出的文本，其中自然也包括語言的分析。高本漢選修了沙畹的文本分析課程，這一分析方法深刻影響了高本漢和他的弟子們。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學術訓練的背景和現在大相徑庭：當代各國中文系的學生在進入更深層次的語言研究之前，都會花上好幾年時間接受強化的語言訓練。
我很清楚地記得第一次上高本漢先生的文本分析課，那是在1946年的秋天。當時我對古漢語的唯一了解就是，它是單音節語言，每個字都有特別的聲調。選修這一課程的學生大概有五、六個，討論材料選自公元前400年的編年史巨著《左傳》。當高本漢高聲朗讀一段材料時，我心里計算著他所念的音節的數目，然后在材料相同數目的字符后做一個小標記。過了一陣，我注意到一個現象：某個字符經常出現在我標記的位置前面。從高本漢先生的講解中我意識到，古代漢語所具有的后加成分指示不同類型的句子，并且，有時候還具有表達語氣的功能。漸漸地，高本漢關于語音和語法結構的解說、圖表分析以及對歷史文化背景的描述，對我們的影響超過了任何一本關于古代漢語的教科書。即使我們這些初學者也都意識到，我們實際上正身處這一研究的前沿。
當弟子們詢問如何才能使研究更上層樓時，高本漢先生給了我們最簡潔的忠告：“閱讀！閱讀！閱讀！”——我同樣把這一忠告傳遞給我自己的學生。獲得對文本的“感覺”的唯一途徑就是甘坐冷板凳，反復閱讀原文。開始階段也許進展遲緩，你不得不在辭書里翻查大量的生字詞，但是不久你會獲得對文本的結構、韻律和特質的感受。
1946－1948年間，高本漢的幾位弟子請求他開設一門漢學研究書目課程。他勉強答應，不過僅僅給出一些西方漢學研究者的名字，他把這些名字高聲念給大家：“沙畹！是的，沙畹是一個偉大的學者！讀他！萊比錫的August Conrady！很棒！讀他！伯希和，仔細地讀他，不要忽略他的腳注，它常常比正文更加重要！你們在圖書館會找到他們的著作的！”于是我們就去圖書館找來這些學者的著作細加研讀。
漢學研究初期階段與現在的不同，其實不僅僅表現在研究主旨和方法的指導上。高本漢在1913年寄自巴黎的一封信中抱怨說，因為在巴黎找不到一本研究必需的文獻資料，因此可能需要啟程去倫敦或者萊頓圖書館里尋訪這本書。我不知道后來他是否真的為這本書去了倫敦和萊頓，但是我知道，假如他找到了這本書，他還必須親手抄寫一份，因為當時并沒有復印工具。對我們這一代學者來說，很難想象，沒有便利的館際互借對于早期研究者們意味著多大的困難，更不用說缺乏公開出版的目錄、索引、大漢和辭典一類的大型辭書、數據庫、復印機、傳真機、互聯網和電子郵件。但是，盡管沒有這些現代工具，沙畹、伯希和以及他們許多天才的弟子都在各自廣闊的學術領域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這些學者的成就引發一個問題：“現在巨人們都到哪兒去了？”
漢語方言學
也許可以說，漢語方言的現代研究是從高本漢的博士論文開始的。這篇論文后來作為高本漢四卷本《中國音韻學研究》的第一冊出版，并由中國學者趙元任、李方桂和羅常培譯為中文出版（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年）。
1929年，趙元任先生被任命為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獻部主任，史語所是蔡元培等人于1928年所創建的中央研究院重要的組成部分。趙元任不久開始組織一次大規模的漢語方言調查，其目的是描述漢語各大方言的語音結構，同時對漢語方言詞匯和語法結構進行了初步考察。就我所知，這次調查所獲得的資料僅僅公開出版了一本專著，主要是關于湖北省的方言，大量未發表的資料仍然存放在臺北史語所的檔案館里。
1939年，趙元任應邀任耶魯大學的客座教授。耶魯是當時美國漢學界語言研究的中心，并有一個非正式的語言學家俱樂部，其中有天才的語言學者如布龍菲爾德（Leonard Bloomfield）和薩丕爾（Edward Sapir）等。
在上半個世紀里，中西方學者已經調查研究了大量的漢語方言，這些研究的共同點是致力于語音結構的分析，而方言語法研究領域基本上仍是一片空白。毫無疑問，一部有深度的方言語法研究著作將會推進我們對語法歷史演變的理解。我在這一領域的貢獻是1961年發表的題為《四川方言造句結構的限制形式》的論文，這也許可以看作我本人有代表性的微薄成果吧。
在此，我想強調一點，方言語法的特點有時是從文學作品中發現的。巴金的三部曲《家》、《春》、《秋》分別出版于1933年、1938年和1940年，我們發現，盡管小說的敘述語言是用當時的國語寫成，但小說中的對話包含了許多標準西南官話的語法特點，例如成都話。這些類似的特點都有待于深入研究，無論它們在哪里出現。
漢語語音學和音韻學
在漢語語言研究領域中，歷史語音學和音韻學已經取得了無與倫比的成就。在一部中途輟筆的未完成著作中，高本漢先生依據大量的資料構擬了中古和上古漢語語音。他用現代漢語方言、公元6世紀晚期的文學語言、公元601年出版的韻書《切韻》以及宋代出現的一些韻圖等作為資料，構擬了中古漢語語音；在構擬上古語音時，他使用的材料包括周代早期和中期的文學語言——主要是借助于公元前1000年出現的詩集《詩經》中的押韻，以及諧聲字也就是含有同一個聲符的字。高本漢的研究從清代的偉大音韻學者的研究成果中受益匪淺，例如江永（1681－1762）和他的弟子戴震（1724－1777），清代最偉大的學者之一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孫（1744－1832）和他的兒子王引之（1766－1834）以及江有誥（1773－1851），他們對《詩經》韻部的分類成為高本漢和其他語言學者深入研究的重要起點。
上古語音研究的一個重大突破是由段玉裁取得的，他認為共有一個聲符的諧聲字可以構成一個音系，歸屬于《詩經》的同一個韻部。這意味著《詩經》語言的語音結構和那些諧聲字的潛在創造是一樣的。這條規則當然也有例外，暗示著一些諧聲字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更早的語音階段，也應當注意到，另一些諧聲字的產生晚至公元前480－前221年的戰國時期。
高本漢先生對上古漢語語音和中古漢語語音的構擬，在他的《古漢語字典重訂本》（1957）中可以清楚地看到。Tor Ulving根據高本漢的構擬重新編寫為一本非常有用的書：《上古和中古漢語字典：根據高本漢古漢語字典音序排列》。
應當注意到，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的第一冊是1915年問世的，一年以后，索緒爾的遺著《普通語言學教程》出版；《中國音韻學研究》的第四冊也是最后一冊于1926年出版，比布龍菲爾德的先鋒性著作《語言論》（1933）要早7年。高本漢是在印歐比較語言學傳統的學校中接受教育的，因此，一輩子對結構語言學不感興趣。這也非常自然地解釋了，為什么他的不少研究結果被后來使用音位分析方法的學者批評和修正——代表人物是趙元任，集中在他發表于1941年第5期《哈佛亞洲研究學報》的重要論文《古漢語的特性》中。
許多學者，包括中國、日本和西方人，上半個世紀在漢語歷史語音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例如，董同龢、李方桂、羅常培、李榮、周法高、周祖謨；橋本萬太郎；Paul K.Benedict, Nicholas Bodman，Andre Haudricourt，Sergej Yakhontov，Jerry Norman，Edwin Pulleyblank，Soren Egerod，Hugh Stimson白一平（William H.Baxter）。
在白一平的著作《古漢語手冊》中，他列出了對古漢語語音系統的詳細構擬，這一構擬比此前的所有分析都更為中肯。白一平的構擬有的跟此前的分析大相徑庭，這也正說明了在這一問題上要達成一致認識的巨大困難。
在過去，學者們都注意到《說文解字》（公元121年）中小篆的諧聲現象，并廣泛用作周代早期語音構擬的材料。由于20世紀古文字學的發展，許多金文文字——跟后來的小篆形態大不相同——都已經得到認定和分析，毫無疑問，古文字學界和歷史音韻學界學者之間的進一步緊密合作將會取得重要的成果。
漢語的分期
按照純粹的語音標準，我們可以把現代之前的漢語發展歷史分期分為如下幾個階段：(1)上古漢語時期，大概在周代早期和中期，公元前1000年的前一半時間。(2)中古漢語早期，在公元601年的韻書《切韻》中定型化，是6世紀晚期的標準文學語言。(3)中古漢語晚期，晚唐時代（公元9世紀）的語言，在宋代的韻圖中定型化。(4)古代官話時期，在1324年出版的《中原音韻》中得到體現，從這一時期戲曲作品的用韻看，反映了13世紀中葉的語音狀況。這一語音階段的構擬成果主要體現在Hugh Stimson的深入研究中。
未來的研究可能會更好地揭示出公元前206－219年的漢代標準文學語音結構，從而架起溝通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之間的橋梁。在羅常培和周祖謨兩先生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兩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之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第一分冊中，已經給這一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這一著作中，基于漢代早期和晚期的詩歌韻律，作者已經考察了兩個時期詩歌韻部之間的差異，并且詳細說明了當時許多方言都偏離于標準語言。根據周祖謨的口信，計劃中本書第一分冊的續集早已完成了，但非常遺憾的是，其他分冊依然沒有出版。
語法研究
這是一個奇怪的而令人窘迫的事實：甲柏連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在1881年出版的著作《漢語語法》至今依然被視為古漢語語法最全面可靠的描述。
傳統語法研究的主要集中在編撰程度不同的綜合性語法書、虛詞功能概論、個別的虛詞或句法結構的專著和文章。
現代已經大量出現程度不同的綜合性語法書，尤其是本世紀40年代及此前。大多數此類著作的通病是采用完全不同時代的材料作為例證；語助詞概論的用處也被這樣一個事實所抵消，其例證是脫離上下文的。比較有價值的是研究虛詞或句法具體個案的專著和文章，代表人物有Joseph Mullie，Walter Simon, George Kenned，Angus Graham。我希望借此機會向耶魯大學前任教授George Kennedy表達我的敬意，他對許多漢學論題天才的貢獻使我個人受益匪淺。
先秦著作如《孟子》、《莊子》、《左傳》等的語法和文體互相之間差異頗大，就像愷撒、塔西佗和李維的拉丁語著作之間的差異一樣。假如我們想要真正理解古漢語語法，我們所要做的首先是深入分析大量重要作品的特殊語法和文體：《孟子》語法、《莊子》語法、《左傳》語法。在這些具體的語法研究之外，我們還需要大量探討虛詞和句法結構的專著，考察所研究的文本中每一個特殊虛詞或每個出現的句法結構。在這些個案研究基礎上，我們最終也許可以比較充分地了解古漢語語法的演變。
我對近古時期的《左傳》文本和白話文巨著《西游記》語法形態的研究，或許對于進一步理解這一被忽視的現象會有所裨益。
書面語和口語之間的關系
這些年來引發學界重大爭論的一個問題是：周代晚期的大師們所寫的巨著，比如《孟子》、《莊子》和作者未詳的《左傳》，究竟是反映了當時的口語還是完全脫離口語習慣的人為創造。高本漢認為，如果忽略音調差異的話，現代的中國國語只有不超過420個不同的音節，而他所構擬的上古漢語則有多達2250個不同的音節。這意味著上古漢語同音字詞素的數量也許并不比現在的英語高出許多。高本漢寫道：
《孟子》這部書，如果根據我在《古漢語字典》里構擬的語音系統用西方字母寫出來，并且用同樣的方法在書后列出詞匯表，就是不用漢字表達，對于古代漢語初學者還是很好懂的、最好用的教科書。因此，毫無疑問，《論語》中所記載的孔子的發音，如果幾十年以后大聲讀給弟子們聽，盡管已有語音差異，仍然是很好懂的。個別字詞發生了語音的變異，但書中所記錄的孔子的講演依然很好地體現了他那有教養的標準的口語。（《漢語語法探索》，1951年）
1994年9月16日，在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一次題為“什么是最小語法：近古漢語中的例證”的講演中，加里福利亞大學的Charles Li教授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無可置疑的是，近古時期漢語書面語和口語之間的差異，不應比我們所知的當代書面語和口語形態之間的差異更大。特別是《論語》，作為一本對話的記錄，理當比其他近古著作更準確地反映當時的口語形態。
讓我們來看看《左傳》中的例子，《左傳》的文本很可能在2300年前就已經成文了，對于一個現代讀者來說，《左傳》的文體可能顯得非常簡潔而古奧。但它所記錄的對話段落是如此的真實、生動、自然，以至于我個人深信它們反映了當時的口語形態。我選自《左傳·成公十六年》中的一段對話就是最佳的例證。楚王正準備和晉國打仗，楚王登上巢車觀察晉軍動靜，了解其意圖。從晉國逃亡到楚國的太宰伯州犁站在巢車邊，對話就發生在楚王和伯州犁之間。對話以“王曰”開頭，伯州犁答以“曰”，楚王的觀察和伯州犁的解釋交替出現，對話如下：
王曰：“騁而左右，何也？”
曰：“召軍吏也。”
“皆聚于中軍矣。”
曰：“合謀也。”
“張幕矣。”
曰：“虔卜于先君也。”
“撤幕矣。”
曰：“將發命也。”
“甚囂且塵上矣。”
曰：“將塞井夷灶而為行也。”
“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
“戰乎？”
曰：“未可知也。”
“乘而左右，皆下矣。”
曰：“戰禱也。”
這段對話如果用現代漢語語音來讀，會有許多同音詞，聽起來不易明白。但是，如果以高本漢構擬的古漢語語音來讀，我們將發現同音詞會大幅減少，這段對話中的幾個詞素在語音上是非常獨特的。根據對《左傳》同音現象的仔細研究，我堅信這段話如果念給當時的人聽，一定是非常容易明白的。長久以來我有這種直覺，不過此前尚未深入研究過。我認為，無論是誰嘗試把《左傳》翻譯成西方文字，都應當注意其中的一些對話中所包含的口語特質。（我認為《左傳》是挺立于世界文學之林中的最偉大的著作之一。如果我的生命還能重來一次的話，我最樂于把部分生命貢獻給《左傳》的翻譯。）
在歐洲和美國或者其它地方，有偏見的學者們常對翻譯皺眉蹙額。他們主張，學者應當致力于研究而不應把時間浪費在翻譯上。在過去40年里，我已經付出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把中國文學作品翻譯為我的母語瑞典語。我堅信，無論是用古文、早期白話文還是用現代漢語所寫成中國文學作品都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理應如此對待。我有幸熟悉中文并從中受益匪淺，這使我覺得有責任花時間把漢語作品翻譯給我的國人，讓他們至少可以從中享受到我自己曾經得到的美感怡悅。
布拉格已故的教授Jaroslav Prusek曾經極力主張，文學研究和翻譯應當盡力手挽手并肩前行。他在1970年出版的《中國的歷史和文學》序言中寫道：
翻譯一部作品會喚醒我內心對作者和作品更濃的興趣，同時發現有待解決的問題。這是一種通例。我也發現，一個本來只對某部外國文學作品主旨略有所知的人，當他開始翻譯時，也就與這部作品的結構和風格發生了更深入切實的接觸。
我還記得，當我第一次讀到這段話時是多么驚奇。但是，長期把漢語文學作品翻譯為瑞典語的經驗告訴我，此語確是真知灼見。
我非常高興地發現，過去十年中，漢語文學作品被翻譯為西方語言的數量激增。我希望這一趨勢保持下去，希望大陸、臺灣與海外華人的漢語文學作品最終成為公認的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懷著這個虔誠的希望，我將結束我的講演。
|
guoxue@guoxue.com 
010-68900123-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