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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躍紅

時下關于漢學的研究似乎頗顯熱鬧，在不太景氣的人文學術中雖然談不上一枝獨秀，然而追捧者確實有日漸增多的勢頭。只要看看坊間出版的各種海外漢學研究著述，瞧瞧不斷創刊的多種與漢學有關的刊物和叢書，還有院校當中那許多投標命中的漢學課題，都足以證明這一學科在當下有那么一點牛市的味道。回想“文革”剛收場不久，錢鐘書先生在數個國際會議上慨嘆國人對海外漢學一無所知的狀況，真是有點換了人間的感覺。

然而在熱鬧之余，人們對于什么是漢學，無論是學界內外之人，卻似乎比先前益加地糊涂了。尤其是漢學與國學的關系，簡直好像是在攪渾水。這樣說當然不是空穴來風，實在是因為近年以來，國內學術界在這一問題上表現出的含混、糊涂的現象有增無減。常常有這樣的情況，打開一本冠名為漢學研究的雜志，讀到的卻是一堆國人關于國學研究的文字，讓人甚至懷疑是印刷廠裝錯了封面；某家有名的文化學術大報，竟然就刊載這樣的文章，把國內幾位著名的大師級國學家與國外幾個研究漢學的洋學者一勺燴了，統統都稱其為漢學家，甚至封以漢學大師的名頭，令懂行的讀者啼笑皆非。而在國內某場關于漢學研究的國際會議上，主持人竟然就有勇氣信口開河，將西方的漢學當成是中國的專利，進而還把國外中國學研究的興起，解釋為是中國人送給國際學術界的大禮、文化交流的典范之類。那局面不僅讓在場的國外漢學家啼笑皆非，竊竊私議，也讓國內了解國外漢學學科研究的學人臉上發燒。也許在會議的操辦者看來，漢學和國學本來就是一回事吧。至于海峽的那一邊，所謂最高學術機構的漢學中心，從來就是漢學國學不分的，你在它的網上主頁中看見的，也大多是島上自己人文學術的研究資料和信息。還可以舉出更多的例子，但我想就上面這些已經足夠了。

顯而易見，在不少本土學人的心目中，所謂漢學，包括西方、日本、韓國、乃至蘇俄的漢學，都不過是本土中國國學的延伸和推廣，或者干脆就是海外分店的性質。在他們看來，漢學在學術源流上，不過是中國歷史上的漢宋之學的繼承和發展而已。這樣的見解，不僅證明我們對海外漢學，尤其是西方漢學的學科史缺乏了解，更重要的是一種很糟糕的觀念上的錯位，它將兩種無論在學科史還是思想史方面都存在重大差異的研究領域虛假地整合到了一起。這給人一種印象，好像我們一邊起勁地在反對西方中心主義，可是一旦有機會討論漢學這樣一門與中國文化傳統有關的域外學科時，由于現實文化落差導致的心理失衡，不知怎么就激發了胸中的民族情緒，促使我們情不自禁地去把這類有著西方文化中心意味和殖民色彩，而且根本是屬于別人的學科劃到自己的旗下。如果這樣做是想給自己增添某種文化上的自豪感的話，那又和另外一種類型的精神自卑情結有什么區別呢。

確實，“漢學”作為一個中國傳統學術的概念，最初是指漢代以來一種側重從經史、名物、音韻、訓詁的考據立場去研究中國經學的學問，亦即所謂漢宋之學。在這一意義上，它確實是一門地地道道的國學學科。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在當下現代漢語的學術語境中，我們就可以隨便套用漢學這一歷史上的學科概念。實際上，在今日中國本土學術界，即使是一些專門側重從此一路徑去研究中國文化典籍的人們，也即所謂國學家，他們也很少想到自己在研究的是漢學，并將自己視為漢學家。如果在眼下中國的大學里，有哪位研究中國傳統經典學科的本土學人自稱是漢學家，大伙一定覺得這人近于迂腐和古怪。很顯然，漢學這一中國古代的學術概念，在現代中國已經被當作歷史陳跡而束之高閣，成了學術史的范疇，而不是當下某一學科或研究領域的的正式命名。

事實上，自二十世紀以來，“漢學”和“漢學家”這樣的概念，早已被我們轉贈給了洋人。面對著一門以中國文化傳統為研究對象，英文稱之為Sinology的洋學問，盡管它在研究的學科目的、性質、方法諸方面都與中國的國學大相徑庭，但是人們在翻譯的時候總是要尋找對應的術語吧，由于發現其在研究的對象上與中國古代的漢學有相似之處，于是就姑且名之為“漢學”了。所以，一般我們今天提到漢學的時候，立刻想到的就是一門西方學問，或者說外國人以中國的歷史、文化、語言、文學等方面為研究對象的洋學問。而從事這類研究的洋學人，我們就稱他們為漢學家（Sinologist）。

兩個漢學，一個是本名，一個是譯名。一個是古義，一個是今用。

盡管稱謂上相同，但其實大家都明白，二者不是一回事，這“漢學”

不是那“漢學”，這“漢學家”也不是那“漢學家”。一是本土傳統學問，一是外夷洋人的學科，二者相去遠矣！

說到這里，有人也許會問，難道他們的研究對象不是一樣的嗎？

的確不錯，他們都是以中國的文化遺產作為研究的對象，但是，這里也不妨反問一句，難道研究的對象一樣，就該是一家嗎？譬如同樣都是研究人，哲學、文學、社會學、醫學和生物學之間該有多大的距離？

就算都是以中國的古代文化為對象，文史哲之外，也還可以找到一堆別的學科領域。其實，事情其實并不太復雜，任何一本嚴謹一點的學術史都會告訴我們，以研究對象去劃分和認同學科，很可能是最靠不住的方法。更何況漢學與國學之間時空和文化的差異，隔著差不多兩千年和大半個地球。用現代闡釋學和比較文化的觀念去看，因主體與對象之間的關系不同，其間的關系性質也截然不同。中國人研究中國文化是研究“自我”，是在民族國家學術范圍之內的運作；而外國人研究中國的文化，則是研究“他者”，是在跨越民族、語言和文化的比較研究學科范圍，它們在學術性質上有本質的不同。好比“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

水土異也。”這正好形象地表達了漢學與國學的關系所在。

我們不妨再從思想史的視角去看看漢學的發生和發展史。如果以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99年來華，并在若干年后寫出他的《天主實義》作為漢學的起點，西方漢學完全可以號稱有了四百年的研究歷史。但是漢學真正形成規模和系統卻是從十九世紀中葉，也就是1848年鴉片戰爭前后的事情。仔細清理這一時期漢學的興衰進退，你就會發現，所謂漢學的發展軌跡，與西方對于中國的殖民掠奪歷史大體上是相吻合的。這實際上已經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那就是，所謂漢學在西方的建立，在基本的性質上只能是屬于資本主義列強殖民文化的一部分，它與當時出現的所謂埃及學、印度學、阿拉伯學，甚至人類學、社會學有大體相似背景。關于這一點，愛德華·賽義德在他那本著名的《東方學》一書中有過十分精辟的論述。正如西方人對所謂東方學的命名和規定性一樣，包括漢學在內的上述這些學科，也都是由西方人在其殖民開拓過程中所創立，并且是為著他們的殖民利益而發展起來的學術權力話語。它與中國人自己研究自我文化的學術建構和目的不是一回事。它們是在特定的時空語境內，一種強勢文化對于一個處于弱勢的“他者”文化的強行利用和精神占有。

在文化利用的意義上，這種占有包括為著掠奪、占領、傳教、控制和奴役的需要，大力培養精通殖民地語言和文化的各種人才，也包括盡可能得以殖民地文化作為中介，比較隱晦和巧妙地灌輸西方殖民者的文化意識和價值觀念等等。在這一方面，無論是早期的傳教士，還是現代的東方學者們，都有過出色的成就。筆者曾經在國外有機會讀到過一些當年戴著漢學家面具的傳教士、探險家、考古學者和外交官寫給他們本國政府的報告，字里行間在如何從語言、文化和精神上去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國家和人民方面，可謂是盡心盡力，煞費苦心。

而在文化占有的意義上，西方利用經濟和文化發展上的優勢，自十九世紀以來陸續創立這許多以非西方世界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并且從學術思想、基本概念、研究范式到方法論，都建立起了相應的，符合西方文化要求的學術規范，還試圖使其成為全球普遍的原則，回過頭來還要求非西方學界跟進。這當中漢學的情況也許比較地復雜一點，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海外漢學尤其是西方漢學可以成為一個獨特的例外。

當然，漢學和多數學科的命運一樣，一旦成為一門學術，就會情不自禁地為學術的某些規律所左右，從而生長出屬于所謂純學術的東西出來。而且隨著歷史的進步，各種西方和非西方地區之間國家力量的消長、國際關系的演變和潮流的影響，在經歷了歲月的淘洗之后，其過于分明的殖民文化時代色彩和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觀念等，都會有所褪色和消減，而純學術的東西卻會逐漸突出起來。漢學或者今日所稱中國學的當代運作，并非是按照我們本土所謂“漢學家”的意志去展開學術研究的，由于歷史形成的學術慣性和現實原因，他們大多有著一套和本土中國學者不同的學術規范和學術取向。哪怕是研究同一課題的中外學者也難以一致。中國學人其實只要稍加留意，便可看出其中的區別。無論是從解釋學、接受理論或者是形象學的觀點去看，站在自我的文化立場去研究一個“非我”，一個“他者”，是不可能和站在自我的立場對于“自身”的研究等同起來的，更何況是有著特殊歷史背景和西方中心主義傾向的學科。

最后，還是讓我們再來強調一下漢學與國學的差別吧。我想，只要不是持有特別固執的心理和極端的民族情緒，都可以理解和認可這樣的判斷，那就是，西方漢學或者說西方的中國學，就學科而言，基本上就是西方人為著各種目的而研究中國的一門學科。他和中國古代的“漢學”以及今日的國學有一定的關系，但絕對不是一回事。這是一個學術史上的大是大非問題，一定要分辨清楚。但是話又說回來，當我們理性地將西方漢學作為一個歷史過程來考察的時候，其中的復雜性又會逐漸顯現出來。由于漢學或中國學都是在中西方交往的特定歷史中形成的，它的形成史又基本上是一個互動和共創的歷史，因此，學科的定位和各種意義評判，也都只有將其置入這一互動過程中去，并且作為思想史的一部分來加以考察，才會有較理性的把握。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橘枳不分地混用，讓人家覺得咱們中國的學術人在美學上主張模糊了還不夠，似乎非要進一步把學科之間的事也攪糊涂了才算罷休。

坦白地說，以上只是筆者一篇關于漢學學科思考長文的開頭部分，接下來的文字將會具體論及西方漢學作為一個學科在研究對象選擇、思想傾向、理論方法特征、研究目的和學科性質方面與國學的區別，包括它們在中國研究方面的考古學放大鏡、意識形態顯微鏡、文化的哈哈鏡、漢學作為“他者”研究的意義、漢學家的文化血統和學術取向、究竟是誰妖魔化了中國等等。讀者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在明年將要出版的《國際漢學》某一期中找到它的全文，這里就權當是做一回廣告吧。

《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