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國圖書商報》
作者:張西平
如果把日本宋學作為日本漢學的獨立形態，日本傳統漢學當“形成于14－15世紀”（嚴紹《日本中國學史》），它已有近600年的歷史；如果把利瑪竇入華作為西方早期漢學，即“傳教士漢學”開始的標志，它已有近400年的歷史；如果把1814年12月11日法國法蘭西學院正式任命雷慕沙為“漢、韃靼、滿語言文學教授”作為“西方專業漢學”誕生的標志，西方專業漢學也已走過了187年的歷程。
海外漢學從其誕生起就同中國學術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在一定意義上講中國近現代學術的產生和近現代西方漢學的發展就是中國近代學者與漢學家互動的結果。利瑪竇與徐光啟，理雅格與王韜，伯希和與羅振玉、張元濟，胡適與夏德和鋼和泰……，漢學家與中國學人的交往我們還可舉出許多例子，正是在這種交往中雙方的學術都發生了變化，互為影響，相互推動。戴密微在廈門大學任教，衛禮賢執教于北大講壇，陳寅恪受聘于牛津、劍橋，在二三十年代雙方的交往比今還要頻繁。就中國來說，正是在這種交往中中國學術逐步地向現代化形態發展。
當年傅斯年在談到伯希和的學問時說：“本來中國學在中國在西洋原有不同的憑借，自當有不同的趨勢。中國學人，經籍之訓練本精，故治純粹中國之問題易于制勝，而談及所謂四裔，每以無比較材料而隔膜。外國學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較材料，故善談中國之四裔。而純粹的漢學題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溝通此風氣，而充分利用中國學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擴充吾人之范圍乎�！边@說明了當時漢學對中國學人的啟示。胡適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記中說：“西人之治漢學者，名Sinologistsor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為吾國古代成見陋說所拘束，故其所著書往往有啟發吾人思想之處，不可一筆抹煞也�！边@里胡適已認識到漢學的特點，以后胡適在與漢學家鋼和泰交往中改變了原來認為漢學家治學“成效殊微”的看法，而是直接向鋼氏求教于梵文。而他對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評價更說明西方近代漢學對中國學術的影響，高本漢以治音韻學而著稱，胡適說：“近年一位瑞典學者珂羅倔倫（即高本漢）費了幾年工夫研究《切韻》，把二百六十部的古音弄的清清楚楚。林語堂先生說：‘珂先生是《切韻》專家，對中國音韻學的貢獻發明，比中外過去的任何音韻學家還重要。'（《語絲》第四卷第二十七期））珂先生成績何以能這樣大呢？他有西洋音韻學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運用方言的材料，用廣東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漢音吳音作參證，所以他幾年的成績便可以推倒顧炎武以來三百年的中國學者的紙上功夫�！辫b于西方漢學的這一成就，他號召青年人要掌握新的研究方法，那時再來重新整理國故，便可“一拳打倒顧亭林，兩腳踢翻錢竹江”。
當時海外漢學對中國學界的沖擊非常之大，以致陳垣先生說：“現在中外學者談論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日本如何，沒有提到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其實中國近代學術從傳統的注經轉變為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一個重要因素是受啟于海外漢學，陳寅恪“任教清華之初，遵循地道的歐洲漢學及東方學方法，講授歐洲東方學研究之目錄學”。對于這段歷史桑兵先生的《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者交往錄》一書有詳細的研究和介紹，這里我不過摘其一二而述之，說明在二三十年代伯希和、高本漢等海外漢學家的中譯本著作對當時學界的影響。
自80年代以來學界又開始注意對海外漢學的翻譯與研究，王元化主編的《海外漢學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劉東主編的《海外中國學研究叢書》（江蘇人民出版社），任繼愈主編的《國際漢學研究書糸》（大象出版社），李學勤、葛兆光主編的《當代漢學家論著譯叢》相繼問世，西方漢學的鴻篇大作《劍橋中國史》甚至有了多種譯本。但問題是中國學界，尤其是傳統的文、史、哲領域對這些譯本的研讀，對海外漢學成果的批判性吸收，若同二三十年代相比相差甚遠。就其大多數人來說仍舊在中國自己的傳統學術模式中言說，“洋人做中國的學問，有什么好看”，持有這種心態的人為數不少。當然，我們也應承認西方漢學是西方知識結構中的一部分，它必然受其本身文化與知識的影響，薩伊德的《東方學》已說明這種“東方學”的特征，它包含有福柯所說的那種“話語霸權”的因素。西方漢學的這一特征使我們必須“批判地閱讀”，不能在與西方漢學的對話中失去“本土意識”。但這些并不能作為對海外漢學不屑一顧的理由，看一看嚴紹先生對日本漢籍調查的書文，讀一讀哈佛燕京的藏書目錄，我們便可知道這些外國同行們所擁有的中國文獻并不比我們少，至今在有些領域在文獻上他們仍擁有優勢，如中西交通史、明清天主教史研究等。在理論構架和問題意識上，海外漢學更能給我們一些啟示。令人欣慰的是已有一批中青年學者在堅守“本土意識”的基礎上開始卓有成效地同西方漢學展開了對話，讀一讀陳來的《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李零的《中國方術考》我們便能感到他們寬闊的理論視野和與西方漢學有效對話的積極態度。當年傅斯年在談到法國漢學時曾說：“此日學術之進步，甚賴國際間之合作影響與競勝，各學皆然，漢學亦未能除外。國人如愿此后文史學之光大，固應存戰勝外國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應借鏡于西方漢學之特長，此非自貶實自廣也。二十年來日本東方學進步，大體為師巴黎學派之故。吾國人似不應取抹殺之態度，自添障礙以落人后�！贝搜詷O是！海外漢學的存在揭示了中國學術已是一項國際性的學術事業，它是我們在從事研究中所必須考慮的一個參照系，一個對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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