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哲學宗教、語言文字、文學藝術、天文地理、工藝科技等各種學問的綜合性學科。又稱中國學。
研究對象 從漢學發展的歷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對象不僅僅是中國漢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實際上是研究包括中國少數民族歷史和文化的整個中國的學問。由于漢民族是中國的主體，而且漢學最初發軔于漢語文領域，因而學術界一直將漢學的名稱沿用下來。也有學者用中國學來稱呼傳統的漢學。
漢學以整個中國為研究對象，其研究范圍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漢學包括了中國的社會科學和部分自然科學；狹義的漢學只涉及哲學、宗教、歷史、語言文字等部分社會科學，諸如傳統的版本、目錄、校勘、音韻、訓詁、考證等。從課題方面看，漢學已涉及中國社會生活中已經發生和將有可能發生的各種事態，從學科體系看，漢學已經囊括了中國已經建立起來的所有知識形態。
學科歷史 漢學的產生發展，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擴張有聯系，又與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的普遍發展相關聯。一般認為，漢學萌芽于16～17世紀來華傳教的教士的著述中。400余年里，漢學經歷了發軔期、確立期、發展期和繁榮期4個階段。
發軔期（16世紀末～17世紀末） 西方對于中國的了解早在古希臘就已開始。但西方對中國的研究則始于16世紀末。第一本專門講述中國的書是1585年在羅馬出版的《中華大帝國史》（門薩多著）。該書出版后，立即被譯成多種文字。有影響的早期著作還有《中華帝國志》、《中國改朝及中國基督教現狀》、《中國度量衡考》等。這些著作大多出自教士之手，對中國的研究流于表面，缺乏系統性。
確立期（18世紀初～19世紀初） 18世紀初清王朝和羅馬教皇有“儀禮”之爭，刺激西方各派傳教士對中國禮俗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時期，法國科學院派來的優秀傳教士，擬定了具體而系統的中國研究項目：中國的天文學和地理學史；中國古今通史；漢字的起源；中國的動植物和醫學等自然科學史；中國各門藝術的歷史；中國現狀，國家治安、政局和習俗，礦產和物產等。其結果出現了一批漢學成果：《中國儀禮論》（李明）、《韃靼史》（劉應）、《書經以前之時代與中國神話之關系》（馬約瑟）、《中國通史》（馮秉正）、《 成吉思汗及蒙古史 》（宋君榮）、《大唐史綱》（宋君榮）。而作為18世紀漢學雙璧的是杜赫德編著的《中華帝國史全志》（共4卷）、當時北京教士研究中國成果匯集《中國雜纂》（共16冊）。在18世紀法國教士漢學成果的基礎上，19世紀初出現了法國雷慕沙（1788～1832）和德國克拉勃羅德（1788～1830）兩位博學多才的漢學大師。他們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國歷史、語言、文學、宗教、地理學等眾多領域。兩人于1818年聯合發起成立亞洲協會，發行期刊《亞洲學報》，主要刊發漢學研究成果。隨后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成立（1823），刊《皇家亞洲學會會報》。以此為標志，漢學作為一門學科正式確立。
發展期（19世紀中后期） 這一時期正是西方試圖將中國殖民化，與中國政府發生政治、軍事沖突的時期。西方各國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研究，改變了法國壟斷漢學的局面。英國、荷蘭、德國、瑞典、奧地利、俄國都有一批卓有成績的漢學家：法國繼雷慕沙之后有儒蓮、畢甌、巴參，荷蘭有霍夫門、施古德，德國有奚伯爾特、曉特、甲柏連，英國有理雅格、畢爾、衛烈亞力，俄國有薩哈諾夫、帕底雷阿斯、白萊脫胥乃德、伊凡諾夫斯基，瑞典有多桑，匈牙利有喬瑪等。他們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各個方面。其中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國天文學，曉特的中國邊疆民族研究仍有價值，畢爾開中國佛教文獻學的先河，喬瑪成為公認的藏學創始人。這一時期的另一特點是不少漢學家集中畢生精力翻譯中國古代典籍，譯文水平較前有大幅度提高。如牛津大學首任漢語教授理雅格以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力求準確地翻譯了《論語》、《大學》、《中庸》、《書經》、《詩經》、《孟子》、《春秋左傳》、《易經》、《孝經》、《道德經》和《離騷》，成為漢籍西譯大家。
繁榮期（20世紀） 20世紀近百年的漢學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20世紀初期，甘肅敦煌石窟藏經洞被發現，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漢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寫本卷子及文物。西方一些漢學家來到敦煌考察，并掠走大批文物文獻。這批珍貴的文物文獻令漢學界震驚。以此為契機，促進漢學研究的新發展。西方一些大學紛紛設立漢學課程，成立專門的漢學研究機構，出版專門的漢學研究期刊。如法國巴黎大學高等中國研究所、荷蘭漢學研究會、萊頓大學中國研究所、法蘭克福中國學院、美國中國研究所、美國中國學會、美國漢學促進委員會、日本支那學社、日本中國研究所、日本中國學會，前蘇聯中國學家協會等。此外還有藏學和敦煌學的一些專門組織、機構，這些漢學機構或團體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專門漢學雜志。還有研究東方或亞洲的學術刊物也是發表漢學成果的重要陣地。
美國和日本漢學研究在20世紀后來居上是漢學繁榮的突出表現。它們的漢學研究雖然晚于英、法、德等國，但在20世紀以各自的優勢令漢學界矚目。美國以其雄厚的國力廣集中國文物資料，網羅漢學精英，形成超過歐洲的陣容。日本以其與中國文化同源和鄰邦的條件，由傳統的朱子學到20世紀初的支那學，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中國學，形成獨具特色的研究風格和學科體系。雖然美國和日本的中國研究有其政治目的，但客觀上促進了漢學的發展。
20世紀上半期，法國有沙畹、伯希和，英國有翟理斯、斯坦因；德國有米勒、哥隆維德，美國有夏德、勞佛爾，日本有和田清等一大批漢學大家。他們以中國考古，敦煌、吐魯番研究帶動中國研究的深入。20世紀后半期，各國都形成自己的漢學學派。將馬克思主義、西方現代人類學、文化學、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研究，出現一大批優秀成果。德國福蘭閣及其兒子福吾康關于中國古代史的著作，瑞典高本漢的《 中國音韻學研究 》、英國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美國衛特夫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法國戴密微的《吐番僧諍記》、日本佐藤長的《古代西藏史研究》等都是精湛的漢學論著。漢學研究的國際性合作交流，華人入籍西方從事漢學研究等，都是促進20世紀漢學發展、繁榮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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