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簡明的國學讀本
史笛
最近，《中國學術思想史稿》（步近智、張安奇著）一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學術界和出版界的關注。該書由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約請專家嚴格評審后，列為2006年優秀科研成果而成為后期資助項目，用以推動學術的發展。著名學術前輩、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任繼愈先生為之題寫書名。全書67萬字，闡述我國自先秦至辛亥革命歷史時期的學術思想。
對于“國學”，學界的共識是：主要是指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而學術思想則是屬于理論思維活動的范疇，歷代的思想家深刻、理論建樹精湛、學術著述浩瀚，構建了我國獨特的理論傳統和思維模式，為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本書意圖為當代的年輕學子及更多的讀者提供一本科學簡明、完整系統、文字明暢的學術思想史，以幫助讀者了解歷代思想家對中華民族學術文化的貢獻，從而熱愛并珍惜優秀的傳統學術文化、繼承發揚優秀的民族精神、思想傳統和人文精神。
本書將自先秦至辛亥革命的學術思想史分為四編。即：先秦時期，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時期，宋元明清（清代前期）時期和近代時期（清代后期）。全書分列十章。首章為《原始思維》。其余九章則分別為：《孔子儒學的創建與諸子百家的爭鳴》、《儒學的獨尊與經學思潮》、《玄學思潮與儒佛道思想的發展》、《學術思想的多元化與匯合趨勢的出現》、《理學思潮與蓬勃發展的學術流派》、《理學的北傳與朱、陸“和會”》、《心學的廣泛傳播和對理學、心學的批語或修正》、《實學思潮與乾嘉漢學》、《近代“新學”思潮與孫中山前期的學術思想》。體現了對“自孔夫子到孫中山”的學術思想的研究和撰述。
本書作者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力求以社會史與思想史相結合進行研究的方法，在長期進行學術研究基礎上，考察并綜合前人研究成果，從而有所發展創新。全書立論平穩踏實、學風嚴謹，嚴格依據史料史實進行分析，論述持之有故、言之有據。正由于主要作者在一生從事研究中對每一歷史階段的學術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研撰，全書得以將階段性與系統性作統一論述，對諸多思想家的思想源頭、發展脈絡和后續影響能夠連貫呼應，避免了割裂或拼接的缺點。更由于作者學術素養甚好，引文正確、考訂嚴謹，研究合乎學術規律，增強了本書的科學性。而表述中文字清新、深入淺出，又增添了本書的可讀性。
本書主要作者步近智，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是我國著名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侯外廬先生的主要弟子之一。他從事中國思想史40余年，著作豐富，參與的大型學術著作有《宋明理學史》、十卷本《中華文明史·學術思想》等，均獲國家級獎項。與合作者張安奇所著《顧憲成高攀龍評傳》，著名學術前輩、北京大學教授張岱年評為“是對明代思想史的一項重要貢獻”，并獲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首屆離退休人員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2003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好學集——中國思想史學術論文選》精選步近智論文37篇、張安奇11篇，得到學界好評。
《光明日報》2007年2月10日
國學研究中的力作
——步近智、張安奇《中國學術思想史稿》讀后
施宣圓
新年伊始，收到張安奇大姐寄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稿》（下稱《史稿》），這是她和她的先生步近智教授繼《顧憲成高攀龍評傳》《好學集》之后的又一部力作，全書近七十萬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學術思想屬于理論思維活動的范疇，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我國涌現出一批又一批的思想家、學術大師，他們構建了我國獨有的理論體系和思想模式，對世界的文化寶庫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近年來，有關“國學”的討論，眾說紛紜，各有所見。著名學者吳江先生在《國學再議》一文中曾指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是: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多元豐富而又互相吸收互相交融，其領域又極其廣大。所謂國學主要是指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而言。”（見《文匯讀書周報》2006年1月27日）毫無疑問，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史是“國學”的主要組成部分。這部體系完整、簡明扼要、文字活潑的中國學術思想發展歷史，可以說是近年來國學研究中的一部力作。
步近智先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師從我國著名的思想史專家侯外廬先生。他研究范圍涉及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兩宋、元明清乃至近代各個階段的學術思想領域。其中如參加撰寫的《中國思想發展史》《宋明理學史》《明清實學思潮史》等都獲得學術界的高度好評。
張安奇原是上海博物館的研究人員。1994年出版的十卷本《中華文明史》，她參加了其中的“學術思想”撰寫工作，又擔任了全書的編委和第八卷（《明代卷》）的總纂，并撰寫了《卷首語》。以后又與步近智合作撰寫《顧憲成高攀龍評傳》，1998年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進入新世紀，他們夫婦又出版了近七十萬字的《好學集——中國思想史學術論文選》。現在奉獻給讀者的這部《史稿》就是他們長期研究中國學術思想史的心血結晶。
《史稿》分四大編:先秦時期、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和近代。以往研究學術思想史一般都遵循——自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至宋明理學、乾嘉漢學而進入近代“新學”的思潮階段。《史稿》在撰寫前參考以往同類的著作，進行了認真的構思，認為“思潮”是一個時代的主流思想。所以，在構思撰寫時，除“原始思維”外，先秦稱“諸子之學”，下為兩漢“經學思潮”、魏晉“玄學思潮”、隋唐“儒佛道多元匯合”、宋明“理學思潮”、明清“實學思潮”、近代“新學思潮”。并且強調“實學思潮”是由“理學思潮”到近代“新學思潮”的發展階段。《史稿》首次提出“實學思潮”并將其作為中國學術思想史的承先啟后的重要階段，是一個很重要的創新。這是因為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步近智和一批思想史學者對明清之際的“實學思想”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在這方面，步近智撰寫了十多篇學術論文，論證了提出“實學思潮”的合理性。他又參加撰寫三卷本的《明清實學思潮史》，擔任中卷的主編。現在，“實學思潮”這一概念已為學界所接受。《史稿》中又將“實學思潮”分為三個階段:由明末顧憲成、高攀龍首開實學思潮之端緒，至明清之際顧炎武、黃宗羲、方以智、王夫之為代表的高潮時期，為第一階段；乾嘉漢學以“實證求是”的方法論為特征，創造了文字訓詁和文獻整理的輝煌，而“經世”精神則相對處于低潮，為第二階段；第三階段是嘉（慶）道（光）時期常州今文經學派的興起到龔自珍為實學思潮最后的輝煌與終結。《史稿》在總體構思方面，以唯物史觀為思想指導，立論精辟，資料翔實，自成系統，自成一家。
作為學術專著必須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所前進，有所創新。近年來，已經出版了不少中國學術思想的論著，但刻意標新立異者多，有些人追逐所謂“時尚”，在研究方法和結論上卻極為隨意。而《史稿》在綜合中有所創新，若干篇章頗有功力。比如，學術界以往常常將東林學派與東林黨混為一談，對東林學派多加否定和貶低，說他們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工具和幫兇，明代的滅亡是因為東林黨和閹黨的斗爭造成的……《史稿》作者在查閱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將思想史和社會史結合起來，把東林學派的宗旨、思想和實際表現聯系當時整個國家社會的矛盾，聯系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學術、文化等背景進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堅持客觀立場，努力排除過去各種片面的觀點。作者指出，在明末清初，理學思潮向實學思潮演變的歷史潮流中，東林學派繼承了傳統儒學“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和程朱理學理性精神的思想影響，突破了理學教條，崇尚實學，代表了新興市民階層的利益，具有早期民主思想的啟蒙色彩，開啟了明清實學思潮之端緒，為明清之際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方以智四大師為代表人物的實學高潮的到來，提供了思想資料和思想準備。
吳江先生在《國學再議》一文又說：如何界定“國學”的內涵和外延，“這里存在著相當復雜的情況。所以直到現在還沒有人嘗試寫一部較完整的國學概論出來，要做這件事是很難的。”張安奇說，他們不敢說《史稿》是一部較完整的“國學概論”，但可以說是一部較完整的“國學概述”。他們已經年逾七旬，撰寫《史稿》是他們有生之年的心愿，是他們一生的學術總結。“以史為訓，可以辨是非；以史為勵，可以知進退；以史為鑒，可以明榮辱。”如果人們將《史稿》作為“國學”讀本，繼承傳統，光大學術，愛我中華，興我中華，則愿足矣！誠哉，斯言！
《文匯讀書周報》2007年4月6日
一卷在握得悉國學精要
——讀《中國學術思想史稿》
史韻
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具有兩千余年連續發展的歷史，博大精深、輝煌燦爛，是世界上唯一未中斷的歷史文化。而所謂“國學”，主要是指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學術思想屬于理論思維活動范疇，歷代思想家思想深刻、理論建樹和學術著述浩瀚，構建了我國獨特的理論傳統和思維模式，對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近年來，世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和熱情不斷升溫；國內也出現了一股學習國學的熱潮，國學經典引起了更多讀者的關注。然而，浩如煙海的經典古籍，即令“皓首”也不能“窮經”，更難以從整體上認識和把握傳統思想文化的精粹，而多卷本的著作又很難為廣大讀者接受。社會需要一本將傳統學術文化與讀者拉近距離的著作，人們需要一本科學簡明、系統完整的國學讀本。由步近智、張安奇研撰，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學術思想史編》（以下簡稱《史稿》）正是這樣的一本著作。
熔歷史哲學等學術文化與一爐
《史稿》所述內容，貫穿自史前至近代的中國歷史時期。從《原始思維》起，學術思想史列九章：《孔子儒學的創建與諸子百家的爭鳴》、《儒學的獨尊與經學思潮》、《玄學思潮與儒佛道思想的發展》、《學術思想的多元化與匯合趨勢的出現》、《理學思潮與蓬勃發展的學術流派》、《理學北傳與朱陸“和會”》、《心學的廣泛傳播和對理學、心學的批評或修正》、《實學思潮與乾嘉漢學》、《近代“新學”思潮與孫中山前期的學術思想》。
《史稿》將整個歷史時期分為四編。即：先秦編、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編（封建前期）、宋元明清編（至清前期、封建社會后期）和近代編。每編之首，分撰各代“社會與思想概述”。由此，將歷代學術思想的發展階段與其社會歷史背景相聯系，簡明扼要地闡述了社會政治、經濟、民族、科學技術與文化藝術狀況，使之形成一個整體的社會歷史和學術文化概貌。撰著以唯物史觀為思想指導，運用以思想史和社會史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更由于主要作者步近智在畢生的學術研究中，對每一歷史時期的學術思想均有高質量的學術論評，故能實現融合和貫通的闡述，而他與張安奇合作研究也歷20余年。
學術研究的綜合與創新
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的步近智，師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侯外廬。沿著梁啟超、侯外廬等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前輩大家的學術軌跡，博覽群書、潛心苦學，以科學嚴謹態度治學，綜合前人研究成果并有所發展創新。擇其要者而言：
一、對學術思想、思潮發展階段的界定。此前，學術界沿襲的提法是：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乾嘉漢學，至近代的維新之學。
在本書中，基于將“思潮”解為是一個歷史時期的主流思想，即居于主流地位的思潮。故認為：先秦時期為諸子百家之爭鳴時期——春秋孔子創建儒學，而儒、墨同為“顯學”，戰國時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均有較大發展。秦以法家為主，至漢代董仲舒才確立了儒學統治地位，遂有經學思潮。隋唐時佛學雖興盛，而儒佛道并重。宋明理學思潮之后，繼而為明清實學思潮。這是學術思想史研究中首次將“實學思潮”明確列入。最后是進入近代的“新學”思潮。
二、對自孔子創建原始儒學以來在封建社會中儒學長期成為主流學術的歷史，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在孔子思想中最為積極的、鼓舞著歷代志士仁人為實現崇高理想而獻身的“經世致用”思想，其“仁”學的人本主義精神，儒學發展中不斷形成的“人格”、“國格”觀念，知行關系的發展等等富有哲理的學術思想，均有詳明的闡述。對儒學在長期發展演變中的開放、融合、吸取和不斷創新的歷史也有平實和合理的肯定。
三、對歷史偉人孔子和孫中山作為大思想家而重點闡述。對宋代大學問家、思想家、教育家朱熹，也作了客觀的評價。
四、對宋明理學的發展演變作了合理的闡述。從體現思辨哲理的程朱理學的出現，到沖破理學教條桎梏的陽明心學，從張揚人心的王學衰變而走向虛空，實學思潮應運而生。對這一學術演變作出了可信的、合乎歷史和邏輯的詮釋。
五、為明清實學思潮的產生、發展和終結作了合理的闡述，對這一學術思潮作了精確的理論建構。
六、對晚期以來中國資本主義關系萌芽的出現，從經濟生活、政治格局、哲學思想、自然科學乃至各文化現象作了較為全面的論述。特別對早期民主啟蒙思想的出現和自然科學中近代因素的萌發，尤為精到。
七、在對屈辱的一百年近代歷史的概述中，飽含著沉痛的反思。從志士仁人前赴后繼探索富國強兵之道和開展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斗爭中，從偉人孫中山的偉大思想和革命實踐中，以辛亥革命的勝利為結束。著者又以愛國主義的高昂精神，展示了現代中國歷史近百年的巨大變革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麗前景。
學養、學風和文風
《史稿》展現了研撰者較為深厚的學術素養、嚴謹而平實的學風和明暢清新的文風。
學術研究要求學者持科學嚴謹的態度，學術著作要求研撰者符合學術規范，本書著者符合以上要求。書中所用資料規范，引文正確。在學術綜合時，尊重前人研究成果，一一加以注明。對他人的開創性成果，不僅注明出處，還表示感謝。
以流暢的文字和清新的文風平實地表述深邃的學術理論，是本書的又一重要特點。這也正是研撰者力求將學術實現普及，努力爭取為廣大學人和為更廣泛讀者所接受的良苦用心。
歷代思想家在其著作中用古漢語所表述的思想理論和哲學概念，往往艱澀難懂，而重要的論斷又不能回避。在引用時，著者不但采取了以現代漢語加以解讀的方法，還常用按語予以注解說明。對古漢語中的通假字，亦相應地用現代漢語注明，有的還注漢語拼音。
最后，在此錄載本書全書《結束語》中的一段，因為它充分表露了研撰者的宗旨：
中華歷史，源遠流長。中華思想，博大深邃。中華民族，團結自強。中華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不被中斷的燦爛文化。
以史為訓，可以辨是非；
以史為勵，可以知進退；
以史為鑒，可以明榮辱。
以對待歷史的科學精神，批評繼承前人的思想文化遺產，必將鼓舞我們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斷前進！
（注：本書經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組織國內專家嚴格評審后，列為2006年后期資助項目。）
《中國文化報》2007年4月14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