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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最重要的十個觀點

    1.沒有事實本身，只存在它的傳播方式。人們只生活在語言傳播的世界中，傳播決定了事實真相。語言作為一種傳播方式，對事實真相會起到支配、改變甚至顛覆的作用，人的語言最具有魔力最具有危險性。由于語言對事實的支配性，所以權謀家們看重語言對實現圖謀、達成事功的功能。

    2.謀略本身無所謂善惡，是使用謀略的動機和目的顯示出謀略在道義上的卑賤崇高來。陰謀詭計應用在日常生活，那是卑鄙小人的伎倆，而如果用在國家大事上，那是梟雄謀士的雄才大略。蘇秦與意大利政治學家馬基雅維利一樣，認為謀略權術是政治科學，與日常道德斷然無涉。謀略并非教人奸詐和邪惡，相反，它正是為了戰勝邪惡和侵害、為了保證道義的實現而必須運用的智慧和手段。它可使人避免愚蠢和短視，踏上科學、高效率的正道。

    3.荊軻刺秦王是政治上的敗筆。荊軻成就了自己的英雄主義形象，但卻加速了燕國的滅亡，與最初的戰略目的背道而馳。肯定荊軻抗暴的勇氣和犧牲精神是一回事，檢討燕太子丹的決策失誤是另一回事。至剛易折，政治中的退讓、等待、忍耐比勇猛的義無返顧有用的多。政治就是一門把握可能性的藝術，周易中講“滅蠖之屈，以求信(伸)也”，韜光隱晦、以退為進、堅韌的耐力方可成事。憑著血氣之勇的刺秦，固然可以贏得千古英名和美學價值，但卻既給行動者本人造成劫難，又對事業進程毫無補益。

    4.謀略與口才相輔相成、互相促成。謀略是因，口才是果。謀略用來策劃、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而口才用來實現策劃、通過說服人直接解決問題。沒有謀略的口才會變成信口亂說，沒有雄辯的謀略也會被束之高閣、因得不到實踐而成為水中之月。戰國策士們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們既是謀劃高手，又是用雄辯實現自己謀劃的行動者。

    5.運用謀略與口才的根本在于對人性的把握上。對每個人人性中的善與惡、貪欲和良知要有清晰的衡量和嫻熟的引導，說服對方，必須要有一個將自己置換成對方的過程。掌控對方的狀況和需求，才能對癥下藥、以為我用。對待人性，如果積極成分多，就用褒揚的、激勵的方式以利益和榮譽使其就范，若人性中否定成分多，就要靠威脅的、懲罰的方式以恐懼和災難使他就范。

    6.為達目的不應該不擇手段。首先，手段取決于目的，這個目的一定是有利于自己或社會的；其次，如果手段本身的使用違背了目的，使用手段造成的負效大于目的應產生的效益，那么這個手段是不應該采取的。為那些能帶來正當效應的有益目的去不擇手段，而且此手段不會凌駕在目的之上，是完全應該的。

    7.知識分子當不了政治家，因為知識分子心有不忍、注重清名而不能務實、只會論道而不會作事。真正老練的是務實型的政治家，他權衡得失、隱忍果決，他注重實力和謀劃，是那種把目的的真正實現看得高于一切的政治家。他不看重道德上的清名、一時的成功和暫時的退卻；他看重的是實力、效用和最終的勝利。

    8.謀略帶來和平也帶來正義和民主。上天賜予我們大腦和嘴巴，不用動手動腳、動刀動槍，頭腦和言語足以解決所有問題、化解各種危機，不戰而勝是謀略的發端和宗旨。《戰國策》中也充斥了眾多樸素的社會政治真理,當時的民主政治達到了前世絕無、后世少見的高度。政治游戲規則古今同理，很簡單也很樸素，遵循它就會長治久安，違背它，就會倒退紊亂。

    9.善變敢說、運籌謀劃不是在扭曲人性，而是在充分張揚人的智力、個性和氣度，顯露出人之為人的生命的力量和存在的價值。以辭鋒相爭，以智謀相奪，“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沒有遮蔽道德虛飾的戰國策士們的這種進取有為的功利主義人生觀，在任何社會，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10.合縱連橫，分化敵方、爭取同盟的關鍵手段在于威逼和利誘。利與害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利有久暫之分，害有遠近之別。誘之以利，使之惑近利、忘遠害而為我所驅；脅之以害，使之避危亡之近禍而就我掌控。“福兮禍所伏”，以利誘之，實質上是以利害之。在合縱連橫反復無常的變化中，敗者多敗于不能明察事機、喪失同盟而自陷于孤弱；勝者多勝于善于結盟聯合、充分利用趨利避害的人性本質而益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