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緣梁啟超（代序）
對于讀書人來說，大概一生中總有幾本書會與之長久相伴，因而構成個人生命流程的一部分。就我而言，這類書中首推梁啟超的文集。在我四十五年的人生中，與梁氏文集 “ 剪不斷 ” 的日子，竟有十五載之多。今日回思，也覺驚心。
與一部書深深結緣，往往需要特別的契機。我之得以相遇《飲冰室合集》，起初純粹是出于研究的需要。1983 年，我就讀碩士研究生已進入第二個年頭，兩年半的學制時間過去了一半，我該為學位論文圈定一個大致的范圍。正在此時，我開始閱讀 1936 年出版、厚達四十冊的《飲冰室合集》，那套書在系資料室的書架上，占據了一層的大半格。起初，我還對是否能夠讀完全書缺少信心；而一旦相接，閱覽本身立即變成愉悅的享受，梁啟超所自許的其文字“別有一種魔力”（《清代學術概論》之二十五節）的效應，竟然歷久不磨，在我身上重現。我的論文題目也最終確定為《梁啟超的“文界革命”論與“新文體”》，希望有幸揭示魔力產生的謎底。
算起來，1929年去世的梁啟超與初讀其書的我，中間橫亙著半個世紀；我所看到的梁氏最早的文章，更寫于近百年以前。可我全然感覺不到其間的距離，那些印在紙上的鉛字充盈著生命力，把一個元氣淋漓的任公先生引入我的世界。
中國古來就有“文如其人”的說法，仿佛這是一個文學評論的通則，天生為批評對象所具有，就象一個人的胎記一般，與生俱來。而在我看來，這其實是不易達致的很高境界，雖經努力，亦未必可以企及。對于政治家與學者，尤其如此。但此語移用于梁啟超的文章，卻極為貼切。
也許是我的偏見，政治家以深謀遠慮的理智應世，看重的是社會效果而不是個人趣味，撰文難免帶假面具，少見個性；倘若身居高位，更多了一種職業性的“紗帽氣”，個體已經消融成為職務的符號，“官樣文章”之譏便無可遁逃，然而這還是排除了秘書代勞的情況。學者發言雖有更大的自由度，可學術研究的科學、謹嚴又要求“言必有據”，可以覆按，司空見慣的“學究氣”于是彌漫學界，人們也約定俗成地以之為學術論文的特征，向規范化靠攏的結果，常是個人風格的消泯。
梁啟超恰好兼有政治家和學者兩重身份，其一生以1917年底辭去財政總長之職為分界，區劃為政界與學界兩段生涯。盡管作為政黨領袖與大學導師必須面對不同的大眾，梁啟超卻能夠始終如一的坦露胸襟。無論所寫為何種文字，作者的個性總是分明可見。
不妨抄錄幾段當年令我動心的話，以作佐證。
1899年底，意欲遠游美國的梁啟超開始寫作記錄此行的《汗漫錄》（又名《夏威夷游記》），心中洋溢著“生二十七年矣，乃于今始學為國人，學為世界人 ” 的自豪。其自述平生履歷的一段話便說得相當動情：
余自先世數百年，棲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讀，不問世事，如桃源中人。余生九年，乃始游他縣，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猶了了然無大志，夢然不知有天下事。余蓋完全無缺不帶雜質之鄉人也。曾幾何時，為十九世紀世界大風潮之勢力所簸蕩、所沖激、所驅遣，乃使我不得不為國人焉，浸假將使我不得不為世界人焉。
在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的高潮中，讀到如此貼切的話語，發覺梁氏的決心仍然適用于今日中國──“既生于此國，義固不可不為國人；既生于此世界，義固不可不為世界人”──而歲月流轉，已近百年，在生出親切感的同時，也不免伴有些許悲涼。
1901年，正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寫下《自勵》二首，全無去國萬里、飄零天涯的苦態，而滿懷“著論求為百世師”、“十年以后當思我”的極度自信，令人不得不佩服其樂觀與遠見。此前一年面世的《少年中國說》，更是豪氣干云。開篇一連串的比喻精彩絕倫，諸如“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放入當時的語境，其奇思妙想，新穎別致，足以傾倒人心。而文章對未來中國的理想描述，又分明帶有青年梁啟超意氣風發的個人印記。
在隨后幾年陸續刊出的一系列學術論文與外國思想家學案中，梁氏當仁不讓地認真履行其導師職責，于輸入新知之際，仍保持了選擇的主體意識。以按語形式出現的議論，也往往將話頭引向中國現狀或作者自身，使讀者在讀文時也能讀人。最有名的當屬《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的自我評定：“若夫理論，則吾生平最慣與輿論挑戰，且不憚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者也�！彪m因言論不斷改易而受到“反復無�！钡呢熾y，但處于形勢急劇轉化的過渡時代，梁啟超之“善變”反而成全了其不落伍，鄭振鐸因而對56歲去世的梁氏有“仍是一位活潑潑的足輕力健，跟著時間走的壯漢”（《梁任公先生》）的印象。
完稿于1920年的《清代學術概論》，總結了三百年來學者的貢獻與缺失，對作為個中人的自己，梁啟超也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客觀地加以評說：
啟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委靡，非用此種鹵莽疏闊手段，不能烈山澤以辟新局；就此點論，梁啟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雖然，國人所責望于啟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歷史上所積之資格，實應為我新思想界力圖締造一開國規模；若此人而長此以自終，則在中國文化史上，不能不謂為一大損失也。
在我平生的閱讀經驗中，還從未看到如此苛刻而自負的坦誠自責，其針砭準確、褒揚得體，也只能出自梁啟超這位性情中人之口。此語也可視作梁氏對自己的 “ 蓋棺論定 ” ，我們實在找不出比它更精到的歷史定評。
除鑒賞其人，讀其文，還時有精妙的議論啟人心智，引人神往。因此類例證太多，不暇枚舉，略翻其書，觀者自可領會。
不過，仍然值得一說的是梁啟超的兩次系列講演：一為1912年10月歸國后在各團體歡迎會上的發言，一為1922年應南北各學校及學術團體之邀的講學活動。前者曾由張君勱、藍公武輯為《梁任公先生演說集》，后者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三卷本的《梁任公學術講演集》。雖是面對各式聽眾，且有時密接至一天一場，梁啟超卻絕不敷衍。即使邀請者有八旗生計會、山西票商或北京美術學校、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之天壤之別，梁氏所講題旨卻均能切近對象，出自心得，而別具新意，毫無政治家強人就我、以不變應萬變的惡習。
被其文字、歸根結底是為其性格的魅力如磁石吸鐵一般所吸引，我開始著手寫作平生第一部研究專著，那就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印行的《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梁啟超也成為我為之付出最多的歷史人物。以分類編排的方式選輯的兩卷本《梁啟超文選》，逐一覆核引文出處而編校的“現代學術經典叢書”中之《梁啟超卷》，輯錄散見的梁氏親友、學生為之撰寫的印象記成《追憶梁啟超》一厚冊，所用時日均可以年計。特別是歷六七寒暑、始終未曾歇手的《飲冰室合集補編》，雖積稿已多，猶未肯脫手，總期望求全求善。盡管出版社與家人均一再提醒，存在他人捷足先登的可能性，市場只認速度，并不在乎質量，而私心終怕對不起讀者，也委屈了任公先生。
也許正因為與梁啟超結緣太深，對其著作的刊行便看得太重。坦白說來，至今在我家數量可觀的藏書中，竟沒有一部號稱收錄最全的《飲冰室合集》，好像是以文字為生的人沒有筆，不免使人驚異。而道理其實很簡單：在我苛求的眼中，這套嘉惠學林的巨著，存在著遺漏甚多、�？辈痪拿�。我不愿意自己最喜歡的學者，并不完美地出現在我的書房里。不僅出于求全責備的心理，自己不購藏，也曾經勸說朋友，等待善本，致令其坐失良機。精善之本至今并未出現，影印本再版反提價二百元，徒然加重了朋友的負擔。只有我仍然決心堅持，希望終有一日，可以擁有一部讓我滿意的梁啟超全集。
1998年3月25日于京北西三旗
�。ㄔ妒隆�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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