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主要探討四大問題：第一，《文選》成書研究中的非邏輯因素(第一章)；第二，《文選》是據(jù)前賢總集二次選編的再選本(第二、第三章)；第三，對《文選》成書研究中的兩大成說——“昭明太子十學士”說與“不錄存者”說——的考辨(第四、第五章)；第四，《文選》成書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第六、第七章)。本書所論，是《文選》成書研究中較有爭議的幾個問題，并非《文選》成書研究的全部課題，如《文選》產(chǎn)生的背景，因學林未有較多爭議，本書不論。 《文選》成書研究中存在的邏輯誤區(qū)，主要表現(xiàn)為依據(jù)他人、他書的成書過程推測《文選》的成書過程和編纂者。《文選》成書研究本應當依據(jù)《文選》自身的情況展開，雖然這種研究有一定難度，但并非不可操作。現(xiàn)代《文選》學研究者或據(jù)魏晉南北朝典籍編纂的狀況推論《文選》的成書，或據(jù)蕭統(tǒng)編纂的其他選集推論《文選》的編纂。反對這種推論的研究者則依據(jù)當代或后代大型典籍的編纂狀況進行反駁，但反駁者的邏輯推理與主張者的邏輯推理都混淆了必然性因果關系與或然性因果關系的界限。本書第一章《(文選)成書研究中的邏輯誤區(qū)》即為此而撰。只有廓清這些非邏輯因素的干擾，《文選》成書研究才能真正建立在理性科學的基礎之上。 依據(jù)魏晉南北朝文章總集、選集的編纂規(guī)律，特別是根據(jù)現(xiàn)存于《文選》中的大量內證，可以確定《文選》并非先成長編而后刪節(jié)成書，而是依據(jù)摯虞《文章流別集》、李充《翰林》、劉義慶《集林》等前賢總集進行二次選編的再選本。確定這一成書過程至關重要，一切有關《文選》編纂者的研究如果不能與《文選》成書過程聯(lián)系起來，都將難以成立。確立了《文選》是再選本，則《文選》的編纂者研究、《文選》成書時間研究都將會重新得到闡釋。本書第二章專論《文選》據(jù)前賢總集二次成書的過程，第三章則通過對《文選》次文類編序的研究進一步考證《文選》的成書過程，并做為第二章的重要補充，力求證成《文選》為二次選編的再選本。 《文選》成書研究中成說頗多。在編纂者研究中影響最大的是“昭明太子十學士”編纂說。此說延續(xù)數(shù)百年，并為眾多現(xiàn)代《文選》研究者所信奉。在成書時間研究中影響最大的是竇常的“不錄存者”說，此說幾乎得到現(xiàn)代《文選》研究界大多數(shù)研究者的信從。本書對這兩種成說進行了認真的梳理。 盡管“昭明太子十學士”成書說和劉孝綽實操編務書說是《文選》編纂者研究中影響最大的兩說，但是，比較而言，“昭明太子十學士”成書說影響更為巨大。多數(shù)研究者都默認《文選》為初選本，既然《文選》是一初選本，那么選編從先秦至齊梁三十九種文體一百三十多位作家七百多篇作品的巨大工作量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工作量如此之大，昭明太子諸學士承擔《文選》編纂自在情理之中。如果本書的《文選》是據(jù)前賢總集進行再選編的二次選編說可以成立，那么現(xiàn)代《文選》學研究者認定的《文選》編纂的巨大工作量實際上并不存在。筆者為研究“昭明太子十學土”成書說，專門撰寫了《先唐學士考》一文作為背景論文，本書選擇此文與《文選》成書關系密切的相關部分寫成第四章《“昭明太子十學士”與<文選>編纂》。 《文選》成書研究中另一重要成說是中唐竇常的《文選》編輯“不錄存者”說。本書第五章《<文選>成書時間研究》是對這一問題的專論。竇常說的初衷是為解釋何遜未被《文選》采錄的問題，但是，竇常說并不能為何遜未入選《文選》作解，同時，與何遜情況類似的柳惲、吳均、王僧孺何以不能人選《文選》的問題亦不能用竇常說得到合理解釋。因此，這一流傳數(shù)百年的成說其實并不能成立。廓清了“昭明太子十學士”編纂說和竇常說的影響，《文選》成書時間將會重新得到界定。 現(xiàn)代《文選》學中《文選》成書研究的另一重大課題是《文選》成書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問題。這一課題包含了兩個子課題，一是《文選》所選文體、所選作家作品與魏晉南北朝文學傳統(tǒng)的關系；二是《文選》成書與《文心雕龍》、《文章流別集》、《翰林》、《集林》、江淹《雜體詩》、《詩品》、《宋書·謝靈運傳論》、《文章緣起》諸書的相互關系。 本書第六章《(文選>多錄常用文體、歷代名作說》是對第一個子課題的專論，第七章是對第二個子課題的專論。《文選》作為一部據(jù)前賢總集二次選編的再選本，較之先成長編再篩選成書的初選本，工作量要小得多。但是，這部并未特別費時費力的選本，卻取得了驕人的成功。這得力于《文選》所選文體是通行常用文體，也得力于《文選》所選作品是歷代傳誦的名作，即使編纂者自選的齊梁之作，也是已有世評的佳構。 《文選》成書研究中最有爭議的問題是作者研究、成書時間研究和《文選》成書與《文心雕龍》諸書的關系研究三大課題。其中，又以《文選》成書與《文心雕龍》諸書的相互關系最為紛繁，而且這一研究是一個開放的過程。在《文選》成書研究中最早為人們關注的是《文選》和《文心雕龍》的相互關系，進而是《文選》和《詩品》、《文選》和《宋書·謝靈運傳論》、《文選》和江淹《雜體詩》、《文選》和《文章緣起》的相互關系，最后進入這一專題的是《文選》和摯虞《文章流別集》、李充《翰林》與劉義慶《集林》的相互關系。這一專題的核心是《文選》編纂的創(chuàng)新和繼承問題。《文選》的編纂離不開對前代文學遺產(chǎn)的繼承，亦離不開自身的創(chuàng)新，《文選》選擇常用文體、選錄歷代名作，均是對前代文學遺產(chǎn)的繼承，同時，《文選》亦表達了編纂者個人獨到的見解。《文選》是繼承性與獨創(chuàng)性相互統(tǒng)一的產(chǎn)物。 第八章《<文選>出現(xiàn)的理論意義》是全書的附論。《文選》摒棄摯虞《文章流別集》、李充《翰林》中的文體論內容只選文學作品，意味著文學與文學批評的界限已為文壇所關注，這是文學和文學批評的雙重進步。
王立群 二00四年四月 于河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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