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湯用彤（1893--1964），字錫予，祖籍湖北省黃梅縣，生于甘肅省渭源縣。著名哲學史家、佛教史家。1911年進入北京順天學堂學習，次年考入清華學校，1916年畢業留校，出任國文教員，并任《清華周刊》總編輯。1917年考取官費留學，因治眼疾未能成行。1918年赴美留學，先入漢姆林（Hamline）大學，主修哲學。1920年轉入哈佛大學研究院，仍主修哲學，并與陳寅恪同師從Lanman教授學習梵文、巴利文，還接受了美國思想家、哈佛大學教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1922年獲哈佛大學哲學碩士學位。同年回國，歷任東南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并兼任支那內學院巴利文導師。其間還參加了《學衡》雜志的編務，積極為該雜志撰稿，成為《學衡》派的重要成員。1926年夏至1927年夏轉任南開大學哲學系教授，隨后返南京，任中央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1930年出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自1934年起任哲學系主任。1937年抗戰開始，隨北大轉往后方，任西南聯大哲學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1946年隨北大復遷，任哲學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1947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評議員，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京辦事處主任。同年，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講學。1949年2月，出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1951年后一直擔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并曾任中國科學院歷史考古專門委員，《哲學研究》、《歷史研究》編委。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歷任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用彤先生在北大執教30余年，教學內容包括中國佛教史、魏晉玄學、印度哲學史、西方哲學史、歐洲大陸理性主義、英國經驗主義、邏輯學、哲學概論等。他不僅為我國培養了一大批學術骨干，而且與胡適等老一輩學者一起為北京大學的學科和學風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用彤先生是現代中國學術史上少數幾位能會通中西、接通華梵、熔鑄古今的國學大師之一。季羨林先生為《湯用彤先生誕辰百周年紀念論文集》寫的序中說："太炎先生以后，幾位國學大師，比如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陳垣、胡適等，都是既能熔鑄今古，又能會通中西。……我認為，湯用彤（錫予）先生就屬于這一些國學大師之列。這實際上是國內外學者之公言，決非我一個人之私言。"由于用彤先生精通內外經典，又接受過嚴格的外國哲學、語言和治學方法的訓練，而且又有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他的一些學術著作如《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學史略》、《魏晉玄學論稿》等在出版幾十年后仍然是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權威性經典著作，這使他在國內外均享有崇高的學術地位。用彤先生一生抱定"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為學宗旨。他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初版于1938年，不僅對當時的日本學術界形成巨大沖擊，而且被認為對增強抗戰時期的民族自信心，為民族文化的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認為，通過對民族文化自身發展、演變的歷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客觀研究，從中總結規律，展示經驗和教訓，以解決中西文化相遇后，中國文化如何發展的重大問題。用彤先生認為，外來文化輸入中國后，其結果是相互影響的。一方面，本土文化吸收外來成份，因而有所變化、發展；另一方面，外來文化又必須適應本土原有文化而有扎變形，這樣才能在原有本土文化中扎根并發生持久影響。他特別強調，在沖突、調和、融合的文化交流中，外來文化不會完全改變本土文化的根本特性。用彤先生本著"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探求"的治學精神，精考事實，探本求源，平情立言，其結論宏通平正，對今人拭目以待學術文化研究和中國文化的建設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啟迪意義。
為了保存用彤先生的學術研究成果和進一步推動我國學術文化的繁榮發展，我們編輯了《湯用彤全集》。《湯用彤全集》收集了我們可以找到的已刊和未刊用彤先生的論著和讀書札記、教學講義及提綱、演講提綱、信札以及學生的聽課筆記，編為七卷。第一卷《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卷《隋唐佛教史稿》，本卷除收入《隋唐佛教史稿》外，尚收入有關隋唐佛教的論文及演講提綱；第三卷《印度哲學史略》，本卷除收入《印度哲學史略》和《漢文佛經中的印度哲學史料》外，尚收入部分有關印度哲學的教學講義、論文和提綱；第四卷《魏晉玄學》，本卷除收入《魏晉玄學論稿》外，尚收入有關魏晉玄學的講課提綱、演講提綱和學生聽課筆記；第五卷《往日雜稿·西方哲學》，本卷收入用彤先生關于理學、佛教、道教和文化問題的單篇論文以及哲學概論講授大綱、歐洲大陸理性主義學生聽課筆記、英國經驗主義學生聽課筆記等；第六卷《校點高僧傳》；第七卷《餖飣札記》，本卷收入了用彤先生的讀書筆記。在每卷之最后都附有一"編者后記"，對該卷的編輯情況做了一些說明，可供參考。第七卷末載《湯用彤年譜簡編》。
湯一介
1997年元月
|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