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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季羨林
欣值《湯用彤全集》出版之際，特向讀者推薦這部書。
這部《全集》包括作者早年到老年的論著，寫作時限跨度較大。湯先生幾乎講授過舊大學哲學系的大多數(shù)課程。1934年，我考上北大，湯先生為一年級講授《哲學概論》，這門課講得生動深入。如果能把這類聽課筆記整理出來，很有出版價值。據(jù)我所知，湯先生教學的講義，學生聽課的筆記，如果把其中一部分搜集起來，數(shù)量相當可觀。
湯先生不大寫信，但遇到學生請教有關學術問題，他也回信。我曾保存湯先生寫的關于宋明理學的信。1939年在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讀書時，湯先生看過我的日記，并在日記上寫了多處批語，長短不一，長的一百多字，短的一兩句話。這些手跡可惜毀于"文化大革命"。如果這類文字資料搜集全，這部《全集》的字數(shù)會不止這些。
《全集》中的《隋唐佛教史稿》是湯先生在北大的講義。新中國建國后，中華書局曾請求將此講義出版，以應社會急需。湯先生不允，說還要補充、修改。可惜先生逝世，此稿無從修訂，只能照原稿出版。前輩學者對待學術著作標準很高，要求很嚴。這種學風，今已罕見。
湯先生生活的時代，正當新學、舊學并存的時代。他們這一輩學者，自幼受過嚴格的舊學訓練。上一輩的文化人，如王國維、陳寅恪、范文瀾、郭沫若等差不多都接受過嚴格的中國傳統(tǒng)教育，文、史、哲三個領域沒有過早的分科。古文，作為一種工具，運用得比較純熟，對經(jīng)、史、子、集有廣泛的接觸，又有古漢語的堅實基礎。同時，他們又是現(xiàn)代人，廣泛接觸到近現(xiàn)代科學方法的訓練，對世界歷史文化知識有廣泛的了解，專業(yè)領域外的知識和工具也運用自如，這些條件是清代乾嘉諸儒所欠缺的。湯先生自幼學習英語，后來又學習梵文、巴利文，還通曉法文、日文。他也是我國第一代經(jīng)過近代科學方法訓練的專業(yè)學者，對古代圣賢經(jīng)傳不那么迷信，敢于懷疑，善于推敲，他治學的條件比前代有優(yōu)勢。這新舊文化的結合點，在湯先生的學術著作中有很好的體現(xiàn)。這是他們這一輩學人特具的優(yōu)勢，因而他們治文史之學可左右逢源。
湯先生治學，落腳點在中國佛教史，對佛教史投入了大量精力。他并不局限于佛教史，他也精研魏晉玄學、印度哲學、道教思想。他對道教的關心不下于佛教，只是沒有寫成著作，他的功力鮮為人知。他寫的《讀太平經(jīng)書所見》已透露了堅實的功力。抗戰(zhàn)期間，他指導研究生王明，論文題目為《太平經(jīng)合校》。《太平經(jīng)》這部道教最古老的經(jīng)典，經(jīng)過整理，現(xiàn)已成為國際國內公認的定本。我當時看到這部《合校》是湯先生手把手帶著王明作出的，如果說它是師生合著也不為過。
湯先生的治學，既廣博又精專，細心的讀者從中可以得到文章以外的收獲。湯先生的學術著作，受到同行的尊重，有人驚嘆其淵博，有人心折其謹嚴，有人欣賞其考訂精審，不論從哪一方面接觸湯先生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印象，認為他的著作使人信得過，好像和一個純樸忠厚的長者交朋友，使人對他信賴，聽他的話不會使人上當。我接觸過不過中外中國佛教史的學者，他們來自不同的社會、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世界觀，竟不約而同地對湯先生的著作有類似的感受和評價，這不能認為是偶然的巧合。原因是湯先生的著作貫串著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
20世紀對中華民族來說是個多災多難的時代，全國人民受盡外來侵略勢力的凌辱、壓迫，大多數(shù)人民群眾掙扎在死亡線上。1900年八國聯(lián)軍侵占中國的首都北京，中華民族帶著恥辱跨進20世紀。
"多難興邦"這句古訓，在中國得到完全的應驗。多災多難的中國人從中受到刺激，從各個方面使中華兒女奮發(fā)圖強，立志作一個無愧于時代的中國人。與20世紀先后同齡的有志人士，從各自的角度，迸發(fā)出激越的呼喊，煥發(fā)出智慧的光芒。這是個多災多難的時代，又是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他們的成就，從不同的領域表現(xiàn)出中華民族的聰明智慧，顯示了中華民族躋身于世界民族大國之林的氣慨。適應時代的要求，中國出現(xiàn)了軍事家，與外來侵略者進行了長期的斗爭，最終把外來侵略者趕走；中國出現(xiàn)了卓越的政治家，把積貧積弱的舊中國，改變成豐衣足食的新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即使在歷史上最繁榮、最富強的漢唐盛世，還有死于饑寒的百姓。新中國成立后，到了世紀之末，中國已經(jīng)解決了溫飽問題，正向更高的生活水平邁進。
中華民族的內在精神，還在于它既有優(yōu)良的文史傳統(tǒng)，又有深厚的人文科學的積累。正是依靠這些文化遺產(chǎn)，給人們提供了精神動力、精神食糧。我們的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善于究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使中華民族無愧于世界上任何優(yōu)秀民族。他們建樹的文化事業(yè)，流傳于子孫后代。他們提供的精神食糧，不但有利于中華民族自身，也充實了世界精神文明的寶庫。
辦一所大學要有眾多大師來支撐，一個偉大民族的振興也離不開文化大師們的支撐。湯用彤先生就是我國學術界眾多支撐文化大夏的梁柱之一。
《湯用彤全集》的出版，不僅是中國學術界的一樁盛事，也為世界文化寶庫添加了新庫藏。事實上，在幾十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他的有些著作已成為該專業(yè)的必讀的重要著作，經(jīng)歷了半個世紀，歷久不衰。
湯先生治史，重視史料的甄別，又不限于繁瑣考訂，而是站在應有的高度來縱覽所考訂的對象。30年代他指導的研究生王維誠完成了《老子化胡考》，取材詳備，論據(jù)周密，曾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他的考訂方法不只是考訂了《老子化胡經(jīng)》為偽書，這是一般考據(jù)家應當做到的，而且進一步指出此偽經(jīng)出現(xiàn)的社會原因，并從中清理出佛、道兩教斗爭的背景。如佛教史學者爭論的《牟子理惑論》，湯先生順利地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論據(jù)，證明此書不偽，這個結論把多年來聚訟紛紜的問題劃上了句號。
湯先生治學，總是從大處著眼，小處入手。由于他視野開闊，才不會局限于具體問題不能自拔，他所作出的結論，基本上經(jīng)得起時間考驗。注意從歷史的前因后果，從發(fā)展的觀點考察歷史事件，同時又注意結合地理、社會環(huán)境來考察歷史現(xiàn)象。這是史學研究者的基本要求，這也是湯先生大量著作常用的一種方法。讀者可以從中得到文字以外的收獲。
湯先生著作中還可以看到大家名家治學的風格。學術界從事歷史學、考據(jù)學的學者往往以占有別人未見過的資料自炫，沾沾自喜。湯先生和一些有成就的治史學者，卻不是這樣。他們主要依據(jù)的是《五經(jīng)》、《二十四史》、《高僧傳》、《資治通鑒》、《大藏經(jīng)》等擺在大路邊上人人能得到的資料，而立論平實、樸素，不自詡有什么驚世駭俗的發(fā)現(xiàn)，卻在平實樸素中見功力，經(jīng)得起歷史考驗。以湯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為例，雖已逾半個世紀，仍然被海內外學術界所重視。后來出版的有關這一方面的著述，有不少優(yōu)秀作品，多半是在湯著原來的框架上有所增益，沒有重大的突破。原因在于其考訂謹嚴，資料扎實，為后來人提供了繼續(xù)前進的基礎。
湯先生自幼患高血壓，寫字手顫，寫文章也不像有些作家那樣，下筆萬言，一揮而就，而是反復斟酌，日積月累，逐漸完成的。內行人都佩服他的文章古樸、厚重、寓高華于簡古，深具魏晉風骨。
湯先生治學從早年到晚年，一貫細致嚴謹。他治學一字一句也不輕易放過。早年寫的《大林書評》收到《往日雜稿》中，對日本某些著名學者的著作提出批評，平心靜氣地說道理，并嚴肅指出他們對古代漢籍斷句標點的錯誤。湯先生老年在札記中指出中國佛教無十宗，否定了多年來中國學人照搬日本佛教宗派劃分方法的謬誤。湯先生作為一個功底深厚的中國學者，最有發(fā)言權，并善于利用我們的發(fā)言權，為國爭光。反觀我們學術界有些學人，生就一副奴顏媚骨，在洋人面前不敢爭是非，這種惡劣影響今天還有待于肅清。
經(jīng)歷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20世紀，人們對人生、對社會的認識，并沒有從根本上有所提高。人們看到并感到現(xiàn)代科技的巨大作用，但人們卻沒有看到，由于人文科學的相對滯后，給人類社會帶來了不幸，甚至災難。
生活在21世紀的人們，都要根據(jù)新形勢重新審視面對的社會和人生。這一任務只有依靠人文科學來承擔。作為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既有豐富的歷史經(jīng)歷，又有豐富的人文科學文化遺產(chǎn)。
指示人類前進的方向，構劃未來生活的藍圖的重任，只有靠人文科學擔當。只有人文科學有資格根據(jù)人類社會過去、現(xiàn)在的經(jīng)驗，對未來社會提供參考性的設計。缺了人文科學，人類的知識是殘缺不全的，必將陷于歷史的"近視"，將患"社會夜盲癥"。
《湯用彤全集》反映了一代學人從一個專業(yè)學術領域總結歷史經(jīng)驗的成果，鑒于前人興衰發(fā)展的道路，為今后作參考。比如，從佛教史中中印文化交流的過程，預測今后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景和措施；可以從歷代廢佛政令的失敗，進一步認識宗教的社會性，并悟出行政命令并不能取消宗教信仰；從隋唐佛教文化的發(fā)展過程，瞻望未來新文化的創(chuàng)造特色，等等。
謹以殷切的希望、欣慰的心情看到《全集》的問世，看到了老一輩專家學者愛祖國、愛文化的成果將在構建新中國文化大夏中起到它應起的作用。
1999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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