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文集匯集的是近年來發表的一些人文地理隨筆，第一部分是短文，筆調較輕松。第二部分長些，口氣較嚴肅。雖然口氣不同，要討論的問題都是一類。盡管叫地理隨筆，卻沒有多少講四至八到，也沒有什么游記，更不是指引道路去向（一般認為地理學家最擅長指路）。文中多是一些“想法”，要么是從地理現象引發的想法，要么是在想法中找出的地理內容。
能因地理而作想法，我感到很有趣味。這輩子撞到地理行當中，卻也不錯。我這輩子正式學過兩個專業，一個是考古，一個是地理（準確地說是人文地理、歷史地理）。對這兩個專業，都是學時不解，不愛，學后卻興趣盎然。考古學、歷史地理學很有相近之處，都是到大地上找尋人類活動的痕跡，都要腳踏實地說話，都不是無病呻吟。這兩門學問的基礎工作都很實，甚至實得過于“干巴”，如果憑白無故讀這兩門東西的原始報告（考古發掘報告、地理志書），人人都會叫苦。其實，順著基礎往上走，這兩門學問都是縱橫博大，都有其精彩層面。 拿地理來說，我們一般交談的多是地理知識，而在其學問主題下，不僅有知識，更有觀念、思想、理論；放到社會里可以是政治操作，軍事部署，文化展現，歷史反思；對個人來說，又牽涉情感世界、人生體驗。對這方方面面，都可以展開研究，做出長短文章。 假地理而作文章，我們最容易想到游記一類的東西：會寫作的文化人到一個“地理”里面，邊走邊看邊感動，回來后，再追加聯翩浮想，能翻書的再摘抄幾句典故，然后遣派詞句，或在深夜，或在凌晨，激勵成篇。這類地理短文，容易走情景交融的路子，在“地理”里看到的是“景”，事后吐出的是私情美文。這是一種典型的中國文人行為，是我們的傳統，認真地說，這是我們地理文化的一個特點。但在這一流里，地理知識是“軟”的，講不出個硬道理。古人管這種地理學問叫“小識”。 當然，我們的地理文化中還另有些一特點，比如“體國經野”，這是講治國平天下的韜略；還有如“天時不如地利”，這是講因地制宜的理性。在這里，地理知識是“硬”的，道理都屬于“硬道理”，可以算計。古人管這種地理學問叫“大識”。 無論是地理的小識還是大識，都是根據我們人的需要的緊迫程度來衡量的。我們窗外的山川大地，就是那一套，但人類竟生出那么多在其中做事的花樣。光是吃住行就比動物祖先麻煩了許多，再加上社會組織要彼此較量，精神享樂要無限追求，人在地上的“發展”已經收不住閘了。如今，地，還是那個地，但人已經變得“后現代”了，據說，地理學也跟著后現代了。不用說，所謂“后現代地理學”，不是地變出來的花樣，而是人“作”（讀第一聲）出來的花樣。 因為我搞的是人文地理，在歷史地理研究中，也側重人文，所以總覺得不能老說地理學是“地學”。人文地理若離開了人，會頃刻煙消云散，所以人文地理正經應該算是“人學”。另外，地理，在窗戶外面，而地理學卻在人的腦子里，而人腦又是分時代，分階層，分你我的，所以地理學也不是純凈學問，會隨人的時代追求、價值趨向變化內涵。研究人文地理，需要先把人看透。 我得承認，自己對地理學的理解，是受了洋人的啟發。西方人文地理學，想的很多，管得很寬，“人味兒”十足，明確劃在人文社會科學一邊，這是我開始喜歡地理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對人文地理的偏好，是個人問題，沒有大道理。） 20 世紀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我到美國希拉丘茲大學（也稱雪城大學，英文作 Syracuse University ）留學一回。希拉丘茲大學是美國地理學的重鎮， 80 年代末，正有幾位“學術帶頭人”在那里，且正值旺年，應當說是“世界一流”。我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不真懂地理，英文也差），一頭先撞進詹姆斯·鄧肯（ James Duncan ）的課里。這位鄧肯教授是加拿大人，家境富有，不再操心賺錢的事，可以坐在象牙塔里專門治學，且治的是抽象、清高的理論之學（不是直接的“生產力”之學）。他的理論研究在西方地理學界影響甚大，是“新文化地理”的旗手。我上他的頭一門課叫“ Cultural Approach to Place ”，這個課的名稱足足讓我琢磨了好幾個禮拜才大致明白，所以永遠忘不了。后來我又上了他的地理學史，踏踏實實讀完《地理學與地理學家》（作者是英國地理學家約翰斯頓）這本書，才終于進到西方人文地理學的廟堂里。在希拉丘茲學了幾年之后，我便不再多想西方的具體事務了，腦子里盤桓的多是中國的東西，畢竟中國的東西對我來說更有血有肉，想起來容易走得深。 時隔八、九年，我回到北大。北京大學前輩學者的風范一直是我景仰的。這時的北大也正聚攏一批有才華的青年地理學家。我也陸續結識了北師大、科學院地理所、商務印書館地理編輯室、以及外地的一些年輕地理學家。這些人積極敏銳有才氣，使我感到國內的地理學很有生氣。 在歷史地理方面，時隔數年一看，帶頭人雖然還是那幾位，但下面的層次已經十分豐厚。以后新的帶頭人是誰，正很難說呢。歷史地理學在我國，應該是大發展的一個特色學科，中國的了不起之處（也有說是遺存問題之處）不但在歷史，也在地理。前面說了，人文地理是每代各有內涵的人事，中國的空間這么大，任憑創造，在祖先的人文地理經驗里，修造長城只是一個小例而已。 我感到在中國的漫長的人文地理經驗之中，頗有些東西是洋人難于理解的。洋人的人文地理經驗，以及在此經驗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人文地理之學，是西方的一份說明書，雖然盡力要把它做成一種普遍適用的“科學”，但能辦得到嗎？中國的人文地理，特別是文明形成期的人文地理行為，曾奠定我們文明的空間框架，它恐怕在世界上是獨一份的。中國的說明書要另寫才是。（把人文地理問題放到歷史中去觀察，是很有樂趣的事情。因為有這種樂趣，才寫出這么一些輕松短文。） 西方人素來愛談哲學，這是他們各類學問的總根子，博士多稱“哲學博士”（ Ph.D. ）。人文地理學也同樣與哲學掛鉤緊密，我得的地理學學位也稱“哲學博士”。我在希拉丘茲大學念地理時常被逼著讀哲學著作，并常向同屋一個真正讀哲學系的復旦同學請教，弄得他大為驚異，問我“你到底是念什么專業的？”哲學也是“人文”學科，與人文地理學有聯系，理所當然。前面說了，人文地理學在腦子里，而哲學也在腦子里，人就一個腦子，怎么能不在里面勾結呢？ 在我們腦子里常有些“暗藏”著的勾結關系，我們自己卻意識不到，而一經啟示，思路頓活。所謂學習，要緊處不在向腦子里塞多少地名，而是在激活思路。我在讀地理書籍或出外考察時，對于激活思路這件事相當用心。（本書匯集的長短文，就是這方面的深淺不一的記錄。） 我在“土”插隊時（相對于“洋”插隊），第一次感到天地之大，感到星光的逼人。后來學歷史地理，常�；叵朐谵r村的那種感受，以為“人”的地理應當從那種天地感受出發。在農村干活，從土里挖出活脫脫一堆土豆，這種感受也很奇妙。漢代人說“地不愛寶”，是指土里出銅鼎，但我總覺得那與出土豆沒什么兩樣。人類對土地的認知，首先是出蘿卜土豆。我們說，人文地理是人的經驗，沒錯。這種經驗又是形形色色的。當初坐在希拉丘茲大學那位鄧肯教授（現在已坐在英國劍橋了），想過各種在地理方面的人文體驗，但挖土豆的大地體驗，他肯定不如我，更不如我土插隊時的那些鄉親�！叭说仃P系”不是空的、抽象的，一定有文化、歷史的具體背景與內涵。 不了解中國人的生活，想要研究中國的人文地理，這是不可能的。而不了解一顆“中國心”，只考察中國人的四肢和腰臀，也是不可行的。中國人的四肢并不粗壯，卻能打造出萬里長城，靠的主要是中國心。在中國心里面，不光是蘿卜土豆，還有“五岳四瀆”、“芒芒九州”。中國古代的農耕社會可以有“天下一體”的宏觀，這是洋人難以理解的。因此，關于中國夏商周時代的人文地理，中外學者間有不小的爭論。 不過，人文地理的樣數很多，在這一領域，真是大千世界。爭論歸爭論，地理世界的基本事實則告訴我們，豐富性是其永恒的本質，沒有誰是唯一的“發言人”。只有匯合起來，“一個都不能少”，才叫世界。 上面所述，都是老大的問題，而這個文集里多是短小的文章。因為我常常感到心里有兩三句短話憋著要說，將它們拉為長話，沒有必要。所以短話就短說吧，這比短話長說要好得多。
唐曉峰 2003 年 11 月 28 日 于北大中關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