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現代社會學理論，做民族識別時，有一條標準是“他們有一種共同的具有歷史淵源的地域意識”。這句話很值得從地理學角度捉摸一下，要緊的是“歷史淵源”、“地域意識”這兩項內容。
作為一個民族當然要有一份立足之地，一個生存范圍，這是基本條件。但這不是“地域意識”的全部內容。“地域”不僅是一塊休養生息的地盤而已，那可能是他們英雄的祖先(后來常常升華為祖神)所開創的“圣地”，是他們在大地上的“根”，意識形態味道很濃，所以要說“地域意識”。我們看到，有些民族為了保衛圣地，愿意付出一切代價，這里有實際的需要，但更多是出于一種神圣信仰。另外，“根”的內涵不是干巴巴的一兩個地名，而常常展開為一部動人的史詩或神話故事，故事中講述著祖先(祖神)如何戰勝艱難險阻率領族人到達圣地。圣地都是來之不易，地域意識往往與英雄行為相聯系。除了講述歷史的史詩，在其他精神活動中也可以發現“地域意識”。如我國古代烏桓人，無論到什么地方，行喪葬儀式時，都要“使二人口誦咒文，使死者魂神經至歷險阻，勿令橫鬼遮，護達其赤山”(《魏書》)。意思是用咒語護送死者的靈魂安全返回圣地 - -赤山。這些都說明，地域意識已成為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地理學的角度思考民族問題，重要的是理解他們的地域意識，考察他們的“根”。然而，民族的地理之“根”與他們自身的生成一樣，屬于歷史范疇，它的形成要有一個過程。一個民族并非天生就有一塊屬于他們的“天長地久”的土地。流浪(無目的地)或遷移(可能有目的地)幾乎是每一個民族“曾經擁有”的歷史。史詩中充滿苦難的流浪史，往往構成全部民族史的序幕。正是那段充滿苦難的無地歷史，才襯托出擁有圣地之后的無限價值。流浪、遷移是一個民族的地理選擇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群的凝聚力和排他性不斷增強，民族性才得以強化。當然，“選擇”是今人的輕松術語，當時的流浪與遷徙必充滿著今人承受不了的艱辛磨難，選擇常常是被動的。
或以為只有“少數”民族才有選擇(流浪)史，而象“炎黃子孫”這樣老牌“正統”的民族天生就住在黃河流域，沒有選擇一回事。如果細觀歷史，看看華夏民族的形成期，可知這種想法不大符合歷史事實。且不說所謂“華夏”民族是如何由眾多古代民族一點點融合而成，就是依照華夏“正史” (我們常稱少數民族的是史詩，卻稱漢族的是正史) 的記述，夏人、商人、周人原來的團體都不大，都曾遷移。“夏墟”也好，“殷墟”也好，“周原”也好，起初都不是他們的老巢，他們都是由別處遷來，因駐扎生息得久，又開出一片文明基業，才把生地變為熱土，熱土變為圣地，然后埋祖墳，立宗廟，子孫磕頭，土地才具有了神圣的民族性。后來大一統，夏、商、周從血緣到地域全部打通，在血緣上編出一套合一體系，比如“五帝”，地緣上也編出一套合一體系，比如“九州”，大家都是五帝的子孫，大家都住在九州之內，所謂華夏族的世系與地系才形成眉目。這個過程用了上千年。
有的民族，有發祥地，還有發展地，兩者都很重要，但兩者不必統一。商人的發祥地至今無定論，有人認為在北方，有人認為在東方，但肯定不是在大量出土青銅重器的豫北 - -那是商人的發展地。周人的發祥地可能在邰(今武功)，但他們真正的發展卻始于周原，盛于豐鎬。關于發祥地，因為隔世久遠，言語簡略，并常顯怪誕，如古代的巴族，“本有五姓......皆出于武落鐘離山”，武落鐘離山(今湖北長陽縣境)是他們的發祥地，這個發祥地“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其余)四姓之子皆生黑穴”(《后漢書》)。
在《史記》、《漢書》中，系統描述了我國古代主要民族群體的分布格局，中間是華夏，南邊有巴、蜀、楚、越，西方有戎、羌，北方有胡、狄，各居其方。這一格局是各個民族在移動中選擇、斗爭、艱苦開發的一時結果，都是來之不易，所以稱“篳路籃縷，以啟山林”。然而斗爭和選擇對許多民族來說并沒有結束，大的民族移動浪潮在后來的歷史中出現過多次。移動，造成一些民族的消失和另一些民族或“次生民族”的生成，這是民族歷史中無法抹掉的地理特性。大地域，民族移動，民族興衰，不懂這些，便弄不懂中國歷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