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一些圖書館（比如上海圖書館）里開始設立“名人手跡”一類的收藏部門，征集有名望的人的信扎書簡，并且陳列展覽。對名人手跡感興趣的人很多，所以在收藏品市場上，那些手跡的價位也在攀高。
在商品經濟之下，名人具有名牌效益。其人一旦成名，過手之物都變的非凡。一次在美國看電視，見克林頓總統簽署一個文件，簽下自己的名字才兩三個字，他卻依次換了四五支筆，差不多寫半個字就另換一支筆接著寫，于是這四五只筆都成了“克林頓總統簽署 XX文件用筆”。必定是索求“名人筆”的人多，克林頓才采用了這個一字多筆之法。
名人之手固然可以生出許多“手跡”，但在地理這一行，腳比手重要，地理學不重視“手跡”，而重視“足跡”。所謂足跡，泛指人的經行之處，非必真雙腳之印記（不過佛教中確有跣足雙跡的紀念）。中國古代文獻中，“跡”字用得很多，大多是指名人之跡、圣賢之跡，也有與人文相對應的鳥獸之跡，古人從“跡”字引發出許多大思想。如今西方人文地理學中有一個流派叫“時間地理學”，考察人的“生活路徑”（ life path），所謂生活路徑，也就是在時空中的“跡”。
“跡”的原始含義當然是人或動物的腳走在地上留下的痕跡，中國古人對“跡”早有留意。《論衡》說：“占跡以睹足”。說明從“跡”可以推斷足行的特征。古時鳥獸眾多，其腿腳各不相同。古時人與鳥獸親近，鳥獸之跡的多樣性引起了古人的注意，在《爾雅·釋獸》中的確保留了一些關于獸跡的分辨。比如：麋，“其跡躔”；鹿，“其跡速”；兔，“其跡迒”；豕，“其跡刻”；狐，“其跡厹”。鳥獸之跡雖屬自然，但在人與鳥獸親近的古代，鳥獸之跡也與人事有關。我們古代有模仿鳥跡而發明文字的說法，曰“見鳥跡而知為書”，“倉頡起鳥跡也”（《論衡》）。我們在《周禮》中看到有一種官叫“跡人”，他們“知禽獸之處”，“掌邦田之地政”，意思是負責獵場的管理。
《孟子·滕文公上》說：當堯之時，洪水橫流，草木暢繁，五谷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后來禹平水土，“中國”才得以開發。在《孟子》的敘述中，鳥獸之跡與人文開發相對應，開發了，鳥獸之跡當然為人文之跡取代。古代最有名的人文之跡與大禹的功勞相聯系，所以稱“禹跡”。禹跡指大禹經行過、治理過，因而變的文明的地方。
“跡”字本來的意思很簡單，但與圣賢人物的活動相聯系后，意義就變得偉大起來。圣賢人物的一生作為，往往稱“跡”，如堯舜之跡，文武（周文王、周武王）之跡、周召（周公、召公）之跡、孔子之跡、王跡等等。這些“跡”都代表了不起的事業，所以有時也寫作“績”。《管子》一書中稱施行德政為“以遂文武之跡于天下”。
我們注意到，無論“跡”字的含義如何擴展，其最初始的意思，即地面痕跡的意義，總還是存在的。圣賢的地面痕跡雖然不必刻指有形的印記，但往往有一個地理范圍或一些代表地點，所以“跡”的地理意義是最基本的。“禹跡”是古代“華夏”文明地理區域的代名詞，與周邊四夷“蠻荒”的地域相區別，“禹跡”也就是“禹域”，所謂文武之跡、周召之跡、孔子之跡、王跡等都在禹跡之內，那些圣賢的活動范圍都未超出大禹平水土的范圍。后來“芒芒禹跡，畫為九州”，華夏地域內又分出九個區域，于是“九州”又成為華夏區域的代名詞，九州后來又被衍稱為“神州”、“九有”、“九域”等。這些不同的表述華夏疆域的地理名詞，總根子都是“禹跡”。宋代畫全國地圖，還稱為《禹跡圖》，說明“禹跡”在中國人地理觀中的根本地位。
《易經》說：道是“無心無跡”，而圣人則“無心有跡”，因為圣人有“經營之跡”。中國古代崇尚先賢之“跡”，因為后人要“履”其“跡”而行止，有仿效先人、景仰先人的意義。述“跡”，是一種依托大地的紀念形式，而這種紀念形式因為不脫離當時的場景（ place and landscape ），所以具有特別的打動力。我們登泰山，在“孔子登臨處”，體會“小天下”的胸懷，無人不被震撼。先賢已然遠去，而其跡猶在，講述中國的大地山川，如何忘得了那些先賢的圣跡。
附圖：宋《禹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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