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百年前，金石學家王懿榮在藥鋪常賣的“龍骨”上識出文字，從而掀開以甲骨文 (卜辭)研究歷史的新階段。甲骨文的發現，與竹簡帛書、敦煌文書、故宮檔案的發現，并列為二十世紀我國歷史文獻的重大發現。今年8月，在甲骨文主要出土地安陽，舉行了慶祝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面對甲骨文的古拙，文辭的簡略，我們很容易會小看了使用這種文字的人，進而小看了商代文明，這是不當的�？脊艑W與古文獻學研究證明，商代的政治文化、精神文化已有很高的水平，原來懷疑是晚出的東西，不少都在甲骨卜辭中發現了存在的證據，比如干支的使用�，F已發現的十幾萬塊甲骨卜辭材料，是中國最早的系統文字材料，所記錄的內容十分可觀，其中地理一項，所含信息不少，可以說是中國地理知識記錄史的第一篇。
首先，有地理知識就得有地名，很難設想沒有地名的地理知識是個什么樣的東西。對大地的利用越充分，地理知識積累得越多，出現的地名也就越多�，F在所發現的甲骨文，僅僅是商代文字的一部分，就已經有地名上千。而商代必然還有寫在其他材料上的文字(只是沒有保存到今天)與更為豐富的口頭語言，所以商代實際使用的地名應當更多。
地名主要屬于人文地理的范疇，它所體現的是大地上人文活動的積累。大量地名的出現，說明卜辭記錄的人與“地”有關的事很多。學者們按地追蹤，發現商人的活動范圍和地理視野相當大。比如商王在都城殷(今河南安陽)命人貞卜，對象可以是太行山另外一側某國的安危，也可以是陜西涇渭地區某國的兇吉。而“鬼方”、“工方”、“夷方”、“土方”、“羌方”等，則代表了更為遙遠的人文地理區位。
當然，甲骨文中許多地名已成為死字，我們今天只能看筆劃樣子，卻讀不出字音來，更不知是指哪塊地方。它們是被歷史淘汰了的文字，從而也終止了對它們所代表的地點的記憶。不過，甲骨文中也有些地名竟沿用到了今天，象洛、洹、沁、淄等。 ▇ ，就是洹字的老祖先。從 ▇ 到洹，形式上變了不少，但意思還是一樣，這正是中國文明連續性的一個小證據。
甲骨卜辭證明商代有異地同名現象，原因是地名源于族名，比如戈族住的地方就叫戈，共族住的地方就叫共。如果戈族搬到另外一個地方，那么新的地方還叫戈。這個現象說明了文明早期人文地名起源的一個重要特點。
甲骨文的地名中有自然的山河名稱，有多樣的風向說明，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文地理的東西。史學家稱早期模糊的記載為“史影”，那么，在支離殘缺的甲骨卜辭中，不但有人文的“史影”，也有人文的“地影”。對人文的“地影”，卜辭專家如王國維、郭沫若、陳夢家、李學勤等都進行過研究推斷，使我們對商代的人文地理態勢，有了稍微具體的認識。卜辭中最常見的人文地理內容有城、邑、邊鄙(郊區)、商王的田獵區、四土、邦方(方國部族)等，這幾樣東西構成了商代人文地理的主要框架。
甲骨文材料證明商代已經出現大地域國家的早期特征，而國家領土只要大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所謂“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一類的問題。中國古代常說“王畿千里”，“王畿”可以理解為“中央”，國土若超過了一千里，就有了“地方”。隨著領土的擴大，國家機器要建立一套管理控制大地域的辦法，具體說就是“中央”管控大量“地方”的辦法，地理的政治內容因此出現。
商代所謂的“地方”是什么樣子 ? 王玉哲先生曾提出一個很值得重視的看法：商代的國土不是一個彌合的整體，而是以都城(大邑)為中心，四周遠近散布著幾個或幾十個屬于商朝的諸侯“據點”，在這些據點之間的空隙地帶，存在著不聽命于商朝甚至與商朝敵對的小方國，就是說，商朝的國土是疏而有漏，這是早期大地域國家的政治地理形態。這種疏而有漏的形態，到了秦漢高度集權的帝國時代，則是不被容忍的東西了。
附圖：甲骨文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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