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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表示，《四庫全書》的編纂是一項前無古人的文化偉業(yè)，迄今為止，也是最能代表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載體。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無可比擬的。

　　 蒼龍，雖暫伏斗室，仍寄望于沖天。

　　國家圖書館209室，《四庫全書》專藏書房。128個年代久遠的高大書架隱隱泛出青光，220年來，它們與6144函《四庫全書》如影隨形，其上清乾隆帝御筆“題舊五代史八韻詩” 更讓它們在威嚴、厚重之中，顯出幾分皇家風范。這里，是國家圖書館最少有人出入的地方，這里的文津閣本《四庫全書》是不輕易示人的“鎮(zhèn)館之寶”。2007年，國家圖書館新館舍落成，這條百年蒼龍將遷至新居，屆時所有讀者都將欣賞到它的雄姿，而今天，商務(wù)印書館影印文津閣本《四庫全書》刊行，卻讓人先睹為快。

潛龍勿用：劫后國寶見證滄桑

　　《四庫全書》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guī)模的圖書集成，從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至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耗時10年編纂完成，收錄了各地呈繳圖書、內(nèi)廷藏書和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珍本、善本，共3500多種、79000多卷、36000多冊，近230萬頁，約8億言，幾乎囊括了從先秦到清乾隆時代所有的重要典籍，涵蓋了古代中國所有的學術(shù)領(lǐng)域。

　　《四庫全書》編纂完畢，底本存于京師翰林院，又先后抄成七部，其中四部藏于深宮供皇家御覽，即紫禁城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故宮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并稱“內(nèi)廷四閣”；三部置于文化繁盛的江南，即鎮(zhèn)江文宗閣、揚州文匯閣和杭州文瀾閣，號稱“江浙三閣”。

　　乾隆之后，帝國盛世不再。風雨飄搖中，《四庫全書》見證了華夏大地的百年滄桑。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英軍攻陷鎮(zhèn)江，文宗閣被燒。其后，太平天國興起，文宗閣本與揚州文匯閣本毀于戰(zhàn)火，杭州文瀾閣本亦散失大半。1860年，英法聯(lián)軍攻占北京，文源閣本與圓明園一同化為灰燼，翰林院底本亦遭劫難，后又被八國聯(lián)軍搶掠一空。而文淵、文津、文溯三閣藏本幾經(jīng)輾轉(zhuǎn)，熬過晚清危局、避過日軍鐵蹄，保存至今。目前，除國家圖書館館藏文津閣本外，文淵閣本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文溯閣本藏于甘肅省圖書館，而“半部”文瀾閣本，經(jīng)幾代學者搜求、補錄、轉(zhuǎn)抄增補，現(xiàn)藏于浙江省圖書館。

　　文津閣本共36304冊，是七部抄本中保存最完整，也是惟一原架、原函、原書一體存放保管的一部。在國圖專藏書房，記者看到，文津閣《四庫全書》按學科分四十四類編排，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別以綠、紅、藍、灰四色相區(qū)別，暗合春、夏、秋、冬四季，其《總目》則覆之以皇家專用的明黃色。雖歷兩百余年，其顏色如新，函內(nèi)夾板、絲帶、銅環(huán)宛若當年，輕翻書頁，開化紙白如初雪，館閣體小楷嚴正端莊，“文津閣寶”的朱印、“紀昀復(fù)勘”的黃箋令人恍如隔世。

見龍在田：重識國寶文化價值

　　“這是一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中國文化大典，是中國文化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品牌，是中華民族過去、現(xiàn)在、將來永遠的驕傲。”著名清史專家陳祖武如是說。

　　《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曾對搜集到的部分文獻有所刪改甚至禁毀，此舉歷來為后世所詬病。為此，力主為《四庫全書》“正名”的任繼愈先生表示：“說到禁書，歷代封建統(tǒng)治者莫不為之；刪改典籍，恐怕也不是乾隆一人專利。應(yīng)該看到，《四庫全書》的編纂集中了當時眾多的著名學者，他們的判斷力和學識對《四庫全書》的貢獻非常巨大，我們應(yīng)該充分挖掘出蘊藏其中的學術(shù)文化價值。《四庫全書》的編纂是一項前無古人的文化偉業(yè)，迄今為止，她也是最能代表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載體。”許嘉璐先生則表示：“《四庫全書》對文獻的改、削、刪，體現(xiàn)了歷史的局限，我們不應(yīng)避諱，也要心中了然。我們從現(xiàn)存的文獻中可以看出的是史實、是精神。”

　　“《四庫全書》的編纂可以說是在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了清代考據(jù)學的成就。即以版本而論，也不例外。”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孫欽善以切身體驗為據(jù)，深有感觸：“文淵、文津兩閣本互有短長。我們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纂《全宋詩》時，得益于影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之大，怎么估計都不過分。但文津閣本因為珍藏而不便利用，使編纂工作和成果留下不少缺憾。”

飛龍在天：國寶探秘別有洞天

　　《四庫全書》卷帙浩繁，加之深藏高閣，一般人難見其蹤。“印行《四庫全書》是商務(wù)印書館的一個夢想。”商務(wù)印書館總經(jīng)理楊德炎說。然而，舊中國時代，官府無意、官員無德、經(jīng)費無著、戰(zhàn)火無盡，出于種種原因，這個夢先后六次與商務(wù)印書館擦肩而過。為此，商務(wù)印書館的前輩張元濟先生曾感慨道：“《四庫》事層層難關(guān)，真如唐三藏之取經(jīng)，……。幫忙者只有行者一人，未免大苦。但不知何日方能行至雷音寺也。”

　　盡管如此，誠如張元濟先生所言：“如此一大事因緣，自然不能不有許多魔障，但使吾輩力行不懈，終當有登彼岸之時。”上世紀80年代，臺灣商務(wù)印書館率先將文淵閣本影印刊行，令學界為之一振。問題也隨之而來，七部《四庫全書》真的如出一轍嗎？

　　1991年底，在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楊訥先生的主持下，研究人員將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的集部和史部進行了比對。結(jié)果令人吃驚：兩閣本集部共收書1273種，存有差異的有788種，占62％，其中，研究人員將文淵閣本中未見而文津閣本收錄的文章輯為《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一書，即有15冊之多；史部收書566種，存有差異的有290種，占51％。最直觀的是篇、卷的數(shù)量有所差異，如宋人別集，文津閣本多于文淵閣本即有128種書1160篇文；文字之差更是不可勝數(shù)，如明王袆撰《大事記續(xù)編》卷五十七，文津閣本有34頁，文淵閣本僅19頁；眾所周知，明《永樂大典》如今散失頗巨，而《四庫全書》編纂之時，《永樂大典》尚存，四庫館臣從中輯出大量古書，其中絕大多數(shù)是佚書，因此，《四庫全書》中保存的300多種《永樂大典》輯佚本可謂彌足珍貴，而兩個閣本在《永樂大典》輯佚本的抄錄中竟也存在不少差異，僅以宋別集為例，兩閣本收輯佚本128種，其中內(nèi)容完全相同者有63種，正文部分相同而附加資料不同者有14種，正文部分存在差異者有51種；此外，兩閣本在總目提要，收書之序、跋、附錄方面也存在不少差異。

　　對此，著名學者傅璇琮表示：“文津閣本是‘內(nèi)廷四閣'本中最后抄成的一部，距第一部文淵閣本成書有3年之久，其間當有所補正。此外，文津閣本在歷史上曾起過文獻補輯作用，其他三閣本都曾據(jù)文津閣本抄補。如1917年，時存清內(nèi)務(wù)府的文淵閣本，經(jīng)檢查有9種書缺佚，共缺23卷，便據(jù)文津閣本補抄。1934年，藏于沈陽的文溯閣本也發(fā)現(xiàn)有缺卷，特地派人到北京按文津閣本補抄了《揮麈錄》等三書。”

　　盡管如此，兩閣本差異究竟有多大、其中又隱藏著怎樣的故事？仍有許多問題尚待答案。隨著文津閣本影印出版，將有更多專家參與其中的研究、鑒別。相信，有更多的歷史謎團將因此解開。

《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一部圖書集成。其編纂始于清乾隆37年(1772)至清乾隆46年(1781)。全套書分經(jīng)史子集四部，按學科分44類編排。共收錄圖書3500多種，79000多卷，36000多冊，薈萃清乾隆中期以前的歷代主要典籍，涵蓋了古代中國幾乎所有的學術(shù)領(lǐng)域。《四庫全書》修完后共抄錄了7套，均是以建專架，架上置函，函內(nèi)藏書的形式保存。

　　 全套書分經(jīng)史子集四部，依春夏秋冬四季采用分色裝潢，經(jīng)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白色(或淺藍色)、集部灰黑色。《四庫全書總目》因為是全書綱領(lǐng)，采用代表中央皇權(quán)的黃色。

　　由于規(guī)模巨大，7套書均建有專門的藏書機構(gòu)在專門的藏書建筑內(nèi)收藏，分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故宮(今沈陽)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此四部合稱“內(nèi)廷四閣”(或稱“北四閣”)。后又在鎮(zhèn)江金山寺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建文匯閣、杭州西湖故宮建文瀾閣，各藏抄本一部，合稱“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但是，《四庫全書》在其后的230余年間，歷經(jīng)戰(zhàn)亂，屢遭噩運。揚州文匯閣、鎮(zhèn)江文宗閣、圓明園文源閣《四庫全書》先后毀于戰(zhàn)亂。

　　目前7部珍藏《四庫全書》僅存4部，文淵閣藏書在1949年被運往臺灣，現(xiàn)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沈陽文溯閣藏書1966年運抵蘭州，現(xiàn)藏于蘭州；杭州文瀾閣藏書現(xiàn)藏浙江省圖書館。而此次完成影印工作的文津閣《四庫全書》藏于國家圖書館。文津閣《四庫全書》成書于清乾隆49年(1784)。1915年入藏北京后，與《敦煌遺書》《趙城金藏》《永樂大典》并稱國家圖書館的四大鎮(zhèn)館之寶。

　　文津閣本《四庫全書》共36304冊，分裝6144個書函，陳列擺放在128個書架上。它是7部《四庫全書》中保存最為完整并且至今仍是原架、原函、原書一體存放保管的唯一一部，也是被普遍認為是學術(shù)價值最高的一部《四庫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