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一）
《尚書》在中國文化史和學術史上占有極重要地位。我從事先秦歷史文化研究多年，隨著對三代史認識的深入，逐漸認定所謂“偽古文《尚書》”的“定案”無法成立。本書是對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一次全面甄別，涉及歷代古文《尚書》研究中全部主要問題。本書結論：閻若璩 的研究遠遠不足以支撐其結論。不僅如此，閻氏書中還包含許多刻意捏造的偽證。如果中國學術史中這一絕大問題的“定案”實際上是一個錯誤結論，能否以及何時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對當代中國歷史學界學術水平的一次檢驗。
閻若璩是清代學術主要奠基者。梁啟超說：“閻若璩之所以偉大，在其《尚書古文疏證》也。”孔傳古文《尚書》是歷來“證偽”對象中最重要的儒家經典，經閻氏《尚書古文疏證》“定案”為“偽書”。所謂“偽古文《尚書》”。時至今日，如果有誰在文章中引證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內容，在大部分專家看來，這樣的引證已經違背最起碼的“學術常識”。所謂“鐵案如山”。
汪中將閻氏列為“國朝六儒”（顧炎武、胡渭、梅文鼎、閻若璩、惠棟、戴震）之一，認為閻氏《疏證》是“千余年不傳之絕學”。梁啟超一方面贊同汪中見解：“六君者洵清儒之魁也”，另一方面將其約減為四：“然語于思想界影響之巨，則吾于顧、戴之外，獨推閻、胡”。清代和民初重要學者對閻若璩及其《疏證》多給予非常高的評價。詳見本書開篇“為什么選擇閻若璩”。
閻氏《疏證》對清代學術走向具有極大影響。
第一，直接推動清代“漢學”的形成。下面是 梁啟超對這一過程的描述：“自閻若璩攻偽古文《尚書》，后證明作偽者出王肅，學者乃重提南北朝鄭、王公案，絀王申鄭，則復于東漢。乾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爛然如日中天矣。懸崖轉石，非達于地不止。則西漢今古文舊案，終必須翻騰一度，勢則然矣。”由于這個原因，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將閻氏列為清代漢學家第一人。《大禹謨》“十六字心傳”是宋明理學的核心命題，閻若璩對“偽古文《尚書》”的“定案” 使之失去依據。這也是清儒背離宋學的重要契機之一。
第二，開“為考據而考據”的學風。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胡渭《禹貢錐指》等著述樹立了考據學旨趣和方法的范例，背離清初諸老通經致用的為學宗旨，形成為考據而考據的學風。此風大盛于乾嘉漢學。
第三，開三百年來疑古之風，由疑諸子傳注進而疑經。梁啟超指出：“自閻若璩攻偽古文《尚書》得勝，漸開學者疑經之風。于是劉逢祿大疑《春秋左氏傳》，魏源大疑《詩毛氏傳》。若《周官》，則宋以來固多疑之矣。康有為乃綜集諸家說，嚴畫今古文分野，謂凡東漢晚出之古文經傳，皆劉歆所偽造。”按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劉歆偽造古文經傳之說實為謬說，參閱錢穆先生《劉向歆父子年譜》。
（二）
梁啟超概括中國學術（秦以后）時代思潮“四者而已”：兩漢經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考據學（或謂漢學、樸學、實學）。宋明理學援佛入儒，非甲非乙，注釋經典常“恃胸臆為斷”；其學屬哲學范疇，處理形而上問題，“游談無根”，“虛”多“實”少。由于理學旨趣不在史實，故對當代史學研究影響甚微。
清代學術“由虛轉實”，“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研究具體問題，“實”多“虛”少。再向后，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整理國故” 。這是中國現代史學的形成過程。其主流是以顧頡剛先生為代表的“古史辨運動”。 清代學術是民初學人的知識基礎。只要身處這個時代，誰也無法擺脫其影響。
由于梁啟超、胡適等重要學者對清代學術“科學方法”的充分肯定（包括他們對閻若璩的倍加推崇），導致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和一些重要學術結論直接進入現代史學。比如，從閻若璩、崔述到康有為的“辨偽學”，為“古史辨運動”興起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疑古成果”基礎；又比如，“古史辨派”學者的治學方法大多直接來自清代學術。
清代 考據學主治經學，旁及史、子，其主要內容包括：訓詁（詮釋字、詞音義）、考據（探究經典中的疑難內容，如史事、名物、山川、地理、天文、歷算、術數、典章制度等 ）、校勘（比對不同版本，推斷經典中的正確字詞）、辨偽（研究文獻真偽）、版本（鑒定古籍年代）、輯佚（從文獻引文中輯錄佚書內容）、目錄（文獻分類） 等等。
中國現代史學由兩個主要部分構成：清代傳統學術和 西學東漸成分。考據學解決形而下問題，研究方向是查明事實真相，研究結果是確定古史和古文獻的有無和真偽，故其方法和結論仍在直接影響當代史學研究。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宋明理學屬于“古代學術”，則清代學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當代學術”。
（三）
清代考據學（漢學）形成的外在原因，是滿清征服者的文化 高壓政策，及其對文人士子的利誘籠絡；其結果是“消剛正之氣，長柔媚之風”。再有，就是康雍乾對經學的提倡，及其組織對經典的注疏和大規模編書。弘歷編修《四庫全書》“寓禁于征”，其禁毀典籍的數量相當于《四庫全書》收書總量。康雍乾三世大興文字獄，大規模禁毀“違礙”書籍， 清代考據學的興起與中國歷史上這一場空前的文化浩劫相 同步。
后人或謂清代學術始 于“寧人（顧炎武）百詩（閻若璩）之風”，實則二人學問人品已大不相同。錢穆先生說：“此種變遷，洵可嘆也！”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明末遺老多為 剛正不阿之士，閻若璩、胡渭則是 柔媚名利之徒（二人都曾主動向玄燁獻頌詩以邀寵 ）。 近讀錢大昕《皇太后七十萬壽頌》，頗有感觸；一篇序文加十四首頌詩，約一千字，二百三十八句，每句都有出處，且全都出自神圣經典《十三經》。雖是殘言斷語雜湊而成，妙在文意貫通，詩有韻腳。如此才華文章，阿諛重禮，百世罕有。
誠如梁啟超所說，清代學術走向是“節節復古”，由宋明復于六朝、唐，再復于東漢（古文經學），又復于西漢（今文經學）。至于是否如梁氏所說“節節復古”可以實現 “以復古為（思想）解放”，則須另當別論。在滿清征服者文化高壓政策之下，中國知識分子避禍于故紙堆中。所謂“避席畏聞文字獄，著述都為稻糧謀”。殘暴嚴密的思想言論鉗制，導致乾嘉時代考據學獨盛，其學風就事論事，支離破碎 ，門戶壁壘，思想貧乏；這是病態扭曲的“學術狀態”，是剛正人格和創造能力被“剃發”的結果；這個過程十分郁悶可悲，與“思想解放” 背道而馳。
在清代學術演化脈絡中，黃宗羲、顧炎武開其先河，閻若璩和胡渭是漢學（古文經學）的“直接奠基者”。乾嘉時期的漢學主要有：以惠士奇、惠棟父子為首的“吳派” （其代表人物如：惠氏弟子王鳴盛、錢大昕、江藩等）和以戴震為中心的“皖派”（其代表人物如：戴氏后學段玉裁及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等），二者都屬于梁啟超所謂清學“全盛”期的“正統派”。此外，尚有以 焦循、汪中為代表的揚州學派，以全祖望、章學誠為代表的浙江學派等等。
乾嘉漢學乃至整個清代學術的主要工作，是對古代典籍的注釋、整理，以及史實考核、史料補訂。這是清代學術的“樸學”部分，其建樹多系于此。名家輩出，著述宏富，成就斐然。有必要指出，樸學成就中較少創造性成分，煩瑣細碎有余，缺乏宏觀視野中的分析綜合。故今人于清學須作兩面觀。
（四）
考察清代學術得失的角度，在門戶，在方法。乾嘉漢學（古文經學）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搜羅東漢經說幾無遺漏，此其得；由于偏重東漢，兩晉六朝唐宋以來千余年經學成就多被忽略，此其失。晚清今文經學舍棄賈馬許鄭而復古于西漢，且專主《公羊》學，以微言大義援經議政，其旨趣不在史而在用；其失在附會經說。門戶局限，各有所失。
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中，胡適以較大篇幅分析戴震關于《堯典》“光被四表”當作“橫被四表”的考據，將其作為清代學者以“科學精神”進行“大膽假設”和“小心求證”的重要范例。此一字訓詁雖無關要旨，由于有錢大昕、姚鼐和戴氏弟子洪榜、段玉裁等著名學者參與尋找證據，因此成為清代文字考據中的經典例證。我對此專門下過一番功夫。（參閱本書附錄三：《評戴震考據“光被四表”》）結果發現戴震的結論不能成立，他的“大膽假設”已經超越文字訓注方法合理使用限度。實為清代考據學不夠嚴謹的“經典例證”。
考據學方法有其合理使用限度，過猶不及。當認識對象比較復雜，認識素材極不充分，此時提出“大膽假設”難免主觀武斷；如果在“小心求證”時只收集有利證據，見到相反證據卻只字不提，這樣的考據已經背離“科學精神”。嚴格說，“通假”等因聲求義（包括引用字書音義標注）的訓詁學方法是或然性的解釋依據，只提供可能，不提供確證。戴震“光”字考據就是對此類方法的過度使用。清代考據學中這種現象比較多見。這是樸學之內華而不實的成分。最終成為六經注我的重要工具。民初學人大多使用過這種方法，且十有八九是過度使用。相關例證見本書附錄三《評戴震考據“光被四表”》第十部分：“考據學方法的使用限度”。
清代學術的樸學部分，薪火相傳，不分今古，始于顧炎武，終于孫詒讓。樸學大部分基礎性工作比較嚴謹求實，但由于其中存在方法缺陷，故有必要作一番得失考察。在問題比較復雜的場合，對“大膽假設”和“小心求證”的研究方法，尤須細加核實。樸學中問題最復雜，采用“大膽假設”方法最集中的場合是“辨偽學”。這項研究的結果，直接決定古史和古文獻的有無和真偽。
史料是史學認知的素材。史料之于史學，如同走路要有路徑。如果發生將重要且珍貴的 真文獻“誤判”為“偽書”，是對史學研究條件的惡性破壞。換言之，“辨偽學”一旦出錯，其后果十分嚴重，是歷史學家作繭自縛，是“沒過河，先拆橋”。比酷吏枉罰無辜更加愚蠢荒唐。因此，有必要將其從樸學之中區分出來，對其理論、方法、證據、證明步驟和主要結論進行一次全面徹底的嚴格甄別。
（五）
當代學人的古文獻研究條件已經發生質的改變，這里主要指借助計算機軟件的文獻檢索條件。在古史和古文獻研究中，任何一個具體研究結論是否成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證據（書證）的質量。古代文獻學大家無不記憶超群，即使如此，由于典籍浩如煙海，其全部工作量一半以上要用于翻閱文獻、查尋書證。
毫不夸張地說，僅本書所舉書證，若以傳統方法翻檢文獻，且以一人之力專行此事，至少要用數十年查找功夫。借助計算機軟件的文獻檢索條件，可以迅速準確處理海量信息，可以在數年內完成傳統方法數十年才能完成的檢索。極大工作量的文獻查尋困難由此迎刃而解。
對于古代文獻學家來說，這種效率本身就是一個奇跡。如果鄭康成再世，這樣的技術手段會令其欣喜若狂；如果顧炎武 復 生，他一定會對《日知錄》做出許多修訂（顧氏所謂：“昔日之所得，不足以為矜；后日之所成，不容以自限”）。從“大海撈針”到“一網打盡”，古史和古文獻研究領域這場“操作技術”的革命悄然發生于最近十余年間。
我國的古籍數字化建設速度很快，目前已經有了幾個大型古籍全文數據庫（比如《國學寶典》、《四庫全書》和《四部叢刊》等）。這是當代學人一大幸事，也是“國故學”基礎研究發展健全的重要轉機。當代學人擁有檢索效率的巨大優勢，同時擁有相對成熟的證據學作為參照，還有嚴格的邏輯學甄別標準。“汽車”已經取代“牛車”。我們駕駛“汽車”超越“牛車”上的清代學術以及近代疑古學派，實乃以逸待勞，以強凌弱，多少有些勝之不武；但是，如果我們駕駛“汽車”尾隨于“牛車”之后，惟其牛首是瞻，則是十分的不可取。
（六）
在清代考據學中，“辨偽學”對中國現代史學知識結構的影響最大。三百年來疑古之風一脈相承，閻若璩是其第一人。在 孔傳古文《尚書》二十五篇被“證偽”之后，更多的古文獻（包括 《堯典》、《禹貢》等今古文《尚書》共有篇章）被判定為“偽書”，乃至整個中國歷史被“縮短”。
所有這些“疑古”研究及其結論，均以閻氏《疏證》為其釜底之薪。因此，本書對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的甄別，不在學術史范疇，而是當代史學批評的起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