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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版社出版
定價：14.00元
A5開本
ISBN 7-200-04305-2/I·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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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之“以詩為詞”的“詩化”創作傾向，在北宋中后期詞壇上獨標一格，引人注目。討論蘇軾“詩化”創作傾向在徽宗年間的影響，應該大略回顧蘇軾詞革新的內涵。
一、蘇軾“以詩為詞”的革新
在北宋詞壇上，蘇軾是革新的主將。他不甘心簡單地沿襲、模仿前人，不甘心委屈自己去適應“艷情”、“隱約”等傳統的創作框框，不甘心居柳永等名噪一時的詞人之下。他將詩文革新運動的精神帶入詞的創作領域，追求別具一格的藝術表現，在詞中表現了自己自由的個性，成為北宋詞壇最具變革精神的詞人。這一切被時人歸納為“以詩為詞”之變革。正如許昂霄《詞綜偶評》中所說：“子瞻自評其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而出’。唯詞亦然。”這種對傳統的突破，體現了蘇軾對北宋詞壇的卓越貢獻。繼柳永之后，蘇軾給詞之創作帶來的沖擊是最大的，他的創作為以陽剛美著稱的豪放詞派之產生開拓了先路、奠定了基礎。
歸納蘇軾“以詩為詞”革新的成果，可以從三個方面著眼。
其一，以詩的內容與題材入詞。詩、詞的內容與題材初無區別，只是在創作、傳播過程中逐漸分道揚鑣，以至各自嚴守“詩言志詞言情”的界限。柳永、李清照等人詩、詞的內容題材皆判然有別。蘇軾以前，一些不甘心受此局限的有個性的作家也嘗試著突破，不過，他們的突破總是零星的，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產生廣泛的影響。蘇軾是第一位對詞的內容題材做了大面積改變的作家，引起了當時詞壇的震動。他以詞抒寫愛國的豪情壯志，多側面地再現農村生活，揭示復雜的內心世界，訴說真摯的親朋情感，展現清新秀麗的水色山光，并以詞詠仙、櫽括前人詩篇詩意、說禪說理、詠嘆歷史滄桑巨變。劉熙載《藝概·詞曲概》說：“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到了蘇軾手中，詩與詞的題材已經可以混一，兩者之間已經沒有了包括逾越的障礙。
其二，以詩的風格和意境入詞。蘇軾在詞史上的另一不可磨滅功績便是拓寬了詞的意境，改變了詞的風格，使詞與詩氣脈相通。這種詞風的轉變，首先是由于歌詞抒情模式的轉移而帶來的。蘇軾拓展詞境之作，都是以自我為抒情主體的，徹底改變了前人“男子作閨音”的“代言”方式。詞人奔放之情懷、雄偉之志向都能在詞中一一得以表現。與蘇軾寬闊心胸、坦蕩襟懷相映襯，詞中出現的景物也都顯得氣象宏大，氣魄非凡。且由于蘇軾個人獨特的審美趣好，所取之景多為清新明麗者，于是，清雄曠達便成為蘇軾這類具有陽剛氣質詞的典型特征。蘇軾現存三百余首詞里，屬于這一類清雄曠達之豪放者，大約有四十余首。這部分詞之清雄曠達的風格，在通常情況下，總是和詞中壯美的意境完美結合在一起的。拍岸的江水、穿空的怪石、挺拔的大樹、浩瀚的夜空等等，這一類景色隨處可見。這一類清奇雄健的自然景物，又往往被詞人放在運動和變化之中來加以描繪，于是便給讀者以強烈的動態感受。從人物與人世方面來看，蘇軾詞的清雄曠達的風格，又總是和羽扇綸巾的風流人物、挽雕弓如滿月的壯士、把酒問月的詩人、乘風破浪的漁父等形象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從而鮮明地表現出詞人的理想抱負與樂觀進取、積極用世的精神。這樣的詞，明顯地跳出了“香而弱”與“艷而軟”的陳舊的圈子，呈現出一種全新的面貌。
其三，形式與技巧的詩化。“詩化”創新的結果，使蘇軾詞的抒情模式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詞中往往以自我為抒情主人公，突出自我的主觀情緒，表現個體的心靈矛盾。歐陽修以來在歌詞創作方面的零星突破至此匯集成為汪洋大波，最終改變了歌詞的氣質。詩歌常用的諸多創作手法、技巧也被引入歌詞，最為典型的是以議論入詞。宋人詩歌好發議論，蘇軾詩中就有很突出的表現，這種手法也被常常運用到蘇軾詞的創作之中。如：“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滿庭芳》）“不獨笑書生底事，曹公黃祖俱飄忽。”（《滿江紅》）“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沁園春》）“塵心消盡道心平，江南與塞北，何處不堪行。”（《臨江仙》）象“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等，就更加膾炙人口，傳播廣泛了。
這種形式與技巧的詩化，還與蘇軾詞對音樂藩籬的突破密切相關。詞應該是合樂歌唱的，在這一點上詞與詩已經有了根本的區別。如果填詞不再顧及音樂的需要，甚至不可入樂演唱，詞與詩的一個關鍵區別點就不復存在。突破音樂的界限之后，詞與詩就更加容易氣息相通。蘇軾生性不羈，對音樂的并不精通使他更不喜歡剪裁以迎合樂律的要求，因此，蘇軾部分詞不可歌也是事實。推崇蘇軾之創新的宋人另有一番理解，《能改齋漫錄》卷十六引晁補之語說：“居士詞人謂多不協律，然橫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陸游在《老學庵筆記》卷五中說：“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試取東坡諸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陸游對蘇詞之不合音律，看得比別人清楚而又深刻。他明確指出，這是因為蘇軾追求“豪放”，所以才“不喜剪裁以就聲律”的。只有如此，才能充分顯示出詞的“豪放”之風，才能有“天風海雨逼人”之勢。對音樂藩籬的突破，使詞的發展逐漸走上獨立抒情的道路，詩與詞最終殊途同歸。
總的看來，蘇軾的詞的“詩化”革新是成功的。詞人“以詩為詞”的革新，使其創作之抒情達意、謀篇布局、遣詞造句，皆顯示出與眾不同的特色。蘇軾本人十分欣賞“以詩為詞”，欣賞詞的“詩化”。他在《答陳季常書》中贊揚陳季常能為“新詞”，并說這種“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在《與蔡景繁書》中說，蔡的“新詞”乃“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他同時也很欣賞自己所開拓出的豪放詞。并問過“善謳”的“幕士”：“我詞比柳詞何如？”當他聽到他的詞應由執鐵板銅琶的關西大漢來唱時，高興得幾乎“絕倒”。他在《與鮮于子駿書》中說：“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他特別欣賞《江城子·密州出獵》，他在信中說：“數日前，獵于效外，所獲頗多。作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蘇軾“以詩為詞”實際上是大大開拓了詞的創作道路，蘇軾“以詩為詞”的進步意義恰恰表現在這里。
二、徽宗詞壇抒情模式的改變
蘇軾“以詩為詞”之革新，王兆鵬先生將其歸納為“東坡范式”。從抒情達意的角度來說，其主要特征就是“表現主體意識，塑造自我形象，表達自我獨特的人生體驗，抒發自我的人生理想”。這種新的抒情模式已經被徽宗年間詞人普遍接受，在創作中有廣泛的表現。
1、仕途貶謫失意的愁苦牢騷。
徽宗年間，朝政腐敗，黨爭酷烈，打擊異己，不擇手段。文人士大夫將所遭遇的人生旅途及仕途之風波險惡，以及由此生發的憤恨感慨，系之于詩，也系之于詞，表現為詩、詞趨同的發展走勢。首先表現在詞中的是元祐黨人屢遭貶謫、他鄉飄零、終至罷免回鄉的悲愁苦嘆和牢騷不平。
黃庭堅是“蘇門四學士”中文學創作業績可以與秦觀比美者。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自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治平四年（1067）登進士第，授葉縣尉。元祐初召為秘書郎，為《神宗實錄》檢討官，后遷著作郎。其時，游蘇軾門下。蘇軾知貢舉，聘黃庭堅為參詳官。《神宗實錄》成，擢為起居舍人。哲宗紹圣元年(1095)，被控《神宗實錄》中的記載有失實之處，貶黃庭堅為涪州(今四川涪陵)別駕，安置黔州(今四川彭水)，再移戎州（今四川宜賓）。崇寧初內遷知太平州（今安徽當涂），即被罷免，次年編管宜州(今四川宜山)，崇寧四年死于貶所。私謚文節先生。有《山谷琴趣外編》三卷，《全宋詞》收錄其詞一百九十余首。從哲宗紹圣年間貶官到徽宗崇寧年間再度編管宜州，在這短短的近十年時間內，黃庭堅仍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且多豪放秀逸之作。先以黃庭堅崇寧四年重陽日于宜州城樓宴席間所作的《南鄉子》為例，據說這是黃庭堅的絕筆之作，詞曰：
諸將說封侯，短笛長歌獨倚樓。萬事盡隨風雨去，休休！戲馬臺南金絡頭。 催酒莫遲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白發簪花不解愁。
王暐《道山清話》載：“山谷之在宜州，其年乙酉，即崇年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之樓，聽邊人相語：‘今年當鏖戰取封侯。’因作小詞云：……倚欄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范寥自言親見之。”黃庭堅曾經歷過元祐年間的仕途通達，也經歷過紹圣年間的被貶遠去和作此詞時的再度流落，聽諸人在宴席間談論功名，便有無限感慨。往日的抱負和對仕途的熱望，都已盡隨風雨飄搖而去，只剩得滿腹的憤懣與牢騷，借“短笛長歌”來發泄。下闋詞人故作通達，認定只有酒味與秋花依然如舊，因此不妨醉酒簪花。但是，最終還是不能排解一肚子的愁苦。蘇軾被貶期間，通脫自解，并不沉湎于悲苦之中。其置身于“江上之清風與山中之明月”間時，欣然一笑，榮辱皆忘。黃庭堅個性方面有類似蘇軾的地方，他也努力學習老師，欲以登高賞秋、簪花飲酒來緩解內心的苦痛。但是，黃庭堅此時的悲憤情緒過于強烈，他再也沒有“老子平生，江南江北”的奔放，他的超脫更多的是故作姿態，并不能真正擺脫愁苦的纏繞，所以，這首詞的結尾語意轉為沉郁悲涼。以酒澆愁，恐怕是“愁更愁”。白發簪花，這又是多么強烈的反差，多么刺眼的不協調，也將詞人的故作姿態展現得淋漓盡致。其實，詞人是故意暴露自己的故作姿態，通過這種矛盾、不和諧的動作乃至心理的表現，抒發此刻內心的郁悶不平。黃庭堅在《虞美人》中說：“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這是詞人暮年的真實心境。其《西江月》又說：“蟻穴夢魂人世，楊花蹤跡風中”，情緒便轉向消沉，將一生的榮辱起伏比作一場大夢，如同飄舞于風中的楊花一樣，更有往事不堪回首、人生如夢的悲哀。
黃庭堅紹圣年間連遭貶謫時，也多類似之作。如《定風波》作于黔州，同樣寫貶謫的愁苦與不甘消沉的樂觀。詞云：“萬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終日似乘船。及至重陽天也霽，催醉，鬼門關外蜀江前。
莫笑老翁猶氣岸，君看：幾人黃菊上華顛？戲馬臺南追兩謝，馳射，風流猶拍古人肩。”貶居黔州，陰雨連綿，陋室難以抵擋風雨，生活環境極其艱辛困苦。詞人有時也難免有“萬里投荒，一身吊影，成何歡意”（《醉蓬萊》）的悲嘆，但詞人卻從未向困難低頭，時時均能表現出一種樂觀奮進的精神。及至重陽節到來，果然雨過天霽，頗有“回首向來蕭瑟處”的豪邁。在困境中頑強生存并努力使自己獲得超脫的詞人，所依仗的是至老不衰的“氣岸”精神。戲馬臺為項羽所鑄，地在徐州。東晉劉裕北征過此，重陽登臺大宴佐僚，賦詩為樂，謝瞻與謝靈運各賦詩一首。黃庭堅緬懷古人之氣概，無論是作為、還是才華都覺得自己不輸古人。“風流猶拍”的氣度，讀來虎虎有生氣。而作于戎州黃庭堅自以為“或以為可繼東坡赤壁之歌”（《苕溪漁隱叢話》卷三十一）的《念奴嬌》（“斷虹霽雨”），具有一種抑郁深拙與達觀豪邁相互交織的風格，更是接近東坡作風。詞人并沒有被貶謫期間的愁苦情緒所壓垮，也沒有一味地牢騷不平，而是努力將自身融入自然和音樂，求得身心的解脫。這些詞與黃庭堅徽宗年間之作血脈相通。換言之，黃庭堅沒有因為朝廷的禁令而改變自己的創作風格。
晁補之是徽宗年間作詞最多的蘇門弟子，蘇詞的影響也最為廣泛地表現在晁補之的詞作中。晁補之(1053—1110)，字無咎，濟州巨野(今山東巨野)人。年十七隨父赴杭州，謁通判蘇軾，自此受知于蘇軾。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進士，授潭州司戶參軍。元祐中曾任太學正、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秘閣校理出判揚州。蘇軾由穎州移知揚州，晁補之“以門弟子佐守”。召還為著作佐郎。紹圣中坐元祐黨貶監處州、信州酒稅監。徽宗即位，召為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崇寧元年（1102）再入黨籍，免官回鄉閑居，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晚年再度起用，任泗州知州，到任不久病卒。有《晁氏琴趣外編》六卷。
晁補之詞多作于后期被貶官之后，多抒發被貶回鄉的愁苦之情。元符三年（1100），徽宗登基，晁補之第一次被貶遇赦北歸，有《宴桃源》。詞曰：
往歲真源謫去，紅淚揚州留住。飲罷一帆東，去入楚江寒雨。無緒，無緒。今夜秦淮泊處。
遭遇了哲宗親政時期這么一大場政治風波，即使是遇赦歸來，詞人情緒仍舊黯淡，對前景不抱任何希望。果然，崇寧年間風波再起，晁補之罷湖州任，被迫還金鄉家園閑居。“不會使君匆匆至，又作匆匆去計。”（《惜分飛·代別》）官場上翻手為云，覆手為雨，逼迫得詞人也匆匆來去。這情景，既有點凄涼又有點滑稽。閑居非本愿，臨別湖州，詞人充滿戀戀不舍之情：“圖畫他年覷，斷腸萬古苕溪路。”（《惜分飛·別吳作》）詞人只能將湖州風景譜入畫圖，以供思念。在這種情緒煎迫下，牢騷與怨苦便夾雜而來。詞人別湖州還鄉，路過松江，作《念奴嬌》，云：“黃粱未熟，紅旌已遠，南柯舊事，常恐重來。夜闌相對，也疑非是。”面對人生和仕途的盛衰變幻，有如黃粱、南柯一夢，同時也表現出詞人在殘酷的黨派斗爭中驚懼交加的心理狀態。壓抑之下，晁補之有時便轉為頹放，《行香子》云：“何妨到老，常閑常醉。任功名、塵事俱非。”這種看穿功名的口氣，其實出于無奈。“傾江變酒，舉斛為尊。斷浮生外，愁千丈，不關身。”（《行香子》）高喊愁不關己，正是因為被愁苦糾纏得無計可施。這里夸張得極有氣勢，說明詞人愁苦之深切。此外，晁補之有《千秋歲》吊秦觀、《離亭宴》吊黃庭堅，如云“驚濤自卷珠沉海”、“悲歌楚狂同調”等等，深寓自身悲慨。
相比之下，李之儀遭受的迫害更為慘烈。李之儀（1048—？），字端叔，號姑溪居士，滄州無棣（今屬山東）人，后徙楚州山陽（今江蘇淮安）。治平年間進士。元祐末，追隨蘇軾，入蘇軾定州幕府。元符二年（1099），因其曾經追隨蘇軾，詔勒停。徽宗年間，李之儀又兩度貶官。尤其是崇寧元年（1102），坐為范純仁作《遺表》，“下御史獄，捶楚甚苦，獄解又編管。”（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一）因此，李之儀這一時期所作的詞，其悲苦沉痛之情更為深切。其《千秋歲》用秦觀詞韻，說：
深秋庭院，殘暑全消除。天幕迥，云容碎。地偏人罕到，風慘寒微帶。初睡起，翩翩戲蝶飛成對。
嘆息誰能會？猶記逢傾蓋。情暫遣，心常在。沉沉音信斷，冉冉光陰改。紅日晚，仙山路隔空云海。
秦觀的《千秋歲》作于紹圣年間被貶時期，詞中以“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喻貶謫之愁苦，一時間流傳甚廣，蘇軾及其弟子門人多有和作，也都是寫貶謫之愁恨。李之儀在哲宗親政初期，并沒有受到新舊黨爭的牽連。直到四五年以后，才受累丟官，這是李之儀的第一次遭貶，牽累既不深，又沒有被貶到荒遠之地，與此詞的情景不太符合。然李之儀在徽宗年間連續兩次遭貶，深受政敵的迫害，并長期在姑孰（今安徽當涂）居住。這段經歷與此詞的情景、語意較吻合，所以，這首詞應該作于徽宗年間。
這首詞上闋描寫環境，以景物烘托主觀情感。比較獨特的是詞人描繪了兩種情景差異很大的景物，用“欲說還休”的方式將內心的矛盾痛苦揭示出來。一種是此時此刻詞人的真實感受：深秋季節，天闊云淡，地處偏遠，寒風凄冷。被貶離去，與志同道合的友人音信難通，必須獨自面對寒苦凄慘的環境，默默煎熬著痛苦，是隱藏于這一段環境描寫背后的心緒。“迥”字所描述的，不僅僅是秋日空曠的實際空間距離，也是詞人處在特定環境之中時時能感受到的一種心理距離。所以，漂浮的云絮，在詞人的眼中便有了七零八碎的感覺，而事實上只是詞人心碎的一種曲折表現。上闋結句突然改變語氣，詞人似乎是以極悠閑的心境去賞識翩翩成對的戲蝶。這是被愁苦折磨得無路可走的詞人的一次主觀努力，他企圖努力擺脫不堪忍受的心理苦痛。這種特意掩飾，恰好從反面襯托了詞人的真實心境。況且，歡快的成雙的戲蝶，是否會引出詞人的孤獨感和沉重感，再度令詞人陷入難堪之中呢？
果然，真實心境是無法掩飾的，下闋這種情緒就直接爆發出來。當隱藏于背后的愁苦被再度翻攪上來的時候，便化成一聲聲沉重的嘆息。詞人嘆息的是“傾蓋”故友的遠隔，彼此音信的不通。而這種苦痛，又正是殘酷的政治斗爭所帶來的。那么，這首詞所包蘊的現實意義，就值得人們回味。經過一次次酷烈的政治斗爭與迫害，詞人已經不對前景抱有希望，“紅日晚，仙山路隔空云海”，時不我有、拋擲永絕的悲痛，洋溢于言表。
悲苦之余，詞人也只能借助人們常用的方式，舉杯澆愁，以求解脫出來。《江神子》曰：
今宵莫惜醉顏紅，十分中，且從容。須信歡情，回首似旋風。流落天涯頭白也，難得是，再相逢。
十年南北感征鴻，恨應同，苦重重。休把愁懷，容易便書空。只有琴樽堪寄老，除此外，盡蒿蓬。
這首詞寫流落天涯、十年阻隔之后與友人再次相逢的情景。李之儀的友人都是哲宗親政初被貶遠去的，哲宗親政僅僅只有七年，所以，這次相逢當然是在徽宗年間。用來表達“再相逢”的快樂，遮掩“流落天涯頭白也”的愁苦，詞人只有頻頻舉杯相勸，即使“十分”醉酒，也在所不惜。其實，酒宴之間，友人難免要談起彼此相同的“恨”與“苦”，訴說愁懷，詞人在勸友的同時也是自勸。結尾歸結到“琴樽寄老”以外，滿目“蒿蓬”，一片凄苦荒涼，讀之令人唏噓。詞人與友人最終也沒有擺脫苦恨的纏繞。
元祐黨人之外，另有許多仕途失意、對前景不抱希望的詞人，或者與蘇軾曾經有過密切交往，同樣學習蘇軾作風，采用“東坡范式”抒情，在詞中深寓自我感慨。
這類詞人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毛滂。毛滂（1060—1124？），字澤民，江山（今浙江縣名）人。元祐初蘇軾居翰苑時，毛滂由浙入京，以詩文自通，即深得蘇軾賞識。毛滂《東堂集》卷六附有蘇軾的推薦狀，云：
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臣蘇軾右：臣伏睹新授饒州司法參軍毛滂，文詞雅建，有超世之韻；氣節端厲，無徇人之意。及臣嘗見其所作文論騷詞，與聞其議論，皆于時有用。今保舉堪充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謹錄奏。
元符初知武康縣，改建官舍“盡心堂”，易名“東堂”，因以為號。毛滂徽宗年間改投門戶，阿諛蔡京兄弟，混得一官半職，不過，并不為當政者所看重。雖然免去了受牽累被貶謫或被罷免的災禍，但是卻免不了仕途漂泊、沉抑下僚的苦痛。在他的詞中，也就免不了有受冷落時的凄苦與四處飄零的傷感之抒發。崇寧、大觀間，毛滂為求新職困居京師，作《雨中花·下汴月夜》，詞曰：
寒浸東傾不定，更奈艫聲催緊。堤樹朧明孤月上，暗淡移船影。 舊事十年愁未醒，漸老可禁離恨。今夜誰知風露里，目斷云空盡。
上闋借水浸冷月、咿呀艫聲、迷蒙孤月、暗淡船影，寫仕途坎坷、流落江湖的悲涼。下闋嘆老嗟恨，無限傷心，今夜風露，又添不盡凄涼，愁緒表達得極其含蓄蘊藉。這首詞應作于離京赴外任途中。毛滂在京師曾上十首諛詞，奉承蔡京，指望能得重用。豈知最終仍不免離京去國，內心的凄苦怨恨可想而知。其時，又有《去國呈蔡元度》詩，云：“去國黃流急，搔頭白發新。牛衣還卒歲，狗監定何人？奏嫌寧妨跛，為郎正礙貧。鄙文無恙否？醬瓶盍相親。”冷官窘狀，百般凄涼，可與《雨中花》對照閱讀。
毛滂的《相見歡·秋心》，寓意及語氣皆與《雨中花》相近，或為同時之作，并列于此。詞云：
十年湖海扁舟，幾多愁？白發青燈，今夜不宜秋。 中庭樹，空階雨，思悠悠。寂寞一生心事，五更秋。
從詞中語氣揣度，也是作于后期。飄零一生，一事無成，“白發青燈”，秋愁不堪。詞人將委婉訴說艷情相思的手法，運用于這種牢騷怨苦之表達，改變了以往直抒胸臆時喜用賦筆的做法，既有被傳統審美觀認可之“溫柔敦厚”，又與歌詞含蓄言情的特征相吻合，是對“東坡范式”的一種拓展。
再以葛勝仲為例。葛勝仲（1072—1144），字魯卿，常州江陰（今屬江蘇）人。哲宗紹圣四年（1097）進士，調杭州司理參軍。元符末中宏詞科，除兗州教授，入為太學正。累任太常少卿、太府少卿、國子祭酒。出知汝州、湖州、鄧州。南渡后乞祠歸，卒謚文康。有《丹陽集》八十卷。葛勝仲秉性正直，徽宗年間多得罪權貴，如宣和時在汝州曾抗宦官李彥括田，保護流民，其個性與作為有類似蘇軾之處。他在徽宗年間的詞作，也得東坡風韻。大觀三年（1109）七月，他因與朝廷議事不合，責知歙州休寧縣（今屬安徽）。初至休寧，冬夜作《江神子》，以傾吐內心的愁苦牢騷，詞云：
昏昏雪意慘云容。獵霜風，歲將窮。流落天涯，憔悴一衰翁。清夜小窗圍獸火，傾酒綠，借顏紅。
官梅疏艷小壺中。暗香濃，玉玲瓏。對景忽驚，身在大江東。上國故人誰念我？晴嶂遠，暮云重。
一年將盡，霜風凄寒，雪意慘淡，詞人“流落天涯”，倍感愁苦孤單。即使“圍獸火”、“傾酒綠”，也無法擺脫悲苦情緒的纏繞，無法消除內心的寂寞。詞人這一年方38歲，卻自稱“憔悴一衰翁”。這種夸張，可見外謫生活給詞人所帶來的痛苦折磨。詞人也試圖通過瀏覽景色排遣愁緒，如觀賞“疏艷”的臘梅等。但詞人卻時時驚覺，終不能忘懷己身被貶的現實處境。“上國故人誰念我”的追問，是對友人的思念，也是對京都的掛戀。“晴嶂”迢迢，“暮云”重重，遮擋了詞人的視線，阻隔了詞人的思戀，只是將無盡的寂寥悲苦留給了詞人。《丹陽集》卷三《上前宰相書》中詞人稱這次貶謫致使己身“心疲神竭”，這首詞就是對這種處境與心境的形象描繪。
次年，葛勝仲又有《行香子》詞，自言乃“愁況無聊作”，借悲秋寫羈客情懷，詞云：
風物颼颼，木落滄州。漸老人、不奈悲秋。羈懷都在，鬢上眉頭。似休文瘦，文通恨，子山愁。
庭梧影薄，籬菊香浮。強招尋、聊命朋儔。窮通皆夢，今古如流。且淵明徑，子猷舫，仲宣樓。
貶居之寂苦情懷在蕭條冷落的秋日里就越發叫人難堪。這首詞多用典故，借古人寫己愁。詞人也想尋覓“庭梧”、“籬菊”，轉移情緒；想呼朋喚友，招尋熱鬧。然這一切都是非常勉強的。即使是“窮通皆夢，今古如流”的自我勸慰，也無濟于事。無告中詞人轉而追慕淵明的隱逸與子猷的瀟灑，但無法釋懷仲宣登樓遙望故鄉似的離愁。
綿延至政和元年（1111），葛勝仲依然羈留在謫居處所。與同僚出游時，有《西江月》傾吐羈宦愁苦，序云：“正月十七日，與文中自邑境遍游歙黟祁門山水。十九日，在黟邑同靈觀夜燕作二首。”詞如下：
羈宦新來作惡，窮途誰肯相從？追攀十日水云中，情誼知君獨重。 寂寂回廊小院，冥冥細雨尖風。鳳山香雪定應空，昨夜疏枝入夢。
山鎮紅桃阡陌，煙迷綠水人家。塵容誤到只驚嗟，骨冷玉堂今夜。 莫對佳人錦瑟，休辭洞府流霞。峰回路轉亂云遮，歸去空傳圖畫。
遍游邑中山水，雖然也有對“紅桃”、“流霞”、“水云”之類景物的描寫，但是始終掩飾不住“羈宦窮途”的悲苦意緒。在這種惡劣心情的作用下，小院寂寂，細雨冥冥，綠水煙迷，玉堂骨冷，環境中透露出一種寂寞凄涼。夢中的詞人也必定是孤獨的。兩首詞的格調都過于凄苦悲涼。
2、歸隱田園的瀟灑與無奈。
既然朝政黑暗，元祐黨人或其他政見不同者政治上受到排擠打擊，他們便作歸隱之計，高歌隱逸田園之樂。然而這是一種被迫無奈的選擇，其中時時仍不免夾雜著的是落寞與感傷。歸隱，是中國古代文人仕途失意、失望后的退路，是飽經滄桑心靈的撫慰，所謂“窮者獨善其身”。此時，他們往往要突出隱居生活的清心寡欲、環境的秀麗宜人、田園的自在瀟灑，以反襯官場的黑暗，以及爾詐我虞之可笑，用以掩飾自己無可奈何的痛苦和失落。這一切在徽宗年間詞人創作中有非常普遍的表現。
晁補之這次被罷官回家以后，“葺東皋歸去來園，樓觀亭臺，位置極瀟灑，盡用陶（淵明）語命之。自畫為大圖，書記其上。”（陳鵠《西塘耆舊續聞》卷三）“自號歸來子，忘情仕進，慕陶潛為人。”（《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晁補之傳》）平日吟詠消遣，自得其樂，創作上反而進入一個高峰期。晁補之大量優秀的詞作都產生于這一時期，如《晁氏琴趣外篇》中的壓卷之作《摸魚兒·東皋寓居》，詞曰：
買陂塘、旋栽楊柳，依稀淮岸江浦。東皋喜雨新痕漲，沙嘴鷺來鷗聚。堪愛處，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無人獨舞。任翠幄張天，柔茵藉地，酒盡未能去。
青綾被，莫憶金閨獨步。儒冠曾把身誤。弓刀千騎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試覷，滿青鏡、星星鬢影今如許。功名浪語。便似得班超，封侯萬里，歸計恐遲暮。
晁補之晚年隱居東皋，雖然偶爾還有“儒冠曾把身誤”、“功名浪語”的憤激語，但是，總體上已經從仕途的失意中超脫出來，他是最能得蘇軾“曠達”真味的蘇門弟子。所以，上闋以輕快流利的詞筆描繪東皋景致的清新明麗、優美恬靜。在江淮、陂堂的環繞之間，楊柳成蔭，鷗鷺無猜，嘉雨新痕，夜月清光，“翠幄”“柔茵”上下輝映，一片澄澈。置身其間，宛如仙境般的美好。下闋是對往事的回顧嘆息，用以反襯今日隱居之歡樂。詞人用邵平瓜圃、班超封侯的典故做對比，自云“歸計恐遲暮”，還是無奈語。不過，詞人已經從被貶的悲苦中解脫出來，寄情于潔身自好的生活，悠然忘機。心胸之豁達坦蕩，直逼東坡。《藝概》卷四《詞曲概》評價說：“無咎詞堂廡特大。人知辛稼軒《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一闋，為后來名家所競效，其實辛詞所本，即無咎《摸魚兒》‘買陂塘旋栽楊柳’之波瀾也。”晁補之徽宗年間詞作，承蘇啟辛，在詞的流變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晁補之寫東皋隱居之樂的詞作，保存至今的還有17首之多，如“東里催鋤，西鄰助餉，相戒清晨去。”（《永遇樂·東皋寓居》）寫耕作之樂；“趣臘酒深斟，菖菹細糝，圍坐從兒女”（《消息·東皋寓居》）寫人事之樂；“蘚井出冰泉，洗瀹煩襟了”（《生查子·東皋寓居》）寫消夏之樂；“何妨醉臥花底，愁容不上春風面”（《梁州令疊韻》）寫宴飲之樂等等，都表現了詞人清高脫俗、昂首塵外的自在生活和開闊胸襟。
李之儀身心俱受摧殘仍不屈服，廢罷之后，也以田園之樂撫慰身心，陶冶性情，其《鷓鴣天》云：
收盡微風不見江，分明天水共澄光。由來好處輸閑地，堪嘆人生有底忙。 心既遠，味偏長，須知粗布勝無裳。從今認得歸田樂，何必桃源是故鄉。
從清明凈潔的天光水色中悟透“此身非吾有”的舛誤，因此感嘆半生勞碌的無謂，宣稱因此要歸隱田園。細品語意，發現李之儀并沒有晁補之那一份真正的超脫，更多的是無奈之中的反語憤激，可以將其理解為對世態時局的一種抗爭姿態。所以，《鷓鴣天》下闋都是詞人在大聲宣稱，在這聲音的背后可以折射出詞人的痛苦。其《朝中措》語意更為明了，下闋云：“功名何在？文章漫與，空嘆流年。獨恨歸來已晚，半生辜負漁竿。”情緒焦點落實在“功名何在”之失落后的憤慨。從這種磨滅不了的憤恨中，也可以體會李之儀不屈不撓的錚錚硬骨。
黃庭堅未及退隱便卒于貶所，但在貶謫期間不乏對隱逸的向往，他同樣期望以此撫慰受傷的心靈。《南鄉子》說：
未報賈船回，三徑荒鋤菊臥開。想得鄰船霜笛罷，沾衣。不為涪翁更為誰？ 風力裊萸枝，酒面紅鱗愜細吹。莫笑插花和事老，摧頹。卻向人間耐盛衰。
在現實生活中身不由己，欲進無路，欲歸不可，只能對“三徑荒鋤”遙致愧疚之意。所以，詞人理所當然地認為“鄰船”催人淚下的“霜笛”是為他而發的。那么，詞人就故意選擇了飲酒“插花”的放縱形骸的生活，來彌補自己不得隱逸的缺憾。同樣也以此來抗爭現實。黃庭堅又有《浣溪沙》寫自己晚年生活，詞說：
一葉扁舟卷畫簾，老妻學飲伴清談。人傳詩句滿江南。 林下猿垂窺滌硯，巖前鹿臥看收帆。杜鵑聲亂水如環。
詞人一直未得歸隱機會，“一葉扁舟”、老妻相伴云云，都是詞人渴望過的晚年生活。“人傳詩句滿江南”，則詞人理想中又試圖作為文壇成名人物歸隱林下。一方面是名傳江南，一方面是歸隱高臥，這是何等自在瀟灑。下片描述的與“林下猿”、“巖前鹿”為伍，聽“杜鵑聲亂”，更是詞人仕途失意之后時時渴望的一種想象中的理想隱逸生活。
徽宗年間仍然奔波于仕途的詞人，也有隱逸之想。一方面，是因為隱逸傳統的影響；另一方面，官場上隨時都有種種不盡人意處，隱逸之想也是一種牢騷與自我解脫。以葉夢得為例。葉夢得（1077—1148），字少蘊，號石林居士，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哲宗紹圣四年（1097）進士，授丹徒尉。崇寧初授婺州教授，累遷至翰林學士。歷知汝州、蔡州、穎昌府。南渡以后仍得重用，官至尚書右丞，兩鎮建康，為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葉夢得是南北宋之交的重要作家，著述繁富。他是晁補之的外甥，元祐末與蘇門弟子交往密切，徽宗年間也曾閑居烏程卞山，與賀鑄來往頻繁。所以，葉夢得與蘇門有很深的淵源，創作上也深受影響。徽宗年間，葉夢得雖依蔡京而貴，人品有可非議之處。然詞作仍得東坡余韻，與南渡以后的作品保持了連貫性。他的部分作品，甚至被混入東坡集子，使后人難辨真偽。葉夢得宣和年間因得罪權勢傾朝的內侍楊戩、李彥，落職，卜居卞山石林谷。宣和六年（1124），詞人筑承詔堂、知止亭，竣工，友人劉燾來訪，作《八聲甘州》，詞云：
寄知還倦鳥，對飛云、無心兩難齊。漫飄然欲去，悠然且止，依舊山西。十畝荒園未遍，趁雨卻鋤犁。敢忘鄰翁約，有酒同攜。
況是巖前新創，帶小軒橫絕，松桂成蹊。試憑高東望，云海與天低。送滄波、浮空千里，照斷霞、明滅卷晴霓。君休笑，此生心事，老更沉迷。
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說：“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詞人開篇就用此意，點明歸隱之志向。詞人不是殘酷黨爭的受害者，罷職后仍提舉南京鴻慶宮，這種仕途風波挫折是每一位文人士大夫都要經歷的，所以，詞人并不是太在意，心境也沒有太大的波動。況且，有卞山石林“小軒橫絕，松桂成蹊”之秀美的景色相伴，詞人就更加“悠然”自得，“飄然欲去”了。卞山西面，開辟“十畝荒園”，“趁雨鋤犁”，與“鄰翁”相約對飲。掙脫了塵世的喧鬧，擺脫了官場的爾虞我詐，詞人反而有了一絲輕松與開朗。此時，可以“憑高東望”，見云海茫茫，滄波千里，斷霞明滅，晴霓舒卷。詞人似乎也已經將自身融入隱居的環境，做到物我兩忘了。
葉夢得宣和五年、六年所作的其他幾首詞，都流露出對隱逸環境及景物的濃厚興趣。如《南鄉子》寫種梅、賞梅，寄托自己的孤高情懷，下闋說：“絕絕照瓊魄，辜負芳心巧剪裁。應恐練裙驚縞夜，殘杯。且放疏枝待我來。”《臨江仙》寫湖上飲酒歸來，表現自己放浪形骸、灑脫不羈的情懷，說：“白酒一杯還徑醉，歸來散發婆娑。無人能唱采蓮歌，小軒敧枕，檐影掛星河。”又有《臨江仙》寫與友人同游山水，洗脫塵俗說：“山半飛泉鳴玉佩，回波倒卷粼粼。解巾聊濯十年塵。青山應卻怪，此段久無人。”
葛勝仲大觀四年（1110）仍在休寧任上，他于南溪上建真意亭，自言因景仰陶淵明，故取其《雜詩》之意命其亭，有詩紀其游說：“寄與溪光容笑傲，人愚哪敢便相愚。”（《丹陽集》卷十六《游真意亭的二絕句示良器》）又有《漁家傲》二首紀其游，序曰：“初創真意亭于南溪，游陟晚歸作。”詞如下：
巖壑縈回云水窟，林深路斷迷煙客。茅屋數椽攜杖舄，人寂寂，侵檐萬個瑯玕碧。 倦客羈懷清似滌，更無一點飛埃跡。溪漲慢流過幾席，寒湜湜，鳧鷖點破琉璃色。
疊疊云山供四顧，簿書忙里偷閑去。心遠地偏陶令趣，登覽處，清幽疑是斜川路。 野蔌溪毛供飲具，此身甘被煙霞痼。興盡碧云催日暮，招晚渡，遙遙一葉隨鷗鷺。
貶謫的寂寥孤苦，只能通過瀏覽景色來排遣。詞人忙里偷閑，攜杖來往于巖壑、碧云、煙霞、清溪、幽林、翠竹、茅屋之間，與鷗鷺為伍，體會到陶淵明隱居斜川時的心境，于是對這種“心遠地偏”的生活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甘愿在這樣“野蔌溪毛供飲具”的簡陋環境里逍遙避世。“倦客羈懷清似滌，更無一點飛埃跡”，是此時求隱心態的表露，也是對貶謫生活的無奈排遣。詞人在同時所作的一首《西江月》中更加明確地表態說：“晚路交游綠酒，平生志趣青霞。霜風時節近黃花，泛宅舟將鷁畫。”
3、多種生活情感體驗的抒發。
唐末五代以來，詞的表現范圍變得越來越窄，男歡女愛、離情別怨、春恨秋愁，幾乎成為詞中的惟一話題。詞中的抒情女主人公，也絕大多數是送往迎來、倚門賣笑的歌妓。蘇軾率先突破傳統的藩籬，做到“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但沒有立即被同時代的人所認可。到了徽宗年間，蘇軾的開拓才逐漸被人們所熟悉、所接受，因而悄悄地形成為創作習慣。這一階段的詞人，將生活中體驗到的多種情感經歷，都借歌詞來抒發。這一種悄悄的緩慢改變，對南渡以后“蘇學”在詞壇的全面復蘇至關重要。
首先，是對親朋好友的思念之情。徽宗年間詞人，多遭廢罷或貶謫，告別親朋好友成為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別后的思念也就隨處可見。這種思念，由于攙雜了復雜的政治因素，因此變得更加耐人尋味。李之儀《憶秦娥》云：
清溪咽，霜風洗出山頭月。山頭月，迎得云歸，還送云別。 不知今是何時節？凌歊望斷音塵絕。音塵絕，帆來帆去，天際雙闕。
凌歊臺，在安徽當涂縣西北五里的黃山上。據《太平寰宇記》卷一百零五《江南西道》載：“（南朝）宋凌歊臺，周回五里一百步，高四十丈，石碑見存。”賀鑄通判太平時曾作《凌歊引》，李之儀為之作跋，故李之儀此詞當作于崇寧年間編管太平之時。霜風秋月季節，登凌歊臺思念遠方友人，此地曾是與友人相聚相別之處。遙望遠方，友人杳無音訊，也不知何日可以重逢，思念至此，難禁心頭凄痛。詞人很好地運用了入聲韻，造成哽咽的聲調，用以表達泣不成聲的悲痛。詞中流露的近乎絕望的悲苦，就不僅僅是用友人之間的離別思念可以解釋得了，其中所包含的可能是更深一層的對政途風波險惡的憂慮與絕望。
向子諲政和年間寓居滁陽（今安徽滁縣），有《清平樂》詞寄諸友，詞云：
云無天凈，明月端如鏡。烏鵲繞枝棲未穩，零露垂垂珠隕。 扁舟共絕潮河，秋風別去如梭。今夜凄然對影，與誰斟酌姮娥？
在某個萬里無云、明月如鏡的夜晚，烏鵲棲枝未穩，零露垂滴。這是一個空曠而略帶凄清的環境，是一個送別或思念的典型環境。詞人想念遠方的友人，思緒悠悠。詞人想起了當年的“扁舟”共渡，想起了瑟瑟秋風中的離別，感慨別后如梭的光陰。緩緩敘說中逼出一句“今夜凄然對影，與誰斟酌姮娥？”無限的情思皆蘊涵其中。
送別友人之際，便有分手的感慨與留戀之情。葉夢得作于政和年間的《臨江仙》，詞前有小序說：“熙春臺與王取道、賀方回、曾公袞會別。”詞云：
自笑天涯無定準，飄然到處遲留。興闌卻上五湖舟。鱸莼新有味，碧樹已驚秋。 臺上微涼初過雨，一尊聊記同游。寄聲時為到滄洲。遙知敧枕處，萬壑看交流。
仕途奔波，“到處遲留”，與友人聚散匆匆。“自笑天涯無定準”時，潛藏了絲絲苦澀之情。今日同游“五湖”，品嘗“鱸莼”；明朝就得“寄聲滄州”，遙憶友人。詞中更多的是表現一種開闊的氣象與灑脫的胸襟。“微涼初過雨”之清新，“鱸莼新有味”之江南風物，“萬壑看交流”之磅礴氣勢，對此時此刻的“主體表現”，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
其次，蘇軾詞中“西北望、射天狼”之類最高亢的音響，在徽宗年間詞壇也找到一些回響。徽宗年間，對外族的用兵曾取得某些勝利，尤其是宣和末年聯金滅遼，以金帛換得一些土地，做作出一些虛妄的強盛局面，更令統治者昏昏陶醉。軍旅生活、邊塞戰爭，就出現在詞人的筆下。王安中宣和末年曾出鎮燕山府，為邊帥。某次檢閱六軍，賜飲官兵，作《菩薩蠻》紀其事，詞云：
中軍玉帳旌旗繞，吳鉤錦帶明霜曉。鐵馬去追風，弓聲驚塞鴻。 分兵間細柳，金字回飛奏。犒飲上恩濃，燕然思勒功。
北宋部隊與遼兵接戰，連連敗北。王安中此詞上闋寫宋軍軍容整齊、軍紀嚴明、軍備充裕、軍威赫赫，完全是虛構的夸張之辭。然軍中景象，畢竟是詞人親身經歷，故上闋寫來氣魄宏大：六軍排列，旌旗招展，鐵馬奔馳，刀光閃閃，弓聲透云。這種壯闊的景象，也是北宋詞中極其罕見的。下闋主要是諛圣，建功立業的愿望也成為一種格式化的表達。“燕然思勒功”的豪壯，雖然心理實質上不同于盛唐邊塞詩人或后來的“辛派詞人”，形式上卻有相似之處。王安中另有送人詞說：“征西鎮北功成早，仗鉞登壇今未老。尊前休更說燕然，且聽《陽關》三疊了。”這種夸耀軍功的豪情壯志之表達，在當時也是一種時髦。以這樣的題材入詞，便是對蘇軾創作的一種承繼。
隨著朝廷對邊功的看重，部分詞人也將建功立業的熱望寄托于此，在詞中就有了相應的表現。如吳則禮，字子副，號北湖居士，興國永興（今湖北陽新）人。主要仕歷皆在徽宗年間，卒于宣和三年（1121）。他與蘇門弟子多有唱和，對黃庭堅非常推崇，說：“往時黃宜州，句法天下奇。”（《少馮約同趙伯山飲贈趙伯山》）存詞39首。他有《江樓令》云：
憑欄試覓紅樓句。聽考考，城頭暮鼓。數騎翩翩度孤戍，盡雕弓白羽。 平生正被儒冠誤。待閑看，將軍射虎。朱檻瀟瀟過微雨，送咸陽西去。
宋人向來重文輕武，徽宗則好大喜功，近臣中便有以武功博取富貴者，如童貫、蔡攸之流。統治者趣好的改變吸引了廣大的文人士大夫，吳則禮這首詞就代表著時人觀念的某種轉變。“平生正被儒冠誤”，極似唐邊塞詩人“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之類的語氣。吳則禮《木蘭花慢》又云：“望杳杳飛旌，翩翩戍騎，初過邊頭”，描摹行軍陣營氣勢；《紅樓慢》云：“霜髯飛將曾百戰，欲擄名王朝帝”，歌頌軍中勇將。同類題材的作品，在徽宗年間明顯增加。
再次，欣賞疏朗開闊的自然風光，表現人與景物之間的融洽關系，格調與蘇軾《赤壁賦》一類相似。葉夢得有《八聲甘州》，小序云：“正月二日作。是歲閏，正月十四才立春。”王兆鵬先生說：“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石林一生中唯本年（政和六年）閏正月，故知此詞作于本年。”（《兩宋詞人年譜》172頁）詞云：
又新正過了，問東風、消息幾時來？笑春工多思，留連底事，猶未輕回。應為瑤刀裁剪，容易惜花開。試向湖邊望，幾處寒梅。
好是綠莎新徑，剩安排芳意，特地重栽。便從今追賞，莫遣暫停杯。有千株、深紅淺白，倩緩歌、急管與相催。憑看取，暖煙細靄，先到高臺。
立春姍姍來遲，詞人早就焦急地等待著新春的欣欣向榮之景色了。詞人追問東風何時吹拂，傳遞來春天的消息？猜測春天的晚到是因為“春工”著意“多思”，試圖用“瑤刀裁剪”出更加美麗的花卉。詞人“向湖邊望”，那“幾處寒梅”已經透露出一絲春的消息。上闋寫詞人期盼春天美景的心情，為歡欣鼓舞地迎接、賞識春景蓄足氣勢。下闋寫立春日的嶄新風光，以及對春日景色的展望。春天來臨，“好是綠莎新徑”，大地改變了裝束，透露出無限的生機。天公巧妙“安排芳意”，處處含苞欲放。詞人已經能夠預見得到“深紅淺白”春日盛麗之美景。對春色的渴望與喜愛，使詞人決心“從今追賞，莫遣暫停杯”，且以“緩歌急管”相陪伴，飽覽所有的春光美景。結句“憑看取，暖煙細靄，先到高臺”點明，上述的一切都是詞人“高臺”賞春的所見所感。新春的景色清新秀麗，“高臺”所見開闊遼遠，詞人的心境爽朗愉悅。這與秾姿艷粉的“花間”之作有明顯的區別。
王安中有一組《安陽好》九首，多處欣賞安陽（今屬河南省）秀美風光，如曰：“籠畫陌，喬木幾春秋？花外軒窗排遠岫，竹間門巷帶長流，風物更清幽。”“夏夜泉聲來枕簟，春風花影透簾櫳，行樂興無窮。”“安陽好，物外占天平。疊疊揉藍煙岫色，淙淙鳴玉晚溪聲，仙路馭風行。
松路轉，丹碧照飛甍。金界花開常爛漫，云根石秀常崢嶸，幽事不勝清。”“咽咽清泉巖溜細，彎彎碧甃篆痕深，永晝坐披襟。”洗脫脂粉，清幽疏朗。
葛勝仲貶謫期間寄情景色風物的歌詞更多。《南鄉子》序云：“三月望日，與文中諸賢泛舟南溪作。”言明為出游覽景之作，詞曰：
柳岸正飛綿，選勝齋輕漾碧漣。笑語忘懷機事盡，鷗邊。萬頃溪光上下天。 菰葦久延緣，不覺遙峰靄暮煙。對酒莫嫌紅粉陋，嬋娟。自有孤高月婦仙。
月下與友人泛溪游覽，柳絮飛綿，菰葦叢生，碧波輕漾，與天光一色。詞人陶醉于今夜之清麗幽靜的景物，暫時擺脫了貶謫的愁苦意緒。詞人還有《西江月》寫泛溪所見說：“山外半規殘日，云邊一縷余霞。滿城飛雪散苕花，萬頃溪連罨畫。”美景如畫圖一般，殘日、余霞、如飛雪似的苕花相互輝映。詞人在一段時間里確實擺脫了貶謫的痛苦，與現實保持了一定的審美距離，才能如此寧靜平和地欣賞自然風光。
第四，用喻托的手法抒寫內心志向，或表明自己的人格情操。向子諲有《卜算子》詞，小序說：“東坡先生嘗作《卜算子》，山谷老人見之云：‘類不食煙火人語。’薌林往歲見梅追和一首，終恨有兒女子態耳。”點明這首詞就是學習蘇軾而創作的。詞云：
竹里一枝梅，雨洗娟娟靜。疑是佳人日暮來，綽約風前影。 新恨有誰知，往事何堪省？夢繞陽臺寂寞回，沾袖余香冷。
詞人將清逸孤高的梅花比作風姿綽約的佳人，以為己身美好品格的寫照。佳人的寂寞，就是自己無人賞識的痛苦。這種托物喻意的寫作手法在南宋詞中是十分普遍的，在北宋卻還顯得簡單。詞人知道自己模擬之作“有兒女子態”，無法象蘇軾詞一樣超塵脫俗。
葛勝仲之《點絳唇》，作于謫居休寧期間，自言愁態，詞云：
秋晚寒齋，藜床香篆橫輕霧。閑愁幾許？夢逐芭蕉雨。 云外哀鴻，似替幽人語。歸不去。亂山無數，斜日荒城鼓。
獨居縣齋，時逢秋晚，閑愁無限。這首詞中出現“哀鴻”、“幽人”之意象，顯然是承襲了蘇軾《卜算子》“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之寓意，含不盡之意于言外。
徽宗年間詞人在作品中普遍流露出的主體意識，表明“東坡范式”已經被人們悄悄接受，逐漸流行于詞壇。時人所言“四海文章慕東坡”不是一句泛泛之辭，蘇軾詞之革新觀念已經滲透于徽宗年間詞人的創作之中，歌詞新的抒情功能得以確立，預示著南渡后的全面勃興。
三、壯闊勁健的新詞風
蘇軾清雄曠達之詞風，是一種全新的美學風格，對委婉隱約的傳統詞風形成沖擊，在當時詞壇引起普遍關注。蘇軾新創之詞風，與時人對歌詞的審美期待心理相違背，從總體上來說，以否定意見居多。陳師道也是蘇門弟子，他說：“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詩話》）這種觀點代表了時人的普遍看法。蘇軾幕下士譏刺蘇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演唱（俞文豹《吹劍后錄》）；蘇門弟子李廌徽宗年間見善謳老翁，還作《品令》嘲諷說：“是伊模樣，怎如念奴”（《碧雞漫志》卷一）。蘇軾的門人弟子尚且如此，遑論其他。然而，蘇軾的文學創作之成功，已經成為現實存在，無論持何種創作觀點的詞人，都必須面對這一現實。加上蘇軾巨大的人格感召力，蘇軾詞風也在不知不覺中改變著詞壇的風氣，對時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將徽宗年間諸多詞人的創作聯系起來考察，便可尋覓詞風嬗變的軌跡。
詞風之轉變，首先表現在用以烘托主觀情緒的客觀景物描寫的改變。傳統詞風偏于“香而軟”，寫景自然“狹而深”。詞人們選取的大都是“庭院深深”、“小園香徑”、“夢后樓臺”等等狹小的空間，作細膩深長的情感抒發。蘇軾則選取“明月青天”、“大江東去”、“千騎平岡”等宏大的場面作為情感抒發的背景，“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胡寅《酒邊詞序》）。詞人開闊的胸襟、奔放的情感，于是有了相襯相映的空間得以落實。其次，這種景物空間選擇的變化，源于詞人不同的情感需求，與之相適應的必定是“登高望遠，舉首高歌”之情，傳統的曼聲細語的吟唱得到本質的改造。再次，詞風的轉變，還表現在屏棄傳統詞風之秾艷，轉以清新、清麗為主要美學特征。上述三個方面，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往往完整地表現在一首詞中。
徽宗年間詞人在空間景物的選擇與描寫方面有了明顯的轉變。李之儀是蘇門弟子中喜評論作詞者，他歷評北宋詞而無一語涉及蘇軾與黃庭堅，吳熊和先生推測其“隱隱然有著對蘇軾‘以詩入詞’的不滿和批評”（《唐宋詞通論》第294頁）。而且，李之儀論詞特別強調歌詞“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跋吳思道小詞》）。從理論上講，李之儀不大贊同老師的作詞之法，然這并不妨礙他在創作實踐中或多或少受其影響。徽宗年間李之儀罷居當涂，瀕臨長江，受長江壯闊氣勢熏陶，創作自然與蘇軾詞風趨同。其《天門謠》云：
天塹休論險，盡遠目、與天俱占。山水斂，稱霜晴披覽。 正風靜云閑，平瀲滟。想見高吟名不濫。頻扣檻，杳杳落，沙鷗數。
這首詞是登采石娥眉亭覽眺長江而作。登高遠目，天塹長江浩渺無邊，水天相連，秋霜季節，天高云淡，這是一片無比遼闊、令人賞心悅目的景色。詞人對景生情，“扣檻”吟嘯，心情激蕩。心中的不平與憤慨，在拍打欄檻時，似乎一一灑落在江山之間。情景相融，詞人的奔放情懷也展露無遺。
李之儀又有《水龍吟·采石值雪》詠登娥眉亭覽雪景，云：“勻飛密舞，都是散天花。山不見，水如山，渾在冰壺里。”處在這一幅白茫茫壯麗的景觀之中，詞人身心與之俱潔，故連呼：“須痛飲，慶難逢，莫訴厭厭醉！”豪邁中流露出一絲頹唐，與蘇軾“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之消沉相似。只是與蘇詞相比，李詞更多衰疲氣象，如“萬事都歸一夢了”、“玉山一任樽前倒”（《蝶戀花》）等等。這是徽宗年間的社會背景所特殊賦予的。
在開闊背景的襯托下，即使書寫相思別離之情感，也給人以全新的藝術感受。李之儀流傳最廣的詞作《卜算子》，就是這樣一首佳作，詞云：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
以源遠流長的長江連接相思的雙方，空間距離之遼遠、彼此思念之綿長，盡在不言之中。沒有花間月下的纏綿悱惻，雙方的情感融入滔滔江水，是那么的清醇、真摯。這種富有民歌風味的清新雋永之格調，就得力于烘托情感之景物的改變。
從上述李之儀詞景物之描寫來看，江天一色之清明，冰雪世界之潔白，滔滔江水之綿遠，都已經走出了狹小的庭院樓閣，也沒有了傳統歌詞的香艷脂粉氣。古人創作詩詞，重情景交融之境界，背景的改變，當然帶來詞風的轉移。
蘇門弟子李廌在這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現。《虞美人令》說：
玉欄桿外清江浦，渺渺天涯雨。好風如扇雨如簾，時見岸花汀草漲痕添。 青林枕上關山路，臥想乘鸞處。碧蕪千里信悠悠，惟有霎時涼夢到南州。
這首詞通過雨中景色的描繪，寄托了離緒別情與翩然出世之想。詞人憑欄眺望，風雨連江，遠至天涯，千里一片。初夏時節有此“好風好雨”，詞人感覺到爽朗暢快，心曠神怡。雨中的“岸花汀草”，更富有勃勃生機。風雨綿延，不禁牽引出詞人的“千里思悠悠”。今夜天涼氣爽，正好入眠，睡夢中可以憑借“霎時涼夢”到達所思的“南州”。思念遠人是傳統歌詞所經常抒發的一種情感，李廌則以如此開闊清爽的景物作為背景襯托，思緒悠悠而又不低沉壓抑，與蘇軾詞氣質相似。清人況周頤在《蕙風詞話》卷二中對這首詞評價很高，他說：“‘好風如扇雨如簾，時見岸花汀草漲痕添’，春夏之交，近水樓臺，確有此景。‘好風’句絕新，似乎未經人道。歇拍云：‘碧蕪千里思悠悠，唯有霎時涼夢到南州。’尤極遠淡清疏之致。”景物設置的改變與詞風的轉變密切相關。
徽宗年間，甚至有能得東坡風韻而聞名天下的文人。蘇軾同鄉后輩唐庚，字子西，卒于宣和三年（1121），主要文學活動都是在徽宗年間。徽宗年間他曾貶官惠州，經歷與貶地都與蘇軾相同相似。他潛心學習蘇軾，最得東坡神韻，“太學諸子競相傳寫其嶺南諸作，稱‘小東坡’。”（《四庫全書總目·眉山集》）存《訴衷情》一首，詞云：
平生不會斂眉頭，諸事等閑休。元來卻到愁處，須著與他愁。 殘照外，大江流，去悠悠。風悲蘭杜，煙淡滄波，何處扁舟。
這首詞寫旅愁，是詞人仕途坎坷、品嘗到人生苦痛后的感慨。上闋直抒胸臆，寫愁來時的難堪折磨。詞人平生豁達，不知愁滋味，經受挫折后，方知愁苦的分量，這愁苦竟然無處不在，揮之不去。下闋以景襯情。映入眼簾的，是傍晚的殘照，悠悠的江流，淡淡的暮煙，以及漂泊其中的一葉孤舟。以極其宏大的背景反襯極度渺小的扁舟，渲染旅途之孤苦無依。詞人顛倒宋詞上闋寫景、下闋抒情之一般結構模式，因為詞人是在愁苦填滿胸臆、不得不發之為文時落筆的，正是蘇軾所謂“不擇地而出”者。外景被強烈的主觀情緒所滲透，所以，與詞人這種人生挫折之大痛苦相映襯的就只有蒼茫恢弘的景象。全詞悲憤淋漓，蒼勁高遠。“殘照外，大江流，去悠悠”的宏大景象，令人聯想起南渡詞人朱敦儒的名句：“萬里夕陽垂地，大江流。”（《相見歡》）
唐庚一類的詞人，年輩稍晚，他們是在徽宗年間才逐漸開始步入文壇。許多作家在“靖康之難”后渡江到了南方，成為“南渡詞人群”中之活躍者，也自然成為南北宋詞壇的過渡者。以往詞史研究者過分強調南渡前后每位詞人詞風的截然轉變，忽略了北宋末年這一批詞人受東坡詞風影響，創作中或多或少發生改變，預示著詞壇風氣的轉移。南渡后詞風的巨變，不過是借助社會之大動蕩給詞人形成的大沖擊，加速、加劇這種演變的到來。
這一類詞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葉夢得。大約作于政和末年移官穎昌、與客告別的《永遇樂》，曾誤入汲古閣本《東坡詞》，詞云：
天末山橫，半空簫鼓，樓觀高起。指點栽成，東風滿院，總是新桃李。綸巾羽扇，一尊飲罷，目送斷鴻千里。攬清歌，余音不斷，縹緲尚縈流水。
年來自笑無情。何事猶有，多情遺思。綠鬢朱顏，匆匆拼了，卻記花前醉。明年春到，重尋幽夢，應在亂鶯聲里。拍欄桿，斜陽轉處，有誰共倚？
起筆開闊。遠處是天邊的“橫山”，近處是高聳的“樓觀”，連接其間的是空中隱隱傳來的“簫鼓”聲。這一片氣魄恢弘的背景所襯托起的就不是一般的“呢呢兒女語”，而是一種拿得起、放得下的爽快利落之友情。所以，面對“東風滿院”、桃李新開之美好春季和即將分手的友人，惟有“一尊飲罷”，千萬語祝福、千萬種離情盡在其中。此情此意，皆隨“清歌”余音，潺潺流水，裊裊不絕。詞人“自笑無情”是表面現象，是自我解脫，“多情遺思”才是真實感受。大丈夫臨別分手，不學兒女沾巾，看似無情卻有情。這種深藏于內心的情誼，已將詞人引向分手之后的設想：明年春來，“亂鶯聲里”，“斜陽轉處”，大約只有孤獨一人，倚欄對景了。思念及此，思別之情又轉深一層。詞人在送別之際，仍作灑脫之態，不失丈夫豪氣，深情貫注其中。清脫疏曠之詞風，摩近東坡之壘。
葉夢得宣和五年（1123）七月十六日，與友人“泛舟”登湖州駱駝橋，置酒“待月”，又有《定風波》，詞云：
千步長虹跨碧流，兩山浮影轉螭頭。付與詩人都總領，風景。更逢仙客下瀛洲。 裊裊涼風吹汗漫，平岸。遙空新卷絳河收。卻怪姮娥真好事。須記，探支明月作中秋。
詞中描繪了“千步長虹跨碧流，兩山浮影轉螭頭”之清麗壯闊的景色與“裊裊涼風吹汗漫，平岸，遙空新卷絳河收”中秋月夜之清涼世界，以及倘佯其間“付與詩人都總領”的逸懷浩興。此外，葉夢得約作于政和中與友人賀鑄等言別之《臨江仙》，慨嘆“自笑天涯無定準，飄然到處遲留”的漂泊生活，設想“遙知欹枕處，萬壑看交流”之心胸磊落開闊。這些詞都共同具有清曠超逸的作風。王兆鵬先生《兩宋詞人年譜》編得葉夢得徽宗年間詞28首，以這類風格的作品居多。
葛勝仲是南渡詞人中的另一位活躍者。其時，他與葉夢得同游駱駝橋，有《定風波》詞二首，自言：“與葉少蘊、陳經仲、彥文燕駱駝橋，少蘊作，次韻二首。”詞云：
千疊云山萬里流，坐中碧落與鰲頭。真意見嬉吾已領，煙景。不辭捧詔久汀洲。 老去一官真是漫。溪岸，獨余此興未能收。留與吳兒傳勝事。長記，赤闌橋上攬清秋。
共喜新涼大火流，一聲《水調》聽歌頭。況有修蛾兼粉領，佳景。謝公無不礙滄洲。 平昔短檠真大漫。氣岸，老來都向酒杯收。云水光中修禊事。猶記，轉頭不覺已三秋。
今夜賞月，面對著巍峨壯闊的“千疊云山萬里流”之景物，詞人領略到大自然的“真意”，對老去為官的生涯產生了厭倦，胸中勃發出“赤闌橋上攬清秋”的逸懷豪興。且自信這樣瀟灑倜儻之事跡，將在“吳兒”口中流傳，成為一時之“勝事”。于是，詞人聽歌納涼，舉杯賞景，追慕古人，模仿“修禊”，言行舉止皆具名士、隱士風范。
而作于大觀四年（1110）的二首《水調歌頭》，儼然是一篇濃縮的《赤壁賦》，詞云：
夜泛南溪月，光影冷涵空。棹飛穿碎金電，翻動水精宮。橫管何妨三弄，重醑仍須一斗，知費幾青銅？坐久桂花落，襟袖覺香濃。
庾公閣，子猷舫，興應同。從來良景好夜，我輩敢情鐘。但恐仙娥川后，嫌我塵容俗狀，清境不相容。擊汰同情賞，賴有紫溪翁。
下瀨驚船駛，揮塵恐尊空。誰吹尺八寥亮，嚼徵更含宮？坐愛金波瀲滟，影落蒲萄漲綠，夜漏盡移銅。回棹攜紅袖，一水帶香濃。
坐中客，馳雋辨，語無同。青鞋黃帽，此樂誰肯換千鐘？巖壑從來無主，風月故應長在，賞不待先容。羽化尋煙客，家有左仙翁。
詞人此時正謫知休寧，愁苦中以瀏覽景物自慰。月夜泛舟南溪，冷光相射，金電涵空，水天一色，潔白清澈。置身于這個透明的世界之中，心胸為之凈潔。詞人舉杯對飲，橫管相伴，留戀忘返。不知不覺中又熏染了一身的桂花香濃，身心俱融入大自然。下闋回想前賢登臨游玩之樂，得出的結論是“我輩情鐘”這等空曠清明的自然風光，是性情使之然。葛勝仲今夜游樂，既直接得自眼前的風光，也間接地得自前賢的熏陶。其中北宋最能得自然景色之樂、且能形諸于文的就是蘇軾，葛勝仲不好明言，但所塑造的境界是如此的相似。處在這明凈的世界中，詞人不免有點自慚形穢，這實際上是對自己混跡官場、有時只得隨俗作態之處境的不滿。所以，詞人就更珍惜今夜所得之愉悅。此景此情此樂，只有脫落塵俗、表里俱澄澈者，方能潛心體味。
第二首詞人寫自己“縱一葦之所如”，泛“金波瀲滟”，“影落蒲萄”碧水；“舉杯相囑”，紅袖相伴，吹笛嘹亮，揮灑自如，脫略塵寰。而“坐中”同游賓客，相互辯駁，言辭爭勝，更是樂趣無窮。詞人進而議論說：“巖壑從來無主，風月故應長在，賞不待先容。”蘇軾《前赤壁賦》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葛勝仲此詞之語意和語境皆從《赤壁賦》中化出，前后承繼關系十分明顯。
表現葛勝仲這種灑脫襟懷、磊落心胸的，還有那些醉心于綠水青山之間、抒隱逸之情的詞作。在明凈的山水之中，詞人獲得心靈之愉悅。如《漁家傲》云：“疊疊云山供四顧，薄書忙里偷閑去，心遠地偏陶令趣。登覽處，清幽疑是斜川路。”《定風波》云：“千疊云山萬里流，坐中碧落與鰲頭。真意見嬉吾已領，煙景。不辭捧詔久汀州。”山水之間的風物景色，必然都是清明寥廓的，詞人的心靈在此豁達寧靜的世界中才能得到撫慰與休息。王兆鵬先生《兩宋詞人年譜》編得葛勝仲徽宗年間詞也是28首，多為自抒胸臆、清新灑脫、無脂粉氣之作。
王兆鵬先生歸結“南渡詞人”群體關系的一個關鍵點是“學稟元祐”（詳見《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版），而南渡詞人群能夠自覺地接受、繼承蘇、黃的藝術經驗和抒情范式，則是可以一直推溯到南渡之前的。上述的論證都證明了這一點。葉夢得、葛勝仲等南渡詞人在徽宗年間可編年之作所昭示出來的作風，明確顯現了北宋后期詞風的逐步轉移之過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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