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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版社出版
定價：14.00元
A5開本
ISBN 7-200-04305-2/I·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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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開創的"詩化"創作傾向，在北宋詞壇上相對寂寞。毫無疑義，委婉纏綿的艷情詞一直是北宋詞的主流創作傾向。后代學者對蘇軾以后詞壇"詩化"傾向的發展演變，意見不一。一些學者從挖掘宋詞思想意義的角度出發，弘揚蘇軾豪邁奔放、極富個性的詞作，或揄揚過當。另外一些學者從否定蘇軾開創"豪放派"的角度立論，以簡單的數字統計抹殺蘇軾詞的影響，同樣有失公允。仔細考察北宋詞壇的創作流變，就能發現蘇軾詞在蘇軾去世之后、北宋滅亡之前這短短的二十多年里，影響是十分廣泛且深遠的。
這二十多年正是徽宗在位期間。徽宗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文學家，在他的引導和影響下，這一時期詞壇之創作也呈現出多種創作傾向并存、豐富多彩的局面。其中，蘇軾詞風所產生的巨大影響，覆蓋面極為廣泛，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創作力量。南渡以后蘇軾詞風被發揚光大，即醞釀于此。但是，由于徽宗年間禁絕"蘇學"的表面現象，詞人這方面創作之松散零星，特別是眾多詞作沒有編年的依據等等原因，詞史上對這一段蘇詞的影響總是略而不論。今天，諸多學者已對北宋后期詞人的生平和創作資料做過許多艱辛的搜集、整理工作，如鐘振振先生校注編年的《東山詞》、喬力先生的《晁補之詞編年箋注》、王兆鵬先生的《兩宋詞人年譜》等等。憑借這一系列最新學術成果，結合對北宋后期詞壇創作概況的梳理把握，就可以對徽宗年間詞壇上的這一創作態勢做一鳥瞰。
討論蘇軾詞在徽宗年間的影響，首先遇到的是徽宗年間禁絕"蘇學"的問題。朝廷的三令五申禁絕"蘇學"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蘇軾在時人心目中的地位？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蘇軾詞之影響為什么會越來越廣泛？
一、北宋黨爭與徽宗年間的禁絕"蘇學"
北宋自王安石變法以來，朝廷上形成新、舊兩派黨爭。他們從政治觀點、推行的政策措施之不同，逐漸演化為個人恩怨，最終墮落為小團體乃至私人之爭權奪利的勾心斗角。對政敵的打擊越來越殘酷，所使用的手段也越來越卑劣。這一場綿延不斷的黨爭，橫亙北宋中后期，仿佛是一場慢性自殺，逐漸破壞了統治結構的穩定。"始以黨敗人，終以黨敗國"（《宋史》卷三百五十六），北宋最終也在如此不斷的政局大動蕩和交錯復雜的頻繁黨爭內耗中，消盡氣力，奄奄一息，終于被金人所滅。
這一場黨爭所帶來的政局大動蕩，在北宋年間大約有五次。黨爭之始，起于神宗重用王安石，在朝廷里全面主持變法。反對變法的臣僚如文彥博、富弼、司馬光、蘇軾等，紛紛被貶謫或自求外放。蘇軾先是自求外放，為杭州通判，遷知密州、徐州等地，既而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政局的第二次動蕩是因為神宗英年早逝，其子哲宗以十歲幼齡登基，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高氏全面起用舊黨、排擠新黨，蘇軾因此回到朝廷，歷任要職。或出為地方大員，始終甚得太皇太后器重。在此期間，舊黨對新黨的迫害已經演化為無原則的意氣之爭，且多用"文字獄"誣陷等卑下手段，為后期更加酷烈的政治迫害種下禍根。高氏去世，哲宗親政，哲宗憤恨垂簾期間自己形同傀儡，遂棄舊黨而起用新黨，帶來政局的第三次動蕩。蘇軾也遭受了晚年的最后一次厄運，被遠貶嶺南、海南。哲宗親政僅七年，便撒手西去。在太后向氏的主持下，徽宗得以繼位。向氏在徽宗的堅持下，短暫垂簾聽政。此時，政局比較平穩、溫和，太后與皇帝欲調和兩黨矛盾，被貶的舊黨人士紛紛內遷或復職。蘇軾則在回遷途中去世。這是政局的第四次動蕩。徽宗親政后，迅速改變政治面目，對舊黨實施了更大規模、更為嚴重的政治迫害。帶來政局的第五次動蕩。蘇軾雖然已經不在人世，政敵們卻依然不愿輕易放過蘇軾，開始對蘇軾的作為、影響進行全面清算。
最后一次政局動蕩的具體過程以及對"蘇學"的清算大約是這樣的：徽宗崇寧元年（1102）七月，蔡京拜相，極力主張復追貶元祐黨人，禁元祐學術。同月，"禁元祐法"；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曾任待制以上官者"蘇軾被列為首惡（均見《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蔡京擅國》）。崇寧三年六月，"詔重定元祐、元符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待制以上官蘇軾等四十九人。"（《續資治通鑒》卷八十九）且令全國各州縣皆刻"黨人碑"，頒布天下。于是，對"蘇學"迫害打擊的序幕也全面拉開。崇寧二年四月，"詔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馬涓文集，范祖禹《唐鑒》，范鎮《東齋記事》，劉攽詩話，僧文瑩《湘山野錄》等，印板悉行焚毀。"（《續資治通鑒》卷八十八）而且，"天下碑碣榜額，系東坡書撰者，并一例除毀。"（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一）崇寧三年和宣和六年（1124），朝廷又兩度重申除毀蘇軾諸人文集的禁令。阿諛奉承之徒，投皇帝與當政大臣所好，也紛紛向朝廷進言，甚囂塵上。《清波雜志》卷五載：
淮西憲臣霍漢英奏：欲乞應天下蘇軾所撰碑刻，并一例除毀。詔從之，時崇寧三年也。明年，臣僚論列：司農卿王詔，元祐中知滁州，諂事奸臣蘇軾，求軾書歐陽修所撰《醉翁亭記》，重刻于石，仍多取墨本，為之贐遺，費用公使錢。詔坐罪。漢英遺臭晚年，臣僚亦應同科。政和間，潭州倅畢漸，亦請碎元祐中諸路所刊碑，從之。
一時間，朝野談"蘇"色變，蘇軾"平日門下客皆諱而自匿，惟恐人知之。"（趙鼎臣《竹隱畸士集》卷二十《書楊子耕所藏李端叔帖》）朝廷的禁令，似乎從客觀上限制了"蘇學"的傳播，牽累到人們對蘇軾文風的學習與模仿。
二、徽宗年間"蘇學"的傳播與影響
但是，在生活實際中，數紙禁令完全無法根除人們心目中備受崇敬的蘇軾，也無法抵御蘇軾創作在北宋文壇所掀起的狂風巨浪。蘇軾對徽宗年間文壇的影響，由顯而隱，卻無處不在。蘇軾詩詞文章在北宋后期繼續發揮其魅力，大約有三個方面原因：
第一，一小部分端正剛直的蘇門子弟和士大夫并不掩飾自己對蘇軾人品、文章的景仰之情，他們對抗朝廷的文化禁令，公開學習、承繼蘇軾文風。北宋文網相對寬松，為他們提供了一塊喘息之地。其中以蘇軾門人李之儀作為最為倔強。徽宗年間，李之儀屢遭貶謫，且曾身陷囹圄，依然不變初衷。趙鼎臣稱贊說："如端叔之徒，始終不負公（蘇軾）者，蓋不過三數人。"（趙鼎臣《竹隱畸士集》卷二十《書楊子耕所藏李端叔帖》）趙鼎臣與蘇軾有過詩文交往，趙文作于宣和三年（1121），正是朝廷對蘇文重申禁令期間，所以，趙鼎臣對李之儀的贊賞，同樣反映出部分士大夫對蘇軾的崇尚態度。"蘇門四學士"之一晁補之，在徽宗即位初獲知蘇軾病逝的消息，作祭文痛悼說："間關嶺海，九死歸來，何嗟及矣，梁木其摧！"（《雞肋集》卷六十一《祭端明蘇公文》）崇寧年間黨論復起，晁補之便歸隱金鄉家園，葺歸來園，超然塵外，不與世俗同流合污。"蘇門四學士"中的另一位張耒，"時知穎州，聞坡卒，出己俸于薦福禪寺修供，以致師尊之哀。乃遭論列，責授房州別駕，黃州安置。"（《清波雜志》卷七）被蘇軾推許為"張耒、秦觀之流"的李廌，也作文祭蘇軾說："皇天后土，監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李廌傳》）徽宗年間，李廌便絕意進取，定居長社（在今河南長葛縣）。徽宗時又"有宿儒曰徐常，持節河朔，風采隱然，重于時，然持論與時大異。"徐常有教子詩曰："詞賦切宜師二宋，文章須是學三蘇"（《桯史》卷十三）。當時另外一位著名詩人李商老（彭），題詩嘲諷朝廷下旨除毀東坡書撰之碑碣榜額一事，曰："筆底颶風吹海波，榜懸郁郁照巖阿。十年呵禁煩神護，奈爾焚柎滅札何？"（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一）
人們時而將對蘇軾崇敬的情感轉移為對其子女的呵護，蘇軾之子蘇過因此受惠不少。《揮麈后錄》卷八載："蘇叔黨以黨禁屏處穎昌，極無憀，有泗州招信士人李植元秀者鄉風慕義，歲一過之，必遲徊以師資焉，且致饋餉甚腆，叔黨懷之。宣和末，向伯恭出為淮漕，自京師枉道以訪叔黨，留連請委，叔黨道李之義風，而屬其左顧之。伯恭入境，首令訪問，加禮以待"向之湮是南北宋之交的重要詞人，詞風深受蘇軾影響。
第二，徽宗以及周圍的親信、近臣，多有喜歡蘇軾詩詞文章者，在不知不覺中同樣接受了蘇軾的影響。在他們內心深處，仍然保留著一份對蘇軾的崇敬之情。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他們嚴厲禁絕"元祐之學"，這種決策行為并沒有真正得到他們自己內心的認同，所以，在實際操作中，這些禁令就從來沒有被認真貫徹實施過。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載：
政和間大臣有不能詩者，因建言詩為元祐學術，不可行。李彥章為御史，承望風旨，遂上章論陶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等，請為禁科。故事，進士聞喜宴例賜詩，以為寵。自何丞相文縝榜后，遂不復賜，易詔書，以示訓誡。……是歲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吳門下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圣作時出，訖不能禁。
將作詩也當成元祐之學加以禁絕，未免荒唐。徽宗自己就是一位才華出眾的詩人，時時不免"技癢"，阿諛者乘機投其所好，禁令就成為一紙空文。
仔細推敲起來，徽宗本人也與元祐之學有割不斷的聯系。徽宗初與"王晉卿侁、宗室大年令穰往來，二人者皆善作文辭，妙圖畫。而大年又善黃庭堅，故祐陵（徽宗）作庭堅書體，后自成一法。"（蔡絳《鐵圍山叢談》卷一）徽宗于藝術創作原有一份極高的天賦，蘇、黃之作皆為當代精品，以徽宗的審美層次，自然也會趨之若騖
。
徽宗喜好文學，親信近臣中多能文之士或文學侍臣，他們受蘇軾的影響更為普遍。王安中極得徽宗信任，官至檢校太保、大名府尹。然王安中少時曾師事蘇軾，徽宗年間雖諂事宦官梁師成、權貴蔡攸以進，奔競無恥，而"其詩文豐潤凝重，頗不類其為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初寮集提要》）南宋初周必大也評價說："時方諱言蘇學，而公（王安中）已潛啟其秘鑰。"并進而推許王安中為"蘇學"的承繼者："黃、張、晁、秦既沒，系文統、接墜緒，誰出公右？豈止襲其佩、裳其環而已。"（《初寮集》卷首《序》）《藝苑雌言》也有同樣的評價："宣政間，忌蘇黃之學，而又暗用之。王初寮陰用東坡，韓子蒼陰學山谷。"（轉引自沈雄《古今詞話》上卷）另一位深得徽宗歡心的文學侍臣曹組，其子曹勛追憶說："東坡謂先公深于明經、史學。"（《松隱集》卷十一）也就是說，曹組曾得蘇軾獎掖，并以此為榮，告訴自己的子女。徽宗年間，曹組仍與蘇軾子蘇過保持密切過往關系，曹勛回顧說"宣政間，先子與叔黨少尹鄉契厚善。"（《松隱集》卷三十三）其淵源就來自早年蘇軾對曹組的賞識。曹組的創作，也必然地受到蘇軾的影響，明人楊慎《詞品》卷二說："曹元寵梅詞'竹外一枝斜，想佳人天寒日暮。'用東坡'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也。徽宗時禁蘇學，元寵又近幸臣，而暗用蘇句，其所謂掩耳盜鈴者。"即使徽宗年間排擊元祐黨人最堅決的權相蔡京，其寵子蔡絳也與乃父大異其趣。蔡絳撰《西清詩話》，"多用蘇軾、黃庭堅之說"（《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九之一三）；撰《鐵圍山叢談》"至于元祐黨籍，不置一語，詞氣之間，頗與其父異趣。于三蘇尤極意推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鐵圍山叢談提要》）
蘇軾的文墨，經朝廷多次禁絕焚毀，物以稀為貴，反而身價百倍。尤其得徽宗內府宦官的喜愛，他們不惜重金購買，搜集的數量頗豐。《春渚紀聞》卷六《東坡事實》載：
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毀之余，人間所藏，蓋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內府復加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譚禎以五萬錢輟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于幽人、釋子所藏寸紙，皆為利誘，盡歸諸貴近，及大卷軸輸積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闕，輸運而往，疑南州無一字之余也。而紹興初，余于中貴任源家，見其所藏幾三百軸，最佳者有徑寸字。
徽宗朝君臣們表面行為與真實喜好、內心認同的脫節，為蘇軾文風的流播，留下了可游刃的空間。朝廷的禁令，首先是徽宗君臣自己破壞的。
第三，北宋后期，朝野逐漸形成對蘇軾的崇拜之風氣，這就使得蘇軾的影響深入人心。《清波雜志》卷三載：徽宗即位初年，蘇軾自海南貶謫"歸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千萬人隨觀之。坡顧坐客曰：'莫看殺我否？'"。這種風氣彌漫于徽宗年間社會上下層，包圍著朝廷的決策者，影響著他們的判斷決策。
北宋崇文抑武，以文為貴，所以，執文壇牛耳者受到社會階層的普遍崇拜，這已成為北宋社會的一種特征和風尚。這種崇拜和迷戀，有點類似今天"追星族"的癡迷。加上蘇軾高尚人格的巨大魅力，這一崇拜愈益深入人心。各階層對徽宗年間朝政黑暗腐敗的不滿，使他們對朝廷的禁令更有一種逆反心理。對蘇軾的繼續崇拜就是他們對抗朝廷的某種表現方式。徽宗年間雖禁"蘇學"，然"四海文章慕東坡，皆畫其像事之。"
東坡詩文在當時士大夫中間依然悄悄盛行，達到家喻戶曉的地步，甚至以公開的方式主宰著文壇的創作風氣，人們對蘇軾文學創作的喜愛，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朱弁《風月堂詩話》說：
崇寧、大觀間，東坡海外詩盛行，后生不復有言歐（陽修）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
在這樣的社會與文壇風氣包圍下，三教九流中都不乏蘇軾的崇拜者。徽宗迷信道教，便有道士借鬼神進言。《貴耳集》卷上載：
徽考寶箓宮設醮。一日，嘗親臨之。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問其故，對曰："適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畢，始達。"上問曰："奎宿何神？"答曰?quot;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因是使嫉能之臣讒言不入。
這位道士明顯是蘇軾的崇拜者，故借機裝神弄鬼，以改變徽宗的看法。大約就是受類似這樣周圍人們的影響，徽宗始終對禁絕元祐學術、立元祐黨人碑之事惴惴不安。崇寧五年（1106）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徽宗"以星變避殿損膳，詔求直言。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蔡京擅國》）在元祐黨人中，蘇軾由于文名最著而居顯要位置，受到徽宗周圍寵臣的關注。雖然蔡京始終將蘇軾視作眼中釘，但維護蘇軾的當朝新貴也不是少數。徽宗的寵信宦官高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扎頗工"。徽宗年間皇帝"優寵之，眷渥甚厚，不次遷拜"。"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恤甚勤。"（王明清《揮麈后錄》卷七）對蘇軾也多有維護。另一權宦梁師成，干脆攀附蘇氏，自言乃蘇軾出子，且為蘇軾鳴冤，訴于徽宗說："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宋史》卷四百六十八《梁師成傳》）。梁師成的作為，甚至惠及元祐黨人子弟，《齊東野語》卷八載："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溫、秦湛之徒。"蘇軾受到徽宗親信的這等眷顧，對元祐學術的禁令于是首先從蘇軾這里開始突破。
下層士子、百姓，不滿朝廷所為，對禁絕"蘇學"的抵觸情緒更大。他們更遠地離開政治旋渦中心，無所謂個人或官場得失，可以更加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乃至付諸行動。《梁溪漫志》卷七載：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為閽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后有一詩云："文章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甲收拾上遙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己，因陰縱之。
《揮麈第三錄》卷二亦載：
九江有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庭堅）題其居曰"瑑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使劖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窶，止因刻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奸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饋以酒而從其請。
凡此種種，都說明蘇軾在當時聲譽之隆，詩文流傳之廣，以及社會各階層對朝廷禁令的普遍抵觸心理。從上至下，人們口頭上應付的是一套，心里所想或見于實踐的是另一套，徽宗年間三令五申之禁絕"蘇學"已成為一紙空文。由于禁令的反面刺激，反而促使蘇軾詩文更為流行，更受普遍階層的歡迎。所以，蘇軾對徽宗年間文壇的影響，也就更加廣泛而深入人心。蘇軾"詩化"革新對徽宗詞壇的影響，就發生、出現于這樣的一種社會文化背景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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