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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版社出版
定價：14.00元
A5開本
ISBN 7-200-04305-2/I·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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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年間俗詞創(chuàng)作全面興盛，涉及的范圍極其廣泛。俗詞的出現(xiàn)，是歌詞俚俗性質的自然表現(xiàn)，是社會風尚轉變的結果，而不是出于一種自覺的理論倡導，或者說也不是創(chuàng)作中的一種特別追求。詞人們從事創(chuàng)作是自發(fā)的，所以，徽宗年間俗詞創(chuàng)作的現(xiàn)象較為龐雜，在“俗”的旗幟下匯聚了不同風格的詞人、不同類型的題材，創(chuàng)作目的也各不相同。本節(jié)力圖對這種松散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做一個大致的梳理，從而勾畫出這一時期俗詞創(chuàng)作的概貌。
一、俗詞作家隊伍之廣泛
北宋社會下層的歌詞創(chuàng)作，始終沒有與俚俗的傾向脫離干系。徽宗年間，一旦具有高雅情趣的帝王、文人士大夫參與到俗詞創(chuàng)作的潮流之中，歌詞俚俗之創(chuàng)作傾向就匯卷了社會上下層。所以，參與到俗詞創(chuàng)作之中的作家，數(shù)量極其龐大。不同社會地位和階層、不同政治觀點、不同風格流派的作家，都被卷入到俗詞創(chuàng)作之中，他們的歌詞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打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從皇帝的近臣和御用文人，到一般的文人士大夫，乃至被排擠出朝的元祐黨人，以及下層知識分子、歌妓樂工、釋道神仙與民間藝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創(chuàng)作出不同內容、不同風貌的俗詞。
迎合皇帝口味，阿諛取悅帝王，創(chuàng)作出大量俚俗詞的，首先是徽宗的親信近臣。上文言及蔡攸、王黼、李邦彥等人，出將入相，位極人臣。他們的升官秘訣就是善伺人主意，投其所好。以俗詞相謔浪調笑、獻媚討好，就是諸多手段中的一種。蔡攸政和末提舉大晟府，一度主持供奉朝廷的詞、樂之修訂與創(chuàng)制工作，在這方面花費了不少精力（詳見《宋史》卷一百二十九《樂志》）。李邦彥等人當年“人爭傳之”的俗詞，今天已經(jīng)全部失傳，這大約與他們的作為給北宋帶來滅頂之災有關，或許南宋人士對他們的唾罵、痛恨而殃及池魚。然而，從徽宗其他近臣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窺豹一斑。
王安中（1076—1134）是徽宗幸臣之一，字履道，中山曲陽（今屬山西）人。元符三年（1100）登進士第。政和間以善寫阿諛頌圣文章而得徽宗擢拔，除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宣和元年（1119）拜尚書右丞，宣和三年以尚書左丞出鎮(zhèn)燕山府。召還，除檢校太保，、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靖康之后，連遭貶謫。王安中為文豐潤敏拔，“以文辭自顯，號為杰出”（周紫芝《初寮集序》），有《初寮集》傳世，其中含詞一卷。他的詞應制諛頌成分很濃，其審美趣味是緊隨著徽宗而轉移的。其《洞仙歌》云：
深庭夜寂，但涼蟾如晝。鵲起高槐露華透。聽曲樓玉管，吹徹《伊州》。金釧響，軋軋朱扉暗扣。
迎人巧笑道，好個今宵，怎不相尋暫攜手？見淡凈晚妝殘，對月偏宜，多情更、越饒纖瘦。早促分飛霎時休，便恰似陽臺，云夢歸后。
這首詞寫一次艷游的經(jīng)歷。上闋寫所游之秦樓楚館清幽高雅的環(huán)境和美人的歌樂一曲。在月明如晝的寂靜夜晚，聽美人“玉管”一曲，“吹徹《伊州》”。其間，伴以動聽的“金釧響”，更覺旖旎艷麗。上闋寫的是初到歌樓的一段熟悉、應酬過程，雙方都還有點溫文爾雅。結句“軋軋朱扉暗扣”，已經(jīng)暗示著歌妓的今夜留客。下闋則轉入兩情相悅、攜手相親、夢入巫山云雨的艷事記載，語言風格也轉為淺俗流利。“迎人巧笑道，好個今宵，怎不相尋暫攜手？”是歌妓留客的直白口吻，語言由雅轉俗，切合了歌妓的身份。“見淡凈”三句，是詞人對歌妓容貌、體態(tài)的賞識。下闋詞人用口語恣意描寫歌妓嬌媚依人、巧笑玲瓏、情意纏綿、楚楚動人的形象，以至分手之后仍時時回想。徽宗艷游李師師家，感受大概亦如此。
王安中這類艷詞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一落索》下闋曾有過描述：“秀句銀鉤爭妙，殷勤東道。蠻箋傳與翠鬟歌，便買斷、千金笑。”這樣“千金”買歡、宴席應酬、當筵歌唱的創(chuàng)作，有時則用通俗的口語，表現(xiàn)世俗的情感，如“更算惱伊深處，月當樓”（《虞美人》）等。
俗詞作家其次是朝廷的御用文人，即以大晟詞人為代表的“宮廷詞人”。這批詞人的創(chuàng)作趣好及職能，與上述親信近臣相似，都是以頌圣逢迎為其主旨。不過，他們的地位則遠遠不如徽宗的親信近臣，他們是依靠阿諛攀附權貴進身的，如大晟詞人中絕大多數(shù)都是依賴蔡京及其子蔡攸的獎拔而得一官半職。他們的詞作風格，最受徽宗的審美趣向支配，徽宗審美口味的多樣化，導致這些詞人作品風格的多樣化。徽宗為了滿足自己的聲色之樂，設立大晟樂府，府中網(wǎng)羅一批精通音樂的詞人，專業(yè)從事整理古曲、創(chuàng)制新樂、填寫新詞的工作，他們對徽宗君臣的荒淫所為，屢屢起推波助瀾的作用。大晟詞人，既是“雅詞”創(chuàng)作群體的主流作家，又是“俗詞”創(chuàng)作群體的主流作家。他們在力求歌詞“雅化”的同時，也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靡曼諧俗的艷詞。歷代詞論家都從“風雅”的角度觀察大晟詞人的創(chuàng)作，多數(shù)人故意忽略了他們大量靡曼諧俗的艷情小曲。先來讀兩首大晟詞人的作品：
草草時間歡笑，厭厭別后情懷。留下一場煩惱去，今回不比前回。幸自一成休也，阿誰教你重來？
眠夢何曾安穩(wěn)？身心沒處安排。今世因緣如未斷，終期他日重諧。但愿人心常在，到頭天眼須開。
晁端禮《河滿子》
幾日來、真?zhèn)�醉。不知道，窗外亂紅，已深半指。花影被風搖碎，擁春酲乍起。 有個人、生得濟楚。來向耳畔，問道今朝醒未？情性兒，慢騰騰地，惱得人又醉。
周邦彥《紅窗迥》
晁端禮，政和三年（1113）召為大晟府按協(xié)聲律，未到官而卒。但他的詞作則已經(jīng)隨同流俗，且時時依據(jù)大晟府的要求從事創(chuàng)作，所以，晁端禮仍然可以被歸入大晟詞人群。《河滿子》寫男女相思艷情。當年聚散匆匆，別后煩惱無限。日日盼望重逢，嘴里卻要強自支撐：“阿誰教你重來”。這也是怨苦之言，相聚相戀的結果，就是“留下一場煩惱去”，想起來令人懼怕，所以，才害怕對方重來，重新招惹一場風流怨債。這種種假意掩飾，最終被苦痛所沖破。下闋寫別后思量的百般苦味。思念已極，睡夢也難得安寧，身心總是飄忽不穩(wěn)，牽掛著天涯游子。離人只能強自安慰：“今世因緣如未斷，終期他日重諧。”結句將急切的重逢期望轉為對天的禱告，表現(xiàn)了相思之情深、情癡。整首詞都是由俗語組成，渾似備受離別煎熬的市井歌妓脫口而出的肺腑訴說。與柳永詞相比，更少了一些文人化的修飾，平白樸實的口吻傾訴出滿腹真情。其俚俗化程度更為徹底，將柳永的俚俗格調更向民間推進了一層。
周邦彥的這首《紅窗迥》十分具有時代典型意義。《紅窗迥》是徽宗年間十分流行的、適合以俚俗語言與戲謔口吻敘事抒情的一個詞調。王灼曾言及曹組有大量的《紅窗迥》之作，但一首也沒有流傳下來，周邦彥的這一首詞就彌足珍貴，它保存了當時詞壇創(chuàng)作盛行的一種風貌。全詞以淺俗口語組成，寫與歌妓廝混之愜意。兩情相悅，相守相伴，溫馨和美，不關心窗外春已老去，“花影搖碎”，亂紅滿地。每日再伴之以醇酒，酒不醉人人自醉。伊人善解人意，嬌語解頤。結尾更因伊人之調情弄俏，再度醉入溫柔鄉(xiāng)，全詞有著濃厚的色情味。這首詞口語化程度同樣十分徹底，如喜用對話問語、民間俗語“濟楚”、兒化音句式等等，平白如話。張炎例舉清真詞這一類風格的作品說：“如‘為伊淚落’，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時得見何妨’，如‘又恐伊，尋消問息，瘦損容光’，如‘許多煩惱，只為當時，一晌留情’”等等，并且批評說：“淳厚日變成澆風也”（《詞源》卷下）。劉熙載指責清真詞“只是當不得一個‘貞’字”（《藝概》卷四），王國維比較歐陽修、秦觀和周邦彥說：“便有淑女與娼妓之別”（《人間詞話》），都是對周邦彥這類淺俗艷冶詞風作品的不滿。這些評語“頭巾”氣過濃，不足為憑。
《全宋詞》只存五首《紅窗迥》，有二首作者名失傳，另二首作者為柳永、曹豳，都是用特別淺俗的語言、戲謔的口吻敘事抒情。由此可以揣想曹組失傳《紅窗迥》的風貌，以及徽宗年間詞壇的創(chuàng)作風氣之一種。而且，這五首《紅窗迥》字數(shù)各不相同，分別為53字、55字、57字、58字、63字，說明《紅窗迥》是流行于民間下層的一個非常活潑多變的詞調。
大晟詞人的俚俗詞，大都專寫男女艷情。他們設想歌妓“想伊家、應也背著孤燈，暗彈珠淚。”“翻思繡閣舊時，無一事，只管愛爭閑氣。及至恁地單棲，卻千般追悔。”（晁端禮《金盞子》）“誰知此際，有人燈下，偷把歸期問。”（晁端禮《御街行》）分手之后，魂牽夢縈，“別來淚滴，羅衣猶凝。料為我厭厭，日高慵起，長托春酲未醒。”（徐伸《轉調二郎神》）想起在分手思念的痛苦消磨時光，又有“痛念你、平生分際，辜負我、臨老風光”（晁端禮《滿庭芳》）的嘆息。思念至極，便會轉為怨恨，“別來不寄一行書。尋常相見了，猶道不如初。”（晁沖之《臨江仙》）與情人相對時，又有了千種嬌媚風情，“殢嬌不易當，著意要得韓郎。”（萬俟詠《鈿帶長中腔》）面對如此情深之佳麗，男方也不免“拼今生、對花對酒，為伊淚落。”（周邦彥《解連環(huán)》）這類題材和風格的詞作，大晟詞人寫來總是那么細膩真切、自然感人。
《碧雞漫志》卷二認為晁端禮、萬俟詠“源流從柳氏來”，況周頤《歷代詞人考略》卷十六評晁沖之慢詞“紆徐排調，略似柳耆卿”，再加上前文所引王灼之語，個別詞論家已經(jīng)注意到大晟詞作之靡曼諧俗一面。
御用文人并不僅僅限于供職大晟府者，在徽宗周圍還聚集著一批以文字供奉朝廷的文人，他們的作為就與大晟詞人一樣，圍繞著徽宗的喜好逢迎創(chuàng)作。最典型的例子是曹組。曹組字彥章，后改字元寵，穎昌（今河南禹縣）人。少游庠校有名聲，六舉未第，著《鐵硯篇》自勵。宣和三年（1121），命題作賦，限一日投進。曹組援筆立就，文不加點，深得古風。徽宗特命就殿試，中五甲，賜同進士出身，徽宗在玉華閣親自召見，賜書曰：“曹組文章之士”。任睿思殿待制，官至閣門宣贊舍人。有《箕穎集》二十卷，不傳。《全宋詞》錄曹組詞36首。關于曹組被召殿試，《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十九載：
亳人曹元寵，善為謔詞，所著《紅窗迥》者百余篇，雅為時人傳頌。宣和初召入宮，見于玉華閣。徽宗顧曰：“汝是曹組耶？”即以《回波詞》對曰：“只臣便是曹組，會道閑言長語。寫字不及楊球，愛錢過于張補。”帝大笑。球、補皆當時供奉者，因以譏之。
從這一條記載中可以看出，曹組是靠自己的才思敏捷以及投合徽宗嗜俗的審美心態(tài)而得帝王歡心的，其作用類似于朝廷弄臣。這首《回波詞》《全宋詞》漏收，可以讓讀者窺見曹組作詞的風格，略略彌補百余首《紅窗迥》失傳的遺憾。《回波詞》，又名《回波樂》，唐中宗時期開始流行，以淺俗滑稽著稱。如裴談用《回波詞》自述懼內，云：“回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只有裴談，內里無過李老。”曹組喜歡用這類詞調，是由其審美趣味決定的。這里的《回波詞》就承襲了唐人淺俗滑稽的作風。
曹組的《紅窗迥》雖然已經(jīng)全部失傳，但流傳至今的作品中仍不乏淺俗艷冶者，大致也能展現(xiàn)他這方面的創(chuàng)作才華。以《醉花陰》為例：
九陌寒輕春尚早，燈火都門道。月下步蓮人，薄薄香羅，峭窄春衫小。 梅妝淺淡風蛾裊，隨路聽嬉笑。無限面皮兒，雖則不同，各是一般好。
這首詞寫元宵燈會之夜晚出游。詞人不是欣賞火樹銀花的燈火，而是將目光凝聚在今夜外出賞燈的千姿百態(tài)的美貌女子身上。她們顫裊的“步蓮”行姿、時髦的“峭窄春衫”穿戴、適宜的“梅妝淺淡”修飾，都一一展現(xiàn)在詞人筆下，細膩真切，令人目不暇接。結尾詞人將這種瀏覽姿態(tài)各異、各有千秋之佳人所獲得的審美愉悅，用最淺俗明白的語句來表達：“無限面皮兒，雖則不同，各是一般好”。生動活潑，與詞人此時世俗的審美心態(tài)也相吻合。
曹組作品中如此以口語、俗語做生動描繪的，隨處可見。如寫細讀佳人之來信說：“香箋細寫頻相問，我一句句兒都聽”（《憶瑤姬》）；寫窗外景致的微小變化給人帶來的感觸說：“窗兒外、有個梧桐樹，早一葉、兩葉落”（《品令》）；寫奔波的無奈與歸隱的念頭說：“田園有計歸須早，在家縱貧亦好。南來北去何日了？”（《青玉案》）等等。又如詠寫蠟燭“待得灰心，陪盡千行淚”還是從李商隱《無題》中化出，而“照人歡醉，也照人無睡”，則全用口語，自鑄新詞，妙喻天成。曹組當時流行于詞壇的，就是這種風格的作品。
淺俗的作風貫穿于曹組的各類題材作品之中。離開酒宴與歌妓，即使是柳永也能寫得十分高遠古雅的羈旅行役題材，在曹組手中依然多用口語，通俗流暢，如《憶少年》說：
年時酒伴，年時去處，年時春色。清明又近也，卻天涯為客。 念過眼、光陰難再得。想前歡、盡成陳跡。登臨恨無語，把闌干暗拍。
據(jù)《碧雞漫志》所載，曹組是位多產作家，所作“滑稽無賴”之作甚多。這樣一種迎合時俗的創(chuàng)作方式，難免有寫得過分隨意而失去藝術品味的。如其《撲蝴蝶》云：“人生一世，思量爭甚底？花開十日，已隨塵共水。且看欲盡花枝，未厭傷多酒盞，何須細推物理。
幸容易。有人爭奈，只知名與利。朝朝日日，忙忙劫劫地。待得一晌閑時，又卻三春過了，何如對花沉醉。”作品口語化程度依然很高，但僅僅是在枯燥乏味地說理，為自己的及時行樂尋找借口。詞人對名與利的超脫實際上是做作的，只不過是在官場上獲得太少的牢騷怨言，因此，這種乏味的說理就更缺乏藝術感染力。曹組另有一首《相思會》，表達的主旨與《撲蝴蝶》相似，有一定的形象描繪，詞云：“人無百年人，剛作千年調。待把門關鐵鑄，鬼見失笑。多愁早老，惹盡閑煩惱。我醒也，枉勞心，謾計較。
粗衣淡飯，贏取暖和飽。住個宅兒，只要不大不小。常教潔凈，不種閑花草。據(jù)見定、樂平生，便是神仙了。”過這種淡泊的生活畢竟不是詞人的心愿，詞里所寫也不是真心話。用口語訴說心境，本來應該是十分真切感人的，然這些詞卻缺乏這樣的魅力。
徽宗年間一般文人士大夫，浸染時風，創(chuàng)作中明顯流露出向俚俗傾斜的走勢。向子諲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向子諲（1085—1152），字伯恭，自號薌林居士。宋真宗年間宰相向敏中玄孫。元符三年（1100）以恩蔭補官。徽宗年間曾任開封府咸平縣知縣、江淮發(fā)運司主管文字、淮南轉運判官、京畿路轉運副使等職。有詞集《酒邊集》二卷，下卷為“江北舊詞”，多數(shù)為徽宗年間所作。徽宗年間，詞人流連于秦樓楚館，有許多為聲色歌舞所作的小詞。詞人多以靡曼諧俗的語言，寫自己風流艷冶的生活，詞風與柳永相近。《鷓鴣天》說：
淺淺妝成淡淡梅，見梅憶著旁妝臺。書無鴻雁如何寄，腸斷催歸作么回？ 千種恨，百般猜，為伊懷抱幾時開？可堪江上風頭惡，不放朝云入夢來。
詞寫離別之后對一位心愛歌妓的思戀之情。這是一位淡淡淺妝、如梅花一樣秀逸的佳人，分手以后便沒有鴻雁傳遞書信，叫人空自腸斷思念。更為可憐的是，詞人期望夢中能夠一見情人的愿望也落空了。無奈中，詞人只好責怪“江上風頭惡”，將有情人阻隔在兩地。詞用通俗的口語組成，淺近直白，但又娓娓說來，層層深入。向子諲“江北舊詞”中甚多通俗流麗的句子，如“何曾一霎離心上，怎得而今在眼前？”（《鷓鴣天》）“而今不恨伊相誤，自恨來何暮。”（《虞美人》）“取醉歸來因一笑，惱人深處是橫波。”（《浣溪沙》）“心事不能知，叫人直是疑。”（《菩薩蠻》）等等。
歌詞俚俗的創(chuàng)作傾向一旦掙脫正統(tǒng)審美觀念的束縛，便在廣泛階層的創(chuàng)作中體現(xiàn)出來。俗詞作家的另一大類是在野的作家群。徽宗年間黨爭殘酷，元祐黨人紛紛被貶出京。元祐黨人及門生，學術見解和政治觀點與執(zhí)政者完全不同，其詞作的題材、格調也與“宮廷詞人”的諛頌、艷情有別，但是，部分歌詞的語言風貌、表現(xiàn)方式則依然深受時風影響。《碧雞漫志》卷二評價說：“趙德麟、李方叔皆東坡客，其氣味殊不近，趙婉而李俊，各有所長。晚年皆荒醉汝穎京洛間，時時出滑稽語。”兩位風格不同的蘇門弟子，徽宗年間受時風影響，居然在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出趨同的傾向。可以這兩位作家為例，審視在野作家群體在俗詞創(chuàng)作方面的作為。
趙令畤（1061—1134），初字景貺，改字德麟，自號聊復翁，太祖次子燕王德昭玄孫。元祐六年（1091）簽書穎州公事，與州長官蘇軾相與唱和。蘇軾愛其才而薦之于朝，因此被時人目之為蘇軾門下客。徽宗時坐與蘇軾交通，入黨籍，罰金，廢罷家居。存詞35首。趙令畤有寫歌妓的，語言由通俗略略轉雅，如《浣溪沙》云：
穩(wěn)小弓鞋三寸羅，歌唇清韻一櫻多。燈前秀艷總橫波。 指下鳴泉清杳渺，掌中回旋小婆娑。明朝歸路奈情何。
詞的序言說：“劉平叔出家妓八人，絕藝，乞詞贈之。腳絕、歌絕、琴絕、舞絕。”寫這種市井艷俗題材，語言風格自然趨于淺俗。詞的上闋寫歌妓的弓樣小腳、清韻歌唇、橫波媚眼，皆靡漫諧俗。下闋轉寫琴聲與舞姿，語言風格才趨雅化。結句又出以口語，保持了作品整體的通俗風貌。
趙令畤寫得更加淺俗，且出之以“滑稽語”的，是被罷黜家居時抒發(fā)牢騷憤懣情緒的作品。這類作品的內容，與徽宗近臣、宮廷詞人所作之俗詞，明顯不同。《西江月》云：
人世一場大夢，我生魔了十年。明窗千古探遺編，不救饑寒一點。 更被維摩老子，不教此處容言。爐薰清炷坐安禪，物物頭頭顯現(xiàn)。
官場險惡給詞人沉重的打擊，他沒有乃師蘇軾的脫略胸襟，故牢騷滿腹。詞人出身高貴，自負文才，又曾得文壇領袖蘇軾的賞識、獎拔，自以為可以有一番作為。豈知被卷進黨爭風波，罰金罷職，家居十年。回想人生種種遭遇，恍如“一場大夢”。詞人哀嘆自己書窗苦讀千古圣賢“遺編”，卻在現(xiàn)實生活中毫無用處，“不救饑寒一點”。下闋詞人只得轉向佛家參禪，尋求精神安慰。但這是失意后的無奈之舉，恐怕沒有多少作用，否則就不會有這樣多的牢騷了。詞人另一首《浣溪沙》，嘆息老來處境，自我安慰，詞云：
少日懷山老住山，一官休務得身閑，幾年食息白云間。 似我樂來真是少，見人忙處不相關，養(yǎng)真高靜出塵寰。
詞人似乎已經(jīng)完全超脫塵俗，習慣于無官身閑的生活。他終于完成了“少日懷山”的心愿，只是悠然自得地旁觀他人的奔忙勞碌。然從詞人故意的夸耀之中，還是能夠品味出詞人被迫“老住山”的苦澀與無奈。強調自己“養(yǎng)真高靜”自在生活的目的，還是在于安慰自己受傷的心靈。
類似以通俗語句感慨生平的詞句頗多，如寫自己的憔悴落泊曰：“斷送一生憔悴，只銷幾個黃昏。”（《清平樂》）寫旅途的奔波、友人的離多聚少說：“人生更在艱難內，勝事年來不易逢。”（《鷓鴣天》）上述這些詞都是用直白的語言抒發(fā)情感，與趙令畤“清超絕俗”的總體風格有一定的差異。
李廌（1059—1109），字方叔，號濟南，華州（今陜西華縣）人。元豐年間，至黃州謁見蘇軾，以文章見知。蘇軾說他的文章“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為“蘇門六君子”之一。應禮部試未果，蘇軾與范祖禹共同薦之于朝，未得任職，遂絕意仕進。早期詞清疏淡遠，徽宗年間，受世風影響，逐漸創(chuàng)作了一些靡曼諧俗的作品。如政和年間，李廌見一善謳老翁，便戲作《品令》云：
唱歌須是，玉人檀口，皓齒冰膚。意傳心事，語嬌聲顫，字如貫珠。 老翁雖是解歌，無奈雪鬢霜然。大家且道，是伊模樣，怎如念奴？
《品令》是北宋流行的一個俚俗詞調，多俳諧之作，傳唱于下層歌妓、伶工之間②。《全宋詞》存北宋《品令》十二首，其中八首作于徽宗年間，可見世風轉移、審美趣好改變直接影響了詞人對詞調的選擇。李廌這首詞不僅從觀念上堅持認為歌詞須十七八女孩子持紅牙板嬌語曼唱，而且通篇用口語，如同對平常人做平常解說。上闋對歌女容貌、歌聲、唱腔、表情的描摹，是宋代歌舞酒宴場面中的一個真實畫面。詞的下闋所用的戲謔嘲諷口吻，也是徽宗年間詞壇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俚俗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還出現(xiàn)于其他蘇門弟子的作品之中。晁補之徽宗年間創(chuàng)作最為活躍，他作于崇寧元年（1102）的一首《惜分飛》，抒別離之情，下闋說：“不會史君匆匆至，又作匆匆去計。誰解連紅袂？大家都把蘭舟系。”以口語入詞已經(jīng)成為徽宗年間詞壇的一種普遍現(xiàn)象。晁補之贈歌妓之詞，更與柳永、以及徽宗宮廷詞人的作風相近，《永遇樂》下闋說：“只你厭厭，教人竟日，一點無由訴。如今拼了，縈眠惹夢，沒個頓身心處。深誠事，驂鸞解佩，是許未許。”
此外，還有其他社會各階層的人參與到俗詞的創(chuàng)作之中來，如民間藝人、釋道神仙、下第舉子、市井歌妓等等，下文在討論題材內容方面問題時將繼續(xù)涉及。
二、俗詞題材內容之多樣
徽宗年間的俚俗詞是淫靡世風的產物，主要迎合人們貪圖享樂的需求，所以，題材偏于寫艷情相思，如上文所例舉的多數(shù)詞作都是如此。然而，俚俗詞的廣泛流行和普遍階層詞人的參與創(chuàng)作，必然帶來歌詞內容上的突破。部分詞人已經(jīng)習慣用俗詞表述自己的種種情感，他們的創(chuàng)作往往超越艷情的范圍。結合蘇軾開創(chuàng)的“無事不可言、無意不可入”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徽宗年間俚俗詞題材內容方面的突破同樣是廣泛且深遠的，詞人們用俗詞抒發(fā)了內心的多種情感。
第一，是對社會現(xiàn)實針砭批判的憤世之情。
徽宗年間朝政黑暗，權奸當?shù)溃癫涣纳嗜酥臼坎坏檬┱贡ж摚鐣苄罘e重重。用俚俗詞斥責現(xiàn)實，有其犀利直接的優(yōu)點，許多詞人便借俗詞抒憤，表達對現(xiàn)實的極端不滿。沈作喆《寓簡》卷十載：
汴京時，有戚里子邢俊臣者，涉獵文史，誦唐律五言數(shù)千首，多俚俗語。性滑稽，喜嘲諷，常出入禁中。善作《臨江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為謔，以調時人之一笑。徽皇朝，置花石綱，取江淮奇卉石竹，雖遠必致。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lián)數(shù)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皇大喜，置之艮岳萬歲山下，命俊臣為《臨江仙》詞，以“高”字為韻。再拜詞已成，末句云：“巍峨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為韻。檜亦高五六丈，圍九尺余，枝柯覆地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其規(guī)諷似可喜，上皇忍之不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為詩。因進詩，上皇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為好詞，以詠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用心勤苦是新詩。吟安一個字，捻斷數(shù)根髭。”
邢俊臣以詞曲為武器，對現(xiàn)實與權臣進行辛辣的諷刺，言人所不敢言。他嘲諷徽宗為滿足一己的奢欲而勞民傷財，正話反說。梁師成在徽宗年間更是權傾一時的宦官，連宰相王黼也是依賴阿諛梁師成而獲取職務的，對梁師成俯首帖耳。平日梁師成自稱是蘇軾的出子，喜作詩附庸風雅。邢俊臣則敢揪住其沒有胡須的生理缺陷肆意譏刺，并對其所作的詩歌也投以不屑。由于徽宗喜愛這種格調的作品，所以就不會“龍顏大怒”，在逗趣一樂中邢俊臣也逃脫了朝廷的懲罰與權貴的報復。這種寓莊于謔的進言方式要比直言進諫相對安全，因此也從另一個方面鼓勵了俗詞的創(chuàng)作。
徽宗年間，民間詞人更善于用通俗滑稽的政治諷刺詞抨擊社會弊端和腐敗政局。這些民間文學的作者，不留姓名，其創(chuàng)作不是為了博取個人名聲，而只是因為看不慣現(xiàn)實，不平則鳴，有的放矢。所以，民間俗詞針對性更強，往往一詞譏諷一事，鋒芒畢露，其作風與白居易的《新樂府》詩相似。
例如，徽宗即位初，為了平衡朝廷多種政治勢力，坐穩(wěn)龍椅，曾做出虛心納諫的開明姿態(tài)，下詔求直言。于是，臣僚紛紛上言討論新舊兩黨相爭是非，議論朝廷施政大綱，其主旨大約是為舊黨辯護。徽宗因此決定次年改元“建中靖國”，“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八《建中初政》）。崇寧元年，政局又變，“紹述”之說再起，徽宗的態(tài)度完全倒向新黨，且起用奸佞小人蔡京為相。蔡京趁機將元符末言事者一并打入黨籍，這段時間里上書直言者俱得罪，都被貶謫出京。京師便流傳俗詞《滴滴金》，辛辣嘲諷當政者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詭詐手段，詞云：
當初親下求言詔，引得都來胡道。人人招是駱賓王，并洛陽年少。 自訟監(jiān)宮并岳廟，都一時閑了。誤人多是誤人多，誤了人多少？
龔明之《中吳紀聞》卷五
詞人以唐比宋，以極詼諧的口吻，似乎是在嘲弄那些不知好歹的上書言事者，事實上矛頭直指朝廷。上闋譏諷上書言事者自以為象駱賓王與“洛陽年少”一樣才高、耿直、忠誠，沒有認清皇帝與朝臣的真實嘴臉，對牛彈琴，那豈不是“胡道”？下闋寫直言進諫的可悲下場。“監(jiān)宮并岳廟”都是指祠祿官，無職事而有俸祿，朝廷原來用以優(yōu)寵士大夫。神宗熙寧二年以后，朝廷用以安排政見不同者，實際上就成為貶竄官的一類。忠心為國，卻落入“一時閑了”的無奈境地。“誤人多是誤人多，誤了人多少”，反復強調，是留給輕信皇帝誠意者的沉痛教訓。政局如此變幻莫測，還能叫人有什么指望呢？
徽宗還有許多隨心所欲的怪誕舉動，也是民間作者嘲弄的對象。徽宗崇信道教，排斥釋佛，宣和元年正月乙卯，詔：“佛改號大覺金仙，余為仙人、大士之號。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即住持之人為知宮觀事。所有僧錄司可改作德士司，左右街道錄院可改作道德院。德士司隸屬道德院，蔡攸通行提舉。天下州府僧正司可并為德士司。”（《續(xù)資治通鑒》卷九十三）洪邁《夷堅志》卷七也記載說：“政和間改僧為德士，以皂帛裹頭項，冠于上”（按：“政和”當為“宣和”之誤）。這種稱呼與服飾的改變不倫不類，純粹是無事生非，有無名氏作詞兩首譏刺說：
因被吾皇手詔，把天下寺來改了。大覺金仙也不小，德士道：卻我甚頭腦。 道袍須索要。冠兒戴，恁且休笑？最是一種祥瑞好。古來少，葫蘆上面生芝草。
《夜遊宮》
早歲輕衫短帽，中間圓頂方袍。忽然天賜降辰毫，接引私心入道。 可謂一身三教，如今且得逍遙。擎拳稽首拜云霄，有分長生不老。
《西江月》
和尚光頭，道士蓄發(fā)，將和尚改為道士，就得掩飾如此尷尬景況。朝廷居然能夠異想天開，讓和尚用皂帛裹頭，將光禿禿的腦袋遮蓋起來。《夜遊宮》就抓住這一滑稽可笑的舉止，盡情嘲諷。徽宗年間君臣為了證明當今確實是太平盛世，圣王再出，便大量編造祥瑞事跡，如甘露降、黃河清、玉圭出、嘉禾芝草同本生、瑞麥連野、野蠶成繭等等，史不絕書。詞人在結尾便抓住這一點，讓和尚蓄發(fā)，如同“葫蘆上面生芝草”，也不是曠世難遇的“祥瑞”？這里，莊重神圣的“吾皇”就成了昏庸可笑的小丑，其荒誕無稽，令人捧腹。這樣的嘲諷，真夠犀利辛辣的。這與文人士大夫只敢將朝政腐敗黑暗的原因歸之于奸佞小人當?shù)赖淖黠L，截然不同，詞中對皇帝已經(jīng)沒有絲毫尊重。
《西江月》所描寫的對象，身份經(jīng)歷數(shù)次變化：最初是“輕衫短帽”的秀才，后削發(fā)為“圓頂方袍”的和尚，最終又因“天賜降辰毫”而被迫改作道士。這一對象的選擇非常具有典型意義。中原自唐朝武則天時開始，討論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問題，屢有爭議。想不到在這首詞的主人公身上輕易的解決了三教合一的問題。作者好象是在譏諷這位搖身數(shù)變的士人，矛頭依然指向舉止荒唐的帝王。“天賜”云云，直接將帝王揪出來示眾。下闋進一步說：拜君王所賜，詞中主人公居然也有了長生不老的希望。當時朝廷將道教吹噓得神乎其神，妖孽左道興風作浪，甚得皇帝寵信，如王老志被賜封為“洞微先生”、王仔昔被賜封為“通妙先生”、林靈素被賜封為“通真達靈先生”等等。詞中的“長生不老”是正話反說，是對這一系列丑惡現(xiàn)象的揶揄嘲諷。
宣和時，徽宗又下旨逼迫“士人結帶巾，否則以違制論，士人甚苦之”（《中吳紀聞》卷六），士人便作詞譏刺說：“頭巾帶，誰理會？三千貫賞錢，新行條例。不得向后長垂，與胡服相類。
法甚嚴，人盡畏。便縫闊大帶向前面系。和我太學前輩，被人叫保義。”（失調名）朝廷政務甚多，不去理會正事，卻在這些小事上斤斤計較，且大動干戈，懸賞獎懲，嚴法苛求，確實可笑。其新裝飾“與胡服相類”，也非常不成體統(tǒng)。只要將這些可笑現(xiàn)象羅列出來，就是最辛辣的針砭。
宣和三年，宋廷以金帛交換，僥幸收復部分燕云失地。當政大臣瞞敗為勝，趁機自我吹噓，朝廷內外一片升平歌頌之聲，不知滅頂之災將至。于是，都門盛唱小詞說：“喜則喜，得入手。愁則愁，不長久。忻則忻，我兩個廝守。怕則怕，人來破斗。”（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三十九）民間已經(jīng)看出宋廷色厲內荏的虛弱本質，預感到前景堪憂，以俗詞的方式傳達了這一份冷峻與憂慮。
這些詞淺俗易懂，無所顧忌，容易流傳人口，體現(xiàn)了民間的智慧，有很強的戰(zhàn)斗力，能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南渡后，詞人們時而用俗詞譏諷、批判現(xiàn)實，形成一個良好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如醴陵士人所作的《一剪梅》說：“宰相巍巍坐廟堂，說著經(jīng)量，便要經(jīng)量。那個臣僚上一章，頭說經(jīng)量，尾說經(jīng)量。
輕狂太守在吾邦，聞說經(jīng)量，星夜經(jīng)量。山東河北久拋荒，好去經(jīng)量，胡不經(jīng)量？”南宋度宗咸淳年間，朝廷實行田地“經(jīng)量”。進一步搜刮民脂民膏，供統(tǒng)治者奢侈無度的揮霍。而對外，統(tǒng)治者則一味卑躬屈膝，不思收復北方大片國土。于是醴陵的下層知識分子便在墻壁上題寫此詞，辛辣地諷刺和有力地鞭撻了當時的統(tǒng)治階層。圍繞著“經(jīng)量”一事，通篇采用重辭疊句的修辭方法。短短篇幅，連用八個“經(jīng)量”，主語不同，含義亦不同。刻畫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的丑惡面目。又如楊僉判所作的《一剪梅》說：“襄樊四載弄干戈，不見漁歌，不見樵歌。試問如今事若何？金也消磨，谷也消磨。
柘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惡也能多。朱門日日賈朱娥，軍事如何？民事如何？”襄樊攻守之戰(zhàn)是南宋末年抗擊元兵南侵斗爭中最壯烈的一幕。當時襄樊軍民數(shù)年浴血苦戰(zhàn)，糧盡援絕，頻頻告急。而獨攬朝政的賈似道卻隱瞞軍情，置之不理，繼續(xù)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暗中并輸金納幣，卑躬求和。目睹耳聞這一切，下層便出現(xiàn)了這樣一首辛辣的諷刺詞。它抨擊賈似道之流的禍國殃民，深憂襄樊的戰(zhàn)事和國家的安危。作品對比鮮明、大膽激烈。巧妙地運用了該調重疊的章法，加強語氣和情感的深度，富有民歌風味。雖然語意直露，但入木三分的揭露，剛勁潑辣的風格，皆新人耳目。這些詞皆承繼了徽宗年間民間俗詞的傳統(tǒng)，這是徽宗年間俚俗詞留給后世最光輝的一章。
第二，是友人間戲謔取樂的朋友之情。
宋人喜幽默，友人之間經(jīng)常開開玩笑，以博輕松一笑，抖落生活的沉重，同時表現(xiàn)相互間融洽的情感。蘇軾、黃庭堅等等顯示這種個性特征的趣事，在宋人筆記中俯拾皆是。所以，宋詩多幽默，江西詩派、誠齋體等都以此為顯著創(chuàng)作特征之一。宋人的這種個性特征，到了徽宗年間，結合俗詞盛行的環(huán)境，才進入詞的創(chuàng)作領域。徽宗年間的政治黑暗，許多士大夫看不到出路何在，他們需要以幽默來減輕現(xiàn)實的苦悶。可以陳瓘、鄒浩為例。
陳瓘（1057—1124），字瑩中，號了翁，又號了齋、了堂，南劍州沙縣（今屬福建）人。元豐間進士，調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歷秘書省校書郎，出通判滄州，知衛(wèi)州。徽宗時，召為左正言，遷左司諫。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等人的罪狀，是元符末積極上書直言時事者之一。崇寧中因得罪蔡京入黨籍，除名遠竄，安置通州，徙臺州、楚州等。卒謚忠肅，學者稱了齋先生。《全宋詞》錄陳瓘詞22首。陳瓘為官以端正持重著稱，以尚氣節(jié)聞名。徽宗年間任諫職時，抨擊蔡京兄弟，不遺余力。因此屢遭迫害，被貶遠方，但又始終不屈。貶謫期間，與友人鄒浩“以長短句相諧樂”（《苕溪漁隱叢話》卷三十九引《復齋漫錄》）。有《蝶戀花》嘲戲鄒浩長髭，詞曰：
有個胡兒模樣別。滿頷髭發(fā)，生得渾如漆。見說近來頭也白，髭須那得長長黑。 （落一句）籋子鑷來，須有千堆雪。莫向細君容易說，恐他嫌你將伊摘。
鄒浩（1060—1111），字志完，常州晉陵（今江蘇常州）人。元豐五年（1082）進士。累官至右正言。哲宗親政時因直言謫新州。徽宗立，復召為右正言，累遷左司諫。也是元符末積極言事者之一。后坐黨籍，謫永州。有《道鄉(xiāng)集》，存詞二首。鄒浩與陳瓘交情甚篤。徽宗即位初年，故作開明姿態(tài)，下詔求言，陳瓘立即上書為鄒浩的罷職鳴不平。后來兩人又同遭貶謫，彼此關心呵護。這首詞以老友的黑髯長須為戲謔題材，由須發(fā)的色澤黑而變白，揣摩友人貶居期間抑郁的心情。用“千堆雪”的極度夸張，寫友人苦痛之深沉，與對友人身心的摧殘。這種揣摩，事實上是以自己為原型的，所以，同時表現(xiàn)的是陳瓘貶居期間的處境與心境。詞中流露出對友人的款款深情。在艱難的歲月里，友人間相互戲謔，逗得開懷一笑，也是保持精神樂觀的一種方法。這樣的戲謔詞，是詞人不屈服于環(huán)境的一種表示。
鄒浩有《臨江仙》回贈，詞云：
有個頭陀修苦行，頭上頭發(fā)毿毿。身披一副□裙衫，緊纏雙腳，苦苦要游南。 聞說度牒朝夕到，并除頷下髭須。缽中無粥住無庵，摩登伽處，只恐卻重參。
鄒浩此詞，《苕溪漁隱叢話》卷三十九引《復齋漫錄》說是“謂瑩中多欲也”。陳瓘不能忘懷現(xiàn)實，被貶謫以后仍念念不忘政局的變化，曾作《尊堯集》，討論王安石新法的是非，一再招致政敵的殘酷迫害。鄒浩故意以出家苦修的頭陀比擬友人，詞中所敘述皆為虛構。既是善意的玩笑，實際上又是在婉言勸說陳瓘超脫一些，避免招來殺身之禍。這番苦心，友人間當能夠會意一笑。
當時有廣陵馬推官往來于陳瓘、鄒浩之間，陳瓘又有《減字木蘭花》相贈，詞云：
一尊薄酒，滿酌勸君君舉手。不是親朋，誰肯相從寂寞濱？ 人生如夢，夢里惺惺何處用？盞到休辭，醉后全勝未醉時。
依然用口語化的語言直抒胸臆，然情緒略略轉向頹唐。一方面，詞人感謝友人在自己寂寞中的來訪，舉杯相屬，聊以自慰。另一方面，則企圖借酒澆愁，一醉方休。
第三，是抒發(fā)個人生活感受的復雜感情。
宋人用小詞所抒寫的一己私情，最多的是與歌妓纏綿往來的艷情，徽宗年間俗詞更擅長這類情感的描寫，這是屬于傳統(tǒng)題材范圍之內的。這里所介紹的抒情之突破，是指艷情之外的復雜情緒，如思鄉(xiāng)、隱逸、被貶挫折、人生體驗、參禪等等。
這類作品，以陳瓘的創(chuàng)作最為出色。陳瓘在做官或著述立說方面是非常嚴肅的，但他小詞的總體作風卻是詼諧幽默，淺俗流暢。除了友人間的戲謔贈答以外，陳瓘還有許多俗詞，涉及到自己一己私情的諸多側面。如《卜算子》云：
只解勸人歸，都不留人住。南北東西總是家，勸我歸何處？ 去住總由天，天意人難阻。若得歸時我自歸，何必閑言語。
這是詞人聽杜鵑啼鳴聲，借題發(fā)揮，有感而發(fā)。據(jù)說，杜鵑啼聲，似“不如歸去”，于是，詞人對“勸歸”之說發(fā)表己見。北宋士大夫最可貴的品質之一是在逆境中始終保持樂觀的態(tài)度與進取的精神。北宋帝王重用、信任文人士大夫，特別有意識地從貧寒階層選拔人材。這一大批出身貧寒、門第卑微的知識分子能夠進入官僚集團，他們能夠肩負起“治國平天下”的歷史使命，完全依靠朝廷的大力提拔，因此他們對宋王室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即使仕途屢遭挫折，也此心不變。這是他們樂觀態(tài)度與進取精神的根源所在。陳瓘在徽宗年間頻頻遭遇挫折，卻不愿輕言歸去。“南北東西總是家”的開闊胸襟，使得詞人執(zhí)著于現(xiàn)實社會。歌詞以輕松的語調拒絕了“勸歸”，表現(xiàn)了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傳統(tǒng)品質。
另一首《卜算子》則寫還鄉(xiāng)之樂，詞云：
黃了舊皮膚，最是風流處。多少紛紛陌上人，不聽春鵑語。 觸目是家山，到了須拈取。云散長空月滿天，好個還鄉(xiāng)路。
家鄉(xiāng)是永遠讓人牽掛的，還鄉(xiāng)總是難以抑制喜悅之情。在“云散長空月滿天”的爽朗日子里，在“紛紛陌上”的人群中，自己是一個回家的幸運者，詞人情不自禁地歌唱起“好個還鄉(xiāng)路”。而寫他鄉(xiāng)的蹉跎，用“黃了舊皮膚”的幽默表達，同樣可以看出詞人在困境中的樂觀，也是為下面還鄉(xiāng)的喜悅做鋪墊。
用幽默淺俗的詞筆，構成流暢輕快的格調，是陳瓘詞的突出特征。如寫自己日常生活，則說：“一腹便便，也讀春秋也愛眠。”（《減字木蘭花》）寫參禪者只知道在細節(jié)上糾纏不休說：“世間多少老婆禪，猶苦問，臺山路。”（《一落索》）用藥材說理云：“世間藥院，只愛大黃干草賤。急急加工，更靠硫黃與鹿茸。”（《減字木蘭花》）寫現(xiàn)實處境的險惡說：“問著總無言，有口番成啞。荊棘林中自在身，即是知音者。”（《卜算子》）這些詞共同體現(xiàn)了詞人在不同的境遇中的復雜情感。
第四，是宣揚宗教的出世之情。
釋、道二教為了使自己的宗教理論為廣大民眾所接受，常常用白話俗語說理，力求通俗易懂。他們利用多種民間文學形式傳播學說，如變文、說書、俗講、鼓子詞、諸宮調等等。徽宗佞道，北宋末年道教因此異常興盛，小詞又是當時人們所喜聞樂見的文學樣式，部分道士就用歌詞布道。流傳詞作最多的是張繼先。
張繼先，字家聞，嗣漢36代天師，崇寧四年（1105）賜號虛靖先生，有《虛靖詞》，存詞56首。其詞多寫道家修煉之術。為了宣揚自己的學說，張繼先詞中有許多淺俗的作品。宗教勸世，其目的是勸說廣大階層的普遍接受，所以語言的通俗易懂是最為關鍵的。唐代的俗講、變文，乃至敦煌出土的與宗教相關的詩詞，都以淺俗平易為其語言特征。張繼先在這一方面有非常好的繼承，在徽宗年間俗詞創(chuàng)作的大環(huán)境中，更是如魚得水。如徽宗曾戲問張繼先所帶的葫蘆為何不開口，張繼先便作《點絳唇》答之，詞曰：
小小葫蘆，生來不大身材矮。子兒在內，無口如何怪？ 藏得乾坤，此理誰人會？腰間帶，臣今偏愛，勝掛金魚袋。
這首詞從題材分類應該是詠物詞，所詠之物又是針對徽宗的提問。其實，徽宗的問話就帶戲謔成分，詞人以同樣語調作答，最能博取皇帝歡心。道家講究煉取丹藥，以求長生。腰間葫蘆時常是盛放這類丹藥的。葫蘆身材矮小，質樸無華，木訥無言，腹中卻“藏得乾坤”，道家修煉功夫內斂其中。葫蘆似乎真正懂得了潛藏隱退之道，這就是道家修煉的境界。張繼先能借詠物，巧妙地說明道家學說。而且是即席寫作，可見作者對小詞形式的熟練掌握。
張繼先又回答他人有關修煉的提問時說：
長生之話口相傳，求丹金液全。混成一物作神仙，丁寧說與賢。 休噎氣，莫胡言，豈知造化玄。用鉛投汞汞投鉛，分明顛倒顛。
作者在語氣之間對道家的煉丹也有隱隱的不信任。恐怕張繼先身在其中，最能明白個中奧秘，故以此戲謔口吻勸說世人不必過于固執(zhí)。修道修身，不在執(zhí)著于長生丹藥的提煉，那是一種有所圖的急功近利的做法，作者并不同意。作者的旨意恐怕是勸世人應該真正做到身心修煉，超脫塵俗。其它如寫自己的日常生活：“獨自行兮獨自坐，獨自歌兮獨自和。日日街頭走一過，我不識吾誰識我。”（《度清霄》）這是一種修道寂寞的生活，修煉到一定境界，已經(jīng)物我兩忘，不知己身為何物。寫降魔的結果說：“立活化民，攝邪歸正，生息熙熙享太平。”（《沁園春》）自神其說，煞有其事，同時也捎帶諛頌了徽宗年間的太平盛世，與“宮廷御用文人”殊途同歸。寫修煉過程說：“調理三關，安和四體，靜無憂擾相煎。太微冥契，元始語諸仙。”（《滿庭芳》）其說漸入玄境。
釋、道修行，必須超脫塵世之外，其生活方式與隱士類似。當他們將宗教說理與隱逸生活環(huán)境結合起來描寫，就具有了一定的形象性。凈端，字明表，自號安閑和尚。崇寧二年（1103），一日辭眾，歌“漁夫”數(shù)聲坐化。存《漁家傲》四首，其一云：
斗轉星移天漸曉，驀然聽得鵜鶘叫。山寺鐘聲人浩浩。木魚噪，渡船過岸行官道。 輕舟再奈長江討，重添香餌為鉤釣。釣得錦鱗船里跳，呵呵笑。思量天下漁家好。
清晨時刻，鳥鳴聲、木魚聲、山寺鐘聲，渾融成一片和諧的自然音響，反襯出環(huán)境的清幽靜謐。詞人輕舟垂釣，無拘無束，擺脫塵累。“呵呵笑”之際，顯示了佛門清修生活給詞人所帶來的愉悅。詞人是比較喜歡用景物來烘托自己的心境的，如“浪靜西溪澄似練，片帆高掛乘風便”等。詞人在另一首《漁家傲》里歸結這種隨意垂釣的樂趣之根源時說：“不是修行何得到？一般好，西方凈土無煩惱。”還是在勸說人們修行出家，但是，詞人在詞中所描述的生活方式，不象一位苦行僧，更象一位傳統(tǒng)的隱士。
釋、道之外，士大夫也有用小詞的形式訴說宗教悟道心得的。如鄒浩的《漁家傲》說：“慧眼舒光無不見，塵中一一藏經(jīng)卷。聞說大千攤已遍。門方便，法輪盡向毫端轉。
月掛燭籠知再見，西方可履休回盼。要與老岑同掣電。酬所愿，欣逢十二觀音面。”這首詞與張繼先及其他釋道的小詞一樣，更多的是抽象說理，語言枯燥乏味，不堪卒讀。雖然直白如話，卻依然不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張繼先《沁園春》上闋說：“急急修行，細算人生，能有幾時？任萬般千種風流好，奈一朝身死，不免拋離。驀地思量，死生事大，使我心如刀劍揮。難留住，那金烏箭疾，玉兔梭飛。”寫人生苦短，光陰飛逝，難以擺脫生死的糾葛，其間沒有太多的形象。與其說是文學創(chuàng)作，不如說是有韻的說教文字。
三、俗詞藝術表達之成就
相對而言，俗詞在語言運用、結構安排、修辭手法使用等諸多方面要粗糙一些，詞人大都是率意而為，未做精心構思組織。但是，俗詞在藝術表達方面依然有自己的優(yōu)勢，這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以下分別論述。
其一，俗詞脫口而出，率真自然，能夠比較真實地表現(xiàn)詞人的內心世界與情感活動，反映詞人現(xiàn)實生活中不加掩飾的世俗的一面。葉嘉瑩先生將周邦彥之前的北宋詞歸納為以“自然直接的感發(fā)之力量為作品中之主要質素”，而周邦彥則“是一種以思索安排為寫作之推動力的新的質素的出現(xiàn)”（
《靈谿詞說·論周邦彥詞》），這也是北宋詞向南宋詞轉移的關鍵點。上面討論大晟雅詞創(chuàng)作時已經(jīng)有詳細涉及。這幾乎已經(jīng)成為徽宗年間詞壇創(chuàng)作的主流傾向。在這種創(chuàng)作大的走勢之中，俗詞卻一定程度地保持了“自然感發(fā)”的純真，讀來時常有清新可親的感受。
這種創(chuàng)作優(yōu)勢突出表現(xiàn)在大晟詞人的作品中。大晟詞人創(chuàng)作俗詞，不必象諛頌詞那樣以僵硬的格式，在狹小的范圍內，應制敷衍。而是可以結合個人的情感體驗，作真切的抒寫，充分發(fā)揮詞的文體特長。以周邦彥的《大有》為例：
仙骨清羸，沈腰憔悴，見傍人、驚怪消瘦。柳無言，雙眉盡日齊斗。都緣薄幸賦情淺，許多時、不成歡偶。幸自也，總由他，何須負這心口。
令人恨、行坐兒斷了更思量，沒心求守。前日相逢，又早見伊仍舊。卻更被溫存后。都忘了、當時僝僽。便搊撮、九百身心，依前待有。
這首詞始見周邦彥的《片玉集》，寫一位歌妓與情人分手后所備受的痛苦折磨與再度相逢的歡喜。事實上是在抒發(fā)詞人自身的情感，卻以代言的方式，假托歌妓之口說出。淺俗的語言，與歌妓的身份相稱。歌詞從伊人的體態(tài)“清羸消瘦”、雙眉的盡日緊鎖說起，推究到叫人“憔悴”的原因，原來是“薄幸賦情淺”。于是，內心的怨苦就壓抑不住，怨恨對方的“心口”不一。下闋寫坐臥不安的思量以及重逢的喜悅。思念的結果，居然又得“前日相逢”，對方的體貌、溫存、深情“仍舊”，剎那間，便“都忘了當時僝僽”。“九百”為宋人俗語，用來譏諷癡呆、神經(jīng)不健全的人，猶如今人所說的“二百五”。用在這里，連起來指自己的一片癡情得到了回報。清人《詞譜》認為周邦彥這首詞“欠雅馴”，而列南宋潘希白之作。其實，這首詞將內心的痛苦與喜悅和盤托出，沒有了王國維所說的“隔”的感覺，真切動人。
周邦彥以口語、俗語寫現(xiàn)實生活的真實體驗與內心情感的佳句甚多，除了上述《詞源》所引以外，其它如：“除共天公說，不成也還，似伊無個分別。”（《滿路花》）“佳約人未知，背地伊先變。惡會稱停事，看深淺。”（《歸去難》）“為甚月中歸，長是他、隨車后。”（《迎春樂》）“去即十分去也，如何向、千種思量。”（《滿庭芳》）“酒罷歌闌人散后，琵琶輕放，語聲低顫，滅燭來相就。”（《青玉案》）“馬如飛，歸未歸？誰在河橋見別離。”（《長相思》）“我愛深如你，我心在、個人心里。”（《萬里春》）“幾回相見，見了還休，爭如不見。”（《燭影搖紅》）對大晟詞人來說，俗詞不是偶一染指，而是花費了大量的筆墨與精力在此上面的。
大晟詞人中除了周邦彥，就數(shù)晁端禮流傳的作品最多，俗詞保留得也最多，成就頗高。如其《攤破浣溪沙》說：
一見郎來雙眼明，春風樓上玉簫聲。誰信同心雙結子、苦難成。 瑤佩空傳張好好，鈿箏誰繼薛瓊瓊？若是今生無此分、有來生。
詞寫男歡女愛之歡情與誓死相戀之堅貞。這位女子十分真誠，見意中郎君來到，便喜不自禁，明眸炯炯。“春風樓上玉簫聲”，周圍的一切都變得如此美好。豈知好事多磨，“同心結子”，違背人意而落空。“張好好”與“薛瓊瓊”都是代指意中的歌妓，詞人已經(jīng)由上闋的代歌妓言情轉為下闋的直抒己情。“若是今生無此分、有來生”，這樣的心愿，是對現(xiàn)實的無奈，也是對愛情堅貞的表達。這首詞中的口語皆經(jīng)詞人提煉，顯得純凈明了。然誠摯的喜怒哀樂情感，撲面而來，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
晁端禮的慢詞中也多俚俗佳作，如《安公子》云：
漸漸東風暖，杏梢梅萼紅深淺。正好花前攜素手，卻云飛雨散。是即是、從來好事多磨難。就中我與你才相見，便世間煩惱，受了千千萬萬。
回首空腸斷，甚時與你同歡宴？但得人心長在了，管天須開眼。又只恐、日疏日遠衷腸變，便忘了、當本深深愿。待寄封書去，更與丁寧一遍。
這首詞從歡聚一直說到分手，以及分手后的丁寧囑咐。當年在東風漸暖、梅杏盛開的季節(jié)里，花前攜手，有無限歡情。及至好事多磨，云飛雨散，好因緣又嘆息過于短暫。“世間煩惱，受了千千萬萬”，最平常的語言，說出戀愛中男女所遭受的無休止折磨。下闋寫別后“腸斷”之思念，盼望能再度相逢。詞人祈求上天“開眼”，讓有情人相聚。但終究又對情人疑心不定，恐怕對方因時日的久隔而改變衷腸，忘記了當初的“深深”許愿。因此，期待寄書一封，再度丁寧對方。戀愛中或驚或疑的微妙復雜心理變化，被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語言雖然淺俗，回味卻無窮。
晁端禮留傳至今的俗詞還有30首之多，占其現(xiàn)存詞作的20%。尤其是趙萬里從趙輯寧星鳳閣抄本《閑齋琴趣外編》補錄的二十一首半，全部是俚俗之作，顯示出明確的創(chuàng)作意圖。所以，晁端禮以俗語述說私情的佳句更多。除上述所引之外，如“料得那里、千僝萬僽，嗔我也思量我。”（《上林春》）“眼來眼去，未肯分明道。有意于人甚不早，謾教我、心下終日懸懸。”（《洞仙歌》）“枕畔耳邊都悄悄，憶伊模樣聲音。些兒年紀正難禁，盟言雖在，只恐我癡心。”（《臨江仙》）“不言不語只偎人，滿眼里、汪汪地。”（《一落索》）“所恨不能飛上路，書書只怪遲歸去。”（《一斛珠》）“從來因被，薄情相誤，誤得人來已怕。”（《鵲橋仙》）“天天若許，長長偎傍，頂戴著、一生也即不枉。”（《殢人嬌》）“人前不敢分明語，暗里頻回顧。羅襟滴淚無數(shù)，匆匆又是空歸去。”（《梁州令》）從語言方面，晁端禮詞時而還能比較顯著地看出柳永詞影響，如《菩薩蠻》說：“薄衾小枕重門閉，孤燈照著人無寐。”脫胎于柳永的《憶帝京》“薄衾小枕天氣，乍覺別離滋味。展轉數(shù)寒更，起了還重睡。畢竟不成眠，一夜長如歲。”
當然，俗詞許多時候寫得十分粗糙率意，也有個別作品流于無聊惡俗。晁端禮《滴滴金》上闋說：“龐兒周正心兒得，眼兒單，鼻兒直。口兒香，發(fā)兒黑，腳兒一折。”雕琢過分，已失去俗語的天然韻趣。有的作品完全是色情表現(xiàn)，如晁端禮的《殢人嬌》上闋說：“旋剔銀燈，高搴斗帳，孜孜地、看伊模樣。端相一餉，揉搓一餉，不會得、知他甚家娘養(yǎng)。”跡近卑俗下流。這些都是淫靡世風在歌詞中的自然表現(xiàn)。
大晟之外，以俗詞寫艷情而佳者可舉阮閱為例。阮閱，字閎休，自號散翁，又號松菊道人，舒城（今屬安徽）人。存詞六首。“政和間，官于宜春。官妓有趙佛奴，籍中之錚錚者。嘗為《洞仙歌》贈之。”（《能改齋漫錄》卷十七）詞云：
趙家姊妹，合在昭陽殿。因甚人間有飛燕？見伊底，盡道獨步江南，便江北、也何曾慣見？ 惜伊情性好，不解嗔人，長帶桃花笑時臉。向尊前酒底，得見些時，似恁地、能得幾回細看？待不眨眼兒、覷著伊，將眨眼地工夫，剩看幾遍。
將趙佛奴比作漢代趙飛燕姊妹，據(jù)說趙飛燕身輕能做掌上舞，上闋就是夸獎趙佛奴舞姿出眾，獨步江南江北。下闋稱贊趙佛奴的溫柔與美艷。“將眨眼地工夫，剩看幾遍”，說明詞人喜歡到了極點，而趙佛奴的美艷也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其構思非常新穎別致。《詞林紀事》卷九引《宜春遺事》稱：“此詞已為元曲開山矣。”而《能改齋漫錄》又稱阮閱“他詞皆類此”，可見阮閱也是以俗詞寫艷情的能手。
其二，與以往的俚俗詞不同，徽宗年間的俗詞創(chuàng)作具有自己特有的表達方式，這就是上文屢屢涉及的以戲謔入詞。常見的方式有：幽默、諷刺、揶揄、俏皮、自嘲、滑稽等等，有時多種戲謔方式摻雜在一起，共同獲得審美效果。這是與新的社會環(huán)境與審美需求相適應的，是徽宗年間俗詞不同于柳永詞的新變。
徽宗年間俗詞這種特殊表達方式之獲得，首先與宋人喜歡戲謔調笑的行為舉止密切相關。宋代出身貧寒、門第卑微之來自中下階層的知識分子得到朝廷的充分重視，他們通過相對公正的科舉考試選拔，紛紛進入仕途，甚至進入領導核心層。他們出將入相，真正肩負起“治國平天下”的歷史使命。他們一方面對改變他們人生命運的趙宋王朝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即使仕途屢遭挫折，也此心不變；另一方面，宋代為文人士大夫提供的比較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和較高的社會地位，也使他們感覺到可以有所作為。因此，傳統(tǒng)的“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貫徹落實到士大夫的思想和行動中，就進一步發(fā)展成為“進亦憂，退亦憂”與“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換句話說，與前代文人或士大夫相比，宋代文人的精神面貌是倔強的、輕松的、樂觀的。而他們平日言行舉止喜歡戲謔調笑，就是這種新的精神面貌之外在的表現(xiàn)。瀟灑風趣的言行舉止幾乎成了宋代文人的一種共同行為特征，而繃著面孔做人的理學家在宋代則是絕對少數(shù)。翻檢宋人筆記，友人、師生、同僚、親人之間，時時有幽默乃至不失善意的玩笑。現(xiàn)舉《邵氏聞見后錄》卷三十的幾條載錄，以見一斑：
秦少游在東坡坐中，或調其多髯者。少游曰：“君子多乎哉！”東坡笑曰：“小人樊須也。”
郭忠絮嘲聶崇義曰：“近貴全為聵，攀龍即作龍。雖然三個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曰：“吾不能詩，姑以二言為謝：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陳亞、蔡襄亦云：“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王汾、劉攽亦曰：“早朝殿內須呼汝，寒食原頭盡拜君。”攽又嘲王覿云：“汝何故見賣？”覿曰：“賣汝直甚分文。”其滑稽皆可書也。
孫傳師名覽，人有投詩者曰：“伏惟笑覽。”傳師曰：“君無笑覽，覽合笑君。”
士人口吃，劉貢父嘲之曰：“本是昌徒，又為非類，雖無雄才，卻有艾氣。”蓋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口吃也。
王荊公好言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泊八百里水以為田，其利大矣。”荊公喜甚，徐曰：“策固善矣。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別鑿一八百里泊則可容矣。”荊公笑而止。予以與優(yōu)旃滑稽“漆城難為陰室”之語合，故書之。
這些戲謔幽默，既有平常隨意的，也有涉及重大現(xiàn)實問題的。這種行為特征，首先在宋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有了明顯的表現(xiàn)。江西詩派的作風之一就是喜歡詼諧幽默的“打猛諢入，打猛諢出”。黃庭堅將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與老師蘇軾的詩歌創(chuàng)作相比較，說：“小兒未可知，客或許敦庬。誠堪婿般，買紅纏酒缸。”（《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次韻道之》）以自己的兒子只能與蘇軾的孫女般相配，詼諧地表示自己的創(chuàng)作不如蘇軾。南宋楊萬里詩歌創(chuàng)作從江西詩派變化而來，“誠齋體”的特征之一就是富于幽默詼諧的風趣。如《戲筆》說：“野菊荒苔各鑄錢，金黃銅綠兩爭妍。天公支與窮詩客，只買清愁不買田。”宋人這種行為特征在小詞中的普遍表現(xiàn)，則一直待到徽宗年間的俗詞創(chuàng)作才形成一定規(guī)模。
俗詞這種新的表現(xiàn)方式之出現(xiàn)，同時也是迎合了徽宗喜調侃逗樂的尋歡作樂之本性， “皆可助尊俎間掀髯捧腹”（
《夷堅三志》卷七）。歷代宮廷都有以幽默詼諧的小丑似的言行舉止曲意勸諫君王的傳統(tǒng)， “批龍鱗于談笑，息蝸爭于頃刻，而悟主解紛。”（郭子章《諧語序》）即使君主執(zhí)迷不悟，這種輕松詼諧中寓針砭譏刺的方式也不會招惹殺身之禍，如漢代的東方朔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北宋時期，這種宮廷特殊諷諫傳統(tǒng)得以沿襲。如神宗年間，王安石主持變法，臺諫反對，紛紛被貶官出去。而當時的教坊使丁仙現(xiàn)，“于戲場中乃便作為嘲諢，肆其誚難，輒有為人笑傳。”王安石發(fā)怒，丁仙現(xiàn)則屢次得皇帝庇護。故當時諺語說：“臺官不如伶官。”（詳見《鐵圍山叢談》卷三）到了徽宗時期，朝政黑暗，政治斗爭殘酷，朝廷中容不得不同政見者。人們只能將對現(xiàn)實社會、對當政者的不滿，化為嬉笑怒罵，以戲謔嘲諷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徽宗在政治方面從本質上來說是膚淺的，他在獲得愉悅快樂之際，往往不顧及對方批評的矛頭指向，在哈哈大笑中對譏刺者多加庇護。《清波雜志》卷六載：
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一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乃曰：“禁苑花竹，皆取于四方。在涂之遠，巴至上林，則已焦矣。”上大笑。亦猶“鍬、澆、焦、燒”四字之戲：掘以鍬，水以澆，既而焦，焦而燒也。其后毀艮岳，任百姓取花木以充薪，亦其讖也。
焦德亦曾用戲謔方式，辛辣嘲諷蔡京，《清波雜志》卷六又載：
蔡京罷政，賜鄰地以為西園，毀民屋數(shù)百間。一日，京在園中，顧焦德曰：“西園與東園景致如何？”德曰：“太師公相，東園嘉木繁陰，望之如云；西園人民起離，淚下如雨。可謂‘東園如云，西園如雨’也。”
藝人還以這種方式嘲謔徽宗年間得意的宦官童貫，《齊東野語》卷十三亦載：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為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為髻，曰蔡太師家人也；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為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曰：“太師覲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懶梳髻。”至童氏則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
民間俗文學善幽默諷刺，以戲謔方式入俗詞，譏刺朝政、朝貴，便有順理成章、得心應手之妙。因此，徽宗年間部分俗詞自覺地繼承了中國古代滑稽文學“談言微中”的傳統(tǒng)，嬉笑怒罵，鋒芒畢露，無所顧忌。上文所言邢俊臣所為即是突出事例。他不僅譏刺徽宗“花石綱”之擾民，甚至揪住梁師成的生理缺陷肆意嘲諷。
再舉侯彭老為例。侯彭老，字思孺，長沙人，大觀年間進士登第。“建中靖國以太學生上書得罪，詔歸本貫，綴小詞別同舍。”（《清波雜志》卷十二）調寄《浣溪沙》，詞云：
十二封章，三千里路，當年走遍東西府。時人莫訝出都忙，官家送我歸鄉(xiāng)去。 三詔出山，一言悟主，古人料得非虛語。太平朝野總多歡，江湖幸有寬閑處。
詞人反語譏諷，對自己因直言而被遣歸鄉(xiāng)深表憤慨。“十二封章，三千里路”，意同韓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官家送我歸鄉(xiāng)去”，則是幽他一默。歸鄉(xiāng)隱逸總是文人掛在嘴上的口號，詞人居然無意中獲得“官家”送歸的“殊榮”，難怪詞人要以此為“夸耀”資本了。下闕揭露“三詔出山，一言悟主”的虛偽性。詞人言正值“太平”盛世，“朝野總多歡”，朝廷清閑無事，自己理當置閑，歸隱江湖。針對當時朝政之黑暗，明顯是正話反說。據(jù)說“此詞即傳，齋各厚贐其行。亦傳入禁中，即降旨令改正。屬同獲譴者不一，乃格。”（同前）詞人竟然差一點因此詞而改變命運前程，亦可見徽宗對做詼諧俗詞者的歡喜與寬容。
宣和年間，朱勔以花石綱得徽宗寵幸，“弟侄數(shù)人，皆結姻于帝族，因緣得至顯官者甚眾。”（《中吳紀聞》卷六）而后身敗名裂，家破人亡，民間有作謔詞二首譏刺，皆失調名，詞云：
做園子，得數(shù)載。栽培得那花木，就中堪愛。時將介，保義酬勞，反做了，今日殃害。 詔書下來索金帶，這官誥看看毀壞。放牙笏便擔屎擔，卻依舊種菜。
疊假山，得保義。幞頭上、帶著百般村氣。做模樣，偏得人憎，又識甚條制？ 今日伏惟安置，官誥又來索氣。不如更疊個盆山，賣八文十二。
兩首詞都抓住朱勔的出身卑賤肆意嘲諷。譏刺朱勔雖然靠阿諛徽宗得享高官厚祿，但仍然擺脫不了“百般村氣”。一旦失勢，不免重新“放牙笏便擔屎擔，卻依舊種菜”。以出身論人的做法今人不能同意，然詞人著眼于“花石綱”給百姓與國家?guī)淼尿}亂、禍害，痛斥朱勔之流的無恥，立足點還是正確的。詞當做于靖康年間，依然是徽宗詞壇風氣的延續(xù)。
文人們對自己日常生活的窘境，有時也出之以戲謔，以化解自身的無奈。《苕溪漁隱叢書》卷三十九引《上庠錄》說：“政和元年，尚書蔡薿為知貢舉，尤嚴挾書。是時有街市詞曰《侍香書童》，方盛行，舉人因其詞加改十五字，作‘挾懷’詞。”歌詞如下：
喜葉葉地，手把懷兒摸。甚恰恨出題廝撞著，內臣過得不住腳。忙里只是，看得班駁。 駭這一身冷汗，都如云霧薄。比似年時頭勢惡，待檢又還猛想度。只恐根底，有人尋著。
試場挾帶作弊，心里忐忑不安。偷看“挾書”時則“喜葉葉地”，被“廝撞著”，不免“駭這一身冷汗”。作弊者終究心里不塌實，“只恐根底，有人尋著”。詞人以詼諧調笑的語言，活靈活現(xiàn)地寫出試場作弊、做賊心虛的特殊心理狀態(tài)。
再以《夷堅三志》卷七所載的一首《青玉案》為例，詞作描繪了政和間舉子赴試的可憐相，詞曰：
釘鞋踏破祥符路，似白鷺，紛紛去。試盠幞頭誰與度？八廂兒事，兩員直殿，懷挾無藏處。 時辰報盡天將暮，把筆胡填備員句。試問閑愁知幾許？兩條脂燭，半盂餿飯，一陣黃昏雨。
這首詞用賀鑄《青玉案》（“凌波不過橫塘路”）韻，連個別句子如“試問閑愁知幾許”等也用賀鑄詞成句。舉子赴試，風塵仆仆，趨之若騖。欲作假挾帶，以備考場中偷看，保證激烈的競爭中自己可以穩(wěn)操勝券，又在“直殿”等的嚴密搜尋下無處藏身。考場中的幾天煎熬，只有冷燭、餿飯，以及凄涼蕭蕭的黃昏雨相伴。腹內空空，只得胡亂堂塞。考試的結果與前景的暗淡，似乎已經(jīng)可以預見。赴試、應試過程體驗之真切細膩，肯定是夫子自道。欲作弊又不敢，費盡心力不成文，飲食起居多艱辛，一一道來，便有《聊齋》般的戲劇效果。自嘲中更多的是諷世。這種己身自嘲自謔，或友人之間的互嘲互謔，則能夠“在失意中見出安慰，在怨苦中見出歡欣”，是“輕松緊張情境和解脫悲涼與困難的一種清涼劑。”（朱光潛《詩論》）
戲謔詞最忌油滑，王國維說：“詼諧與莊重二性質，亦不可缺之。”（《人間詞話》刪稿）就是要求寓莊于諧，亦莊亦諧。徽宗年間戲謔俗詞，便時時有流于油滑的通弊，最為后人詬病。尤其是涉及歌妓舞女時，輕薄的調笑口吻處處可見，如上文例舉的晁端禮的《滴滴金》。其中有的作品，低級庸俗，淺露無聊，僅僅是逗趣調笑，沒有任何意義，甚至拿對方的生理缺陷取樂。如邢俊臣也有這方面的作品。《寓簡》卷十載邢俊臣最終被貶越州，州太守王嶷置宴席招待，“席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雪，頗有腋氣難近。豐甫令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又有善歌舞而體肥者，詞云：‘只愁歌舞罷，化作彩云飛。’”這樣的戲謔詞同時失去俗詞的天然韻趣，墮入惡俗一流。所以，《寓簡》同時批評說：“俊臣亦頗有才者，惜其用功止如此耳。”徽宗年間的俚俗詞湮沒無聞，與這種創(chuàng)作弊病密切相關。
徽宗年間俚俗詞中部分佳作所確立的對現(xiàn)實無情針砭的優(yōu)秀傳統(tǒng)，被南宋詞人所繼承。南宋社會內外矛盾加劇，詞人便常常以戲謔入詞，批評朝政的黑暗，如無名氏《一剪梅》（“宰相巍巍坐高堂”）、陳郁《念奴嬌》（“沒巴沒鼻”）等等。辛派詞人喜歡以戲謔為詞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劉揚忠先生統(tǒng)計《稼軒集》說：“俳諧體或帶有俳諧意味的詞約有六十首，占其詞總數(shù)的十分之一左右。”（《唐宋俳諧詞敘論》，《詞學》第十輯）
但是，南宋時期，徽宗年間的俚俗詞更多的是人們攻擊的對象，上面已經(jīng)引述了《碧雞漫志》和《詞源》等所記載的資料與直接的批評。徽宗年間詞人的俚俗創(chuàng)作甚至禍及子孫。紹興中，曹組之子曹勛出使金國，不辱使命，好事者依然作詞譏刺說：“單于若問君家世，說與教知，便是《紅窗迥》底兒。”（《夷堅志》卷八）紛紛斥責的結果，便是忽略其存在，以至今人對此幾乎已沒有什么了解。這恰恰是詞史研究者所必須從事的“復原”工作。而徽宗年間俗詞的大量散失，使得這項“復原”工作不免顯得面目粗糙。本章的討論就試圖做出這樣的勾勒與“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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