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定價：14.00元
A5開本
ISBN 7-200-04305-2/I·667
|
|
歌詞天然的俚俗傾向以及柳永等北宋詞人的繼續努力，使俗詞的創作傳統得以持續。但是，從社會上層、文人士大夫、官方等立場出發，俗詞創作一直受到公開的抑制，越來越被驅趕出正式的文學殿堂。一個時代統治者的思想意識、主觀態度，總是要對社會廣泛階層產生普遍而深遠的影響。北宋俗詞真正迎來黃金創作時代，是統治階層、社會上層的趣味愛好與審美傾向轉移之后的事情了。這就是徽宗在位期間，社會為俗詞的創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一、徽宗朝的社會風貌
宋徽宗從本質上講是一位耽于聲色之樂的紈绔子弟。他在位26年，奢侈糜爛，盡情享樂。作為帝王，他既無治國方略，昏庸無能，易為小人、奸佞蒙蔽；又好大喜功，愚昧自負，自以為圣明賢能，對外發動戰爭，對內好生事端，最終導致北宋政權的崩潰。徽宗所為，一改北宋歷朝帝王的規制，對社會生活產生廣泛的影響，帶動了世俗風氣的轉變。
首先，徽宗年間的社會財富之積累，達到令人羨慕的程度，朝野呈現出繁華似錦的虛象。北宋自太祖開國，至徽宗朝已涵養生息一百五十余年。雖然北宋社會內有"冗官"、"冗兵"之積弊，外有遼、夏"歲幣"之支出，但是，社會經濟仍在不斷向前發展。真宗景德二年（1005）十二月，宋、遼"澶淵之盟"訂立，此后，北宋內外一直沒有較大的戰爭騷擾破壞。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中，人口迅速增長，"以史傳考之，則古今戶口之盛，無如崇寧、大觀之間。"（《文獻通考》卷十一《戶口》）國庫也日益充裕。朝廷在元豐、元祐庫的基礎上，增設了崇寧、大觀、宣和等庫。舉其中一庫為例："大觀東庫物，有入而無出。只端硯有三千余枚。張滋墨，世謂勝李庭珪，亦無慮十萬斤。"（《清波雜志》卷五）內府儲藏的豐富，可見一斑。當時僅京師一地，就有府庫92座。金人攻陷汴京，遣使檢視內藏府庫，共74座，"金銀、錦綺、寶貨，積累一百七十年，皆充滿盈溢。"金人"役禁軍搬三日不絕。"（皆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一）
都市經濟的繁榮，更是盛況空前，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概言崇寧年間京師的富麗昌盛，說：
輦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歌舞，班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霄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于天街，寶馬爭馳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為孟元老的敘述作了形象的注釋。這一幅幅生動具體的歷史長畫卷，再現了汴京都市風采。而王安中《曲宴詩序》也稱："都人百萬，遨樂（景龍）樓下，歡聲四起，尤足以見太平豐盛之象。"（《清波雜志》卷六）
二、北宋大臣的豪奢與帝王的"尚儉"
宋人享樂之風由來已久，這是宋詞滋生繁衍的溫床。這種享樂風氣，直接由開國皇帝太祖提倡而來。北宋初年，太祖"杯酒釋兵權"，勸石守信等臣下"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宋史》卷二百五十《石守信傳》）《澠水燕談錄》亦載太祖對石守信等話語云："朕與卿等義均手足，豈有他耶？而言者累及之。卿等各自擇善地，出就藩鎮，租賦之入，奉養甚厚，優游卒歲，不亦樂乎！"因此，北宋君主不但不限制臣僚的生活享樂，反而公開誘導提倡。宋代開國功臣"常富貴榮寵，極于一時"（同前）。這是君主控制臣下的一種手段，以此化解上下矛盾，增加中央集權的凝聚力。于是，宋代大臣講究個人生活享受，享樂成風。《龍川別志》卷下載雄州知守李允則與名臣寇準比斗宴席之盛：寇準先宴請李允則，"幄帟、器皿、飲食、妓樂，百物華侈"。次日，李允則回請，"視其幄帟皆蜀錦繡，床榻皆吳、越漆作，百物稱是"，且"京師精伎，至者百數人"。《石林燕語》卷四也記載："寇萊公性豪侈，所臨鎮燕會，常至三十盞，必盛張樂。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連數盞方畢。或謂之'柘枝顛'。"北宋大臣生活豪奢如寇準者甚多，連真宗也說："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游燕賞，彌日繼夕。"（《夢溪筆談》卷九）
徽宗即位之前，北宋皇帝對臣下和己身的生活享受大致采取雙重態度與政策。北宋多數帝王自身的生活相對簡樸，以保持勵精圖強的形象，維持國計民生，平衡財政收支。周煇《清波雜志》卷一載：宰臣呂大防等對哲宗解說祖宗法："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家法最善。"其中之一乃"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而且，"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至太平者。"宋人史書、筆記多言北宋諸帝儉樸之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載：太祖"躬履儉約，常衣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設青布緣葦簾，宮闈帟幕無文采之飾。"卷二十四載：太宗"未嘗御新衣，蓋浣濯頻所致耳。""蓋念機杼之勞苦，欲示敦樸，為天下先也。"卷一百九十八載：仁宗"所御幄帟、裀褥皆質素暗敝，久而不易。"《燕翼詒謀錄》卷二載：真宗一再下詔，要求"宮院、苑囿等，止用丹白裝飾，不得用五"；"自中宮以下，衣服并不得以金為飾，應銷金、貼金、縷金、間金、金、圈金、解金、剔金、捻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四亦言仁宗"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盂子，素瓷盞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袘，色已故暗。"等等。北宋帝王一般都能遵循"祖宗家法"，以身作則，或者只是做出這樣一種姿態，以抑制社會享樂風氣的過度蔓延。
南渡之后，高宗檢討北宋末年作為，再度以身作則，倡導儉樸。《清波雜志》卷一載：
高宗踐阼初，躬行儉德，風動四方。一日，語宰執曰："朕性不喜與婦人久處，早晚食只面飯、炊餅、煎肉而已。食罷，多在殿旁小閣垂簾獨坐。設一白木卓（桌），置筆硯，并無長物。"又嘗詔有司毀棄螺填倚卓（桌）等物，謂螺填淫巧之物，不可留。仍舉："向自相州渡大河，荒野中寒甚，燒柴，借半破瓷盂，溫湯泡飯，茅檐下與汪伯彥同食，今不敢忘。"紹興間，復紆奎畫以記"損齋"，"損之又損"，始終如一。宜乎去華崇實，還淳返樸，開中興而濟斯民也。
三、徽宗朝君臣之奢靡
徽宗即位前期，尚能裝模裝樣，遵循祖訓。如崇寧元年五月，"后苑欲增葺殿宇，內侍有請以金箔為飾者，計用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為箔，以飾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無謂也。'詔黜之。"（《續資治通鑒》卷八十七）而后，徽宗漸漸得意忘形，所作所為則與其祖輩們相反。北宋后期社會財富的積累和繁華的虛象，給統治者的縱情聲色提供了充分的物質基礎和口實。在一片升平歌舞、阿諛奉承聲包圍之中，統治者失去理智，文恬武嬉，朝野對日趨惡化的內外矛盾和危機很少覺察。徽宗年間，正色立朝、直言進諫之士，都被遠遠排斥出朝廷。徽宗聽不到一點不同意見，臣僚奏章中充斥著諛頌之辭，社會的繁華虛象也仿佛在證實著"圣王"業績。因此，徽宗自我感覺十分良好，毫無愧色地認定自己可以追跡堯舜，治下乃太平盛世，國力異常強大。出現在這一時期文人詩詞中最為頻繁的詞語就是"太平"、"升平"，如"歌太平睿藻"（萬俟詠《雪明鳷鵲夜慢》）、"歲熙熙、且醉太平"（曹組《聲聲慢》）、"升平歌管趁飛觴"（王安中《鷓鴣天》）、"升平歌鼓沸高樓"（王安中《安陽好》）、"升平無際"（江漢《喜遷鶯》）、"太平無事多歡樂"、"萬國稱觴賀太平"、"真個親曾見太平"（無名氏《鷓鴣天》）、"更將何事卜升平"、"萬國梯航賀太平"、"升平樓上語喧喧"（晁端禮《鷓鴣天》）等等。
社會表面的繁榮景色，給徽宗君臣以極度自信，經常表現為狂妄無知。為顯示泱泱大國之聲威，為成就"圣王"之文功武績，徽宗朝喜對外生事。崇寧二年正月，"知荊州府舒亶平辰沅猺賊，復誠、徽二州。"（《續資治通鑒》卷八十八）同年六月，童貫、王厚率兵取青唐，得四州。政和以后，又數次主動尋釁遼、夏，"貫隱其敗，以捷聞。"（《宋史》卷四百六十八《童貫傳》）徽宗朝一改真宗以來對外忍讓妥協的基本方針，主動出擊。境外遼、夏二國正趨衰敗，金人則未崛起于白水黑山之間。宋軍或小勝，或瞞敗為勝，一段時間內沒有對國家的安全產生重大威脅。徽宗君臣陶醉于自己編織的謊言，自以為國威傳播遐邇，鎮懾夷狄。宣和末聯金抗遼，以金帛換回部分失地，更令朝廷昏昏然。"太平盛世"不僅是當時的一種社會虛象，而且還是徽宗君臣們的一種普遍心理認定。
于是，君臣生活奢靡，揮霍無度，放縱享樂。蔡京等奸佞也以享樂為手段，誘導徽宗不理朝政，沉湎于聲色歌舞。宋太祖用來控制群臣的手段，被蔡京反過來用以控制徽宗。《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六載：
崇年元年七月，以蔡京為右仆射。時四方承平，帑庾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蓄，大抵掃地矣。上嘗出玉盞、玉卮以示輔臣，曰："朕此器久已就，深懼人言，故未用耳。"京曰："事茍當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何足道哉！"
徽宗初始也不敢任性所為，經蔡京等奸佞慫恿、鼓勵，且曲為之解說，才日益放肆享受。蔡京說："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竹石，乃人之棄物。"（《續資治通鑒》卷九十二）蔡京子蔡攸也說："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可徒自勞苦。"（同上，卷九十三）這些言論深得徽宗歡心。于是，徽宗不以國家為己任，而是以四海天下供奉一己之享受。崇寧元年三月，命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諸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之工，曲盡其巧"（《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花石綱之役》）后愈演愈烈，如筑艮岳以象杭州鳳凰山，都人稱萬壽山等。《泊宅編》卷三載："崇觀以來，天下珍異悉歸禁中。四方梯航，殆無虛日。大則寵以爵祿，其次錫賚稱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勔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至京，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銀椀，并官其四仆，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為威遠軍節度使，而封石為槃固侯。"禁中珍玩寶藏，不計其數。舉其一端，"宣和殿小庫者，天子之私藏也。頃聞之，以寵妃之侍從者頒首飾，上喜而賜之，命內侍取北珠篋來。上開篋，御手親掬而酌之，凡五七酌以賚焉。初不計其數也，且又不知其幾篋。北珠在宣和間，圍寸者價至三二百萬"（《鐵圍山叢談》卷六）徽宗宴請群臣的場面也相當鋪張奢侈，王安中《曲宴詩序》記載一次夜宴說："萬炬層出，彌望不極，如星掛空，而光彩動搖于云海濤波之上。戶牖、屏柱、茶床、燎爐，皆五色琉璃，綴以夜光、火齊，照耀璀璨。縱觀環繞，則又睹合宮蕭臺，崇樓杰閣，森羅布濩。群臣心目震駭，莫有能測其機緘之妙。"（《清波雜志》卷六）徽宗甚至多次輕車小輦，微服出行，出入狹邪，因此與名妓李師師之間便有了說不清、道不白的關系。
皇帝的放縱，更誘使大臣享樂的毫無節制。蔡京"以金橘戲彈，至數百"（張知甫《張氏可書》）。"蔡京庫中，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稱；黃雀鲊自地積至棟者滿三楹，他物稱是。童貫既敗，籍沒家貲，得劑成理中丸幾千斤。"（《清波雜志》卷五）《鶴林玉露》卷六載："有士夫于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包子廚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子廚中人，何為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廚中縷蔥絲者也。'"《清波雜志》卷七又載："宣和間，蔡行（蔡京孫）家雖臥榻亦用滴粉銷金為飾，趙忠簡公親見之。"
卷三載：王黼"于寢室置一榻，用金玉為屏，翠綺為帳，圍小榻數十，擇美姬處之，名曰'擁帳'。" 王黼又"于后園聚花石為山，中列四巷，俱與民間娼家相似，與李邦彥輩游宴其中，朋邪狎昵。"（《靖康遺錄》）從器皿用具，到日常生活點滴享受，徽宗年間大臣們無不窮奢極欲。
許多時候，君臣更是在一起尋歡作樂，《清波雜志》卷六記徽宗君臣宴樂說："女樂數千陳于殿廷南端，袍帶鮮澤，行綴嚴整。酒行歌起，音節清亮，樂作舞入，聲度閑美。……東望艮岳，松竹蒼然；南視琳宮，云煙絢爛。其北則清江長橋，宛若物外。"君臣朝歌暮嬉，酣玩歲月。
徽宗年間，君王及社會上層大張旗鼓的放縱享樂，與北宋建國以來逐漸蔓延開來的講究個人生活享受的風氣一拍即合，世風趨于浮靡。
四、淫靡世風對詞曲的影響。
淫靡世風表現在歌舞娛樂方面，俚俗詞風大為盛行就是其一端。徽宗雖然有很深厚的藝術修養，很高雅的欣賞趣味，但是，由于耽于淫樂的天性使之然，他又特別喜愛淫俗謔浪、靡麗側艷的風調。對"雅"、"俗"的同樣愛好，是徽宗審美觀不同側面的表現，二者并不矛盾沖突。徽宗平日與群小相互戲謔、游樂，無所不至，俚俗的艷曲時常與這種享樂生活相伴隨，群小也因此獲得高官厚祿。蔡攸得寵于徽宗，"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袖窄褲，涂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續資治通鑒》卷九十二）而且，"王黼美風姿，極便辟，面如傅粉"（《鐵圍山叢談》卷三）。宣和間討徽宗歡心的另一位宰相李邦彥，"本銀工子也，俊爽美風姿，為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為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宋史》卷三百五十二《李邦彥傳》）連非常得徽宗寵信、出入宮廷的妖道林靈素，也"時時雜捷給嘲詼以資媟笑"（《宋史》卷四百六十二《林靈素傳》）。這些都十分投合徽宗嗜俗嗜艷的口味。政和六年八月，徽宗還"詔天下監司郡主，搜訪巖谷之士，雖恢詭譎怪自晦者，悉以名聞"（《續資治通鑒》卷九十二）
徽宗的喜好與臣下的迎合，使北宋后期世風為之一變，詞風為之一變。所以，北宋末年唱曲填詞，皆不避俚俗，且為時尚所趨。時人朱翌描述當時的風尚說："淫聲日盛，閭巷猥褻之談，肆言于內，集公燕之上，士大夫不以為非。"（《猗覺寮雜記》卷上）
宋詞起于民間，流行于酒宴歌席，迎合了宋人的享樂要求，以俚俗語寫艷情是其必然的傾向，所以，宋詞與市井俚俗有著天然的聯系。與散文、詩歌相比，歌詞更容易與徽宗年間追逐聲色的淫靡世風融為一體，以俗白靡曼的口吻表達難以遏制的"人欲"。經柳永大量創作，北宋俚俗詞風得以確立。但是，俚俗詞風一直受到宋詞"雅化"傾向的壓抑，不得舒眉一搏。北宋末年新的社會環境和淫靡世風，再度為俚俗詞的發展提供了大好時機，柳永詞風得以張揚。徽宗本人就有俗詞創作，《云麓漫抄》卷四載：
徽廟即內禪，尋幸淮浙，嘗作小詞，名《月上海棠》。末句云："孟婆，孟婆，且與我做些方便，吹個船兒倒轉。"（按：孟婆指船神。）
也就是說，創作俗詞已經成為這個時期詞壇之風尚。以俗語寫艷情，以至滑稽諧謔，不僅是民間的作風，而且流行于宮廷和社會上層。這是柳永之后俚俗詞最繁榮的一個時期。《能改齋漫錄》卷十七載：
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嘗游妓崔念四之館，因其行第，作《踏青游》。詞云："識個人人，恰正二年歡會。似賭賽六只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了又還重倚。
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里。擬問卜、常占歸計。拚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到夢里，驀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都下盛傳。
這樣一首極其俚俗淺易的艷詞，能夠"都下盛傳"，日后也不影響這位"貴人"的仕進，這與柳永生活的仁宗年代大相徑庭，說明徽宗年間社會風氣的轉變與時風所崇尚。所以，《碧雞漫志》卷二描述徽宗年間詞壇創作概況說：
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處度叔侄、晁次膺、萬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絕出。然六人者，源流從柳氏來，病于無韻。
田中行極能寫人意中事，雜以鄙俚，曲盡要妙。
政和間曹組元寵,……每出長短句,膾炙人口。……組潦倒無成，作《紅窗迥》及雜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冠也。夤緣遭遇，官至防御使。同時有張袞臣者，組之流，亦供奉禁中，號曲子張觀察。其后祖述者益眾，嫚戲汙賤，古所未有。
由此可見，宮廷審美趣味的轉移，影響面極為廣泛。原來流行于民間下層的艷曲俗詞，堂而皇之進入宮廷和社會上層。作俗詞、唱艷曲，不僅不妨礙仕進，而且有可能"夤緣遭遇"，飛黃騰達。所以，詞人們再也不必自我掩飾、自掃其跡，或曲為解釋，而是大張旗鼓地創作俚俗小調。同時，從邊地流入中原的俗曲也再次倍受青睞。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五說："先君嘗言，宣和間客京師時，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時士大夫亦皆歌之。"《游宦紀聞》卷三說："宣和間，市井競唱《韻令》。"社會上下層的共同趨尚，匯集成一股聲勢浩大的創作潮流，構成宋代俗詞創作最為盛麗的壯觀。流風遺韻，一直延續到南渡之后。《碧雞漫志》卷一載："今有過鈞容班教坊者，問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田中行、曹元寵小令。'"卷二又載："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時風浸染，積重難返。南宋詞壇后來強烈的"復雅"呼聲，便是對這一創作傾向的全面反撥。有為之士，還將這種創作現象與北宋的亡國聯系在一起抵制。宋高宗于南渡初年戰亂頻仍之時，特意下詔到揚州，銷毀曹組詞集的刻板（《碧雞漫志》卷二），就反映了南渡之后朝廷態度的根本性改變。此后，俗詞就失去了適宜創作的環境，就再也沒有如此輝煌的時光。 |
| |
|
|
|
〖關閉窗口〗
|
|
web@guoxue.com
010-629128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