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心雕龍·時序》）一代之審美觀念、人情世俗、帝王趣好、朝廷決策等等諸多文化背景的因素，都會程度不同地影響當時的文學創作。尤其是一代帝王喜歡舞文弄墨、推行特殊文藝政策、對文學之士格外予以獎掖之時，文化和社會背景對藝術創作的影響便顯得更加突出和直接。中國古代文人以入仕為官、成功立業、光宗耀祖為最高的人生價值之實現，所謂“學而優則仕”。為了實現這一價值目標，有時不惜以扭曲心靈或行為變異為代價。文學創作是文人們通向仕途、飛黃騰達的一個便捷之階。所以，從文學流變發展史來看，歷代不乏迎合帝意、曲意奉承、混同世俗的文人或文學創作傾向。漢大賦的“勸百諷一”，唐初“上官體”的“綺錯婉媚”，宋代“西昆體”的“窮研極態”，以及后來明初“臺閣體”的吟詠太平，皆其例。
宋徽宗是位多才多藝的帝王，不但詩和詞寫得出色，而且精通繪畫、書法、音樂等多種門類的藝術，可以與李后主相比美。徽宗在位期間，為政方針以及處世態度，與北宋歷朝君王大異其趣。他沒有勵精圖強的志氣，卻好大喜功，追求事事超越前王，至少徽宗自己認定是這樣的。故朝廷喜歡興師動眾、勞民傷財。他一反祖宗“尚儉之法”，公開放縱聲色享樂，故朝野享樂之風甚盛。徽宗的許多政策措施和舉止行為，對北宋末年的世俗風氣影響十分巨大，并直接作用于文藝創作。由于徽宗的提倡和獎賞，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御用文人”創作圈，詞壇上以“大晟詞人”為代表。這一批文人的創作相當大的程度上視徽宗的喜惡而轉移，是北宋末年世俗風氣的最形象的表現。反過來，“御用文人”的創作又引導了時代的審美潮流，對奢靡的世風起推波助瀾之作用。因此，聯系北宋末年世風來考察大晟詞風，能加深我們對大晟詞人以及類似的御用詞人創作的理解，對詞壇創作的嬗變和詞風轉移的把握起到輔助作用。
一、徽宗朝的社會繁榮和朝野心理
徽宗在位26年，時間之長在北宋僅次仁宗。在北宋政權崩潰之前，在徽宗君臣們的眼中，曾有過一段繁榮似錦的太平時光。社會表面的繁榮景色，給徽宗君臣以極度自信，經常表現為狂妄無知。在臣僚的一片頌諛聲中，徽宗飄飄然，確實認為自己可與古圣王比肩。
“太平盛世”不僅是當時的一種社會虛象，而且還是徽宗君臣們的一種普遍心理認定。王安中《綠頭鴨》說：“政成時，歡余客散，后園朱扉休關。”政通人和，不妨尋歡作樂，是當時君臣的一般心態。
推而廣之，即使政治上受到排擠、打擊的“元祐黨人”或其他在野的文人士大夫，也沒有更深的危機或憂患意識。翻檢他們的詩文，大抵只有“官人懵不知，猶喜輸租辦。興懷及鰥寡，猶愧吾飽飯”（
張耒《柯山集》卷八《寓陳雜詩》）的對田家生活艱辛困苦的憂慮和“獨展《離騷》吊逐臣，尚存殘角報重闉”（李之儀《姑溪居士后集》卷十一《罷官后稍謝賓客》）的貶謫生涯的憤懣及牢騷。其關心的范圍和程度，甚至不如梅堯臣、蘇舜卿、蘇軾、王安石等等前輩詩人。
究其原因，與北宋推行的基本國策以及因此形成的普遍社會心理狀態有關。宋太宗說：“國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焉。帝王用心，常須謹此。”（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二）不以外患為危脅，而注重對內的統治，是北宋治國的基本方針。這種觀念，在北宋時深入人心，成為朝野的共識。徽宗政和八年(1118)，草澤安堯臣上書朝廷，尚云：“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三朝北盟會編》卷二）所以，徽宗年間朝野對日益臨近的外族入侵的滅頂之災，渾然不覺。在這一段時期的文學創作中，很難尋覓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沒落感和“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動蕩不安、大難將臨之感。“太平盛世”不僅是徽宗君臣的自我感覺良好，隱隱然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狀態。
即使經歷了國破家亡的慘痛，徽宗朝臣僚仍然拒絕深入思索危機的社會原因，依然認定徽宗朝是升平盛世。蔡絳南宋年間回憶說：“大觀、政和之間，天下大治，四方向風……天氣亦氤氳異常。朝野無事，日惟講禮，慶祥瑞，可謂升平極盛之際。”（《鐵圍山叢談》卷二）《蘆浦筆記》卷十記載十五首《鷓鴣天·上元詞》，自稱：“備述宣政之盛，非想象者所能道，當與《夢華錄》并行也。”詞云：
春曉千門放鑰匙，萬官班從出祥曦。九重彩浪浮龍蓋，一點紅云護赭衣。
車馬過，打球歸，芳塵灑定不教飛。鈞天品動回鑾曲，十里珠簾待日西。
日暮迎祥對御回，宮花載路錦成堆。天津橋畔鞭聲過，宣德樓前扇影開。
奏舜樂，進堯杯，傳宣車馬上天街。君王喜與民同樂，八面三呼震地來。
紫禁煙光一萬重，五門金碧射晴空。梨園羯鼓三千面，陸海鰲山十二峰。
香霧重，月華濃，露臺仙仗彩云中。朱欄畫棟金泥幕，卷盡紅蓮十里風。
香霧氤氳結彩山，蓬萊頂上駕頭還。繡韉狨坐三千騎，玉帶金魚四十班。
風細細，佩珊珊，一天和氣轉春寒。千門萬戶笙簫里，十二樓臺月上欄。
禁衛傳呼約下廊，層層掌扇簇親王。明珠照地三千乘，一片春雷入未央。
宮漏永，御街長，華燈偏共月爭光。樂聲都在人聲里，五夜車塵馬足香。
寶炬金蓮一萬條，火龍圍輦轉州橋。月迎仙仗回三殿，風遞韻音下九霄。
登復道，聽鳴鞘，再頒酥酒賜臣僚。太平無事多歡樂，夜半傳宣放早朝。
玉座臨軒宴近臣，御樓燈火發春溫。九重天上聞仙樂，萬寶床邊待至尊。
花似海，月如盆，不任宣勸醉醺醺。豈知頭上宮花重，貪愛傳柑遺細君。
九陌游人起暗塵，一天燈霧鎖彤云。瑤臺雪映無窮玉，閬苑花開不夜春。
攢寶騎，簇雕輪，漢家宮闕五侯門。景陽鐘動才歸去，猶掛西窗望月痕。
宣德樓前雪未融，賀正人見彩山紅。九衢照影紛紛月，萬井吹香細細風。
復道遠，暗相通，平陽主第五王宮。鳳簫聲里春寒淺，不到珠簾第二重。
風約微云不放陰，滿天星點綴明金。燭龍銜耀烘殘雪，羯鼓催花發上林。
河影轉，漏聲沉，縷衣羅薄暮云深。更期明夜相逢處，還盡今宵未足心。
五日都無一日陰，往來車馬鬧如林。葆真行到燭初上，豐樂游歸夜已深。
人未散，月將沉，更期明夜到而今。歸來尚向燈前說，猶恨追游不稱心。
徹曉華燈照鳳城，猶嗔宮漏促天明。九重天上聞花氣，五色云中應笑聲。
頻報道，奏河清，萬民和樂見人情。年豐米賤無邊事，萬國稱觴賀太平。
憶得當年全盛時，人情物態自熙熙。家家簾幕人歸晚，處處樓臺月上遲。
花市里，使人迷，州東無暇看州西。都人只到收燈夜，已向樽前約上池。
步障移春錦繡業，珠簾翠幕護春風。沉香甲煎薰爐暖，玉樹明金蜜炬融。
車流水，馬游龍，歡聲浮動建章宮。誰憐此夜春江上，魂斷黃粱一夢中？
真個親曾見太平，元宵且說景龍燈。四方同奏升平曲，天下都無嘆息聲。
長月好，定天晴，人人五夜到天明。如今一把傷心淚，猶恨江南過此生。
據詞中所述口氣，應當是南渡的北宋臣僚對徽宗年間社會景況的追憶，這就是他們對當年社會現狀的基本認識。這種觀念居然是如此的頑固。南宋人都是將徽宗時期作為繁榮鼎盛的太平歲月來懷念，除了故國之思以外，也包含著對其升平繁華的心理認可。如徐君寶妻《滿庭芳》回憶說：“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劉辰翁《永遇樂》說：“宣和舊日，臨安南渡，芳景猶自如故。”徽宗時朝廷的諸多重大舉措，都是這種觀念的衍生物，如鑄九鼎、修新樂、祀園丘、祭明堂等等。大晟府的設立，就是這種環境的產物。它深深地影響了一代的社會風氣，也直接影響了文學的創作。
二、儒家的音樂思想和大晟府的作用
大晟府是點綴升平的產物。在儒家的文藝思想中，向來重視音樂的地位和作用。儒家理想化的社會倫理制度就是以“禮樂”為核心。孔子說：“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說苑·修文》）故孔子倡導“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的修身之法。《荀子·樂論》對“樂”之本質特征做了解說，云：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者，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
正因為“樂”源于人之本性，所以荀子又進一步說：“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具體地說，“樂”的作用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樂”以歌“德”。圣王制作音樂，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對百姓起道德感化作用。《左傳》文公七年記載晉卻缺向趙宣子說：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
晉卻缺勸說趙宣子必須“務德”，方能“主諸侯”。“務德”的途徑之一就是“歌德”，使“德”深入人心，感化諸侯。這一點成為后代帝王制樂的堂而皇之的藉口。
其二，“樂”以“善民心”。“善民心”是儒家學者所希望的“歌德”的直接效應。荀子說：“樂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樂論》）音樂通過傳播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使人們喜聞樂見，不自覺中受到薰陶和教化，便自然發揮了勸人為善、調和社會、維護等級秩序的作用。
其三，“樂”以頌圣。音樂易傳播、易接受。統治者便用以歌功頌德，以表現一代的政治清明、圣王政績等等，使一代統治者的思想和權威深入民心，從而達到穩固統治的目的。廣義地說，這也是“歌德”的內容之一。漢儒董仲舒歸結說：“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這一點則往往是歷代統治者制樂的真實意圖。
后世音樂思想，皆承上述三方面而來。《隋書》卷十三《音樂志》說：“圣人因百姓樂己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實升平之冠帶，王化之源本。”顯然，這樣的音樂只能產生于太平盛世。反過來，這樣的音樂也成為太平盛世的必要點綴。后代帝王往往本末倒置，所謂“樂”以化民實在只是一種藉口，真正目的不外歌頌圣德、吟詠太平，以為廟堂祭祀和朝廷娛樂之用，“功成作樂”是其精髓。
大晟府設立的根本宗旨就是“功成作樂”，是粉飾太平。徽宗昏憒自負，毫無愧色地將自己認作太平盛世的英明君主。蔡京等奸佞曲意迎合，推波助瀾。《續資治通鑒》卷八十八載：
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筑之事興矣。至是，京擢其客劉昺為大司樂，付以樂政。
蔡京等推薦文人或音樂家入大晟府，其目的是要他們制作頌歌，“以文太平”。李昭玘《晁次膺墓志銘》說：“大晟樂即成，八音克諧，人神以和，嘉瑞繼至。宜德能文之士，作為辭章，歌詠盛德，鋪張宏休，以傳無窮。士于此時，秉筆待命，愿備撰述，以幸附托，亦有日矣。……(晁端禮)除大晟府按協聲律。”（《樂靜集》卷二十八）《碧雞漫志》卷二載：萬俟詠“政和初招試補官，置大晟府制撰之職。新廣八十四調，患譜弗傳，雅言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跡制詞實譜。有旨依月用律，月進一曲。”《鐵圍山叢談》卷二載：江漢“為大晟府制撰，使遇祥瑞，時時作為歌曲焉。”朝廷置府用人的意圖十分明確。傅察《代周文翰謝賜大晟樂表》中的一段話，是對設立大晟府宗旨的說明：
象成作樂，用錫予于庶邦；觀德鄉方，將訓齊于多士。……恭惟皇帝陛下盛德難名，豐功莫擬。辟土疆于萬里，播聲教于百蠻。用律和聲，究六經之妙旨；以身為度，考三代之遺音。……將易俗以移風，因審音而知政。臣敢不布宣德意，敕厲邦人。損益更張，于以識圣神之治。鏗鏘節奏，非徙為歌舞之容。（《忠肅集》卷上）
從大晟府的設立及其作為來看，“移風易俗”只是一句冠冕堂皇的空話，“布宣德意”才是其實質之所在。
三、諛頌詞創作的概貌
徽宗在位期間，雖然自稱太平盛世，卻沒有太多的政績值得稱頌。《呂氏春秋·應同》云：“凡帝王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于是臣下便挖空心思，捏造種種祥符天瑞，以證明圣王出世，天下太平。這一股諛圣之風起于崇寧末，愈演愈烈，持續到宣和年間。甘露降、黃河清、玉圭出、嘉禾芝草同本生、瑞麥連野、野蠶成繭等等所謂的祥瑞，史不絕書。許多編造，荒誕滑稽。《鐵圍山叢談》卷一載：
政和初，中國勢隆治極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芝草者動三二萬本，蘄、黃間至有論一鋪在二十五里，遍野而出。汝、海諸近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慚色。及復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貯進，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數十百匣來上。又長沙益陽縣山谿流出生金，重十余斤。后又出一塊，至重四十九斤。他多稱是。
這類祥瑞事跡的編造十分拙劣，《揮麈后錄》卷八載：“道家者流，謂蟾蜍萬歲，背生芝草，出為世之嘉祥。政和初，黃冠用事，符瑞翔集。李譓以待制守河南，有民以為獻者。譓即以上進，祐陵（徽宗）大喜，布告天下，百官稱賀于廷。……命以金盆儲水養之。殿中浸漬數日，漆絮敗潰，雁跡盡露。上怒黜譓為單州團練副使。”
更多的時候，徽宗則直接參予這類謊言的編造，上下沆瀣一氣，樂此不疲。《清波雜志》卷十一載蔡攸政和三年所奏，簡直是白日見鬼，原文如下：
臣伏奉圣恩，差冬祀大禮升輅執綏。十一月五日，陛下御玉輅，自太廟出南薰門，至玉津園，伏蒙宣諭臣曰：“玉津園東樓殿重復，是何處？”臣奏以城外無樓殿，恐是齋宮。陛下曰：“此去齋宮尚遠，可回顧。”見云間樓臺殿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其樓殿去地數十丈，即知非齋宮。俄頃，陛下謂臣曰：“見人物否？”臣即見有道流、童子，持幢幡節蓋相繼而出云間。人漸眾約千余人，皆長丈余。有輅車輿輦，多青色，駕者不類馬，狀若龍虎。及輦后有執大枝花數十相繼，云間日色穿透，所見分明，衣服眉目，歷歷可識。人皆戴冠，或有類今道士冠而稍大者，或若童子狀，皆衣青、紫、黃、綠、紅，或淺黃、杏黃、淺碧。望之，衣上或有繪繡。或秉簡，或持羽扇，前后儀衛益眾，約數千許人，回旋于東方稍南。人物異常，旌旗飛舞飄轉，所持幢節高數丈，非人世所睹。移刻，或見或隱。又頃，乃隱不見。此蓋陛下恪祗祀事，追述三代，作新禮器，上體天道，秉執元圭，齋服盛明，嚴恭寅畏，天意感昭，神明降格，示現如此。伏望宣付史館，播告天下。
這樣荒誕愚昧，徽宗卻心甘情愿地參與其中，跟著一起說鬼話。太師蔡京等甚至“率百僚，稱慶明庭”（同前）。
上之所好，下之所趨。大晟詞人或以此為晉身之階，或專業撰寫頌詞。他們的創作，成為北宋末年世風的直接表現。他們殫精竭思，以詞粉飾現實，獲取君王之歡心，博取優厚之俸祿。當時傳播最廣的是晁端禮所填寫的諛頌詞。如他填寫的《黃河清》、《壽星明》二曲，蔡絳夸張說：“時天下無問邇遐小大，雖偉男髫女，皆爭氣唱之。”（《鐵圍山叢談》卷二），朝廷還將《黃河清》等曲詞，賜予高麗,傳唱海外。了解大晟詞人創作的諛頌詞概貌，可從晁端禮入手。
晁端禮，熙寧六年(1072)擢進士第，為官僅10年，元豐末即被廢罷。家居30年，靜極思動，政和三年被召至京師。他有《一落索》詞寫自己被召至京的歡欣雀躍，詞云：“正向豀堂歡笑，忽驚傳新詔。馬蹄準擬樂郊行，又卻近，長安道。
鸛鵲樓邊初到，未花殘鶯老。崔徽歌舞有余風，應忘了、東平好。”到京師后，他回答蔡京的問候說：“未嘗不欲仕也，特以罪負斥伏，若將終身。不意倒屣掃門，乃在今日。”（李昭玘《晁次膺墓志銘》）充分流露出仕途求進的渴望。晁端禮的求進手段就是撰寫頌詞以獻媚，“會禁中嘉蓮生，分苞合趺，夐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公效樂府體，屬辭以進，上覽之稱善。”（李昭玘《晁膺墓志銘》）詞名《并蒂芙蓉》。晁端禮又為新補徵調曲《黃河清》、《壽香明》撰詞，亦大得徽宗歡心，因此才有大晟府按協聲律的任命。且看晁端禮所撰的諛頌詞二首。
太液波澄，向鑒中照影，芙蓉同蒂。千柄綠荷深，并丹臉爭媚。天心眷臨圣日，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嗅蕊。顧君王，壽與南山齊比。
池邊屢回翠輦，擁群仙醉賞。恁欄凝思。萼綠攬飛瓊，共波上游戲。西風又看露下，更結雙雙新蓮子。斗妝競美，問鴛鴦向誰留意?
《并蒂芙蓉》
睛景初升風細細。云收天淡如洗。望外鳳凰雙闕，蔥蔥佳氣。朝罷香煙滿袖，近臣報、天顏有喜。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清泚。
君王壽與天齊，馨香動上穹，頻降嘉瑞。大晟奏功，六樂初調清徵。合殿春風乍轉，萬花覆、千官盡醉。內家傳敕，重開宴、未央宮里。
《黃河清》
《并蒂芙蓉》從題材上來說是詠物詞。詠物之作有一定的套路，如張炎所總結的：“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所詠了然在目，且不留滯于物”（《詞源》卷下）等等。晁詞的意圖在頌圣慶祥瑞，功利目的很明確，故并不顧及詠物的一定常規，只有極簡略的“芙蓉同蒂”的點題式之一筆帶過，而將筆墨集中于宮廷宴游的描述和對君王的諛頌。在“太液波澄”、“綠荷深”、芙蓉爭媚的明艷夏日里，君王旁簇擁著美如“群仙”的后妃宮女，或醉飲賞花，或翠輦出游，或“波上游戲”。人面荷花相映，“斗妝競美”。這種尋歡作樂的生活持續不斷，一直到秋日西風起、清露下。詞人不是以揭露或譏諷的口吻描寫這一切，而是將其作為升平歲月里的太平盛事來歌詠，中間夾雜著“愿君王，壽與南山齊比”之類的歡呼。
《黃河清》是首詠題之作。據《續資治通鑒》統計，徽宗年間全國共有七次重大的“黃河清”記載，宋人文集筆記中所言還遠遠不止于此。傳說黃河清而圣人出。黃河水混濁難清，所謂的“黃河清”都是各地方官夸大其辭以迎合帝王的。晁詞以鋪排張揚的手法歌頌圣主在位，朝政清明，感動上穹，頻降嘉瑞。通過這首詞我們仍可以了解到當時社會的兩個側面：其一，地方官僚的主要精力在于編造謊言，討取君王歡心，“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清泚。”諛圣之風，熾烈如此。徽宗則欣然接受臣下的奉承，“天顏有喜”是諛圣之風的根源。其二，朝廷官僚借此哄騙君王，一起過著盡情享樂、奢糜放縱的生活。“千官盡醉”之后，內宮依然傳敕，要在“未央宮里”重新開宴。地方官僚的作為，正是朝廷官僚的教唆、慫恿和帝王昏庸的結果。統治階層上下皆在一片虛幻的太平歌舞聲中，醉生夢死，不理國事。后人則能透過這一層虛象，看到當時朝綱的紊亂、朝廷的黑暗、百姓的災難等等，從而對北宋的覆亡，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思考。
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時，晁端禮已經55歲，家居近20年，大約他一直在尋找機會重入仕途。直到68歲臨終那一年，新燕樂修成，朝廷需要更多的粉飾太平、點綴現實的御用文人，他才被薦入京，以撰寫諛頌詞獻媚君王、權臣，得以授官大晟。這一段經歷很不光彩，李昭玘為其撰《墓志銘》，大約在其卒后不久，徽宗在位蔡京柄政的時候，故以其暮年得蔡京之薦、再度授官一事為榮，津津樂道①。晁說之為其撰《墓表》，已是南宋初年(建炎二年九月)，則曲為之辯，謂政和三年晁端禮被薦入京，“不知公者謂公喜矣，知公者謂公恥之。”（《景迂生集》卷十九《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晁說之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晁端禮于大觀、政和廢罷家居期間，躍躍欲試。自覺迎合時風，創作諛頌詞，以自售其才。其《金人捧露盤》云：
天錫禹圭堯瑞，君王受厘，未央宮殿。三五慶元宵，掃春寒、花外蕙風輕扇。龍闕前瞻，鳳樓背聳，中有鰲峰見。漸紫宙、星河晚。放桂華浮動，金蓮開遍。御簾卷。須臾萬樂喧天，群仙扶輦。
云間，都人望天表，正仙葩競插，異香飄散。春宵苦長短，指花陰，愁聽漏傳銀箭。京國繁華，太平盛事，野老何因見。但時效華封祝，愿歲歲聞道，金輿游宴。暗魂斷，天涯望極長安遠。
《宋史》卷二十一《徽宗本紀》載：政和二年十月，“得玉圭于民間”。徽宗“乃命宣示百官”（《鐵圍山叢談》卷一）故晁端禮此詞必作于政和三年元宵節。全詞主要是依據傳聞極力渲染汴京元宵夜的繁華熱鬧，以歌頌太平盛世之景象。當時詞人仍未得機會被薦入京，思及己身，則云“暗魂斷”，“望極長安”，則渴望之情流露無遺。詞人決心“時效華封祝”，時時作為頌歌，以達上聽。晁端禮還有《鷓鴣天》10首，自序說“晏叔原近作《鷓鴣天》曲，歌詠太平，輒擬之為十篇，野人久去輦轂，不得目睹盛事，姑誦所聞萬一而已。”詞中云“須知大觀崇寧事”，則這組詞也應作于大觀、政和之間，正是“時效華封祝”的實踐。晁端禮終于因這一類的諛頌之作而得到推薦，入京授官。所以，晁端禮等大晟詞人創作諛頌詞，是十分自覺的，踴躍的。
晁端禮所作的頌詞，并可以確定為大觀、政和間之作的共14首，是留存這一類作品最多的大晟詞人，這與晁端禮有較完整的詞集傳世有關。其他多數大晟詞人的詞集都已散佚，故已很難窺見其當時創作的概貌。晁端禮之外，諛頌詞流傳較多的是萬俟詠。萬俟詠現有這類詞作8首，占其保留至今的27首全部詞作的近三分之一。萬俟詠在大晟府任職時間是大晟詞人中最長的，專業從事諛頌詞創作的時間也最長，故這方面作品保留較多。此外，其他大晟詞人流傳至今的詞作不多，諛頌詞也只流傳寥寥一二首。如江漢，流傳至今的唯一詞作《喜遷鶯》，就是諛頌的。大晟詞人以外，王安中、曹組等御用文人也有諛頌詞作，唯獨周邦彥例外，王國維先生稱其“集中又無一頌圣諛貢之作”。周邦彥是大晟詞人中最有品格者，不趨炎世風，因此很快被逐出大晟府。
四、諛頌詞的實踐和認識意義
歌詞從唐五代以來，漸逐形成固定格局，即言情的內容和婉孌的風貌。
先秦至唐的詩文創作，面孔越來越嚴肅，不但必須做到“詩言志”、“文以載道”，而且漸漸成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詩文創作被納入倫理道德之軌道，承擔起沉重的社會責任。詩文創作必須能夠“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具有“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毛詩序》)的社會效用。許多文人從事詩文創作時，自然繃緊神經，憂國憂民，明志載道，以期傳之后代。文學表現社會政治、倫理生活或文學服務于現實政治的功能，被發揮得淋漓盡至。同時，文學作為日常生活之消遣，一己私情之流露等等娛樂、消費的功能，日益受到抑制，甚至被輕易抹殺，文學創作時常被戴上違背人性本能的枷鎖。雖然某些天才的作家時有新創，在詩中高唱愛情。特別是晚唐詩人，更加不甘寂寞，大膽創作艷麗的愛情詩，將一己私情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是，這種創作傾向與人們對詩文創作的認識定勢相違背，總是不太光明正大或名正言順。于是，創作時更多了一份躲躲閃閃的遮掩，甚至連詩題也不敢清楚道明，而謂之曰“無題”。以詩文寫艷情是那么不得心應手、別別扭扭。
流行于青樓妓館、歌舞酒宴的“曲子詞”，晚唐五代之際應運而興，成為表現一己之私情、尤其是男女間艷情的專門文體。“詞言情”、“詞為艷科”的觀念深入人心，成為時人的共識。文人受壓抑的“欲望”在這里得以盡情渲泄。所以，小詞很快受到文人的普遍歡迎，其創作也由民間轉向文人，題材則集中于傷春悲秋、離愁別緒、風花雪月、男歡女怨等方面。文人士大夫對聲色之追逐、享樂本能之滿足，皆于此找到一番新天地。宋詞創作的這種主流傾向，正屬于被孔子所摒斥的淫靡的“鄭聲”一流，與風雅篇什背道而馳。所以，宋代文人一面沉湎于聲色的快樂享受，且時而形諸歌詠；另一面又自我掩飾、自我辯解，“自掃其跡”。文人們為了使心愛的小詞形式能登上大雅之堂，能堂而皇之地進行創作，同時開始了不懈的“雅化”之努力。北宋中葉蘇軾對歌詞的題材和風格的革新，令人耳目一新，卻未得到時人的普遍承認。到了北宋后期，“雅化”呼聲愈益強烈。大晟詞人的諛頌詞之創作，是“雅化”努力的一種具體實踐。
歸納宋人的“復雅”理論，大致在兩個方面對小詞的創作提出“雅化”要求。其一，要求音樂方面的中正雅聽。王灼說：“或問雅鄭所分，曰：中正則雅，多哇由鄭。”（《碧雞漫志》卷一）王灼完全是從音樂角度立論。其二，要求內容方面的純正騷雅。張炎說：“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為情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詞源》卷下）又完全是從內容角度立論。南宋之前，文人們創作小詞時“雅化”努力之實踐，都是從這兩個方面著手，只是未表現為清晰的理論意識。
大晟府的設立，是歌詞“雅化”進程中一個突飛猛進的質變的標志。首先，大晟府針對流行的“舊來淫哇之聲”，全面修訂新樂，“使雅正之聲被于四海”（《宋史》卷一百二十九《樂志》）。其次，大晟府專設“制撰”一職，從事新詞撰寫工作，力求改變“大樂局前后詞臣所撰樂章，辭采淺陋，援引謬誤。”（《宋會要輯稿·樂》五之一七）的弊病。大晟詞人撰寫的諛頌詞，就是這種背景之下的產物。
詞的“雅化”之努力，其實就是“尊體”的需求。詞原來被目之為“小技”、“小道”，到了設立大晟府，它再次從民間和文人手中轉為國家樂府的正規創作，詞體日益尊隆。與其品位提高相適應，詞的題材和內容必須有相當的改變，方能真正登上大雅之堂。吟詠升平、歌頌盛世，被認為是時代的重大題材。徽宗時御用文人便以此入詞，以求改變詞的品格和風貌。大晟詞人以前，偶而有歌頌太平盛世的詞作，向來受到一致肯定。如柳永詞以“骫骳從俗”、“詞語塵下”而備受斥責，然其中一小部分再現承平盛世的作品，卻屢受稱贊。范鎮說：“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鎮在翰苑十余載，不能出一語歌詠，乃于耆卿詞見之。”（祝穆《方輿勝覽》卷十一）黃裳說：“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氣象，如觀杜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演山集》卷三十五《書〈樂章集〉后》）將吟詠太平的歌詞與杜甫詩相提并論，品位已極尊崇。黃裳是北宋最早以“詩教”解說和規范歌詞創作的作家，他的《演山居士新詞序》（《演山集》卷二十）完全用“賦比興”之義解釋歌詞創作，認為自己的詞作“清淡而正，悅人之聽者鮮”。如此重視詞作思想內容的作家，肯定并高度評價歌頌太平之作，代表了時人對這一類型題材作品的態度。仁宗時，又有宦官裴湘，擅長詩詞，有歌功頌德之作《浪淘沙·汴州》，詞曰：“萬國仰神京，禮樂縱橫。蔥蔥佳氣鎖龍城，日御明堂天子圣，朝會簪纓。
九陌六街平，萬物充盈。青樓弦管酒如澠。別有隋堤煙柳暮，千古含情。”這首詞“仁宗命錄進，亦嘉之”（《青箱雜記》卷十）。
歌詞本來就是與時人的享樂生活聯系在一起，與升平社會的歌舞酒宴聯系在一起，轉換一個角度，就極容易專門用來歌功頌德。后人重讀大晟詞人的諛頌詞，感覺其阿諛夸張，令人肉麻。然對當時的詞人來說，則心安理得地認為自己正在描寫時代的重大題材，以詞服務于現實政治，發揮歌詞的社會和政治效用。正如今人重讀“文革”期間創作出來的大量“萬壽無疆”之頌歌，很難理解這些就是當時最為重大的題材和創作者嚴肅莊重的態度。大晟之外，徽宗近臣王安中有一組《安陽好》九首，皆歌詠升平，據毛晉《初寮詞跋》所言，“《安陽好》九闋，《六花》冬詞六闋，為時所稱。”可見時人對這類作品的態度。總而言之，大晟詞人的諛頌之作，主觀上有擴大詞的社會效用的意圖。在他們手中，詞不僅僅描寫男女艷情，局限于“艷科”的狹小范圍，只是作為娛樂工具；而且還直接服務于現實社會政治，與詩文一樣肩負起沉重的社會使命。大晟詞人的這種作為，正悄悄改變著詞的內質成份，為南宋詞的更大轉移做好鋪墊。“辛派詞人”以歌詞為抗金斗爭的號角，最大程度上發揮歌詞服務于現實社會的功效，這樣的創作表現并非突如其來。從歌詞內部，也可以尋覓其嬗變演化的軌跡。這便是大晟詞人諛頌詞的實踐意義。
諛頌詞超越了“艷科”的范圍，為皇帝和現實歌功頌德，必然會接觸到更廣闊的社會面，反映更多的社會現實或世風世俗。接受者不僅可以用“反面閱讀法”，深入了解朝廷的腐敗和時政的黑暗；而且還可以用“正面閱讀法”，了解徽宗年間社會生活的多重側面。在這個意義上，大晟詞人的諛頌詞容納了比傳統“艷情”題材詞作更多的社會信息量，其認識意義不容忽略。
諛頌詞再現了北宋末年都市的繁榮和經濟的發達。
北宋末年社會繁華的虛象是真正可以拿得出手的大平盛世、帝王政績的直接證據，因此也時常成為大晟詞人諛頌詞中的背景描繪。時人的筆記和繪畫對北宋末年的都市經濟繁榮有許多記載和描繪，大晟詞人則以詩的語言重現這一幅幅歷史畫卷。萬俟詠《雪明鳷鵲夜慢》說：
望五云多處春深，開閬苑、別就蓬島。正梅雪韻清，桂月光皎。鳳帳龍簾縈嫩風，御座深、翠金間繞。半天中、香泛千花，燈掛百寶。
圣時觀風重臘，有簫鼓沸空，錦銹匝道。競呼盧、氣貫調歡笑。暗里金錢擲下，來侍燕、歌太平睿藻。愿年年此際，迎春不老。
此調屬大晟新聲，《全宋詞》僅存一首。陳元靚《歲時廣記》卷十一引《復雅歌詞》說：“景龍樓先賞，自十一月十五日便放燈，直至上元，謂之預賞。萬俟雅言作《雪明鳷鵲夜慢》”。關于上元節“預賞”，《續資治通鑒》卷九十一載：“每歲冬至后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并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群飲。至上元后乃罷，謂之先賞。”這首詞的上闋從描寫清麗皎潔的元月燈節前后的夜景入手，烘托“香泛千花，燈掛百寶”的賞燈主題。下闕則轉換角度，突出節日里汴京的繁榮喧鬧。徽宗時“上元節燒燈盛于前代，為彩山峻極而對峙于端門”（《鐵圍山叢談》卷一）。“燈山上彩，金碧相射，錦繡交輝。”“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余里，擊丸蹴鞠，踏索上竿。”(《東京夢華錄》卷六）平民百姓，以至王公貴族家的少女閨婦，都成群結隊，擁擠于喧騰的人群中，花團錦簇，“錦繡匝道”，目不暇給。中間雜以鼓樂聲唱、雜耍表演、呼盧賭博，歡笑聲沸天盈地。萬俟詠形象地再現了這一幕幕場景，旨在歌頌“太平睿藻”，與民同樂。萬俟詠另有《鳳皇枝令》詠景龍門燈節竊杯女子一事，詞中云：“端樓龍鳳燈先賞。傾城粉黛月明中，春思蕩，醉金甌仙釀。”
這些詞客觀上讓人們對北宋末年京師的繁盛多一層感性認識。
上元燈節是當時一年中最繁華熱鬧的節日，大晟詞人頌圣之作多以此為題，都市繁華的風貌也在這類題材的詞作中展示得比較徹底。如：
鶴降詔飛，龍擎燭戲，端門萬枝燈火。滿城車馬，對明月、有誰閑坐？任狂遊，更許傍禁街，不扃金鎖。
晁沖之《上林春慢》
車流水，馬游龍，萬家行樂醉醒中。何須更待元宵到，夜夜蓮燈十里紅。
晁端禮《鷓鴣天》
絳燭銀燈，若繁星連綴。明月逐人，暗塵隨馬，盡五陵豪貴。鬢惹烏云，裙拖湘水，誰家姝麗？
萬俟詠《醉蓬萊》
朱弁《續骫骳說》云：“都下元宵觀游之盛，……詞客未有及之者。晁叔用作《上林春慢》云（詞略）。此詞雖非絕唱，然句句皆是實事，亦前所未嘗道者，良可喜也。”大晟詞人的這一類作品都可以從這個角度去認識。而萬俟詠在大晟府時間較長，而且專業從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跡制詞實譜”之職，所以，其節序應制頌圣的詞作最多，對都城一年四季的繁榮都有所表現。其《戀芳春慢》詠寒食節前后之時景說：“紅妝趁戲，綺羅夾道，青簾買酒，臺榭侵云。處處笙歌，不負治世良辰。”《三臺》詠清明節之景物說：“近綠水，臺榭映秋千，斗草聚、雙雙游女。……向晚驟、寶馬雕鞍，醉襟惹、亂花飛絮。”《明月照高樓慢》詠中秋節之景物說：“明映波融大液，影隨簾掛披香。樓觀壯麗，附齊云、耀紺碧相望。”還有日常應制之作，《安平樂慢》云：“有十里笙歌，萬家羅綺，身世疑在仙鄉。”與宋人的史料和筆記對照，大晟詞人有關汴京繁華興盛的描寫，并無過分夸張。
大晟以外，王安中有《水龍吟》說：“魏臺長樂坊西，畫橋倒影煙堤遠。東風與染，揉藍春水，灣環清淺。浴鷺翹莎,戲魚吹絮，落紅漂卷。為游人盛蹤，蘭舟彩舫，飛輕棹、凌波面。”《綠頭鴨》說：“魏都雄，鳳皇飛觀云間。……度秋風、畫欄枕水，掛夜月、雕檻騎山。錦帳籠香，鸞釵按曲，琵琶雙轉語綿蠻。”都是寫都市繁麗的盛況，性質與大晟諛頌詞相類。
諛頌詞反映了大晟府音樂、詞曲創作的繁盛。
徽宗很有音樂天賦，所填詞曲亦臻上乘。又喜創新制作，故責成大晟府求全求備，補足宮、商、角、徵、羽五音譜曲，編集八十四調并圖譜。凡民間流傳的美妙動聽的舊曲新調，也都被收入大晟府，整理刊行。又多次通過行政命令，向全國推行大晟新樂。徽宗平日縱歡作樂，也離不開歌舞相伴。帝王的倡導和普遍追求享樂的需求使得北宋末年之音樂和詞曲的創作，達到極度昌盛的地步。政和四年（1114）“六月九日，臣僚上言：一歲之間，凡一百一十八祀，作樂者六十二所，司樂章總五百六十九首”；政和八年（1118）九月二十日蔡攸奏：燕樂“大小曲三百二十三首”，“欲望大晟府鏤板頒行”。（皆見《宋會要輯稿·樂》四之二）《東京夢華錄》中頻頻出現“家妓競奏新聲，與山棚露臺上下，樂聲鼎沸”(卷六)、“都城之歌兒舞女，遍滿園亭”(卷七)、“絲篁鼎沸，近內廷居民，夜深遙聞笙竽之聲，宛如云外”(卷八)、“教坊集諸妓閱樂”(卷九)等等記載。
大晟詞人所撰寫的諛頌詞，大都是配合大晟新聲歌唱的，如前文曾例舉的《并蒂芙蓉》、《黃河清》、《雪明鳷鵲夜慢》、《鳳皇枝令》、《三臺》等等。它們本身就是大晟府新聲創作繁盛的例證。因此，諛頌詞中也必然會有頻頻涉及大晟音樂制作繁多的描寫。晁端禮《鷓鴣天》說：
日日仙韶度曲新，萬機多暇宴遊頻。歌余蘭麝生紈扇，舞罷珠璣落繡絪。
金屋暖，璧臺春，意中情態掌中身。近來誰解辭同輦，似說昭陽第一人。
晁端禮這組《鷓鴣天》，雖然自序云“久去輦轂，不得目睹盛事，始誦所聞萬一”。然宮廷里日日新曲、夜夜歌舞、爭奇斗勝之情景，絲毫沒有夸張。徽宗保存至今的宮詞中，就有二十余首專門寫宮女之演奏、歌唱、舞姿的。如云：“大晟重均律呂全，樂章諧協盡成編。宮中嬪御皆能按，欲顯儀刑內治先。”“樂章重制協升平，德冠宮闈萬古名。嬪御盡能歌此曲，競隨鐘鼓度新聲。”等等。徽宗的太平盛世處處是由歌舞來點綴的，晁端禮這組《鷓鴣天》涉及歌舞的還有多處，如：“樂章近與中聲合，一片仙韶特地新”、“大晟簫韶九奏成”、“午夜笙歌淡蕩風”、“競翻玉管播朱弦”、“
兩階羽舞三苗格”、“依稀曾聽鈞天奏”等等。可以說，諛頌詞中出現最為頻繁的，就是歌舞昌盛的描述。
萬俟詠還言及徽宗親筆填寫新詞，以供歌唱。《明月照高樓慢》說：“乍鶯歌斷續，燕舞回翔。玉座頻燃絳蠟，素娥重按霓裳。還是共唱御制詞，送御觴。”《快活年近拍》說：“風送歌聲，依約睿思圣制。”萬俟詠又用“遍九陌、太平簫鼓。”（《三臺》）“有十里笙歌”（《安平樂慢》）、“沸天歌吹”（《醉蓬萊》）“處處笙歌”（《戀芳春慢》）等等詩句描摹歌樂之繁榮，令后人遙想可見當年盛況。
諛頌詞表現了時人對軍功的一定向往之情。
北宋重文輕武，文官顯赫，武官卑下。宋太祖、太宗出身行伍，早年缺乏必要的文化教育。作為一代開國君主，他們確實具有較為遠大的目光，深知“馬上得天下，馬下治天下”的道理，把建立趙宋穩固江山、治國平天下的熱望寄托于文人士大夫。尹洙曾比較說：“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敵于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田況《儒林公議》）太祖、太宗對文人士大夫的渴望，對讀書的崇尚，以及對武人的防范，逐漸形成了“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演化為宋人“以文為貴”的思想意識，并積淀成一種下意識的心理仰慕和追求。宋人求學讀書之風甚盛，“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洪邁《容齋隨筆》四筆卷五）晁沖之《夜行》詩說：“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風氣之盛，一至于此。故北宋士人向來鄙薄武功、武職，崇尚文才、文職。
“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到徽宗年間有相當的改變。北宋自神宗朝以來，逐漸改變對外一味妥協退讓的方針政策。元祐年間，一度恢復屈辱求和的外交政策，哲宗親政后，再度奉行對外比較強硬的國策。至徽宗朝，則一改對外忍讓妥協的基本國策，多次對外族尋釁生事。軍功又一次被皇帝看重，成為晉身的又一資本。徽宗的部分寵臣，就是借軍功揚名朝廷內外，躋身顯貴。如內侍童貫監軍取青唐，得以超拔。后率軍討溪哥、伐西夏、平方臘，步步高升，官至樞密使，封廣陽郡王。蔡攸本來只是一位討取徽宗歡心的弄臣，徽宗為了重用蔡攸，特意命他為童貫伐燕的副宣撫使，后亦領樞密院。蔡攸出征時，甚至言“功成后”要徽宗以妃子閻婕妤為賞賜，恃寵驕橫如此①。王黼羨慕蔡京位尊，便唆使徽宗用兵，“乃身任伐燕之責，后亦致位太傅、楚國公。且許服紫花袍，增益騶導，并張青羅蓋，涂金從物，略與親王等，寵遇埒于京。”（《清波雜志》卷二）《宋史》卷三百三十九說：“政和間，宰相喜開邊西南，帥臣多啖誘近界諸族使納土，分置郡縣以為功。”林攄出使遼國，蔡京甚至“密使激怒之以啟釁。入境，盛氣以待迓者，小不如儀，輒辯語。”（《宋史》卷三百五十一《林攄傳》）這種心態和表現，對宋人來說都是久違了的。
皇帝用人標準的這種改變，為窺伺官職的士人提供了一條新的出路。他們對軍功和武職，逐漸有了艷羨之心。宮廷風氣也有明顯轉移，《清波雜志》卷八載：
政和五年（1115）四月，燕輔臣于宣和殿。先御崇政殿，閱子弟五百余人馳射，挽強精銳，畢事賜坐。出宮人列于殿下，鳴鼓擊柝，躍馬飛射，剪柳枝，射繡球，擊丸，據鞍開神臂弓，妙絕無倫。衛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事，然女子能之，則天下豈無可教？”臣（蔡）京等進曰：“士能挽強，女能騎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
此時不僅僅是貴族子弟習武，徽宗平日甚至教練宮女習武，蔡京等也借此阿諛徽宗，可見徽宗的“尚武”心態和宮廷風氣的改變。
觀念的轉移最先在御用文人的創作中表現出來。他們不再恥言軍功，而將其作為“圣王”的功績來歌頌。晁端禮的《鷓鴣天》說：
八彩眉開喜色新，邊陲來奏捷書頻。百蠻洞穴皆王土，萬里戎羌盡漢臣。
丹轉轂，錦拖紳，充庭列貢集珠珍。宮花御柳年年好，萬歲聲中過一春。
崇寧年間，朝廷于寧洮、湟州一帶連敗羌人，此詞即頌其事。詞人極力夸張“皆王土”、“盡漢臣”的赫赫戰果，且以外族降服的貢品“充庭”皆是等細節，烘托“宮花御柳年年好，萬歲聲中過一春”的太平盛世。其實，當時北宋境外遼、夏二大威脅依然存在。他們的軍事力量雖然有所削弱，但仍在北宋之上。徽宗君臣為對個別小部落的勝戰所陶醉，互唱頌歌，過高估計自己的國力，終于導致北宋的滅亡。晁端禮還有《望海潮》也是歌頌軍功的，下闋云：“安邊暫依元戎。看綸巾對酒，羽扇搖風。金勒少年，吳鉤壯士，寧論衛霍前功。”又有《金盞倒垂蓮》說：“風流少年儒將，有威名震虜，談笑安邊。”宋人多以文臣帶兵，徽宗年間蔡京、王黼、蔡攸之攬軍權，也都是以文臣的身份。晁端禮這幾首詞諛頌的可能就是這樣一位率兵的文臣。
北宋太祖、太宗，以武開國、以武定國，卻推尊文學，仰慕風雅。徽宗精通多種藝術門類，文才超眾，卻喜歡時而騎馬彎弓，以武功驕人。人們所向往的，往往是他們所短缺的，《東齋記事補遺》稱：“歐陽永叔每夸政事，不夸文章；蔡君謨不夸書，呂濟叔不夸棋，何公南不夸酒，司馬君實不夸清節。大抵不足則夸也。”徽宗的作為就有這樣的心理在作怪，御用文人總是能迎合其喜好。
大晟詞人是“宮廷御用詞人”的代表，大晟之外的御用文人有類似的作為。曹組有《點絳唇》詠御射說：
秋勁風高，暗知斗力添弓面，靶分筠干，月到天心滿。
白羽流星，飛上黃金碗。胡沙雁，云邊驚散，壓盡天山箭。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四引《桐江詩話》云：“彥章(曹組)多依棲貴人門下。一日，徽廟苑中射弓，左右薦之，對御作射弓詞《點絳唇》一闋。”詞中對徽宗射箭技藝的夸耀不足為憑。曹組宣和年間得幸于徽宗，其時，北宋秘密聯金滅遼的計劃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徽宗秋日練習射箭，大約是想做出一種勵精圖強的表率作用。這首詞結尾“壓盡天山箭”一句，已暗示出朝廷用兵北方、恢復燕云的企圖。
范仲淹守邊日，作數闕《漁家傲》，述邊鎮之勞苦，首先接觸到邊塞題材，然歐陽修譏其為“窮塞主之詞”。（魏泰《東軒筆錄》卷十一）。蘇軾以詞抒發“西北望，射天狼”的雄偉抱負，亦被時人譏為“長短不葺之詩”。也就是說，以邊塞或軍事題材入詞，與時人的期待心理相違背，故被普遍拒斥。這樣題材和格調的詞作，如何讓“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細聲曼語歌之呢？這種作詞的傳統觀念，到徽宗年間顯然有所改變。歌詞被國家樂府機關所接納，接觸的題材面開闊了，格調必然有所變化。上述歌頌軍功的幾首詞，就是例證。這種緩慢的改變，是承蘇軾之后，開“南渡詞人”之先。
第四，諛頌詞反映了國際間的某些交往。
徽宗年間都市經濟繁榮，陸路、水路交通都較發達。北宋朝廷與周邊國家保持著頻繁的來往關系，如高麗就多次遣使汴京，朝廷還將“大晟樂”及樂器贈與高麗。大觀元年（1107），朝廷增設浙、廣、福建三路市舶司提舉官，“掌蕃貨、海舶、征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職官志》）自古中原皇帝都將自己視為中央帝國，將國際間的交往視為附屬國的朝貢。這也是“圣王”政績的一種表現。大晟詞人以此入詞。晁端禮的《鷓鴣天》說：
萬國梯航賀太平，天人協贊甚分明。兩階羽舞三苗格，九鼎神金一鑄成。
仙鶴唳，玉芝生，色茅三脊已充庭。翠華脈脈東封事，日觀云深萬仞青。
詞人據傳聞所寫，不如寫都市繁華、音樂繁盛那樣有實切的感受，只是泛泛吟頌“萬國梯航”，貢品“充庭”的盛況。晁端禮最早接觸到這樣的題材，且在宋詞中也十分罕見。故值得提一筆。《鐵圍山叢談》卷二記載了另一位“宮廷御用詞人”的類似作品，說：
大觀中有趙企企道者，以長短句顯，如曰：“滿懷離恨，付于落花啼鳥。”人多稱道之。遂用為顯官，俾以應制。會南丹納土，企道之詞曰：“聞道南丹風土美，流出濺濺五溪水。威儀盡識漢君臣，衣冠已變番□子。
凱歌還，歡聲載路，一曲春風里。不日萬年觴，瑤人北面朝天子。”而魯公深嘉之。
南丹，今屬廣西壯族自治區，宋代設南丹州，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續資治通鑒》卷九十載大觀元年事：“南丹州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壤，世為莫氏所居，自署刺史。王祖道余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佞阻東蘭州，不令納土，發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為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峒報復，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至大觀四年，“南丹州內附”。卷一百十三載：“南丹州刺史莫公晟，政和間獻地于朝，以為廣西兵馬鈐轄，既而逃歸。”趙企道所詠，就是這段史實，其中多不實之諛頌。
大晟詞人的諛頌詞沒有什么思想意義可言，《清波雜志》卷十說：“自政、宣以后，第形容太平盛世，語言工麗以相夸。”這恐怕是諛頌詞的主要特色。但它在傳統艷情題材之外接觸到更為廣闊的社會面，加深人們對北宋末年歷史的認識。所表現的多重社會側面，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北宋末年社會追求享樂的風氣和朝廷上下奢侈放縱的生活。反過來，也正是大晟府設立的主要原因和大晟詞產生的溫床。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三稱宣和間“風俗已尚諂諛”，在大晟諛頌詞中有最為典型的表現。慊靜題鄭叔問《清真集》藏本詩可為這一段世風世俗和詞史創作實績做總結，詩云：
草草鶯花作夢梁，人間天上總荒唐。
祐陵不似高皇種，鼾臥居然上下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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