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九月，朝廷以新樂修成，賜名《大晟》，特置府建官，“朝廷舊以禮樂掌于太常，至是專置大晟府。……禮樂始分為二。”（《宋史》卷一百二十九《樂志》）這是宋代音樂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是北宋詞階段性的重大事件。府中網(wǎng)羅一批懂音樂、善填詞的藝術(shù)家，一時形成創(chuàng)作風(fēng)氣。后人稱他們?yōu)椤按箨稍~人”。大晟府罷于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前后歷時二十余年。在這一段時期內(nèi)，任職大晟府的藝術(shù)家人數(shù)眾多。據(jù)筆者統(tǒng)計，保存至今的史料中姓名可考的大晟府職官，仍有29人之多。這與當(dāng)時大晟府設(shè)置的規(guī)模、任職的人數(shù)相比，已是滄海一粟。而這姓名可考的29人中，僅7人有詞留傳，被收入《全宋詞》。即：周邦彥，字美成，號清真居士，存詞186首；晁端禮，字次膺，存詞142首；萬俟詠，字雅言，號大梁詞隱，存詞27首(不包括殘句)；晁沖之，字叔用，存詞16首；田為，字不伐，存詞6首；徐伸，字干臣，存詞1首；江漢，字朝宗，存詞1首。7人存詞共計約360余首。南宋以來，所討論的大晟詞人就限于這7位。7位詞人在大晟府的任期或短或長，或先或后，大多彼此不相統(tǒng)屬，甚至互不相識。所以，7位詞人創(chuàng)作之相互影響，很難辨識，彼此間的差異也較大。“大晟詞人”是一個很松散的創(chuàng)作傾向概念，指凡被任命為大晟府職官、有詞作傳世的詞人。然而，處于相同的社會環(huán)境之中、藝術(shù)氣質(zhì)相近的大晟詞人，或仰承帝王旨意、或因大晟職責(zé)之所在，其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某些共同性。大晟詞人實際上是徽宗的御用文人群，故推而廣之，大晟詞人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出來的共同性，也同樣存在于大晟府以外的其他御用文人的創(chuàng)作中，大晟詞人是御用文人的典型代表。
南北宋之交，經(jīng)歷了一場翻天覆地的社會動蕩變遷，大量典章制度資料流失殆盡。“靖康二年，金人取汴，凡大樂軒架，樂舞圖，舜、文二琴，教坊樂器、樂書、樂章，明堂布政、閏月體式，景陽鐘并簴，九鼎，皆亡矣。”（《宋史》卷一百二十九《樂志》）南宋人對大晟府諸多事實已十分模糊，他們大多依據(jù)傳說并加以聯(lián)想記載史實，甚多錯訛。今人更是以訛傳訛。考辨大晟府事實的文章，今人只有二篇，即李文郁的《大晟府考略》（《詞學(xué)季刊》第二卷第二號）和凌景埏的《宋魏漢津樂與大晟府》（《燕京學(xué)報》第二十八期）。這兩篇文章比較粗略地排列了《宋史·樂志》和《宋會要輯稿·樂志》中有關(guān)大晟府的資料記載，為我們勾描出大晟府建制、職責(zé)、職官、任職人員等等的大致輪廓。然兩篇文章的排列和比較過于粗略，且對南宋人的錯訛及大晟府的某些事實未加考辨。本章節(jié)在李文和凌文的基礎(chǔ)上，對大晟府的部分事實做更詳盡的考辨，尤其側(cè)重與大晟詞人創(chuàng)作有關(guān)的問題。
一、周邦彥提舉大晟府年代考辨
大晟府的名聲顯赫，很大程度上與北宋末年集大成詞人周邦彥曾任其提舉官有關(guān)。南宋以后總是將二者聯(lián)系起來討論。王灼《碧雞漫志》卷二說：
崇寧間建大晟府，周美成作提舉官，而制撰官有七。萬俟詠雅言，元祐詩賦科老手也。三舍法行，不復(fù)進取，放意歌酒，自稱大梁詞隱。每出一章，信宿喧傳都下。政和初召試補官，置大晟府制撰之職。新廣八十四調(diào)，患譜弗傳，雅言請以盛德大業(yè)及祥瑞事跡制詞實譜。有旨依月用律，月進一曲，自此新譜稱傳。時田為不伐亦供職大樂，眾謂樂府得人。
王灼年代略晚于周邦彥，他記載的見聞具有彌足珍貴的史料價值。然王灼遠(yuǎn)離朝廷中央，對徽宗年間大晟府的任職狀況不甚了了，僅僅是將其聽到的有關(guān)大晟府的見聞集中記載于此，遂造成后人的三點誤會：其一，崇寧間設(shè)大晟府，周邦彥即為提舉官。其二，其時屬下制撰官有七，皆精通音樂的詞人，如萬俟詠、田為等。其三，八十四調(diào)等新廣之新樂，周邦彥參予其事。南宋末年的張炎，擅自聯(lián)想發(fā)揮，遂使上述誤解更深入人心。《詞源》卷下云：
迄于崇寧，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diào)。淪落之后，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diào)之聲稍傳。而美成諸人又復(fù)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為之，其曲遂繁。
后人將南宋人的道聽途說記載作為史實來對待，無限夸大周邦彥在大晟府中的作用。明徐師曾《文章明辨序說》稱：
周待制（邦彥）領(lǐng)大晟府樂，比切聲調(diào)，十二律各有篇目。
《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分冊》解釋“大晟詞人”辭條說：
北宋末年以周邦彥為首的宮廷詞人集團。徽宗崇寧中設(shè)置大晟府，以邦彥為提舉官，萬俟詠、晁端禮、田為、晁沖之等為制撰官，彼此詞風(fēng)相似，故有此稱。（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
這些誤解的關(guān)鍵點就是周邦彥任職大晟府的時間及因此所發(fā)揮的作用。辨明這一關(guān)鍵點，許多歷史上的誤會便可得以澄清。周邦彥何時任大晟府提舉官，其說有三：第一，崇寧四年。此說沿王灼、張炎之誤，如佚夫主編的《中國文學(xué)研究》說：“徽宗崇寧四年九月，置大晟樂府，即以邦彥提舉府事。又得晁端禮為協(xié)律郎，萬俟雅言為制撰官，討論古音，審定古調(diào)。”（見《周邦彥傳記資料》，臺北天一出版社）第二，政和六年(1116)。王國維先生的《清真先生遺事》所附之《年表》首持此說，當(dāng)今學(xué)者絕大多數(shù)認(rèn)同此說。第三，宣和四年(1122)。陳思的《清真居士年譜》倡此說。（見《遼海叢書》第六集）周邦彥徽宗年間兩度任京官，第一次大約是哲宗元符初(1098)還京，“除秘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考功員外郎，衛(wèi)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徽宗欲使畢禮書，復(fù)留之。”（《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周邦彥傳》）一直到徽宗政和二年(1112)出知隆德府，從未在大晟府任職。且周邦彥卒于宣和三年(1121)。所以，第一、第三說明顯錯誤。第二說最接近事實，惜其說不詳。《年表》又于徽宗重和元年(1118)下列“出知真定府，改順昌府。”似乎周邦彥在大晟府任職有二三年之久，更值得斟酌。
周邦彥提舉大晟府更詳細(xì)的時間，可以從周邦彥的履歷和其他大晟府提舉官的任期兩方面加以考辨。
周邦彥徽宗年間第一次任京職，最后的差遣是議禮局檢討。議禮局設(shè)于徽宗大觀元年(1107)，“凡禮制本末，皆議定取旨。政和三年，《五禮議注》成，罷局。”（《宋史》卷一百六十一《職官志》）《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三之二六載：政和元年(1111)十月“二十七日，奉直大夫宗正少卿周邦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對照《宋史》，徽宗留周邦彥欲使畢禮書，就在此年。“逾年，乃知隆德府，徙明州。”（《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周邦彥傳》）即政和二年，周邦彥出知隆德府。政和四年(1114)，周邦彥仍在隆德府任。是年正月二十一日，隆德府同僚河?xùn)|第六將田子茂去世，周邦彥為撰墓志銘。政和五年(1115)，周邦彥徙知明州。南宋張津等撰寫的《乾道四明圖經(jīng)》卷十二《太守題名記》載：“周邦彥，直龍圖閣，政和五年。毛友，顯謨閣待制，政和六年。”周邦彥知明州僅一年，次年便由毛友(字達可，衢州西安人)接任。政和六年，周邦彥第二次任京職，“拜秘書監(jiān)，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周邦彥傳》）據(jù)說這一次回京任職是阿諛蔡京的結(jié)果。王明清《揮麈錄余話》卷一載：周邦彥“流落不偶，浮沉州縣三十余年。蔡元長用事，美成獻生日詩，略云：‘化行禹貢山川內(nèi)，人在周公禮樂中。’元長大喜，即以秘書少監(jiān)召，又復(fù)薦之上殿。”這一段仕歷相當(dāng)清晰。
周邦彥徽宗年間第二次任京職，對答、進表得徽宗賞識，提舉大晟府，“未幾，知真定，改順昌府。”（王偁《東都事略》卷一百一十六《周邦彥傳》）周邦彥知真定府是否到任，歷史上有爭議。這一段《宋史》本傳作“未幾，知順昌府，徙處州。”不言其知真定。羅忼烈先生據(jù)周邦彥《續(xù)秋興賦》所云“某既遊河朔，三月而見秋”，斷定周邦彥“實曾赴真定，且于孟夏(夏四月)抵真定。”（《周清真詞時地考略》，《兩小山齋論文集》，中華書局，1982）所言甚是。據(jù)此推斷，周邦彥于是年三月，已離開汴京，赴真定任。惟在真定任期甚短，《宋史》本傳略而不提。其后，改知順昌府(今安徽阜陽)。劉虎文等撰寫的《阜陽縣志》卷八《秩官》載：“周邦彥，政和間至順昌府。”縣志不言政和末(政和八年)，應(yīng)該指的是政和七年(1117)。且政和八年已改元重和元年，故周邦彥知順昌府當(dāng)在政和七年。《北宋經(jīng)撫年表》卷二說周邦彥于重和元年至宣和元年(1119)，在真定府任上，有誤。此時，周邦彥已徙知順昌。據(jù)上所述，周邦彥在大晟府的任期，不會超過政和七年春三月。
《清真先生遺事》、《大晟府考略》和羅忼烈先生的《周清真詞時地考略》皆云見諸史料記載的大晟府提舉官只有二位，即周邦彥和蔡攸。諸先生偶失檢。《宋魏漢津樂和大晟府》補充了劉昺和楊戩兩位，共得四人，按任期先后順序排列，依次為劉昺、楊戩、周邦彥、蔡攸。劉昺、字開蒙，開封東明人。初名炳，賜名昺。與其兄劉煒皆精通樂律，“煒?biāo)溃叹┻獣m大司樂，付以樂正。遂引蜀人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昺撰《鼎書》、《新樂書》。”（《宋史》卷三百五十六《劉昺傳》）創(chuàng)設(shè)大晟府、修《大晟樂》，及后來修成新燕樂、新廣八十四調(diào)等，劉昺與力最多，貢獻最大。崇寧末至政和初，劉昺曾離開大晟府，歷任它職。政和二年，蔡京再度執(zhí)政，即召劉昺為戶部尚書。大約就在這一年，劉昺兼任大晟府提舉。于是，劉昺薦周邦彥自代，未得許可。《宋會要輯稿·樂》三之二七載：政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中書省言：大晟府新燕樂進訖，提舉官劉炳特轉(zhuǎn)兩官，……楊戩落通仕大夫，除正任觀察留后。”《宋史》卷二十一《徽宗紀(jì)》亦云政和三年五月，“班新燕樂”，是年九月，“詔大晟樂頒于太學(xué)辟雍，……從劉昺制也。”（《宋史》卷一百二十九《樂志》）劉昺兼任大晟府提舉，直到政和三年末或四年初。
劉昺之后，楊戩接任大晟府提舉。楊戩是甚得徽宗信任的宦官，“少給事掖庭，主掌后苑，善測伺人主意。自崇寧后，日有寵。知入內(nèi)內(nèi)侍省。立明堂、鑄鼎鼐，起大晟府、龍德宮，皆為提舉。”（《宋史》卷四百六十八《楊戩傳》）徽宗聽從魏漢津之說，鑄九鼎、制大晟樂，即以楊戩同提舉其事。《鐵圍山叢談》卷五言魏漢津與“宦者楊戩在內(nèi)后苑”，“同視鑄工”，就是一起監(jiān)督九鼎的鑄造。《宋會要輯稿·禮》五之三載：“政和四年三月十五日，侍衛(wèi)步軍司奏。提舉龍德宮直睿思殿，同提舉大晟府楊戩奏……。”據(jù)此，楊戩最晚于政和四年三月已接替劉昺提舉大晟府。直至政和六年九月，楊戩仍提舉大晟府。《宋會要輯稿·禮》五一之二三又云：“政和六年九月十三日，以奉安定鼎詔，差太師蔡京為禮儀使，提舉官楊戩就充都大管干。”鼎樂之事正屬大晟府職權(quán)范圍以內(nèi)。楊戩任職大晟，亦頗有作為。“政和四年五月，內(nèi)侍楊戩加節(jié)度，賞制樂傳宣之勞也。”（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八）御史中丞蔣猷(字仲遠(yuǎn)，金壇人)反對楊戩建節(jié)，曰：“楊戩何功？”徽宗答云：“朕即位以來，制作禮樂，皆其手，亦非小勞。”（汪藻《浮溪集》卷二十七《徽猷閣直學(xué)士左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xué)士蔣公墓志銘》）那么，周邦彥接任大晟府提舉，最早也應(yīng)該是政和六年九月末。
《清真先生遺事》和《清真居士年譜》皆定蔡攸提舉大晟府在周邦彥之前，李文郁辨其誤，李說是。蔡攸，字行，仙遊人，蔡京子。以善迎合阿諛徽宗而驟得重用。宣和年間以至與其父爭權(quán)，勢傾一時。《宋史》卷一百二十九《樂志》云：“政和末，……蔡攸方提舉大晟府，不喜他人預(yù)樂。有士人田為者，善琵琶，無行。攸乃奏為大晟府典樂。”又云：“蔡攸復(fù)與教坊用事樂工附會。又上唐譜，徵、角二聲，遂再命教坊制曲譜。”蔡攸提舉大晟府時作為亦頗多。此前大晟府基本上被其父蔡京把持，蔡攸接任后便另出新意，與其父爭奪權(quán)柄。《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七說：“初，京令其子攸提舉大晟府，而父子自為異論，各引曉樂音之士。朝奉大夫任宗堯，京客也；田為，攸客也，并為典樂。”政和末至宣和初，蔡攸一直兼大晟府提舉。《宋會要輯稿·樂》四之一、二載：政和八年四月、九月(即重和元年)和宣和元年三月等時日，蔡攸多次向朝廷奏疏，所討論的都是大晟府的具體事務(wù)。《揮麈后錄》卷三載：“宣和元年八月丁丑，皇帝詔大晟作景鐘。是月二十五日鐘成。皇帝以身為度，以度起律，以律審聲，以聲制鐘，以鐘出樂，而樂宗焉。”這次大晟樂改作，或許就是蔡攸別出心裁的結(jié)果。《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一九又載：政和“七年五月四日詔：宣和殿學(xué)士蔡攸專一提舉秘書省”。此前，周邦彥已經(jīng)離開秘書監(jiān)之職，應(yīng)該是與免任大晟府提舉官同時。這一條可以作為周邦彥外任的參考資料，以佐證周邦彥政和七年初即已離開大晟府。
根據(jù)上文兩方面的考辨，可以得出結(jié)論：周邦彥提舉大晟府，在政和六年十月至政和七年三月之間，任期最長不超過六個月，短則或許只有一二個月。這與《宋史》等史料所說“提舉大晟府，未幾，知順昌府”吻合。
宋徽宗極有藝術(shù)天賦，喜愛且精通各門類的藝術(shù)。作為一朝君王，則又昏憒無能，奢侈荒淫，并好大喜功。在臣僚的一片頌諛聲中，自以為可與古圣王比肩，盛世空前。依照“功成作樂”的傳統(tǒng)觀念，便設(shè)立大晟府，制作新樂，既可滿足享受的需求，又可粉飾太平，用以歌功頌德。因此，大晟府提舉一職，為群小所窺伺，居此職可投徽宗之好，極盡奉承之能事。劉昺是蔡京死黨，楊戩、蔡攸等屑小所為，史有定評。大晟府前后期大致把持在蔡氏父子手中，被視為囊中物，不容他人染指。周邦彥提舉大晟府，只是一次偶然。周邦彥徽宗年間第二次入京，得徽宗親自召見，“上問《汴都賦》其辭，對以‘歲月久，不能省憶’，用表進入。帝覽表稱善，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咸淳臨安志》卷六十六《周邦彥傳》）徽宗以紹述元豐為己任，對先帝舊臣特別眷顧。周邦彥元豐間獻《汴都賦》，得神宗賞識，由諸生擢為太學(xué)正。所以，徽宗召見周邦彥，便問起這段往事，“覽表稱善”。加上周邦彥妙解樂律，徽宗早有耳聞，政和二年劉昺的推薦也給徽宗留下印象。于是，便任命周邦彥提舉大晟府。這應(yīng)該是“人盡其材”的一次任命。
正如前文所言，提舉大晟府不但需要音樂才能，而且更需要拍馬奉承的功夫。周邦彥在這方面雖不能免俗，但畢竟不擅此術(shù)，周密《浩然齋雅談》卷下載：徽宗喜美成之才，“意將留行，且以近者祥瑞沓至，將使播之樂府，命蔡元長微叩之。邦彥云：‘某老矣，頗悔少作。’”周密此條記載中言及周邦彥與李師師事，漏洞百出，多荒誕無稽之說，前輩學(xué)者辨之甚詳，唯這一段記載與周邦彥行跡相符，《清真先生遺事》云：
徽宗時，士人以言大樂頌符瑞進者甚多，樓《序》、《潛志》均謂先生妙解音律，其提舉大晟府以此。然當(dāng)大觀、崇寧之際，先生絕不言樂，至政和末蔡攸提舉大晟府，力主田為而排任宗堯。先生提舉適當(dāng)其后，不聞有所建議，集中又無一頌圣諛貢之作，然則弁陽翁所記“頗悔少作”之對，當(dāng)?shù)闷鋵崳坏靡运率嵍⒁芍病?/p>
王國維先生所言，除周邦彥提舉大晟府當(dāng)在蔡攸之前以外，皆平實可信。以朝廷的標(biāo)準(zhǔn)衡量，周邦彥提舉大晟府，顯然不稱職。故不久即被擠出大晟府。
周邦彥在大晟府任期如此短暫，不可能有所作為，且他本人對此也持不合作態(tài)度。各種史書對劉昺、楊戩、蔡攸在大晟府的舉措屢有提及，而無一字言及周邦彥。王灼的《碧雞漫志》也沒有清楚指明周邦彥在大晟府的作為。至張炎方東拉西扯，混淆一談，翻檢《宋史·樂志》等書，崇寧四年八月，修成新樂，賜名《大晟》；政和三年五月，“新徵、角二調(diào)曲譜已經(jīng)按試者，并令大晟府刊行”，六月修成新燕樂；政和六年閏正月，“令大晟府編集八十四調(diào)并圖譜，令劉昺撰以為《宴樂新書》”。諸重大音樂創(chuàng)制舉措，均在周邦彥提舉大晟府之前，與周邦彥毫不相關(guān)。
二、大晟府提舉官職權(quán)考釋
夸大周邦彥在大晟府中的作用，還與對大晟府提舉官職權(quán)的誤解有關(guān)。大晟設(shè)府，建官制曰：
大晟府以大司樂為長，典樂為貳。次曰大樂令，秩比丞；次曰主簿、協(xié)律郎。又有按協(xié)聲律、制撰文字、運譜等官，以京朝官、選人，或白衣士人通樂律者為之。又以武臣監(jiān)府門，及大樂法物庫。以侍從及內(nèi)省近侍官提舉。（《宋史》卷一百六十四《職官志》）
這里沒有對大晟府提舉官的職權(quán)范圍作明確說明，更沒有說清其與大司樂的關(guān)系，故易使人誤解。因此，略作考釋。
北宋官制最為繁復(fù)，“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xué)之選，而別為差遣以治內(nèi)外之事。”（《宋史》卷一百六十一《職官志》）“提舉”是差遣名目，管理具體部門事務(wù)。“提舉”即“掌管”之意。蔡攸奏章里建議秘書省內(nèi)增設(shè)“提舉灑熄火燭”者，下文再次出現(xiàn)時為“照管灑熄火燭”(《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一七)，可見宋人便將“提舉”理解為“照管”、“掌管”，二者可以同義互換，“提舉”官稱由此而來。與“提舉”語義相近的官名還有“提點”、“提轄”、“提領(lǐng)”等等，以“提舉”最為常見。職掌權(quán)限也最為復(fù)雜。大致可分為四類：
其一，官署名為“提舉某某司”，如“提舉學(xué)事司”、“提舉保甲司”、“提舉弓箭手司”、“提舉常平司”、“提舉茶鹽司”、“提舉坑冶司”、“提舉市舶司”等等。官署首長即為“提舉”，是一部門的行政和業(yè)務(wù)總管。
其二，官署名無“提舉”字，卻設(shè)提舉官。僅僅負(fù)責(zé)這一部門的某一部分具體事務(wù) ，而非部門首長。如“殿中省”，照管皇帝的起居、飲食、服飾等等，部門的正副長官分別是“監(jiān)”和“少監(jiān)”。因為這個部門涉及到宮廷內(nèi)外兩方面的事務(wù)，又特設(shè)“提舉”官。崇寧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詔曰：
殿中省：監(jiān)治一省之事。凡事干他司，若奏申牒帖皆專總之。少監(jiān)為之貳。提舉官總六尚(尚食、尚藥、尚醞、尚衣、尚舍、尚輦)之事。凡事不干外司，若承宣旨、供奉、應(yīng)辦，及事系宮禁，皆專總之。與少監(jiān)不相統(tǒng)屬。(《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九之八·九)
殿中省監(jiān)與少監(jiān)由朝官充任，“提舉”由內(nèi)侍充任。
其三，修制國史、會要、禮儀、歷法等等常設(shè)或臨時設(shè)置的官署，以及朝廷認(rèn)為值得特別重視的常設(shè)或臨時設(shè)置的官署，以朝廷要員兼任“提舉”，以示尊隆。“揚文抑武”是北宋的基本國策，所以，得此尊寵的常設(shè)官署大抵與文史有關(guān)。如宋制以宰相執(zhí)政兼國史院、實錄院、日歷所、會要所、玉牒所、秘書省等部門提舉官。兼任國史院和玉牒所的提舉官已成慣例，載入《宋史·職官志》。秘書省等的提舉官則是臨時差遣，故《宋史·職官志》亦未言及。蔡京和蔡攸都曾經(jīng)提舉秘書省。秘書省的正副長官依然是監(jiān)和少監(jiān)，都置于提舉官的領(lǐng)導(dǎo)之下。此外，眾多臨時設(shè)置的部門是為了解決朝廷某一方面的急需，朝廷為表示重視，特意讓皇帝親近或官階更高者兼任提舉官。徽宗喜生事，這種臨時增設(shè)的部門特別多。如崇寧元年設(shè)講議司、崇寧四年設(shè)大晟府、政和二年設(shè)禮制局、重和元年設(shè)裕民局等等。這些兼任提舉官者的職掌范圍也非常復(fù)雜。一方面這些部門的重大舉措皇帝責(zé)成提舉官負(fù)責(zé)完成，也由提舉官出面向朝廷奏本討論部門重大事務(wù)；另一方面，各部門又有自己的首長，是具體的業(yè)務(wù)總管，負(fù)責(zé)各種具體措施的落實和完成。兼任這些部門的提舉官，職責(zé)亦實亦虛，從實際意義上考察，此處的差遣名目依然是虛設(shè)。如崇寧元年七月，“置講議司，以宰臣蔡京提舉”(《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之一二；重和元年十二月設(shè)裕民局，“太師蔡京充提舉官”(《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之四九)。蔡京為相時大權(quán)獨攬，不可能有閑暇時間去具體管理這樣一些較小機構(gòu)的事務(wù)。特別是政和六年蔡京上章告老，“詔特許三日一造朝”(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一)，此后蔡京已從具體的政務(wù)中擺脫出來，更能說明重和元年的任命只是一種虛名。
其四，宮觀官中設(shè)有“提舉”一職，乃祠錄官名，如提舉太一宮、提舉會靈觀等等。用來優(yōu)待勛臣、戚里，安置閑散官員，沒有職事。提舉宮觀位于宮觀使之下，提點宮觀之上。
依據(jù)上述分類，大晟府提舉官屬第三類。部門業(yè)務(wù)主管和副主管是大司樂和典樂，提舉官是位于部門首長大司樂之上，一般說來不參予具體工作事務(wù)而行使總管權(quán)力的行政官員。儒家向來重視音樂的地位和作用，認(rèn)為“樂”是用以歌“德”的。所謂“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zhèn)鳌?徽宗視大晟府為圣績之一，故特“以侍從及內(nèi)省近侍官提舉”。考察歷任大晟府提舉官任職狀況，亦可知他們不直接參予具體業(yè)務(wù)操作。
首先，大晟府提舉官皆為兼職。劉昺以戶部尚書兼，主要精力在于主持戶部工作，《宋會要輯稿》中保存大量劉昺有關(guān)戶部事務(wù)的奏章。楊戩是徽宗親信宦官，凡皇帝關(guān)心的所謂朝廷大事，經(jīng)常派楊戩提舉其事，以表重視。周邦彥則以秘書監(jiān)兼，蔡攸同時提舉秘書省。周邦彥任秘書監(jiān)同樣十分短暫，故無所作為。蔡攸提舉秘書省，則有大量的奏章保留至今。
其次，大晟府主持音樂整理、修訂、創(chuàng)制的是大司樂和典樂。劉昺是大晟府的創(chuàng)始者之一，崇寧末他以大司樂的身份主持大晟府工作，參予所有的樂制修訂、創(chuàng)制工作。除劉昺外，見于史料記載的大司樂還有馬賁和畢完言。《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六之四四云：政和六年“十一月二日，詔大司樂馬賁秩視待制，班著依舊。”翟汝文《忠惠集》卷三還存有《馬賁大司樂制》。其時周邦彥正兼任大晟府提舉，大晟府的日常具體工作應(yīng)該是馬賁主持。有時或許是大司樂缺職，便由典樂主持業(yè)務(wù)工作。如政和末蔡攸兼任大晟府提舉時，討論大晟府具體工作的是典樂任宗堯和田為。除任、田二人外，見于史料記載的大晟府典樂還有劉詵、徐伸、裴宗元、劉谷瑞等。大司樂和典樂以下，大晟府有大樂令、協(xié)律郎、按協(xié)聲律、制撰文字、運譜等等官職人員，從事于具體的樂譜和詞曲的創(chuàng)制、修訂工作。見諸史料記載的有：大樂令，晁沖之、錢端禮、韓極、徐伸、宋或；按協(xié)聲律，姚公立、陸韶之、李遘、吳叔賢、晁端禮；制撰文字，曾棐、江漢，萬俟詠等等。
再次，大晟府的重大事務(wù)仍由提舉官出面向朝廷論奏。如：政和三年九月，“詔大晟樂頒于太學(xué)辟雍，……從劉昺制也。”（《宋史》卷一百二十九《樂志》）政和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蔡攸奏：“所有已頒中聲樂，欲乞令逐處，在京限一月，外路限一季，并行送納。”（《宋會要輯稿·樂》四之一）此類奏章亦多，不贅。
依據(jù)上述三方面情況排列，大晟府提舉官的職權(quán)狀況正與上文第三類提舉官之分析吻合。今人承張炎之誤，將按協(xié)聲律、制撰文字的具體工作都指派給周邦彥，或云萬俟詠“與周邦彥，晁次膺按月律進詞”（《唐宋詞鑒賞辭典》第605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這都是對大晟府提舉官的職權(quán)和職官設(shè)置不甚了解所造成的。
三、其他大晟詞人的任職時間
王灼提及周邦彥提舉大晟府時，屬下制撰官有七。有詞流傳后世的、曾在大晟府任職的詞人，除周邦彥外，總共只有六位。因此，《清真先生遺事》補入一位姚公立，湊足七位數(shù)字。同時，王國維先生又不敢確定他們?nèi)温殨r間與周邦彥相同，對其中二位提出懷疑說：“唯徐伸、晁沖之官大晟府在政和初，未必與先生提舉同時耳。”其實，大晟詞人們?nèi)温毚箨筛^大多數(shù)與周邦彥不在同一時間，彼此互不關(guān)聯(lián)，甚至不一定相識。下文一一略作辨別。
徐伸。王明清《揮麈錄余話》卷二云：“徐干臣伸，三衢人，政和初以知音律為太常典樂，出知常州。”按：崇寧末設(shè)大晟府，禮樂始分為二，太常掌禮，大晟掌樂，且太常寺亦無典樂官稱，故徐伸應(yīng)是大晟典樂。王明清不辨制度沿革，故誤。
江漢。蔡絳《鐵圍山叢談》卷二云：“江漢朝宗者，亦有聲，獻魯公詞曰：……時兩學(xué)盛謳，播諸海內(nèi)。魯公喜為將上進呈，命之以官，為大晟府制撰。使遇祥瑞，時時作為歌曲焉。”卷四又云江漢有“史學(xué)，惜乎猥以長短句辱其名也。嘗與吾論史家流學(xué)，當(dāng)取古人用意處，便見調(diào)度。”可見江漢乃飽學(xué)之士，因蔡京薦舉而得官。蔡京政和初致力于大晟制作，江漢應(yīng)該于此時得到推薦。
晁端禮。《鐵圍山叢談》卷二云：“又有晁次膺者，先在韓師樸丞相中秋坐上作聽琵琶詞，為世所重。……遂入大晟，亦為制撰。”此條記載有誤。李昭玘《樂靜集》卷二十八有《晁次膺墓志銘》，曰：“政和癸巳(政和三年)，……蔡魯公知公之才，以姓名聞上，詔乘驛赴闋。……未幾，中暍感疾，更十?dāng)?shù)醫(yī)不得愈。命下，除大晟府按協(xié)聲律，奄奄不克受。賀者及門，聞哭聲，入吊而去。八月載其喪歸，……計去時才五十日。”當(dāng)以《墓志銘》為準(zhǔn)。結(jié)論有兩點：其一，晁端禮所除乃大晟府按協(xié)聲律，非制撰文字。其二，晁端禮未到任而卒。
晁沖之。曾敏行《獨醒雜志》卷四云：“政和間，置大晟樂府，建立長屬，時晁沖之叔用作梅詞以見蔡攸。攸持以白其父曰：‘今日于樂府中得一人。’元長覽之，即除大晟丞。”按：大晟府官制中沒有丞，大樂令秩比丞，沖之當(dāng)為大樂令。
田為。《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一《樂》載：“政和末，任宗堯為典樂，欲有所建立。時蔡攸提舉大晟，不喜他人預(yù)樂。乃奏（田）為為典樂。宗堯之議，為（田）為所奪。”后田為被降職，《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九之四載：“田為罷典樂，為大晟府樂令。以臣僚言，典樂在太常少卿之上，燕樂所制撰乃釐務(wù)官耳，太相遼絕，不冒躐如此。故有是命也。”
萬俟詠的任職時間，前文引《碧雞漫志》已經(jīng)涉及，在政和初。這六位大晟詞人，多數(shù)是蔡氏父子門下客。蔡京政和二年再度為相，向朝廷推薦人才大約應(yīng)在此時前后。蔡攸政和末逐漸取代其父，故薦舉士人亦在這一段時間。所以，有詞流傳的大晟詞人絕大多數(shù)與周邦彥無關(guān)。其中，或許有一二人在大晟府的任職時間較長，遇到周邦彥。如黃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七評萬俟詠說：“精于音律，自號詞隱。崇寧中充大晟府制撰，依月用律制詞，故多應(yīng)制。所作有《大聲集》五卷，周美成為序，山谷亦稱之為一代詞人。”據(jù)此，可以肯定萬俟詠與周邦彥相識，且有文字交往。唯不能斷定二人是否結(jié)識于大晟府任職期間。因為萬俟詠后來也離開了大晟府，轉(zhuǎn)任它職。《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九七云：“宣和二年八月至三年十月，買獲馬功二千八百三十四匹，計減省錢二百八十五萬六千五百余貫有畸。令具秦川兩司合推賞官吏職務(wù)姓名下項：……第三等干當(dāng)公事萬俟詠、李與同，各減二年半磨勘。”如果萬俟詠政和六年末之前離開大晟府，那么他與周邦彥之結(jié)識應(yīng)該是周邦彥徽宗朝第一次任京職期間。
通過大晟詞人任職大晟府的大致時間排列，可以斷言歷來認(rèn)為周邦彥提舉大晟府時對其他大晟詞人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影響的說法是沒有根據(jù)的。大晟詞人的創(chuàng)作，更多的是視徽宗和蔡氏父子的喜惡而轉(zhuǎn)移。因此，本章開篇便將“大晟詞人”劃定為一個十分松散的創(chuàng)作流派，或者說表現(xiàn)出某種創(chuàng)作傾向。
四、大晟府創(chuàng)制的新樂考辨
大晟設(shè)府期間，創(chuàng)制了許多新樂，后人對此津津樂道。所制之新樂大致有：大晟樂、燕樂、徵招和角招、新廣之八十四調(diào)。古樂已經(jīng)失傳，后人的議論很多只是一種猜測之辭。本文也只能依據(jù)流傳至今的宋人之資料和評價，對其做出一個大概的判斷。
后人論及大晟樂，只是將其作為一個籠統(tǒng)的整體。清人尤喜泛泛標(biāo)舉，將大晟樂作為雅樂的代表。如蔣志凝《清夢盦二白詞序》云：“曩者里社游槃?wù)勊囇殴剩筝咊饧桃庖新暎瑤子诩役眨怂逭啤６?沈傳桂)與朱君仲環(huán)，戈君寶士、亡友王君綏之，尤齗齗于別雅鄭、辨淄澠，陰陽清濁，剖寀芒忽，識者以為大晟雅樂振響于今焉。”王昶《姚茝?fù)≡~雅序》云：“盛唐后，詞調(diào)興焉，北宋遂隸于大晟府，由是詞復(fù)合于樂。故曰：詞，三百篇之遺也。”（《春融堂集》卷四十一）謝元淮《填詞淺說》論歌詞云：“至宋而其體益?zhèn)洌O(shè)大晟樂府，領(lǐng)以專門名家，比切宮商，不爽銖黍。于依永和聲之道，洵為盛矣。”這種泛論，忽視大晟樂的內(nèi)部分類，與徽宗年間人士所說的“大晟樂”，概念上有不統(tǒng)一之處。
大晟所制新樂，可以分為二大類，即朝廷慶典、廟堂祭祀所用的頌樂和歌舞宴席佐歡助興所用的燕樂。故大晟樂的概念有狹、廣二義：徽宗時朝廷頒布之大晟樂，僅指前者，是狹義的；后人將大晟府所制二類新樂混為一談，而偏指后者，是廣義的。本文將為其理清脈絡(luò)，分而論之。
其一，朝廷慶典、廟堂祭祀所用的頌樂，即北宋末年所說的“大晟樂”。
每一個新的朝代確立統(tǒng)治權(quán)以后，都要整理、修訂新的頌樂。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前朝頌樂并不完全適用于新朝；而且在更朝換代的動蕩中，前朝頌樂大量散失。所以，每一新朝都將“修樂”作為制訂朝廷典章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詩序》）北宋建國，統(tǒng)治者特別重視“頌樂”的修訂。“有宋之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宋史》卷一百二十六《樂志》）太祖詔和峴以王樸律準(zhǔn)比照洛陽銅望臬石尺，定出新的長度，用以制定音律。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仁宗時李照改定雅樂，比王樸律低下三律，故景祐中有李照樂。其后詔侍從，禮官參定聲律，阮逸、胡瑗參予其事，所制只比王樸律低下一律，樂名《大安》，故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時召劉幾、楊杰和范鎮(zhèn)議樂，劉、楊所制的音律都比王樸樂低二律，故元豐中有楊杰、劉幾樂。范鎮(zhèn)所言與楊、劉異趣，所制音律比李照樂低下一律，故元祐中有范鎮(zhèn)樂。徽宗之前，“頌樂”五改作，時定時廢，聚訟紛紛，莫衷一是。“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于是蔡京主魏漢津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以帝指為律條，鑄帝鼎
、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頒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宋史》卷一百二十六《樂志》）
徽宗朝制定“頌樂”音律，南宋以后多沿襲之。趙彥衛(wèi)《云麓漫抄》卷三云：“今之太常所用祭器、雅樂，悉紹興十六年禮器局新造。祭器用《博古圖》，樂器用大晟府制度。大晟樂用徽宗君指三節(jié)為三寸，崇寧四年所鑄景鐘是也。”沈曾植引明人語云：大晟樂“汴破入金，改名《大和》；金破入元，改名《大成》；元亡，樂歸于我。今太常所謂雅樂，及天下學(xué)宮所謂《大成樂》，蓋漢津之律也。”沈曾植通過論證，再次肯定“明太常樂即宋大晟樂”（《菌閣瑣談》）。這就說明“大晟樂”之于“頌樂”，是比較完善者。
制定《大晟樂》的魏漢津，乃西蜀黥卒。仁宗皇祐中以善樂被薦，因阮逸非其說，魏漢津遂不得用武之地。后阮逸所定樂不可用，漢津再次作書議樂，宮廷樂工害怕改作的煩瑣，群起反對，漢津所議再度流產(chǎn)。徽宗崇寧元年朝廷“以大樂之制訛繆殘闕，太常樂器幣壞，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簫篴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失之太高”（《宋史》卷一百二十八《樂志》），準(zhǔn)備重新制定樂律。于是，博求天下知音之士。魏漢津抓住機會，獻其說于宰相蔡京。吸取前二次失敗的教訓(xùn)，魏漢津特意迎合徽宗君臣迷信妄誕、自以為是的心理，自神其說，言己曾師事唐仙人李良，得授鼎樂之法。其說云：“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為《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為黃鐘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jié)，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后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制。”（《宋史》卷一百二十八《樂志》）漢津?qū)⒒兆谂c古圣王相提并論，甚得徽宗歡心，遂采用其說。當(dāng)時魏漢津已九十多歲，且出身卑微，不得士大夫尊崇，故蔡京提拔門下客劉昺為大司樂，主持制樂的具體工作。崇寧三年二月，始鑄九鼎，次年三月完成。崇寧四年八月，以鼎定樂，制成《大晟樂》，徽宗御大慶殿受賀，詔曰：“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施新樂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其舊樂勿用。”（《宋史》卷一百二十九《樂志》）同時，賞賜魏漢津，加其號為虛和沖顯寶應(yīng)先生。關(guān)于這段史實，《家世舊聞》卷下亦有詳細(xì)記載，可以參見，文曰：
蔡京既為相，以為異時大臣皆碌碌，乃建白置講議司及大樂。然京實懵不曉樂，官屬亦無能知者。或言有魏漢津知鑄鼎作樂之法。漢津，蜀中黥卒也，自言年九十五，得法于仙人李艮。艮蓋言八百歲，謂之李八百者是也。數(shù)往來京師，京師少年戲之，曰：“汝師八百，汝九百耶？”蓋俗狂癡者為九百。惟京見悅其孟浪敢言，漢津謂：“以秬黍定律，乃常談不足用，今當(dāng)以天子指定之。”京益喜。顧以其師李艮特方士，恐不為天下所信，則鑿空為言漢津所傳，乃黃帝、后稷法，皇祐中嘗與房庶同召至京師，陳指尺之法，會阮逸作黍律已成，遂見排擯。時好事者言京為漢津撰腳色樂，局官又從而為之說曰：“昔禹以身為度，即指尺也。”其誣偽牽合如此。漢津乃請上君指三節(jié)為三寸，三三為九而成黃鐘之律。君指者，中指也。久之，或獻疑，曰：“上春秋富，手指后或不同，則奈何？”漢津亦語塞。然樂已垂成，所費鉅萬，因遷就為說，曰：“請指之歲，上適年二十四，得三八之?dāng)?shù)，是為大簇人統(tǒng)。過是，則寸余□不可用矣。”其敢為欺誕，蓋無所不至。然初謂漢津皇祐中嘗陳指尺，是時仁廟已近四十，則“三八”之說，不攻自破矣。樂成，實崇寧丙戌秋也。賜名《大晟》，府置大司樂、典樂、樂令、主簿、協(xié)律郎。漢津積官至太中大夫，老病卒。
《大晟樂》的演奏效果，據(jù)說異常美聽。新樂演奏時，甚至“有數(shù)鶴從東北來，飛度黃庭，回翔鳴唳。”（《宋史》卷一百二十九《樂志》）徽宗問中書舍人張閣曰：“新樂如何？”回答說：“大晟樂，非特八音克諧，盡善盡美，至于樂器，莫不皆應(yīng)古制。竊聞初按時，已有翔鶴之瑞，與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亦何以異。臣無知識，但同鳥獸蹌舞而已。”（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七）時人對《大晟樂》的吟詠，也時見于文集。如許景衡有《三月十九日同亨仲按樂大晟》詩，云：
聞道鶯花滿上林，尋芳誰更畏霖淫。
鳴鳩乳燕春欲晚，去馬來牛泥自深。
出火星壇方肇祀，聯(lián)鑣樂府按新音。
溶溶九陌皆流水，撩動平生江海心。（《橫塘集》卷四）
“頌樂”適用于特定場合，演奏時必須獲得莊重文雅、雍容平和的藝術(shù)效果。時人描述《大晟樂》，大都突出其“八音克諧”的和諧以及似“溶溶流水”的流暢寧靜，這正是“頌樂”所具備的特征。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一載：徽宗召見毛友龍，“問大晟樂，友龍曰訛，上不諭其何謂也。已而，元長入見，上以問答語之，對曰：‘江南人喚和為訛，友龍謂大晟樂主和爾。’上頷之，友龍乃得美除。”當(dāng)然，對《大晟樂》的稱頌有許多是阿諛夸大的失實之辭，不可全信，如云“翔鶴之瑞”，便是徽宗君臣最喜用的自神其說手段之一。到了蔡絳的筆下，竟夸張為“有群鶴幾數(shù)千萬飛其上，蔽空不散。翌日上幸之，而群鶴以千余又來。云為變色，五彩光艷。”（《鐵圍山叢談》卷一）荒誕不經(jīng)。
徽宗朝臣僚還為大晟頌樂譜寫頌詩。政和六年“十月，臣僚乞以崇寧、大觀、政和所得珍瑞名數(shù)，分命儒臣作為頌詩，協(xié)以新律，薦之郊廟，以告成功。詔送禮制局。”（《宋史》卷一百二十九《樂志》）崇寧五年（1106）九月二十六日詔曰：“大樂新成，將薦祖考，其神宗與配位樂章，朕當(dāng)親制，以伸孝思，追述之志。可令大晟府先考定譜、調(diào)、聲以進。”（《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之二五）這些頌詩皆為四言，整齊呆板，空洞無物，多是四平八穩(wěn)、歌功頌德的陳詞濫調(diào)，《宋史·樂志》載錄甚詳，它們與宋詞毫無關(guān)聯(lián)。
“大晟樂”中需要澄清的一個問題是“以為身度”之說。魏漢津制定律度，迎合徽宗。獻其說云：
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jié)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jié)三寸，謂之臣指，裁為羽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jié)三寸，謂之物指，裁為商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yǎng)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余律從而生矣。（《宋史》卷一百二十八《樂志》）
據(jù)此說，魏漢津請以徽宗三指為律度，“為一代之樂制”。徽宗間君臣頻頻以此自夸或諛頌。徽宗將《大晟樂》賜予高麗，詔書中就自詡說：“乃詔有司以身為度，鑄鼎作樂，薦之天地宗廟，羽物時應(yīng)。”（鄭麟趾《高麗史》卷七十《樂志》）李新《謝賜大晟樂表》說：“蓋皇帝陛下知周萬物，德冠百王，為律于身，作古自我，制窮高妙。”（《跨鰲集》卷十二）王安中《大名奏教成新樂表》說：“身為主，聲為律，得以自然；徵為事，角為民，按之大備。”（《初寮集》卷四）傅察《代周文翰謝賜大晟樂表》說：“用律和聲，究六經(jīng)之妙旨；以身為度，考三代之遺音。”（《忠肅集》卷上）蔡嶷說：“陛下因身為度，用帝指之尺，起鐘律之制。奏之郊廟，八音克諧。”（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七）
恰恰也是這一點，最為后人詬病。朱熹《律呂新書序》說：“崇宣之季，奸諛之會，黥涅之余，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還是因魏漢津的出身卑賤而斥責(zé)之。明朱載堉則直接批評“以身為度”說，云：
夫《大晟樂》生于徽宗指寸，故漢津之說曰：“后世以黍定律，其失樂之本矣。”又妄引《孟子》曰：“萬物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黍云乎哉?”此其巧飾之辭，足以欺惑徽宗者。朱子所謂“奸諛”，正指此也。（《律學(xué)新說》卷三《樂律全書》）
今人邱瓊蓀也說魏漢津“請以帝指為尺寸，遂量徽宗的指長以定黃鐘，乃制大晟樂，其謬妄如此。”（《燕樂探微》，《燕樂三書》第454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以身為度”說，源自“天人合一”思想。如果在實際操作中，真正嚴(yán)守其說，確實荒謬絕倫。魏漢津所為如此，“大晟樂”就必然沒有和美動聽的效果。“以身為度”說與實際操作之間，肯定有一個周旋的辦法，以求兩全其美。朱載堉《律學(xué)新說》卷三又具體批駁說：“夫以人之身體為準(zhǔn)，或有長短肥瘦，自是不同，固非一定之法。古人以體言度，不過存其大略而已。”（《樂律全書》）“存其大略”之說，擊中肯綮。其實，這就是魏漢津?qū)ⅰ耙陨頌槎取边\用于實踐時的周旋之法。魏漢津取徽宗三指尺寸以定律長，皆言“三節(jié)三寸”，便是“存其大略”。即使被朱載堉認(rèn)可的“累黍之法”，也不過是“存其大略”，
因為黍粒同樣有“長短肥瘦”的差異。“以身為度”不過是自神其說或阿諛帝王，實際操作中不會真正按照手指的尺寸確定律長，音樂家依然會根據(jù)自己的理論推算律長，這是上下都明白的一場自欺欺人的騙局。魏漢津也是如此。邱瓊蓀根據(jù)古代文獻推算宋樂律長，結(jié)果如下：
王樸樂律長（九寸）…………212．1615公厘
和峴樂律長（九寸）…………220．64796公厘
阮逸樂律長（九寸）…………220．8889公厘
魏漢津樂律長（九寸）…………269．613公厘
（《燕樂探微》，《燕樂三書》第451—454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各家律長皆曰“九寸”，便是“存其大略”，實際長短則各不相同，又得自各家理論的推算。
魏漢津因出身低賤為士大夫階層所不齒。崇寧間某日大司寇劉賡在蔡京家遇見魏漢津，堅決不肯與其同坐，且責(zé)備蔡京說：“司空、仆射，實百僚之儀表也，奈何與黥卒坐對。”（蔡絳《鐵圍山叢談》卷三）所以，他們故意貶低魏漢津的音樂才能，或云“漢津舊嘗執(zhí)役于范鎮(zhèn)，見其制作，略取之，蔡京神其說而托于李良。”（《宋史》卷一百二十八《樂志》）這是沒有事實根據(jù)的。元祐中一度用范鎮(zhèn)樂，因楊杰議其失，很快被廢棄。魏漢津所制《大晟樂》，則為不易之論。魏漢津所學(xué)，遠(yuǎn)遠(yuǎn)超過范鎮(zhèn)。南宋王灼，以“知音”的身份，作平實論，特別推崇魏漢津，以為音律之理，“自揚子云之后，惟魏漢津曉此。”（《碧雞漫志》卷一）魏漢津精通音律，應(yīng)該不容置疑。
正是因為魏漢津精通音律，故其“以身為度”說不過是哄騙徽宗的托辭，并沒有被不差毫厘地執(zhí)行。《宋史》卷一百二十八《樂志》已透露這方面消息，云：
其后十三年，帝一日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悟，大悔嘆，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nèi)侍黃經(jīng)臣執(zhí)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此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
雖然徽宗還要神秘其辭，卻已經(jīng)暴露崇寧間的“以身為度”，是上下串通的一場騙局。實踐中仍然是根據(jù)樂理確定律長，故《大晟樂》才有較長的生命力。
其二，歌舞宴席佐歡助興所用的燕樂。
大晟府以制定廟堂頌樂而建府，同時兼負(fù)供奉朝廷歌舞娛樂的職責(zé)。隋唐以來逐漸形成、以至繁榮的民間俗樂，或稱燕(宴)樂，最初流行于酒樓教坊等歌妓樂工之手。入宋以來，引起文人士大夫的濃厚興趣。部分詞人浸淫其中，創(chuàng)制頗為可觀。然始終被認(rèn)為難登大雅之堂。大晟建府后，徽宗要求將燕樂的整理、修訂作為大晟府的一項主要任務(wù)。官方音樂機構(gòu)出面修訂民間俗樂，從此，燕樂也正式成為朝廷雅樂。
北宋燕樂的發(fā)展變革，自柳永至周邦彥，極盡變化之能事，但是，限于個人之創(chuàng)作，或零零散散，或未盡善盡美。大晟樂修訂完畢后，燕樂的弊病就更加突出。葛勝仲《賀燕樂表》云：
竊以原樂之初，聲相應(yīng)，故生變語。形而上，道可載，而與俱厥。惟圣明乃議述作。禹取身而為度，夔制律以和聲。雖諧鈞，已格于三神。而燕樂尚循于五季。爰稽中正，盡革哇淫。增徵、角之招，而七律始全；陳土、石之器，而八音初備。有始翕從純之美，無細(xì)抑大陵之傷。蓋和聲已滌于奸聲，則今樂遂同于古樂。（《丹陽集》卷一）
翟汝文《賀燕樂成表》亦云：“竊以咸、韶即隱，鄭、衛(wèi)肆行。逮更俗樂之繁興，無復(fù)先王之遺制。”（《忠惠集》卷五）大晟府是以“復(fù)雅”為號召、針對“
循于五季”之弊，全面修訂燕樂的。政和三年五月，“班新燕樂”（《宋史》卷二十一《徽宗紀(jì)》）；六月，“大晟府新燕樂進訖，提舉官劉炳特轉(zhuǎn)兩官”（《宋會要輯稿·樂》三之二七）。同年五月，“新徵、角二調(diào)曲譜已經(jīng)按試者，并令大晟府刊行，后續(xù)有譜，依此。”（《宋史》卷一百二十九《樂志》）政和六年，詔曰：“大晟雅樂，頃歲已命儒臣著樂書，獨宴樂未有記述。其令大晟府編集八十四調(diào)并圖譜，令劉昺撰以為《宴樂新書》。”（同上）至此，燕樂的修訂、頒布工作全部完成。顯然，這與崇寧四年制訂的《大晟樂》是兩個體系的。
大晟府頒行的新燕樂，來源有二：搜集舊曲和創(chuàng)制新調(diào)。隋唐兩代，民間俗樂數(shù)量繁多，轉(zhuǎn)為詞調(diào)的僅為其中一小部分。如唐崔令欽的《教坊記》，收集教坊樂324曲，其中演變?yōu)樘莆宕~調(diào)的只有79曲（詳見吳熊和《唐宋詞通論》第17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可以想見，許多曲調(diào)是在流傳過程中漸漸湮沒的。大晟府有意識地搜尋這類古曲。宋沈作喆《寓簡》卷八云：
衡山南岳祠宮，舊多遺跡。徽宗政和間新作燕樂，搜訪古曲遺聲。聞官廟有唐時樂曲，自昔秘藏，詔使上之，得《黃帝鹽》、《荔枝香》二譜。《黃帝鹽》本交趾來獻，其聲古樸，棄不用。而《荔枝香》音節(jié)韶美，遂入燕樂。施用此曲，蓋明皇為太真妃生日，樂成，命梨園小部奏之長生殿。會南方進荔枝，因以為名者也。中原破后，此聲不復(fù)存矣。
有關(guān)《荔枝香》樂曲的來歷，《明皇雜錄·逸文》載：“上（玄宗）幸華清宮，是（楊）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樂。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歲以下。于長生殿奏新曲，未名，會南海進荔支，因名《荔支香》。”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五亦載張舜民元豐中至衡山謁岳祠，親見祠中開元樂曲，“器服音調(diào)，與今不同。”大晟府的搜集，使這些“古曲異聲”重放光彩。大晟府之前，只有柳永的一首《荔枝香》，周邦彥則連填二首《荔枝香近》。《全宋詞》存錄的其余十首《荔枝香》或《荔枝香近》，都是南宋人填寫。可見《荔枝香》等古曲譜，經(jīng)大晟府刊行，傳播更加廣泛。
另一方面，大晟府又自創(chuàng)新調(diào)，豐富曲譜。比較大的創(chuàng)制有徵、角二譜和八十四調(diào)。宋樂只有宮、商、羽三調(diào)，而無徵、角二調(diào)。蔡絳《鐵圍山叢談》卷二云：
樂曲凡有謂之均、謂之韻。均也者，宮、徵、商、羽、角、合、變徵為之，此七均也。變徵，或云殆始于周。如戰(zhàn)國時燕太子丹遣慶軻于易水之上，作變徵之音，是周已有之矣。韻也者，凡調(diào)各有韻，猶詩律有平仄之屬，此韻也。律呂、陰陽，旋相為宮，則凡八十有四，是為八十四調(diào)。然自魏晉后至隋唐，已失徵、角二調(diào)之均韻矣。孟軻氏亦言“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疑春秋時徵、角已亡。使不亡，何特言創(chuàng)作之哉。唐開元時，有《若望瀛法曲》者傳于今，實黃鐘之宮。夫黃鐘之宮調(diào)，是為黃鐘宮之均韻。可爾奏之。乃用中呂，視黃鐘則為徵。既無徵調(diào)之正，乃獨于黃鐘宮調(diào)間用中呂管，方得見徵音之意而已。及政和間作燕樂，求徵、角調(diào)二均韻亦不可得，有獨以黃鐘宮調(diào)均韻中為曲，而但以林鐘律卒之。是黃鐘視林鐘為徵，雖號徵調(diào)，然自是黃鐘宮之均韻，非猶有黃鐘以林鐘為徵之均韻也。此猶多方以求之，稍近于理。自余凡謂之徵、角調(diào)，是又在二者外，甚謬悠矣。
徽宗設(shè)立諸種機構(gòu)，力求超越前人。故于音樂修訂、創(chuàng)制方面，求全求備。徵、角二調(diào)久缺，徽宗耿耿于懷。臣下因此多有獻議。早在政和之前，便有獻徵調(diào)者。《宋史》卷一百二十九《樂志》載：
大觀二年，詔曰：“自唐以來，正聲全失，無徵、角之音，五聲不備，豈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劉詵所上徵聲，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xí)，仍增徵、角二譜，候習(xí)熟來上。”初，進士彭幾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diào)尚闕。禮部員外郎吳時尚其說，建言乞召幾至樂府，朝廷從之。至是，詵亦上徵聲，乃降是詔。
《宋會要輯稿·樂》三之二八載：
(政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詔：“平江府進士曹棐撰到徵調(diào)《堯韶新》(當(dāng)為《舜韶新》之誤)曲，文理可采，特補將仕郎，充大晟府制撰。”
這項工作直到政和三年末才陸續(xù)完成。政和末，蔡攸提舉大晟府，妄有改作。《宋史》卷一百二十九《樂志》又說：“蔡攸復(fù)與教坊用事樂工附會，又上唐譜徵、角二聲，遂再命教坊制曲譜，即成，亦不克行而止。然政和《徵招》、《角招》遂傳于世矣。”
姜夔說：“徵招、角招者，政和間大晟府嘗制數(shù)十曲，音節(jié)駁矣。”(《徵招序》)然流傳下來的甚少。《鐵圍山叢談》提及的《黃河清》、《壽星明》和《宋會要》提及的《舜韶新》，以及直接以《徵招》命名的曲調(diào)，是至今可考的徵調(diào)曲。據(jù)晁端禮《閑齋琴趣外編》目錄，卷末尚有新填徵調(diào)各首，計《圣壽齊天歌》(逐唱)1首、又1首，中腔1首、又1首(與前腔不同)，《踏歌》1首、又1首(與前腔不同)，《候新恩》1首，《醉桃源》1首，今俱佚。《角招》則只有南宋人之作。《黃河清》在《全宋詞》中存2首，《壽星明》存3首，《舜韶新》存2首，《徵招》存10首，《角招》存2首，共得徵、角二調(diào)新譜5、詞19首。其中，徽宗御用文人所作的有晁端禮的《黃河清》、《壽星明》、《舜韶新》各1首，王安中所作的《徵招調(diào)中腔》1首，共4首。其余15首徵、角調(diào)歌詞都是南宋人所作。而且，《徵招》和《角招》南宋時有姜夔的自度曲，與大晟府所制是兩回事。如姜夔自度的《徵招》整篇95字，而王安中的《徵招調(diào)中腔》只有55字，姜夔的自度曲體制幾乎擴大一倍。除姜夔的《徵招》、《角招》各1首外，南宋人所作的其余9首《徵招》和《角招》，都是依照姜夔曲譜所填，亦與大晟府無涉。也就是說，南宋人依大晟曲譜所填寫的徵、角二調(diào)詞只有《黃河清》1首、《壽星明》2首、《舜韶新》1首，共4首，而大晟府所補的多數(shù)徵、角調(diào)新曲譜，皆湮沒無聞。
《徵招》、《角招》曲流傳不廣，今人將其歸結(jié)為金兵入汴，文物掃地都休，“大晟遺譜”，“蕩為飛煙”（龍榆生《兩宋詞風(fēng)轉(zhuǎn)變論》，《詞學(xué)季刊》第二卷第二號）。這種解釋不能成立。徽宗政和三年（1113）五月詔曰：“可以所進樂頒之天下”（《宋史》卷一百二十九《樂志》）；八月詔曰“燕樂新成，頒行內(nèi)外”（《宋會要輯稿·樂》三之二十八）。朝廷向全國頒行新樂，并輔之以行政獎罰手段，《宋史》和《宋會要輯稿》屢屢有所記載。所以，即使北方大晟樂譜“蕩為飛煙”，南方未經(jīng)戰(zhàn)火的地方總應(yīng)該有所保存。姜夔《徵招序》流露的語氣似乎他當(dāng)時曾親見大晟遺譜，上引《云麓漫抄》也說南宋“樂器用大晟府制度”，可見大晟樂并未因戰(zhàn)亂而流失。
大晟府所制的徵、角二調(diào)曲譜，到南宋便基本無人填寫，關(guān)鍵原因是“不得其本均，大率皆假之以見”（《宋史》卷一百二十九《樂志》）。政和間大晟府所制，已被譏為“落韻”。《避暑錄話》卷上云：
崇寧初，大樂闕徵調(diào)。有獻議請補者，并以命教坊燕樂同為之。大使丁仙現(xiàn)云：“音已久亡，非樂工所能為，不可以意妄增，徒為后人笑。”蔡魯公亦不喜，蹇授之嘗語予云：見元長屢使度曲，皆辭不能，遂使以次樂工為之。逾旬獻數(shù)曲，即今《黃河清》之類，而終聲不諧，末音寄殺他調(diào)。魯公本不通聲律，但果于必為。大喜，亟招眾工按試尚書省庭，使仙現(xiàn)在旁聽之。樂闋，有得色，問仙現(xiàn)“何如”，仙現(xiàn)徐前，環(huán)顧坐中曰：“曲甚好，只是落韻。”坐客不覺失笑。
姜夔對大晟府所制徵調(diào)“落韻”之事，曾有過考釋。其《徵招序》云：
予嘗考唐田畸《聲律要訣》，云：“徵與二變之調(diào)，咸非流美。”故自古少徵調(diào)曲也。徵為去母調(diào)，如黃鐘之徵，以黃鐘為母，不用黃鐘乃諧，故隋唐舊譜不用母聲。琴家無媒調(diào)、商調(diào)之類皆徵也，亦皆具母弦而不用。其說詳于予所作《琴書》。然黃鐘以林鐘為徵，住聲于林鐘，若不用黃鐘聲，便自成林鐘宮矣。故大晟府徵調(diào)兼母聲，一句似黃鐘均，一句似林鐘均，所以當(dāng)時有“落韻”之譏。
姜夔自言所制《徵招》，“雖兼用母聲，較大晟曲為無病矣。此曲依《晉史》，名曰黃鐘下徵調(diào)，《角招》曰黃鐘清角調(diào)。”(《徵招序》)也就是說，姜夔的《徵招》和《角招》確實是自度曲，并不是依大晟曲譜所填。由此可見，大晟府創(chuàng)制的徵、角二調(diào)，出自徽宗和蔡京等求全求備的好大喜功之需求，不易實踐操作，據(jù)說“教坊樂工疾之如仇”
（《宋史》卷一百二十九《樂志》）。燕樂源自四弦琵琶，徵弦不備，近人夏敬觀說：“在四弦琵琶中去求‘徵調(diào)’，本來是莫名其妙的事，故無論如何說法，終不能成立。”（《詞調(diào)溯源》第229頁，商務(wù)印書館，1931年。）丁仙現(xiàn)和姜夔等宋代著名音樂家也一致認(rèn)定“燕樂闕徵調(diào)，不必補可也。”（《徵招序》）徽宗年間一些“知音”之士，迎合上意，勉強補作，弊病很多，故南宋以來便無人填寫了。
順便提一下大晟府編集的八十四調(diào)。八十四調(diào)之說創(chuàng)自隋代鄭譯。《隋書》卷十四《音樂志》云：“譯遂因其(龜茲人蘇祗婆)所捻琵琶弦柱，相飲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yīng)十二律。律有七音，音一立調(diào)，故成七調(diào)。十二律，合八十四調(diào)。旋轉(zhuǎn)相交，盡皆和合。”即以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七聲，與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yīng)鐘十二律旋相為宮。十二律構(gòu)成十二均，每均都可構(gòu)成七種調(diào)式，得八十四調(diào)。但在實際上，八十四調(diào)只是一個理論體系，在實踐中不可能用全，而且在非平均律制中很難解決旋宮實踐問題。所以，唐代通用流行的只是燕樂二十八調(diào)。宋代所用宮調(diào)更少。“雅俗祗行七宮十二調(diào)”（《詞源》卷上），《詞源》中雖羅列八十四調(diào)之名，但僅存名目而已。大晟府編集的八十四調(diào)并圖譜，并不見實踐應(yīng)用的資料記載，恐怕依然停留于理論階段，僅僅是為了求全求備。夏敬觀《詞調(diào)溯源》說：“總上列各詞牌名，所屬的律調(diào)，皆不出于蘇祗婆琵琶法的二十八調(diào)以外。自隋至宋，凡在記載中可尋考的，無一不是這樣。鄭譯雖然演為八十四調(diào)，除二十八調(diào)外，卻都沒人用過。”（第9頁）夏先生在一一考辯后得出的結(jié)論，很能說明問題。
|
web@guoxue.com
010-629128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