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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版社出版
定價：14.00元
A5開本
ISBN 7-200-04305-2/I·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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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年間詞壇的創作現象，梳理到這里，可以告一段落了。概括而言，徽宗年間詞壇可劃分為“宮延御用詞人”和“廢罷居家詞人”兩大類群。從創作傾向方面來看，北宋詞的三種主要創作傾向在徽宗年間都有出色的表現。其一是大晟詞人代表的“雅化”傾向，其二是朝野趨尚的“俚俗”傾向，其三是“詩化”傾向的全面滲透。專著分三章，正是從這樣三個角度入手研究這一段的歌詞創作。
第一章從考辨史實入手，全面論述了大晟詞人創作成就和詞史上的影響。通過考辨得出以下結論：周邦彥提舉大晟府任職時間最長不會超過半年；大晟詞人們互不統屬，甚至互不相識；周邦彥與大晟府的一切重大音樂創制無關；“大晟樂”是頌樂，與宋詞無關，而后來的“新燕樂”才是配詞演唱的音樂；制定大晟新樂的“以身為度”說并未真正運用于實踐；大晟新樂失傳與其不切實際、“落韻”有關。在史料考辨的基礎上，本文將“大晟詞人”劃定為一個松散的創作群體，以為“御用詞人”的代表。他們或仰承帝王旨意，或因大晟職責所在，其創作呈現出某些共同性。首先，大晟府設立的目的是“以文太平”，所以大晟詞人有大量的諛頌詞作。這部分詞作大體上空洞無物，然其超越了“艷科”范圍，容納了更多的社會信息量。它們再現了北宋末年都市的繁榮和經濟的發達，反映了大晟府音樂詞曲創作的繁盛，表現了時人對軍功的一定向往之情，反映了國際間的某些交往。更重要的是諛頌詞以時代“重大”題材入詞，發揮了詞的社會和政治效用，在“雅化”尊體過程中有其實踐和理論意義。其次，大晟詞人也在傳統“艷情”的題材范圍內尋求新變，具體表現為言情體物時之煉字煉句和謀篇布局更趨精致工整，追求韻外之旨，講究格律諧美，將北宋詞人創作以自然感發為主，轉變為“以思索安排為寫作之推動力”，為南宋雅詞作家確立“家法”。
第二章從社會風氣的轉移分析入手，討論了徽宗年間俗詞創作的全盛局面。徽宗君臣耽于享樂，“人俗”橫流，社會風氣奢糜。徽宗審美趣味多樣，偏愛謔浪淺俗的風調。徽宗朝諸多重臣皆以“多道市井淫謔浪語”、“每綴街市俚語為詞曲”而深得寵信。歌詞天然具有的“俚俗”傾向于此時尋找到新的生長土壤和生存環境，北宋俚俗詞的創作因此進入黃金時段，成為兩宋俗詞創作的高峰時期。徽宗年間俗詞創作的作家隊伍十分廣泛，上至御用詞人、皇帝近臣，下至在野士大夫、釋道神仙、民間下層。觸及的社會面也十分廣闊，或感慨個人得失，或針砭社會現實，或矛頭直指徽宗君臣，或友人間互相戲謔取樂，或宣揚宗教的出世之情。這一切對南宋形成以俗詞譏諷、批判現實的創作傳統，有深遠影響。這一時期的俗詞創作從內部細致分類，又可以從俚俗中獨立出“諧謔”一類。這類作品寓莊于諧，生動活潑，更富民歌風味。
第三章論述了蘇軾開拓的“詩化”創作傾向的全面深入，論證了“南渡詞人”承繼“蘇學”并非突如其來。徽宗年間雖然全面禁絕“蘇學”，但由于蘇軾在文壇上的崇高地位和受人景仰的高尚品德，引導人們在創作實踐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模仿、學習蘇軾。徽宗朝重要詞人與蘇軾皆有著或疏或密的關系，徽宗本人對禁絕“蘇學”也持反復猶疑的態度，社會上更流行著一種拒斥朝廷決策的逆反心理。所以，蘇詞的“詩化”創作傾向正悄悄地滲透于詞壇的每個角落。這一創作群體以廢罷居家的“元祐黨人”為主。詞人們普遍用詞直接抒發內心的情感，包括仕途之失意、貶謫之悲苦，廢罷之憤悶等等情緒，詞已經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成為獨立抒情達意的詩體，表現出詩詞趨同的發展走勢。詞的審美風貌也轉向宏闊或剛健，許多詞作選擇宏大的場面作為情感抒發的背景，拋棄了傳統的秾艷作風，轉以清新、清麗為主要美學特征。賀鑄的創作，將“詩化”傾向與比興手法相結合，為歌詞創作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域。蘇軾開創的“詩化”創作傾向，與詞壇的主流創作傾向相背離，所以在創作中還有一個被認同的過程。徽宗年間詞壇正是蘇詞新風慢慢得以認同的階段，為“南渡詞人”的創作導夫先路。
北宋詞的三種主要創作傾向，在徽宗年間皆得到長足發展。前二種傾向的創作趨于全面的鼎盛，后一種傾向的創作則成為南北宋之交的必要過渡。因此，徽宗年間詞壇是宋詞發展歷程中承前啟后之一個極為重要的起承轉合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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