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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唐五代北宋詞概說
唐五代北宋是詞的萌芽與成長的興起時期。從大量的民間創作，到文人的模仿學習“依曲拍為句”，一直到成為文壇的一種主要抒情詩創作形式，詞的發生、發展經歷了一個文雅化、精致化的成熟過程。以下分階段敘述。
1、敦煌曲子詞
詞，作為一種新興的詩體，它最初廣泛流傳于民間。可以肯定，當時流傳在民間的詞一定是很多的。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民間詞絕大多數都已亡佚了。1900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在敦煌鳴沙山第288石窟（藏經洞）里發現了幾百首抄寫的民間詞，為研究詞曲的發展提供了極其珍貴的資料敦煌曲子詞已整理成集者有：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詞集》，輯詞164首；饒宗頤的《敦煌曲》，輯詞318首；任二北初編《敦煌曲校錄》，兼及《五更轉》等俗曲佛曲，擴大到545首；任二北后又編定《敦煌歌辭集》，擴大到凡入樂者概采錄，計1200余首。但一般論敦煌曲子詞者，仍以具有調名、合乎詞體的為主，即以王重民收集的曲子詞為研究對象，以便與樂府歌辭及其它俗曲歌辭區別開來。就現在發現的敦煌民間詞來看，其內容是相當廣闊的。其中“有邊客游子之呻吟，忠臣義士之壯語，隱君子之怡情悅志；少年學子之熱望與失望，以及佛子之贊頌，醫生之歌訣，莫不入調。其言閨情與花柳者，尚不及半。”（見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敘錄》）其中最突出的是歌頌愛國統一這一內容的作品。如《菩薩蠻》（“敦煌古往出神將”）、《獻忠心》（“生死大唐好”）等。這些詞表達了“安史之亂”以后邊地人民所遭受的苦難以及熱誠盼望國家強盛使大唐帝國再獲統一這一強烈愿望。此外，有的民間詞還反映了商人游子的旅況與艱辛，反映歌兒舞女的戀情生活及對幸福生活的渴望，有的詞還抒發了征夫思婦對不義之戰的厭倦情緒，等等。現存的敦煌曲子詞，不僅題材廣闊，內容豐富，同時在藝術上也保留了民間作品那種質樸與清新的特點，風格也較為多樣。正是這種流傳在下層人民中間的民間詞哺育了文人，促進了文人詞的創作和發展。同時，在敦煌發現的曲子詞里，還保存下一些在現存唐代文人詞中很少見的長調。
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曲子詞中寫得最好、最多的依然是言男女情愛的作品。配合公私宴飲等娛樂場所中流行之燕樂歌唱的曲子詞，必然會受到創作環境、氛圍的影響，表現出一個大概的創作傾向，即多言男女艷情以侑酒助樂。可以想象，在花前月下酒宴歌舞的環境里，唱小曲勸酒助興的妙齡歌女突然高唱“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或者沉重端莊地緩歌“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多么地與周圍的氣氛不協調，一定會大殺風景。這時，如果唱艷曲小調以助酒興，則與氣氛非常和諧。所以，在敦煌曲子詞中，言閨情花柳的雖不及半，但卻是被表現得最為頻繁的。如果將《敦煌曲子詞集》做一次分類歸納，就能發現言閨情花柳的作品占三分之一以上，所占比例最大。市民階層喜歡談論俗艷的話題，敦煌曲子詞從一開始就顯露出來的多言男女艷情相思的創作傾向，便迎合了他們的欣賞口味與審美習慣，這類作品也寫得最為生動活潑，藝術成就最高。試舉二首詞為例：
珠淚紛紛濕羅綺，少年公子負恩多。當初姊妹分明道，莫把真心過于他。子細思量著，淡薄知聞解好么？（《拋球樂》）
天上月，遙望似一團銀。夜久更闌風漸緊，為奴吹散月邊云，照見負心人。（《望江南》）
《拋球樂》是一篇青樓歌妓的“懺悔錄”，寫一女子被玩弄、被拋棄的遭遇以及因此帶來的內心痛苦與事后的追悔。她懊恨自己的真情付出，悔不該不聽從姊妹們當初好意的勸戒，沉摯深切，動人心扉。其感受之真、體味之切、語意之痛，惟有此中人才有這般訴說。《望江南》也是閨中怨歌，想起“負心人”，就抑制不住內心的苦恨。“多情女子負心漢”，是古代民間的一個常見性主題。這首詞構思的新穎別致，增加了抒情的藝術表現力，這就是民歌的風韻。
作為詞的初期形態，敦煌曲子詞也明顯不同于后來成型的歌詞。它的初期形態的特征，吳熊和先生《唐宋詞通論》歸納為六點：有襯字、字數不定、平仄不拘、葉韻不定、詠調名本意者多、曲體曲式豐富多樣。同時在藝術表現上，許多作品還過于俚俗粗糙，往往令人不堪卒讀。曲子詞這顆明珠，還掩埋在沙土之中，需要文人去挖掘、揩拭、磨光。
2、中唐文人詞
詞在民間流傳過程中，它活潑的形式，鮮明的節奏以及豐富多彩的音樂性，不僅為廣大下層人民所喜愛，同時，也必然會引起廣大文人的重視。文人倚聲填詞可能很早。現存最早的文人詞，有人認為是李白的《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和《憶秦娥》（“簫聲咽”）。宋代黃升在《唐宋諸賢絕妙詞選》中認為這兩首詞是“百代詞曲之祖”。但多數人認為這兩首詞是偽作，迄今尚無定論。下這樣一個結論：初、盛唐時期，民間與文人都已經開始了“曲子詞”的創作，這是可以被學術界所接受的。
中唐時期，填詞的文人逐漸多了起來。其中著名的有張志和、韋應物、劉禹錫、白居易等。張志和的《漁歌子》（“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有較大影響。它詞語清麗，描寫生動，很有民歌風味。詞中漁父的形象和情趣，實際上是逃避齷齪官場的隱士，因此，這首詞很被文士所激賞。韋應物的《調笑》（“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草無窮日暮。”）寫西北草原風光，氣象開闊，雄渾如畫，風格遒勁，與當時一般詞風有所不同。白居易和劉禹錫是中唐時期填詞比較多的大詩人。白居易的《憶江南》（“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描繪江南美麗迷人的自然風光，表現了他對祖國河山的熱愛，風格清新明快，流傳甚廣。劉禹錫在洛陽時也以《憶江南》詞調相唱和，并自注云：“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為句。”“依曲拍為句”的提出，總結了唐代配樂填詞的經驗，把詞的寫作自覺地提高到倚聲填詞的新階段。晚唐五代詞的創作之所以有一個大發展也正是中唐時期詞創作經驗積累和“依曲拍為句”這一理論提出的必然結果。
這一時期文人詞的創作，都是向民歌學習的結果。所以，依然保持著民歌風韻天然、明白如話的特征。從初、盛唐到中唐，相對而言，“曲子詞”的創作局面仍然比較沉寂。中唐以來白居易、劉禹錫等人的“依曲拍為句”，響應者寥寥無幾。一方面，這時候唐詩的創作正走向鼎盛，在文壇上獨領風騷；另一方面，從初、盛唐以來盛行的文人士大夫積極用世之意志，與“曲子詞”婉孌低靡的格調還不太協調，一種適宜“曲子詞”生長的社會環境還沒有出現。
3、晚唐五代文人詞
晚唐五代是我國詞史上出現的第一個歌詞創作的高潮。林大椿編輯的《唐五代詞》，收詞1147首；張璋等先生編著的《全唐五代詞》，收錄作品2500余首；曾昭岷等先生編著的《全唐五代詞》，收錄作品2641首（正編1963首、副編678首），其中正編部分五代詞就有689首之多。可以說明唐末五代以來歌詞創作的興盛。
晚唐五代是社會大變亂時期，軍閥割據，戰亂頻仍，廣大中原地區陷于水深火熱之中。然而，另一方面，統治者又過著極其奢侈糜爛的生活。憲宗暴卒之后，帝王的廢立之權掌握在宦官的手中，穆、敬、文、武、宣、懿、僖、昭八帝，都是經宦官擁立而繼帝位的。宦官為了控制帝王和朝政，故意擁立平庸者繼承帝位，并且引導他們嬉戲游樂，縱情享受。唐穆宗就是因為與宦官擊馬球游戲，驚嚇得病去世。其子敬宗在位三年，同樣游戲無度，狎昵群小，最后，因與宦官劉克明、擊球將軍蘇佐明等飲酒，酒酣被弒。生活更加驕奢無度的是唐懿宗，史言“李氏之亡，于茲決矣。”懿宗喜歡音樂宴游，“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余，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懿宗少子繼位，為僖宗，在宦官田令孜的引誘下，于音律、賭博無所不精，又好蹴鞠、斗雞、擊球，他甚至對優伶石野豬說：“朕若應擊球進士舉，須為狀元。”（《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三）
帝王和朝廷的自我放縱，誘導著社會風氣的轉移。從中央到地方，追逐聲色宴飲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行為。同時，隨著唐帝國的沒落，廣大知識分子政治理想幻滅，他們看不到仕途上的前景，這就進一步促使他們退縮到自我生活的狹小圈子中，及時行樂，自我陶醉，以醇酒美女消磨時光。晚唐詩風趨于秾麗凄艷，表現出與晚唐詞近似的藝術風格。與李商隱并稱的著名詩人溫庭筠同時又是香艷“花間詞”的開山鼻祖。這一系列具有時代特征性的審美現象，都與中晚唐以來的社會環境的變更密切相關。也就是說，中晚唐以來驕奢華靡的世風，為“曲子詞”的成熟提供了大好時機，并最終促使詞的委婉言情的文體特征的形成。
五代十國，“你方唱罷我登場”。在這亂哄哄的歷史鬧劇中，各個短命小朝廷的君主大都目光短淺，無政治遠見，在狠斗勇戰之余，只圖聲色感官享受，沉湎于歌舞酒色。后唐莊宗寵幸宮廷伶官，乃至粉墨登場，最后落得身敗名裂的結局。前蜀后主王衍與后蜀后主孟昶，都是歷史上有名的荒淫無恥、昏庸無能的帝王，王衍有《醉妝詞》津津夸耀自己酒色無度的生活，說：“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另外一位在詞的發展史上做出突出貢獻的十國小君主李煜，登基時南唐國勢已日趨衰微，風雨飄搖。李煜不思振作，日夜沉醉于醇酒美女的溫柔鄉中，以聲色自我麻痹。他的詞也透露出一股華麗糜爛的生活氣息，《浣溪沙》說：“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
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遙聞簫鼓奏。”《玉樓春》說：“晚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笙簫吹斷水云間，重按《霓裳》歌遍徹。
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味切。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這些醉生夢死的小帝王已經將他們的文學創作與縱欲生活緊密地連為一體。
五代十國時期世風的華靡浮艷繼續為詞的發展提供最為有利的環境。這個階段，由于地理上分割的原因，逐漸形成兩個詞人創作群體：西蜀花間詞人和南唐詞人。由于西蜀、南唐在當時保持著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經濟生活甚至還呈現出一時的繁榮，這就為詞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西蜀地勢險要，素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稱。與中原廣大地區相比較，局勢相對穩定，較少戰爭禍亂，一大批文人避難西蜀，形成創作群。《花間集》是文學史上最早的詞的總集之一，它是后蜀趙崇祚編成的，成書于廣政三年（公元940），共收18家詞人的500首詞。歐陽炯（五代詞人，先事前蜀，為中書舍人，后事孟知祥，官至宰相，最后降宋）曾為《花間集》作序，曰：“鏤金雕瓊，擬化工而回巧；裁花剪葉，奪春艷以爭鮮。”“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娼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這兩段話充分說明《花間集》選錄作品的特點以及這些作品產生的過程。可見《花間集》中描寫戀情相思與男歡女愛的作品占有相當比重，絕非偶然。當然，集中也還有一些反映當時社會面貌的作品，如孫光憲的《定西番》（“雞祿山前游騎）、毛文錫的《甘州遍》（“秋風緊”）反映了邊塞生活；鹿虔扆的《臨江仙》（“金鎖重門荒苑靜”）反映了亡國的哀痛；李珣《巫山一段云》（“古廟依青嶂”）寫舟子行客的離愁；而《南鄉子》十首則描繪了南國風光，其中寫嶺南生活的作品尤有鮮明特色與獨到之處。
在“花間詞人”當中，影響最大的是溫庭筠和韋莊。
溫庭筠是晚唐著名的詩人和詞人，本不屬“花間”范圍，但卻被后人稱之為“花間”鼻祖。《花間集》選錄他的詞有66首之多。他是中國詞史上第一個大詞人，有獨特的藝術風格。他的詞含蓄委曲，言盡而意不盡。后代對他的詞評價也頗有分歧。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的詞感情比較深隱，意境比較朦朧，不大好懂。如《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鬢云欲度香腮雪。懶起畫娥眉，弄妝梳洗遲。
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又：“水晶簾里玻璃枕，暖香惹夢鴛鴦錦。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 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剪。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便具有這樣的特點，前人的解釋出入很大。溫詞之所以朦朧深隱，這是因為他的詞主要借助于標舉名物和客觀形象的臚列，如前首詞中的“小山”、“鬢云”、“香腮”、“娥眉”、“花鏡”“繡羅襦”“金鷓鴣”等等，而不是靠主觀感情的直接抒發。他的詞畫面密集，跳躍性很強，加之詞語華麗，這就構成了一種深婉隱曲與華美秾艷的藝術風格。當然，溫詞也并非都是朦朧隱曲之作，他也有一些清疏明朗的詞，如《夢江南》：“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萍洲。”但是，代表溫詞風格與特點的卻不是后者，而是前面提到的那些詞。溫庭筠表現在詞中之感受都是感官的，表層次的，僅僅是其享樂生活的一種表現，但其羅列精美名物的做法與所抒寫的閨閣情思，“往往與中國古典詩歌中以女子為託喻之傳統有暗合之處”。這既為后人的多種理解提供了空間，又為詞的發展暗示出一條可供選擇的道路。溫庭筠在詞的發展史上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這主要表現在：一、通過他的創作，擴大了詞的影響，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開始成為新的詩體形式之一；二、開拓了詞的創作道路，形成了婉約詞派，對后世有深遠影響。
韋莊生活于唐末與五代這一變亂時期，他59歲中進士，66歲入蜀，72歲時前蜀王建稱帝，他當了宰相，75歲就死了。韋莊不僅是晚唐著名的詩人，也是五代著名的詞人。在詞史上溫、韋并稱，有人還把他們歸為一派。其實，溫、韋二人的詞是有明顯不同的。韋莊詞的特點是以熱烈的主觀抒情見長，表現出一種率直勁切與清疏淡遠的風格。如《思帝鄉》（“春日游，杏花吹滿頭。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和《女冠子》（“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別君時。忍淚佯低面，含羞半斂眉。”）等。他著名的五首《菩薩蠻》也都具有率直顯露的特點，其二說：“人人盡說江南好，
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 爐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韋莊變溫庭筠代閨中女子婉轉言情而為直抒胸臆，與溫詞的朦朧深隱判然有別。韋莊詞對李煜、蘇軾、辛棄疾有較大影響。
五代詞除西蜀以外，另一創作中心便是南唐。南唐擁有35個州，在當時號稱大國。它憑借長江天險，與中原戰亂保持一段距離。在中原各小國相互征伐的戰亂時期，南唐沒有遭受過戰爭的過多破壞，經濟反而有所發展。在此環境中，君臣宴樂，各有創作，形成南唐詞人創作群。南唐詞人的作品，多數仍然是歌舞宴集環境中的產物。北宋陳世修為馮延巳《陽春集》作序，描述當時的創作環境說：“公以金陵盛時，內外無事，朋僚親舊，或當宴集，多運藻思為樂府新詞，俾歌者倚絲竹而歌之，所以娛賓而遣興也。”在酒宴期間為“娛賓遣興”而創作的歌詞，內容一定是私人化的、享樂化的，格調一定是輕松的，如前面例舉的兩首李煜詞。但是，面對后周的強大，繼之又面對趙宋王朝的興起，南唐國勢傾危，君臣預感到國家必然滅亡的末日一天天臨近，卻又無力自振，心理上有擺脫不了的沉重沒落感。于是他們便在歌舞酒宴之中尋求精神的寄托和暫時的逃避，那種沉重的沒落感也滲透到詞的創作之中，明顯超出了“花間”的范圍。南唐與西蜀的情況有所不同，南唐無人把詞加以整理結集，因此保留下來的作品不多，有影響的只有李璟、馮延巳和李煜等少數幾個詞人。西蜀的詞人，多數是清客文人，而南唐詞的作者卻主要是皇帝和權臣，所以，南唐詞人也就更加關注國家的命運，那怕是潛意識的。
李璟是南唐中主，他在28歲時（943年）繼位登基，在位19年。初期，他還能承乃父余威，擴境拓土，將原來的28個州拓展到35個。但自大保十三年（955）后就不同了，他奉表稱臣于周；中興元年（958）又去帝號，以國為周之附庸。最后的六年，他的處境十分危苦。李璟多才藝，好讀書，身邊聚集著一批文學之臣。可惜他的作品流傳至今的太少，詞只有四首，尤以二首《攤破浣溪沙》著名。其二云：“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無限恨，倚闌干。”將秋日的蕭瑟凋零與閨中的思遠念別聯系起來，感慨無端，蘊涵深沉，王國維稱其“大有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人間詞話》）。
馮延巳曾經是一個身居相位的詞人，但他筆下的詞卻很少有歡樂的歌唱。他的作品往往抑制不住地流露出一種淡淡的哀愁甚至是深情的嘆惋。他善于以清麗的筆墨抒寫時代的悲涼，他應該已意識到國家必將滅亡但又無法擺脫覆亡的悲劇命運。從藝術上看，馮延巳詞既有溫庭筠那種色彩豐富的客觀形象的描繪，同時又有韋莊詞中那種內心情感的直接抒寫。不過，由于他所抒寫的已不僅僅是一己之情的戀歌，而是揉進了家國興亡的慨嘆，所以，他的詞具有更多的綜合性與概括性。如《鵲踏枝》：“誰道閑情拋擲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里朱顏瘦。
河畔青蕪堤上柳，為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后。”可以看出，這樣的詞已與前面的溫庭筠、韋莊有所不同了。這標志著五代詞繼溫、韋之后在意境上和藝術手法上已大大向前跨進了一步，馮延巳對宋代的晏殊、歐陽修等詞人有較大影響。王國維說：“馮正中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人間詞話》）
李煜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是南唐最后一個小皇帝。在李煜嗣位的前一年，趙匡胤已在中原建立了宋政權。李煜在位的15年中繼續執行其父李璟的政策，對宋納貢稱臣，妄圖維持茍安局面。當然，這是必然要破滅的殘夢。宋太祖開寶八年（公元975），宋滅南唐，李煜亡國被俘，在汴京過了三年囚徒生活，后被毒死。李煜早期的詞多描寫耽溺于享樂的宮廷生活，調子是香艷的。其中部分作品已經掩飾不住內心的悲涼與沉重，《清平樂》說：“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
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這些詞的格調與馮延巳近似，帶有一種無可挽回的沒落感。亡國之后，由小皇帝淪為階下囚，安危不能自保，感情陷于極度悲痛之中，調子是悲苦沉痛的。在現實生活中，他要戴上面具應付外部世界，在藝術世界里，他卻是無比地真摯。生活巨變太大，內心的落差也就很大，所體會的痛苦也就極其深沉。當這種個人痛苦與國破家亡的經歷聯系在一起時，就別具一種動人心魄的藝術魅力。所以，李煜后期作品，意境闊大，感慨深沉，力量充沛，具有很強的感染力。舉二首詞為例：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虞美人》）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憑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浪淘沙》）
李煜的詞，風貌天然，能以常人的感情去體驗、觀察和反映他所感受到的生活，故而能引起廣大讀者的共鳴。他的詞，清詞麗句，錦心繡口，用語嫻熟，純凈凝煉，擅長白描手法，不雕琢，不粉飾，恰到好處地反映了詞人的本色。李煜在詞史上有很大影響。雖然，前人認為李煜詞不出婉約的藩籬，但是，他的詞的意境，他那坦率的抒情，他那俊逸神飛、任縱奔放的風格，卻又不是“婉約”二字所能局限得了的。他對后世的影響已不光是婉約詞人，連被稱為豪放詞人的作家，如蘇軾、辛棄疾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李煜的影響。
從溫庭筠到李煜，詞的創作從感情的深隱轉到直接抒寫亡國之痛，詞的內容豐富多彩了，手法也多姿多樣了，藝術上也臻于成熟了。所以，唐五代詞不僅為宋詞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做好了藝術上的準備，同時，也贏得了后世讀者的喜愛和高度評價。
4、北宋文人士大夫詞
兩宋是詞的全盛期。詞之所以獨盛于宋，除唐五代詞為宋詞的發展做好了準備以外，主要是和當時政治穩定，經濟、文化、藝術的全面繁榮聯系在一起的。公元九六○年，趙匡胤代周而崛起，建立了趙宋王朝，結束了自安史之亂以來長達二百余年之久的戰亂與分裂局面，進入了一百七十余年國家統一與政治上相對穩定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經濟發展，都市繁榮，人口增加，市民階層在不斷壯大。北宋都城汴京是當時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的中心，它自然成為“新聲”（即“曲子詞”）創作的總匯之地。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全面記述了當時汴京的繁榮景象，并說：“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宋史·樂志》中也說：“宋初置教坊，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舊曲創新聲，轉加流麗。”上面這些文字，形象地描繪了宋代“新聲”的發展和繁榮過程。
宋王朝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以后，汲取唐代藩鎮割據、臣僚結黨、君權式微的經驗教訓，努力確立君主集權，削弱臣下勢力。宋太祖趙匡胤不愿意通過殺戮功臣、激化矛盾的殘暴手段來達到集權的目的，而是通過一種類似于金帛贖買的緩和手段，換取臣下手中的權力。宋太祖曾與石守信等軍中重要將帥夜宴，勸他們自動解除兵權，“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宋史·石守信傳》）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杯酒釋兵權”故事。所以，趙宋統治者不但不抑制反而鼓勵臣下追逐聲色、宴飲尋樂的奢靡生活。對待文臣，皇帝也采取類似手段，待遇格外優厚。僅就官俸而言，據考證，宋代比漢代增加近十倍，比清代仍高出二到六倍（詳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生活環境的優越，就射得這些文人士大夫有了充裕的追逐聲色享受的經濟實力。與歷代相比，宋人是最公開講究生活享受的。文武大臣家養聲伎，婢妾成群，已經成為社會風氣。甚至在官場中、在上下級之間，也并不避諱。據《邵氏聞見錄》卷八載：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等皆為其屬僚。一日，歐陽修等游嵩山，薄暮時分才回到龍門香山，天已經開始下雪，錢惟演特地送來廚師與歌妓，并傳話說：“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勿遽歸也。”這種享樂的風氣，就是宋詞滋生繁衍的溫床。
為了通過娛樂來消弭被解除兵權的貴族官僚的反抗，主動把五代十國留下來的歌伎樂工集中到汴京，并注意搜求流散在民間的“俗樂”，最高統治者樂此不疲，甚至自制“新聲”。據《宋史·樂志》載：“太宗（趙靈，即趙光義）洞曉音律，前后親制大小曲及因舊制創新聲者三百九十。”又說：“仁宗（趙禎）洞曉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賜教坊。”當時，許多達官顯貴，或流連坊曲，或競蓄聲伎，在宴會及其他場合競相填寫新詞。一時間，君臣上下均以能詞為榮。宋人記載里以能詞而得官爵、以能詞而受賞賜的佳話，比比皆是，廣為流傳。如宋祁因在街上看見宮中車隊內一女子，寫了一首《鷓鴣天》，宋仁宗知道他曾與宮女相遇之事，便有內人之賜（詳見《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三）。又，宋神宗時蔡挺在平涼寫了一首《喜遷鶯》，其中有這樣幾句：“誰念玉關人老。太平也，且歡娛，莫惜金樽傾倒。”神宗（趙頊）讀此詞后，批曰：“玉關人老，朕甚念之。樞管有缺，留以待汝。”不久，調蔡為樞密副使（詳見《揮麈余話》卷一）。又如，《大宋宣和遺事》載，正月十五觀燈時，一民間女子與家人失散，在賜酒時，她把金杯揣在懷里，被衛士發現，逮至御前。她即席填《鷓鴣天》詞一首，說明竊杯的原委：“天漸曉，感皇恩，傳宣賜酒臉生春。歸家只恐公婆責，乞賜金杯作照憑。”這位女子當場得到金杯的賞賜。這說明，詞，這一新興的詩體形式，已經普及到一般婦女群眾中去了。
此外，有些詞人還因有名篇佳句傳名而成為詞林佳話。如宋祁因《玉樓春》中有“紅杏枝頭春意鬧”而被稱為“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張先因在三首不同的詞里分別用過“影”字而被人稱為“張三影郎中”；秦觀因《滿庭芳》中有“山抹微云”而被稱為“山抹微云秦學士”；賀鑄在《青玉案》中有“梅子黃時雨”而被人稱為“賀梅子”。這些都說明，詞，在當時是如何深受士子平民的喜愛和重視。宋詞的創作比起唐五代來已有更大的群眾性。如果沒有這樣的大普及，沒有這樣廣泛的群眾性，詞的繁榮便不會出現。
當然，宋詞的發展和繁榮是有個過程的。它的發展、繁榮和宋代的政治、歷史、時代風尚、思想感情以及美學情趣的變化密切相關，并由此而形成不同時期的不同特點。
就北宋詞發展過程來看，依據創作模式的轉移與詞風的嬗變，大體可以分為四個創作時期。即：晏歐詞風盛行的小令繁榮期；柳永詞風崛起的慢詞興起期；蘇軾詞風嶄露頭角的豪放詞創制期；清真詞風風靡一時的詞律規范期。經過這四個階段詞體、詞風、詞品的演進，歌詞的諸多令慢近引長短形式、婉轉或奔放的創作風格、美人江山等豐富多樣的題材內容，已經大致具備。這就為南宋詞的創作高峰期的到來，做好了充分的準備。然而，這種劃分方法并不是絕對的，而是就一個時期的主要創作特點（不管是內容方面，還是形式方面）而言的，其中有許多相互交錯的復雜情況，并不是短短幾個字可以完全概括得了的。此外，還有別具一格的李清照創作，不是那一種創作傾向可以簡單歸納得了。
下面就準備按照上述四個階段對北宋詞的發展過程和重要作家作品進行必要的分析和闡述，以梳理和描繪出北宋詞史發展的基本軌跡和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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