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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李清照及北宋后期其他詞人


  在兩宋時期,李清照是獨一無二的。她卓然于諸大家之外,自成一體。后人無法將之歸屬于某一群體或流派,她那獨立不羈的個性和藝術風格,新人耳目。所以,這里單獨設章節,討論李清照的前期歌詞創作。

  李清照的創作成就,毫不遜色于任何一位男性詞人。宋代文人對李清照就已經拳拳服膺。王灼說:“若本朝婦人,(李清照)當推文采第一。”(《碧雞漫志》卷二)朱彧說:“本朝女婦之有文者,李易安為首稱。”(《萍洲可談》卷中)歷代眾多心高氣傲的文人墨客更是傾倒于她的卓越才華。“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前此太白,故稱詞家三李。”(王又華《古今詞論》引沈去矜詞論)將李清照與后主李煜、詩人李白相提并論,推崇至極,無以復加。清代執文壇牛耳者王士禎,也自豪地說:“張南湖論詞派有二:一曰婉約,一曰豪放。仆謂婉約以易安為宗,豪放惟幼安稱首,皆吾濟南人,難乎為繼矣。”李清照儼然為婉約詞的宗派大師。其他贊美之辭,比比皆是。“易安在宋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黃九之下。詞無一首不工,其煉處可奪夢窗之席,其麗處直參《片玉》之班。蓋不徒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須眉。”(李調元《雨村詞話》卷三)“李易安詞風神氣格,冠絕一時,直欲與白石老仙相鼓吹。婦人能詞者,代有其人,未有如易安之空絕前后者。”(陳廷焯《云韶集·詞壇叢話》)“易安跌宕昭彰,氣調極類少游,刻摯且兼山谷。篇章惜少,不過窺豹一斑。閨房之秀,固文士之豪也。才鋒大露,被謗殆亦因此。自明以來,墮情者醉其芳馨,飛想者賞其神駿。”(沈曾植《菌閣瑣談》)李清照以其天才的文學創作、無窮的藝術魅力,確立了自己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王僧保作《論詞絕句》總結說:“易安才調美無倫,百代才人拜后塵。比似禪宗參實意,文殊女子定中身。”(《古今詞辨》)

第一節 李清照的個性與成因

  宋代出現如此一位杰出的女作家,有其一定的必然性。與唐人比較,唐代也有許多女詩人,卻沒有一流的作家。佼佼者如薛濤,充其量也不過是二三流詩人。宋代則出現了李清照這樣的超一流的女詞人。究其實質,這首先與詞的文體特征有關。宋詞具有濃厚的女性文學之特征,詞之柔婉低約的審美特征,就與古代女子的群體性格相互吻合。唐末五代北宋時期,大量的男性詞人代女子“作閨音”,以女性口吻抒情達意。而且,男性詞人越具女性氣質,歌詞就寫得越出色,如秦觀、晏幾道等等。但是,這畢竟隔了一層,有隔靴搔癢之遺憾。李清照以一女子,知音識律,用詞抒寫女性心靈,當然是得心應手。這就決定了歌詞這種文體應該產生一位超一流的女作家,李清照于其間應運而生。

  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宋代又何以只產生李清照這樣一位杰出的女性作家呢?這就與李清照獨特的家庭出身、生活經歷、以及因此形成的個性特征密切相關。文體的適應與個性的突出兩方面結合,造就了宋代一位卓越的女性作家。

  一、李清照的生平

  李清照(1084-1151?),自號易安居士,濟南(今山東濟南市)人。李清照出生于書香門第。父親李格非,字文叔,是當時著名的學者,“以文章受知于蘇軾”,繼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等“蘇門四學士”之后,與廖正一、李禧、董榮等名列“蘇門后四學士”,《宋史》為其立傳。李格非的文學創作,受到人們相當高的推崇。南宋韓淲《澗泉日記》卷下轉引他人評價說:“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司馬遷)之后,一人而已。”雖為過譽之辭,但能說明宋人對其文章的推崇備至。《宋史·李格非傳》的評價比較平實,說:“格非苦心工于詞章,陵轢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 李清照的母親王氏,則是仁宗朝重臣狀元王拱臣的孫女①,同樣出身名門,有著極高的文學修養,《宋史·李格非傳》稱其“亦善文”。父母雙方的家學淵源,為李清照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蘊,繆鉞先生因此稱“易安承父母兩系之遺傳,靈襟秀氣,超越恒流。”(《詩詞散論·論李易安詞》)

  李清照大約出生于家鄉濟南章丘②,童年時代隨父居住在都城汴京。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18歲的李清照與21歲的趙明誠結為伉儷。趙明誠是宰相趙挺之之子,以父蔭,歷任州郡地方官,是著名金石收藏家。婚后,夫妻伉儷情深。兩人之間有相聚的甜蜜,有別離的思念。婚后第二年,即徽宗崇寧元年(1102),政壇上的風云動蕩再次波及到她的家庭。這一年,徽宗受蔡京的鼓惑,決意繼承父親神宗、兄長哲宗的變法遺愿,再度全面推行新法。崇寧者,追崇熙寧之意也。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被打入“元祐黨人”之列,趕出了京師。李清照第一次經歷了生活的風波打擊。崇寧二年(1103),趙明誠結束太學求學生活,出仕為官。夫妻兩人有了自己的經濟收入,生活變得滋潤自得。

  大觀元年(1107)七月,趙挺之死后被罷免官職。李清照經歷了再一次的生活風波打擊。在政敵蔡京的指使下,朝廷大興刑獄,因父喪去官的趙明誠兄弟鋃鐺入獄。所幸的是這場暴風疾雨很快就過去了。趙挺之的三個兒子一齊被罷免官職,趕回老家閑居。李清照陪伴著趙明誠,婚后第一次回到山東青州居住。這一次回青州,李清照與趙明誠夫妻共同鄉居了十年時間。政和元年(1111)初,趙挺之夫人郭氏奏請朝廷恢復其已故丈夫被罷落的觀文殿大學士之職,徽宗詔令同意。趙挺之的三個兒子,應該就是在這一年陸續恢復官職,再度跨入官場。大約在政和七年(1107)前后,趙明誠再度離家,開始了新的一輪仕途奔波生活。直到宣和三年(1121),才出任萊州郡守。這時候,趙明誠已經有能力將李清照從青州接出,到任所團聚。這一年的秋天,李清照離開居住了十幾年之久的青州,風塵仆仆,前去與趙明誠相聚。依據宋代官員三年一任的慣例,趙明誠結束萊州任期后,應該是宣和六年(1124)轉守淄州(今屬山東淄博)。

  趙明誠在淄州任所,迎來了北宋動蕩乃至滅亡的最后一場大災難。靖康年間,金滅北宋,44歲的李清照舉家南渡。兩年之后,趙明誠在赴任湖州途中中暑病故。在顛沛流離之中,夫妻一生辛勤收集的金石文物損失殆盡,李清照在孤苦無依的生活中結束了作為詞人的一生。

  以上所述,詳于北宋,略于南宋。李清照南渡之后的作為,《南宋詞史》還將繼續涉及。

  二、李清照的個性及其成因

  作為一位一流的藝術大師,必須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方能塑造出“這一個”,形成與眾不同的風格。中國古代的女性與男性相比,更多地受到封建禮教的束縛,她們沒有讀萬卷書的必要,沒有行萬里路的機會,只能靜守閨中,老死牖下。“婦人專以柔順為德,不以強辨為美也。”(司馬光《家范》卷八)相比之下,古代女子更缺乏個性特征。所以,中國古代不乏女性作家,卻多數是二三流的,只有李清照能夠卓立于眾女子之上。從李清照的一生所作所為來考察,她是一位個性鮮明、超越塵俗的女性,是一位別開生面的獨創性作家。李清照能夠卓立于眾多女性之上,在中國歷史上留下光輝的篇章,這與她始終真率地面對自己的生活,保持爽直、自由、不羈的個性密切相關。這種個性特征表現于文學創作,成為李清照躋身于一流作家行列的重要原因。

  個性是一種“具有意識性”的構成物,“是由個體的活動參加于其中的客觀社會關系系統的運動而產生的。”在這種“客觀社會關系系統”中,個體通過社會活動或教育等等習染而形成個性。一個人的童年、少年、青年之成長期,同樣是個性逐漸形成、最后定型的時期。個性一經形成,其內質則很難改變,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探索李清照個性之成因,必須把目光回溯到她早年的生活及其環境。

  首先李清照有著良好的早期教育和寬松自由的家庭環境。李清照自幼便生活在一個學術空氣與文學藝術空氣都十分濃厚的家庭環境里,耳濡目染,李清照早年便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為后來的文學創作打下堅實的基礎。少女時代的李清照便顯露出與眾不同的藝術才華。她精通音樂,而且,還擅長書法、繪畫,她的作品,明清之際還較多地見諸記載。當然,李清照最為擅長的還是文學創作,《碧雞漫志》卷二稱李清照“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瞻,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才華橫溢的李清照,在少女時代便顯示出與眾不同的文學天賦,也在這一階段逐步形成了卓爾不群的個性。

  歷代士大夫家庭不乏聰慧的才女,卻很少能象李清照那樣脫穎而出。這里更關鍵的原因是李清照生活在一個寬松開明的家庭環境之中,天真少女之身心都得到相對自由的發展,率真的心靈較少受到扭曲。這與其父李格非的學術淵源有關。李格非為蘇門“后四學士”之一,其仕途沉浮與蘇軾休戚相關,流傳至今的《洛陽名園記》,頗有縱橫家的議論氣概,與蘇軾文風一脈相傳。可見,李格非的學術思想、人生態度都深受蘇軾的影響。蘇軾所論,崇尚真情與個性,鄙視程頤等理學家所倡導的“滅私欲則天理明”等違背人之本性的倫理規范。蘇軾尤其反對將人的本性與欲望割裂,他說:“人生而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也,可乎?”蘇軾所說,順應人的自然真性,個人的語言行為乃至人格都可能得到比較健全的發展。因此,蘇門師生的文學創作,較多地流露出創作主體的真情本性,經常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少有現實或世俗的顧忌。道貌岸然的理學家們對此深惡痛絕,蘇軾的政敵也多以此為口實,攻擊蘇門師友。例如,元祐三年(1088),后來成為李清照公公的趙挺之攻擊黃庭堅“恣行淫穢,無所顧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十一);元祐六年(1091),楊康國攻擊蘇轍“所為美麗浮侈,艷歌小詞”,蘇軾尤過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五十五)。這與南宋人士對李清照創作的指責,如出一轍。李格非置身于蘇門這樣一個相對自由通脫的學術環境之中,思想意識與行為方式深受影響。表現于家庭管理與子女教育方面,李格非并不輕視或束縛女性,任隨李清照自由發展身心,為李清照的成長提供了一個寬松的家庭環境。

  李清照有《如夢令》詞,描述自己少女時代的生活,是最好的文獻資料。詞云:

  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這里的“溪亭”、“藕花”、“鷗鷺”都是泛指,是李清照某次出游時的所見所聞。這時,李清照應該已經來到汴京父親的身邊,歌詞所寫的是汴京周圍某處的景色。這首詞記載了李清照自在浪漫的閨中少女生活。詞寫自己由于醉酒貪玩而高興忘歸,最后誤入“藕花深處”。由于不期而來的劃船趕路少女,卻把已經棲息下來的“一灘鷗鷺”嚇得四下飛起。小詞的筆調極其輕松、歡快、活躍,語言樸素、自然、流暢。令人詫異的是一位大家閨秀,居然可以外出盡興游玩到天色昏黑,而且喝得酩酊大醉,以致“不辨歸路”,“誤入藕花深處”。迷路之后,沒有迷途的驚慌,沒有歸家惟恐父母責怪的懼怕,反而又興致勃勃地發現了“鷗鷺”驚起后的另一幅色彩鮮明、生機昂然的畫面,歡樂的氣氛洋溢始終。這樣自由放縱的生活對少女李清照來說顯然并不陌生,也是充分地獲得父母家長許可的。否則,只要一次嚴厲的責罵,美好的經歷就可能化作痛苦的記憶。這首詞顯示出少女李清照的任性、真率、大膽和對自然風光的喜愛,這樣的作為及個性與李格非自由的家教、家庭環境的寬松密切相關。

  與李清照同時代的袁采記載說:“司馬溫公(光)居家雜儀,令仆子非有緊急修葺,不得入門中。婦女婢妾無故不得出中門,只令鈴下小童通傳內外。”(《袁氏世范》卷下)如果李格非也象司馬光一樣,甚至象《牡丹亭》中陳腐不通的杜寶,不允許女兒到自家花園游玩,李清照當然就沒有上述的機會和情趣了。即使當今社會,許多父母對未成年女兒的牽腸掛肚之管束,也要比李格非嚴厲,更多一些規范和戒條。遙想一千多年前,古人有如此通達開明的態度,真是令人欽佩。李清照自主、自強、自信的品格在這樣的環境中緩慢形成。成年之后,李清照始終不肯“隨人作計”的獨立性格,對愛情的大膽率真追求與表達,就根植于早年這樣的家庭環境與教育。

  其次,李清照的第一次婚姻生活美滿、幸福。古人通常早婚,結婚時往往性格還沒有最后定型。作為一位18歲的少女,李清照結婚時性格不能說是完全成熟了。婚姻,對于任何時代的女子來說,都是生活環境的巨大改變,是人生旅程的一大轉折。她們不得不結束有父母可以依傍、可以撒嬌的天真爛漫的少女生活,承擔起一定的家庭義務與責任,要以新的角色身份去面對陌生的公婆與丈夫。這種巨大的轉變和陌生的身份,對一位位稚嫩的少女來說,往往是前期的心理與經驗準備不夠,而顯得突兀。尤其是對古代女子而言,婚姻,意味著在重重的束縛之外,又增加一條“夫權”的鎖鏈,許多家庭因此埋下悲劇的禍根。這在封建社會是司空見慣的。婚姻狀況,對女子個性的最后成型,影響至深。古代封建社會青年男女婚姻,全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對彼此陌生的男女青年驟然間被組合到一起,成立一個新的家庭,相互之間在興趣、性格、愛好、文化修養等諸多方面經常存在著巨大反差,夫妻之間很少有恩愛可言。古代女子更多的是“所嫁非偶”,婚姻就是青春生活的墳墓。在婚后凄風苦雨的煎熬中,許多女子被漸漸消磨去才氣與個性,憔悴枯萎,在凄涼無告中默默離去。宋代另一位著名的女詞人朱淑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朱淑真的才華與創作成績在宋代女作家中僅次于李清照。她“早歲不幸,父母失審,不能擇伉儷”,所嫁非人,只能在斷腸悲苦中吟詠自己的余生。沒有這一段婚姻的不幸經歷與非人折磨,朱淑真的創作成績或許不在李清照之下。因此,李清照有了自己稱心的丈夫,滿意的婚姻,李清照確實是幸運的。

  從李清照與趙明誠后來對待婚姻生活的態度來看,兩人都是感情比較投入、比較真誠的。他們都具有率真的個性、對美好事物執著追求的純情。他們的結合,是這種個性與純情在現實社會中所得到的某種體現。兩人真是十分的幸運。他們的婚姻,從整體格局上沒有擺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模式,但是,兩人在婚前有了一定程度的互相了解,乃至彼此產生傾慕之情,這為他們的婚姻奠定了良好的感情基礎。這在男女隔絕的封建社會里就顯得非常難能可貴。中國古代封建社會里那種一見鐘情、生死相戀、白頭偕老、海枯石爛永不變心的催人淚下的愛情故事,只能到戲曲、小說中去尋找,只存在于文人的幻想世界之中,現實人生則要平淡實際得許多。而李清照與趙明誠這樣一些朦朧的婚前感情交往,就是那個平淡實際的現實社會里的一束束火花,是平淡中的驚奇。李清照與趙明誠的婚姻,雖然不如戲曲、小說中的故事來得離奇,卻完全可以套用一句老話:“有情人終成眷屬”。

  李、趙二人情趣十分相投,婚后生活美滿。他們節衣縮食,共同收集金石古玩,校勘題簽,以讀書為娛樂。夫妻詩詞唱和,堪稱神仙眷侶。崇寧初,李格非入“元祐黨籍”,政治上遭受迫害打擊,趙挺之則附和蔡京新黨,成為朝廷新貴。在這一場政治風波中,李清照與趙明誠的政治傾向也完全相同,一起站在“元祐黨人”的一邊。李清照向趙挺之進言說:“炙手可熱心可寒”、“何況人間父子情”。趙明誠政治態度同樣明朗。陳師道《與魯直書》說:“正夫有幼子明誠,頗好文義。每遇蘇、黃詩,雖半簡數字必錄藏,以此失好于父。”(《后山居士集》卷十四)李清照作于晚年的《金石錄后序》,以大量的篇幅回憶與趙明誠情投意合的恩愛生活,夫妻深情,款款流露。

  相對美滿、幸福的婚姻生活,為李清照的個性持續發展提供了又一種良好的氛圍環境。李清照對生活更加充滿信心,其自主、自強、自信的性格最后定型。終其一生,這種性格品質沒有改變。

  三、自強自信個性的表現

  雖然李清照幸運地獲得了父母之愛和丈夫之愛,但她仍然無法擺脫那個窒息女子才華的社會給她帶來的無形壓力。李清照從來都是以強烈的自信與之做不屈的抗爭。她的《漁家傲》最能說明這種個性特征,詞云:

  天接云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仿佛夢魂歸帝所,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 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謾有驚人句。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李清照通過寫夢游太虛、謁見天帝來抒寫現實中的內心苦悶,并表露出自我的倔強追求。今夜的夢境是奇特的,天空中彌漫著云濤與曉霧,變成了云霧蒙蒙的朦朧世界。在恍惚之中,詞人已經置身于天上銀河如此一個虛無飄渺的神話世界里,迷蒙的銀河中閃爍的群星如同掛滿蓬帆的航船,點點片片飛舞。詞人的夢魂似乎就是乘此“星帆”進入天帝的居所,受到天帝的熱情接待。天帝的殷勤問語,表明詞人是天上“謫仙”似的人物,是天之驕子。事實上,這還是李清照自信、自強個性的流露。李清照自視甚高,人稱李白為“謫仙”,李清照就是以此自擬。“歸何處”的問語,又流露出李清照在現實世界中的迷惘彷徨。今夜星河彌漫的濃濃云霧,似乎又成為現實世界的一種投影。現實人生路途漫漫,暮色沉沉,云霧重重。李清照在龐大的現實陰影下奮力地掙扎,但世乏知音,“學詩謾有驚人句”,孤獨寂寞感油然而生。這是脫落了少女、少婦時代的天真無邪、單純幼稚之后的人生感受,其中凝聚著詞人豐富的人生閱歷,充滿著現實生活中頻遭挫折的悲劇感。倔強的李清照并不甘心在這種寂苦中沉默,而是依恃天帝的鼓勵,如鯤鵬展翅,欲乘風高飛遠舉,奔向理想中的“三山”仙境。李白說:“大鵬一日同風起,摶搖直上九萬里。”(《上李邕》)李清照就是有李白那樣開闊的胸襟、強烈的自信,以及卓然于世俗之上的優越感。后人以李清照比擬李白,兩者之間在個性方面也有極其相似的地方。夢境中的天帝,其實就是李清照自強不息的個性,支撐著她永不向命運之神低頭。南渡之后的李清照,國破家亡,丈夫去世,孤獨一身,晚景凄涼。又受到再婚與離婚的打擊,頻頻遭受世人冷眼,心境趨于灰冷。再也沒有“九萬里風鵬正舉”的豪情和自信。所以,這首詞也不可能作于南渡之后。

  李清照這種自強自信的個性,與“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規范相違背,李清照與現實觀念、周圍社會的碰撞、沖突也就不可避免,在在現實生活中表現為種種叛逆的方式。簡單梳理,大約有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李清照敢于作詩譏刺公公趙挺之,以下犯上。崇寧元年定“元祐黨籍”,趙挺之時官尚書左丞,為朝廷執政之一,乃當朝新貴。李清照詩“炙手可熱心可寒”,化用杜甫《麗人行》“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以楊國忠比擬趙挺之,官職身份相當。楊國忠是歷史上遭人唾棄的禍國奸臣,應該為導致唐朝由盛轉衰的“安史之亂”負相當的責任。李清照的大膽比擬,完全無視上下尊卑的家庭等級觀念,其大義滅親的勇氣,令人瞠目。袁采《袁氏世范》卷上說:“有小姑者,獨不為舅姑所喜,此固舅姑之愛偏。然為兒婦者,要當一意承順,則尊長久而自悟。或父或舅姑終于不察,則為子為婦,無可奈何。加敬之外,任之而已。”李清照所為與之公然相背。

  第二,李清照始終關切國事,不愿默守閨中。上詩趙挺之,是對徽宗年間的政壇發表意見。南渡以后,面對淪陷的北方家鄉,李清照更是難以抑制內心的憂憤。她以沉痛悲憤的心情寫下了“南來尚覺吳江冷,北狩應知易水寒”的詩句。對小朝廷君臣的軟弱恐懼、屈辱退讓,李清照憤恨滿腔,她以典故譏諷說:“南渡衣冠欠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同時,她以歷史英雄人物鼓舞時人斗志,《烏江》說:“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朱熹批評說:“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正是立足于性別歧視的立場,不滿李清照的鋒芒畢露,恰好從相反的角度突出了李清照的叛逆性格。

  第三,李清照在《詞論》中敢于批評男人世界中之名流。宋代重文輕武,許多著名文人兼為朝廷重臣,譽滿國中,如晏殊、歐陽修、蘇軾等。李清照則從不隨眾,她以“知音”的身份,冷靜分析詞壇名家的創作,一一指出他們的疵病之所在,筆鋒涉及蘇軾、秦觀、黃庭堅、王安石等16位詞人,其中許多是父執長輩。

  第四,李清照晚年的再嫁與離異。李清照在紹興二年(1132)夏再嫁張汝舟,婚后便發現“以桑榆之晚節,配茲駔儈之下才”的錯誤,毅然訟張汝舟妄增舉數入官,與之離異。李清照再嫁至離異,為時不過百日。這一段史實,有李清照的自述,史籍中也言之鑿鑿。后人曲為之辯,否認李清照再嫁的事實,都沒有令人信服的確證。另外許多學者也列舉大量宋人再嫁的實例,以為李清照再嫁的旁證,具有相當說服力。然而,北宋自司馬光便倡導“忠臣不事二主,貞女不事二夫”(《家范》卷八),至程頤甚至說“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要求寡婦守節的呼聲越來越高,倫理規范也越來越不通人性,越來越嚴厲。北宋中葉以后,士大夫家婦女少有再嫁者。唐代公主再嫁者28人,宋代除宋初的秦國公主以外,以后公主八十余人沒有再嫁者。李清照在這種社會風俗的轉變之中,再適張汝舟,繼而訟夫離異,舉止確實驚世駭俗,故后代學者對此屢生疑問。但是,這種行為方式,恰恰與李清照的個性相一致。

  第五,文學創作獨辟蹊徑,敢于流露真感情,將內心世界坦陳在作品之中,自成一家。李清照真率地描寫自己少女時期歡快的生活和對愛情的朦朧向往,尤其是婚后毫不遮掩地將對丈夫的愛戀、思念之情傾訴于筆端,招致“自古搢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藉也”(《碧雞漫志》卷二)的斥責。無論是對李清照持推崇或貶斥態度的評論家,都異口同聲地肯定李清照詞“往往出人意表”(宋彧《萍洲可談》卷中),“創意出奇如此”(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二),“獨辟門徑”(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二)等等。李清照文學創作之巨大成功,相當大程度上得力于她“無顧藉”的個性。如果李清照稍稍墮入“溫良恭儉讓”的魔道,文學史上必將少一位光彩耀人的女作家。

  李清照在她的那個時代是獨一無二的。陸游《夫人孫氏墓志銘》載云:“夫人幼有淑質。故趙建康明誠之配李氏,以文辭名家,欲以其學傳夫人。時夫人始十余歲,謝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渭南文集》卷三十五)一位女童竟受封建禮教毒害如此之深。李清照的前前后后,有多少才華橫溢的女子,在封建禮教的扼殺之下個性泯滅,被默默吞噬。只有倔強自信的李清照留芳青史,李清照是幸運的。

 

①關于李清照母親王氏的出身,有多種說法:《宋史·李格非傳》稱其是"王拱臣孫女";莊綽《雞肋編》卷中則稱李格非為岐國公王珪之父王準的"孫婿",似乎李清照的母親是岐國公王珪之父王準的孫女。王仲聞先生《李清照集校注·附錄·李清照事跡編年》辨析說:"莊綽與清照同時,且所云秦檜與孟忠厚為僚婿,與史實合,疑莊綽所言為是。"當代學者大都認可王仲聞先生之辨析。陳祖美先生的《李清照評傳》也采用王仲聞先生之說,認為李清照母親更可能是當時宰相王珪的侄女。然陳祖美先生近期又撰文,依據李清臣《王珪神道碑》所言"……女,長適鄆州教授李格非,早?quot;之說,斷定:"王準孫女是他(李格非)的前妻,前妻早卒后,又娶王拱臣孫女為繼室。"于是,史料文獻中的兩種矛盾記載,便可得到合理的解釋。應該說,這是根據史料做出的更具說服力的判斷。不過,陳祖美先生又推斷:李格非在前妻去世后,曾鰥居七八年之久,李清照為前妻所生,出生后不久母親即去世,父親在京師為官,李清照一直寄養在原籍,與今天唯一見諸記載的小弟李迒乃異母姊弟,"大約是在16歲的花季,來到父親和繼母所在的汴京'有竹堂'。"(《對李清照身世的再認識》,《文史知識》1998年第10期)這樣的推斷,有兩點可疑之處:其一,李格非曾鰥居七八年之說沒有任何史料證據。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男子早年喪偶,續弦就成為頭等大事,這里不僅僅是一個人倫的問題,而且還涉及到生殖養育、廣大門庭的封建孝道。所以,以常情常理推測,李格非長期過著鰥夫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其二,李清照如果早年喪母,父親又不在身旁,孤苦伶仃地寄居在原籍,一直到16歲,怎么在李清照早年的詩詞里一點也讀不出"林黛玉式"的身世孤苦、凄涼,有的只是少女的浪漫、歡快。因此,我認為"李格非先娶王準孫女,早卒,再娶王拱臣孫女"之說成立。然前妻早卒,不曾生育,李格非喪偶不久后當再娶,李清照與李迒都是李格非續弦王氏所生,李清照早年是幸福地生活在父母身邊的。

②李清照出生于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這正是李格非奉調回京的前一年。宋代下層官員,俸祿低微,有時甚至連保證基本生活都有一定困難。有縣尉曾題詩自嘲說:"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做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童仆豈免遭饑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夢。"(《墨客揮犀》卷二)而且,宋代一任官員考評升遷期間,一般都有進京述職或等待新任命的空閑時間,他們往往利用這段空閑時間回家探親。很難想象此時俸祿微薄的李格非會拖著產后不久的妻子與尚在襁褓之中的幼女旅途奔波。合理的解釋應該是李格非在京師生活安定之后,才將她們母女接回一起居住。此前,李清照與她的母親一直生活在濟南家鄉,李清照也應當出生在家鄉--濟南章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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