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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御用詞人與北宋后期的俗詞創作
大晟詞人是宋徽宗時期御用文人的代表，此外，還有曹組、王安中等等，形成宮廷詞人創作圈。如前所言，這些詞人創作中以雅相尚，大致樹立起一個風雅詞的創作傳統。然而，御用文人的創作又是復雜的，他們的審美趣味是隨著徽宗的口味而變化。徽宗作為一國之君，是正統、倫理道德的化身，他必須倡導雅正。況且，對雅詞他也是有所嗜好的。作為一個享樂的個體，徽宗生活奢靡荒淫，他同時又嗜好俚俗謔浪的格調。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場合，徽宗表現出不同的嗜好。于是，御用詞人的創作也就呈現出兩種趨向：在創作雅詞的同時，不避聲色與俚俗。這股俗詞創作的風氣影響了北宋后期的整個詞壇，俗詞創作蓬勃發展，形成空前絕后的盛況，是北宋俚俗詞創作的黃金時段。由于徽宗年間同時存在著強勁的“風雅詞”之創作傾向，而且，這種創作傾向得南宋詞人大聲弘揚，南宋朝野又普遍抵制徽宗年間蔚為壯觀的俗詞創作，所以，北宋末年這種俗詞創作現象始終沒有引起詞論家的重視，成為詞史研究中的一個空白點。
一、徽宗的喜好與世風的轉移
宋徽宗從本質上講是一位耽于聲色之樂的紈绔子弟。他在位26年，盡情享樂，奢侈糜爛。作為帝王，他既無治國方略，昏庸無能；又好大喜功，愚昧自負，最終導致北宋政權的崩潰。徽宗所為，一改北宋歷朝帝王的規制，同時帶動世風的轉變。
徽宗年間的社會財富之積累，達到令人羨慕的程度，朝野呈現出繁華似錦的虛象。北宋自太祖開國，至徽宗朝已涵養生息一百五十余年。雖然北宋社會內有“冗官”、“冗兵”之積弊，外有遼、夏“歲幣”之支出，但是，社會經濟仍在不斷向前發展。真宗景德二年（1005）十二月，宋、遼“澶淵之盟”訂立，此后，北宋內外一直沒有較大的戰爭騷擾破壞。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中，人口迅速增長，“以史傳考之，則古今戶口之盛，無如崇寧、大觀之間。”（《文獻通考》卷十一《戶口》）國庫也日益充裕。朝廷在元豐、元祐庫的基礎上，增設了崇寧、大觀、宣和等庫。當時僅京師一地，就有府庫92座。金人攻陷汴京，遣使檢視內藏府庫，共74座，“金銀、錦綺、寶貨，積累一百七十年，皆充滿盈溢。”金人“役禁軍搬三日不絕。”（皆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一）都市經濟的繁榮，更是盛況空前，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概言崇寧年間京師的富麗昌盛：
輦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歌舞，班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霄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于天街，寶馬爭馳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游；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為孟元老的敘述作了形象的注釋。這一幅幅生動具體的歷史長畫卷，再現了汴京都市風采。
徽宗即位之前，北宋皇帝對生活之享受大致采取雙重政策與態度。北宋初年，太祖“杯酒釋兵權”，勸石守信等臣下“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宋史》卷二百五十《石守信傳》）因此，北宋君主并不限制臣僚的生活享樂。這是君主控制臣下的一種手段，以此化解上下矛盾。北宋多數帝王自身的生活則相對簡樸，以保持勵精圖強的形象，維持國計民生，平衡財政收支。周煇《清波雜志》卷一載：宰臣呂大防等對哲宗解說祖宗法：“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家法最善。”其中之一乃“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而且，“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至太平者。”宋人史書、筆記多言北宋諸帝儉樸之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載：太祖“躬履儉約，常衣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設青布緣葦簾，宮闈帟幕無文采之飾。”卷二十四載：太宗“未嘗御新衣，蓋浣濯頻所致耳。”“蓋念機杼之勞苦，欲示敦樸，為天下先也。”卷一百九十八載：仁宗“所御幄帟、裀褥皆質素暗敝，久而不易。”《燕翼詒謀錄》卷二載：真宗一再下詔，要求“宮院、苑囿等，止用丹白裝飾，不得用五彩。”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四亦言仁宗“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盂子，素瓷盞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袘，色已故暗。”等等。北宋帝王一般都能遵循“祖宗家法”，以身作則，抑制社會享樂風氣的過度蔓延。
徽宗的作為恰恰與此相反。北宋后期社會財富的積累和繁華的虛象，給統治者的縱情聲色提供了充分的物質基礎和口實。在一片升平歌舞、阿諛奉承聲中，統治者失去了理智，文恬武嬉，朝野對日趨惡化的內外矛盾和危機很少覺察。徽宗年間，正色立朝、直言進諫之士，都被遠遠排斥出朝廷。徽宗聽不到一點不同意見，臣僚奏章中充斥著諛頌之辭，社會的繁華虛象也仿佛在證實著“圣王”業績。因此，徽宗自我感覺十分良好，毫無愧色地認定自己可以追跡堯舜，治下乃太平盛世，國力異常強大。出現在這一時期文人詩詞中最為頻繁的詞語就是“太平”、“升平”，如“歌太平睿藻”（萬俟詠《雪明鳷鵲夜慢》）、“歲熙熙、且醉太平”（曹組《聲聲慢》）、“升平歌管趁飛觴”（王安中《鷓鴣天》）等等。于是，君臣生活奢靡，揮霍無度，放縱享樂。蔡京等奸佞也以享樂為手段，誘導徽宗不理朝政，沉湎于聲色歌舞。宋太祖用來控制群臣的手段，被蔡京反過來用以控制徽宗。《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六載：
崇年元年七月，以蔡京為右仆射。時四方承平，帑庾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蓄，大抵掃地矣。上嘗出玉盞、玉卮以示輔臣，曰：“朕此器久已就，深懼人言，故未用耳。”京曰：“事茍當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何足道哉！”
徽宗初始也不敢任性所為，經蔡京等奸佞慫恿、鼓勵，且曲為之解說，才日益放肆享受。蔡京說：“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竹石，乃人之棄物。”（《續資治通鑒》卷九十二）蔡京子蔡攸也說：“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可徒自勞苦。”（同上，卷九十三）這些言論深得徽宗歡心。于是，徽宗不以國家為己任，而是以四海天下供奉一己之享受。崇寧元年（1102）三月，命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諸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之工，曲盡其巧。”（《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花石綱之役》）后愈演愈烈，如筑艮岳以象杭州鳳凰山，都人稱萬壽山等。徽宗甚至多次輕車小輦，微服出行，出入狹邪，因此與名妓李師師之間便有了說不清、道不白的關系。《清波雜志》卷六記徽宗君臣宴樂說：
女樂數千陳于殿廷南端，袍帶鮮澤，行綴嚴整。酒行歌起，音節清亮，樂作舞入，聲度閑美。……東望艮岳，松竹蒼然；南視琳宮，云煙絢爛。其北則清江長橋，宛若物外。都人百萬，邀樂樓下，歡聲四起，尤足以見太平豐盛之象。
上行下效，徽宗年間奢侈成風。蔡京“以金橘戲彈，至數百丸。”（張知甫《張氏可書》）王黼“于寢室置一榻，用金玉為屏，翠綺為帳，圍小榻數十，擇美姬處之，名曰‘擁帳’。”
（《清波別志》卷三）君臣朝歌暮嬉，酣玩歲月。徽宗年間世風趨于浮靡。
淫靡世風表現在歌舞娛樂方面，就是俚俗詞風大為盛行。徽宗雖然有很深厚的藝術修養，很高雅的欣賞趣味，但是，由于耽于淫樂的天性使之然，他又特別喜愛淫俗謔浪、靡麗側艷的風調。平日與群小相互戲謔、游樂，無所不至，群小也因此獲得高官厚祿。蔡攸得寵于徽宗，“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袖窄褲，涂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獻笑取悅。”（《續資治通鑒》卷九十二）王黼后來官至宰相。宣和間討徽宗歡心的另一位宰相李邦彥，“本銀工子也，俊爽美風姿，為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為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宋史》卷三百五十二《李邦彥傳》）這些都十分投合徽宗嗜俗嗜艷的口味。徽宗的喜好與臣下的迎合，使北宋后期世風為之一變，詞風為之一變。所以，北宋末年唱曲填詞，皆不避俚俗，且為時尚所趨。
宋詞起于民間，流行于酒宴歌席，迎合了宋人的享樂要求，以俚俗語寫艷情是其必然的傾向，所以，宋詞與市井俚俗有著天然的聯系。與散文、詩歌相比，歌詞更容易與徽宗年間追逐聲色的淫靡世風融為一體，以俗白靡曼的口吻表達難以遏制的“人欲”。經柳永大量創作，北宋俚俗詞風得以確立。但是，俚俗詞風一直受到宋詞“雅化”傾向的壓抑，不得舒眉一搏。北宋末年新的社會環境和淫靡世風，為俚俗詞的發展提供了大好時機，柳永詞風得以張揚。以俗語寫艷情，以至滑稽諧謔，盛行于宮廷和社會上層，并影響到整個詞壇的創作風氣。這是柳永之后俚俗詞最繁榮的一個時期。《碧雞漫志》卷二描述徽宗年間詞壇創作概況說：
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處度叔侄、晁次膺、萬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絕出。然六人者，源流從柳氏來，病于無韻。
田中行極能寫人意中事，雜以鄙俚，曲盡要妙。
政和間曹組元寵,……每出長短句,膾炙人口。……組潦倒無成，作《紅窗迥》及雜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冠也。夤緣遭遇，官至防御使。同時有張袞臣者，組之流，亦供奉禁中，號曲子張觀察。其后祖述者益眾，嫚戲汙賤，古所未有。
由此可見，宮廷審美趣味的轉移，影響面極為廣泛。原來流行于民間下層的艷曲俗詞，堂而皇之地進入了宮廷和社會上層。作俗詞、唱艷曲，不僅不妨礙仕進，而且有可能“夤緣遭遇”，飛黃騰達。所以，詞人們再也不必自我掩飾、自掃其跡，或曲為解釋，而是大張旗鼓地創作俚俗小調。同時，從邊地流入中原的俗曲也再次倍受青睞。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五說：“先君嘗言，宣和間客京師時，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時士大夫亦皆歌之。”社會上下層的共同趨尚，匯集成一股聲勢浩大的創作潮流，構成宋代俗詞創作最為昌盛的壯觀。流風遺韻，一直延續到南渡之后。《碧雞漫志》卷二又說：“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時風浸染，積重難返。南宋詞壇后來強烈的“復雅”呼聲，便是對這一創作傾向的全面反撥。有為之士，還將這種創作現象與北宋亡國聯系在一起抵制。宋高宗于南渡初年戰亂頻仍之時，特意下詔到揚州，銷毀曹組詞集的刻板（《碧雞漫志》卷二），就反映了南渡之后朝廷態度的根本性改變。此后，俗詞就失去了適宜創作的環境，就再也沒有如此輝煌的時光。
二、俗詞創作之概況與成就
徽宗年間俗詞創作的涉及面極其廣泛，以下擬從三個方面評介。
1、俗詞作家隊伍之廣泛
正如前言，徽宗年間俗詞創作的潮流匯卷了社會上下層，所以，參與到俗詞創作之中的作家，數量極其龐大。不同社會地位和階層、不同政治觀點、不同風格流派的作家，都被卷入到俗詞創作之中，他們的歌詞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打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從皇帝的近臣和御用文人，到一般的士大夫文人，乃至被排擠出朝的元祐黨人，以及釋道神仙與民間藝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創作出不同內容、不同風貌的俗詞。
首先是徽宗親信近臣。上文言及蔡攸、王黼、李邦彥等人，出將入相，位極人臣。他們的升官秘訣就是善伺人主意，投其所好。以俗詞相謔浪調笑、獻媚討好，就是諸多手段之一。蔡攸政和末提舉大晟府，一度主持供奉朝廷的詞、樂之修訂與創制工作，在這方面花費了不少精力（詳見《宋史》卷一百二十九《樂志》）。李邦彥等人當年“人爭傳之”的俗詞，今天已經全部失傳，這大約與他們的作為給北宋帶來滅頂之災有關，或許南宋人士對他們的唾罵、痛恨而殃及池魚。然而，從徽宗其他近臣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窺豹一斑。
王安中，政和間以善寫阿諛頌圣文章而得徽宗擢拔，官至尚書右丞。為文豐潤敏拔，“以文辭自顯，號為杰出”（周紫芝《初寮集序》），有《初寮集》傳世。王安中的詞應制諛頌成分很濃，他的審美趣味是緊隨著徽宗轉移的。其《洞仙歌》云：
深庭夜寂，但涼蟾如晝。鵲起高槐露華透。聽曲樓玉管，吹徹《伊州》。金釧響，軋軋朱扉暗扣。 迎人巧笑道，好個今宵，怎不相尋暫攜手？見淡凈晚妝殘，對月偏宜，多情更、越饒纖瘦。早促分飛霎時休，便恰似陽臺，云夢歸后。
這首詞寫一次艷游的經歷。上闋寫所游之秦樓楚館清幽高雅的環境和美人的歌樂一曲，是初到歌樓的一段熟悉、應酬過程，雙方都還有點溫文爾雅。下闋則轉入兩情相悅、攜手相親、夢入巫山云雨的艷事記載，語言風格也轉為淺俗流利。詞人用口語恣意描寫歌妓嬌媚依人、巧笑玲瓏、情意纏綿、楚楚動人的形象，以至分手之后仍時時回想。徽宗游李師師家，感受大概亦如此。
其次是朝廷的御用文人。這批詞人的創作趣好及職能，與上述親信近臣相似，都是以頌圣逢迎為其主題。不過，他們的地位則遠遠不如徽宗的親信近臣，他們是依靠阿諛攀附權貴進身的。他們的詞作風格，最受徽宗的審美趣向支配。歷代詞論家都從“風雅”的角度觀察大晟詞人的創作，多數人故意忽略了他們大量靡曼諧俗的艷情小曲。先來讀兩首大晟詞人的作品：
草草時間歡笑，厭厭別后情懷。留下一場煩惱去，今回不比前回。幸自一成休也，阿誰教你重來？ 眠夢何曾安穩？身心沒處安排。今世因緣如未斷，終期他日重諧。但愿人心常在，到頭天眼須開。（晁端禮《河滿子》）
幾日來、真個醉。不知道，窗外亂紅，已深半指。花影被風搖碎，擁春酲乍起。 有個人人、生得濟楚。來向耳畔，問道今朝醒未？情性兒，慢騰騰地，惱得人又醉。（周邦彥《紅窗迥》）
晁端禮雖未到大晟府任職而卒，但他的詞作則已隨同流俗，且時時依據大晟府的要求從事創作。《河滿子》寫男女相思艷情。當年聚散匆匆，別后煩惱無限。日日盼望重逢，嘴里卻要強自支撐：“阿誰教你重來”。這種種假意掩飾，最終被苦痛所沖破，下闋轉為對天的禱告與對重逢的期望。整首詞都是由俗語組成，渾似備受離別煎熬的市井歌妓脫口而出的肺腑訴說。與柳永詞相比，更少了一些文人化的修飾，平白樸實的口吻傾訴出滿腹真情。其俚俗化程度更為徹底，將柳永的俚俗格調更民間推進了一層。
周邦彥的這首《紅窗迥》十分具有時代典型意義。《紅窗迥》是徽宗年間十分流行的、適合以俚俗語言與戲謔口吻敘事抒情的一個詞調。王灼曾言及曹組有大量的《紅窗迥》之作，但一首也沒有流傳下來，周邦彥的這一首詞就彌足珍貴，它保存了當時詞壇創作盛行的一種風貌。全詞以淺俗口語組成，寫與歌妓廝混之愜意。兩情相悅，相守相伴，溫馨和美，不關心窗外春已老去，“花影搖碎”，亂紅滿地。每日再伴之以醇酒，酒不醉人人自醉。伊人善解人意，嬌語解頤。結尾更因伊人之調情弄俏，再度醉入溫柔鄉，全詞有著濃厚的色情味。這首詞口語化程度同樣十分徹底，如喜用對話問語、民間俗語“濟楚”、兒化音句式等等，平白如話。張炎批評清真詞“淳厚日變成澆風”（《詞源》卷下），劉熙載指責清真詞“只是當不得一個‘貞’字”（《藝概》卷四），王國維比較歐陽修、秦觀和周邦彥說：“便有淑女與娼妓之別”（《人間詞話》），都是對周邦彥詞風淺俗艷冶的不滿。這些評語“頭巾”氣過濃，不足為憑。
《全宋詞》只存五首《紅窗迥》，有二首作者名失傳，另二首作者為柳永、曹豳，都是用特別淺俗的語言、戲謔的口吻敘事抒情。由此可以揣想曹組失傳《紅窗迥》的風貌，以及徽宗年間詞壇創作風氣之一種。而且，這五首《紅窗迥》字數各不相同，分別為53字、55字、57字、58字、63字，說明《紅窗迥》是流行于民間下層的一個非常活潑多變的詞調。
大晟詞人的俚俗詞，大都專寫男女艷情。他們設想歌妓“翻思繡閣舊時，無一事，只管愛爭閑氣。及至恁地單棲，卻千般追悔。”（晁端禮《玉胡蝶》）思念至極，便會轉為怨恨，“別來不寄一行書。尋常相見了，猶道不如初。”（晁沖之《臨江仙》）與情人相對時，又有了千種嬌媚風情，“殢嬌不易當，著意要得韓郎。”（萬俟詠《鈿帶長中腔》）面對如此情深之佳麗，男方也不免“拼今生、對花對酒，為伊淚落。”（周邦彥《解連環》）這類題材和風格的詞作，大晟詞人寫來總是那么細膩真切、自然感人。也有個別作品流于無聊惡俗。晁端禮《滴滴金》上闋說：“龐兒周正心兒得，眼兒單，鼻兒直。口兒香，發兒黑，腳兒一折。”雕琢過分，已失去俗語的天然韻趣。這也是淫靡世風的極端表現。
《碧雞漫志》卷二認為晁端禮、萬俟詠“源流從柳氏來”，況周頤《歷代詞人考略》卷十六評晁沖之慢詞“紆徐排調，略似柳耆卿”，再加上前文所引王灼之語，個別詞論家也注意到大晟詞作之靡曼諧俗一面。
御用文人并不僅僅限于供職大晟府者，在徽宗周圍還聚集著一批以文字供奉朝廷的文人，他們的作為就與大晟詞人一樣，圍繞著徽宗的喜好逢迎創作。最典型的例子是曹組。曹組字元寵，潁昌（今河南禹縣）人。六舉未第，著《鐵硯篇》自勵。宣和三年（1121）特命就殿試，中五甲，賜同進士出身，徽宗在玉華閣親自召見，賜書曰：“曹組文章之士”。官至閣門宣贊舍人。有《箕潁集》20卷，不傳。《全宋詞》錄曹組詞36首。關于曹組被召殿試，《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十九載：
亳人曹元寵，善為謔詞，所著《紅窗迥》者百余篇，雅為時人傳頌。宣和初召入宮，見于玉華閣。徽宗顧曰：“汝是曹組耶？”即以《回波詞》對曰：“只臣便是曹組，會道閑言長語。寫字不及楊球，愛錢過于張補。”帝大笑。球、補皆當時供奉者，因以譏之。
從這一條記載中可以看出，曹組是靠自己的才思敏捷以及投合徽宗嗜俗的審美心態而得帝王歡心的，其作用類似于朝廷弄臣。這首《回波詞》《全宋詞》漏收，可以讓讀者窺見曹組作詞的風格，略略彌補百余首《紅窗迥》失傳的遺憾。曹組的《紅窗迥》雖然已經全部失傳，但流傳至今的作品中仍不乏淺俗艷冶者，大致也能展現他這方面的創作才華。如寫佳人姿態各異、各有千秋說：“無限面皮兒，雖則不同，各是一般好”（《醉花陰》）；寫細讀佳人之來信說：“香箋細寫頻相問，我一句句兒都聽”（《憶瑤姬》）；寫窗外景致的微小變化給人帶來的感觸說：“窗兒外、有個梧桐樹，早一葉、兩葉落”（《品令》）等等。曹組當時流行于詞壇的，就是這種風格的作品。黃升《花庵詞選》對曹組也有同樣的評語，說：“曹元寵工謔詞。”
再次是在野的作家群。朝廷以外，也有大量的俗詞作者。徽宗年間黨爭殘酷，元祐黨人紛紛被貶出京。元祐黨人及門生，學術見解和政治觀點雖然與執政者完全不同，作詞則依然深受時風影響。《碧雞漫志》卷二說：“趙德麟、李方叔皆東坡客，其氣味殊不近，趙婉而李俊，各有所長。晚年皆荒醉汝潁京洛間，時時出滑稽語。”趙令畤字德麟，元祐年間蘇軾愛其才而薦之于朝，徽宗時坐與蘇軾交通，入黨籍，罰金。他嘆息老來處境，自慰道：“少日懷山老住山，一官休務得身閑，幾年食息白云間。”（《浣溪沙》）又發牢騷說：“人世一場大夢，我生魔了十年。明窗千古探遺編，不救饑寒一點。”（《西江月》）這二首詞都是用直白的語言抒發情感，與趙令畤“清超絕俗”的總體風格截然不同。
李廌字方叔，少以文章見知于蘇軾，為“蘇門六君子”之一。早期詞清疏淡遠，徽宗年間，受世風影響，逐漸創作了一些靡曼諧俗的作品。如政和年間，李廌見一善謳老翁，便戲作《品令》云：
唱歌須是，玉人檀口，皓齒冰膚。意傳心事，語嬌聲顫，字如貫珠。 老翁雖是解歌，無奈雪鬢霜然。大家且道，是伊模樣，怎如念奴。
不僅從觀念上堅持認為歌詞須十七八女孩子持紅牙板嬌語曼唱，而且通篇用口語，如同對平常人做平常解說。詞中所用的戲謔口吻，也是徽宗年間詞人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此外，還有其他社會各階層的人參與到俗詞的創作之中來，如民間藝人、釋道神仙、下第舉子、市井歌妓等等，下文在討論其它方面問題時將繼續涉及。
2、俗詞題材內容之多樣
徽宗年間的俚俗詞是淫靡世風的產物，主要迎合人們貪圖享樂的需求，所以，題材偏于寫艷情相思，如上文所例舉的多數詞作。然而，俚俗詞的廣泛流行和普遍階層詞人的參與創作，必然帶來歌詞內容上的突破。部分詞人已經習慣用俗詞表述自己的種種情感，他們的創作往往超越艷情的范圍。結合蘇軾開創的“無事不可言、無意不可入”的創作傳統，徽宗年間俚俗詞內容方面的突破同樣是廣泛且深遠的。
第一，是對社會現實針砭批判的憤世之情。徽宗年間朝政黑暗，權奸當道，民不聊生，仁人志士不得施展抱負，社會矛盾蓄積重重。用俚俗詞斥責現實，有其犀利直接的優點，許多詞人便借俗詞抒憤，表達對現實的極端不滿。沈作喆《寓簡》卷十載：
汴京時，有戚里子邢俊臣者，涉獵文史，誦唐律五言數千首，多俚俗語。性滑稽，喜嘲諷，常出入禁中。善作《臨江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為謔，以調時人之一笑。徽皇朝，置花石綱，取江淮奇卉石竹，雖遠必致。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皇大喜，置之艮岳萬歲山下，命俊臣為《臨江仙》詞，以“高”字為韻。再拜詞已成，末句云：“巍峨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為韻。檜亦高五六丈，圍九尺余，枝柯覆地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其規諷似可喜，上皇忍之不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為詩。因進詩，上皇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為好詞，以詠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用心勤苦是新詩。吟安一個字，捻斷數根髭。”
邢俊臣以詞曲為武器，對現實與權臣進行辛辣的諷刺，言人所不敢言。由于徽宗喜愛這種格調的作品，所以就不會“龍顏大怒”，在逗趣一樂中邢俊臣也逃脫了朝廷的懲罰與權貴的報復。這種寓莊于謔的進言方式要比直言進諫相對安全，因此也從另一個方面鼓勵了俗詞的創作。
徽宗年間民間詞人更善于用通俗滑稽的政治諷刺詞抨擊社會弊端和腐敗政局。徽宗即位初，下詔求直言，崇寧元年政局再變，上書直言者俱得罪，京師流傳《滴滴金》云：
當初親下求言詔，引得都來胡道。人人招是駱賓王，并洛陽年少。 自訟監宮并岳廟，都一時閑了。誤人多是誤人多，誤了人多少？（龔明之《中吳紀聞》卷五）
詞人以極詼諧的口吻，似乎是在嘲弄那些不知好歹的上書言事者，事實上矛頭直指朝廷。“誤人多是誤人多”，是留給輕信皇帝誠意者的沉痛的教訓。政局如此翻手為雨、覆手為云，怎能叫人有什么指望呢？
徽宗還有許多隨心所欲的怪誕舉動，也是民間嘲弄的對象。徽宗崇信道教，排斥釋佛，“政和間改僧為德士，以皂帛裹頭項，冠于上”（洪邁《夷堅志》卷七），不倫不類，有無名氏作詞兩首說：
因被吾皇手詔，把天下寺來改了。大覺金仙也不小，德士道：卻我甚頭腦。 道袍須索要。冠兒戴，恁且休笑？最是一種祥瑞好。古來少，葫蘆上面生芝草。（《夜游宮》）
早歲輕衫短帽，中間圓頂方袍。忽然天賜降辰毫，接引私心入道。 可謂一身三教，如今且得逍遙。擎拳稽首拜云霄，有分長生不老。（《西江月》）
和尚光頭，道士蓄發，將和尚改為道士，就得掩飾此尷尬景況。朝廷居然能夠異想天開，讓和尚用皂帛裹頭，將光禿禿的腦袋遮蓋起來。《夜游宮》就抓住這一滑稽可笑的舉止，盡情嘲諷。徽宗年間君臣為了證明確實是太平盛世，圣王再世，又大量編造祥瑞事跡，如甘露降、黃河清、玉圭出、嘉禾芝草同本生、瑞麥連野、野蠶成繭等等，史不絕書。詞人在結尾便抓住這一點，讓和尚蓄發，如同“葫蘆上面生芝草”，也不是曠世難遇的“祥瑞”？這樣的嘲諷，夠犀利辛辣的。《西江月》嘲諷的對象，則最初是秀才者，后削發為和尚，最終又被迫作道士，可謂儒、道、佛三教合一。拜君王所賜，居然也有長生不老的希望。全部是正話反說，揶揄嘲諷。
宣和時，徽宗又下旨逼迫“士人結帶巾，否則以違制論，士人甚苦之”（《中吳紀聞》卷六），士人便作詞譏刺說：“頭巾帶，誰理會？三千貫賞錢，新行條例。不得向后長垂，與胡服相類。
法甚嚴，人盡畏。便縫闊大帶向前面系。和我太學前輩，被人叫保義。”（失調名）朝廷政務甚多，不去理會正事，卻在這些小事上斤斤計較，且大動干戈，懸賞獎懲，確實可笑。只要將這些可笑現象羅列出來，就是最辛辣的針砭。
宣和三年，宋廷僥幸收復部分燕云失地，朝廷內外一片升平歌頌之聲，不知災難將至。于是，都門盛唱小詞說：“喜則喜，得入手。愁則愁，不長久。忻則忻，我兩個廝守。怕則怕，人來破斗。”（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三十九）這些詞淺俗易懂，無所顧忌，容易流傳人口，有很強的戰斗力。能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南渡后，詞人們時而用俗詞譏諷、批判現實，形成一個良好的傳統。這是徽宗年間俚俗詞留給后世最光輝的一章。
第二，是友人間戲謔取樂的朋友之情。宋人喜幽默，友人之間經常開開玩笑，以博輕松一笑，抖落生活的沉重，同時表現相互間融洽的情感。蘇軾、黃庭堅等等顯示這種個性特征的趣事，在宋人筆記中俯拾皆是。所以，宋詩多幽默，江西詩派、誠齋體等都以此為顯著創作特征之一。宋人的這種個性特征，到了徽宗年間，結合俗詞盛行的環境，才進入詞的創作領域。可以陳瓘為例。
陳瓘（1057-1124），字瑩中，號了翁，又號了齋、了堂，南劍州沙縣（今屬福建）人。元豐間進士，調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歷秘書省校書郎，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時，召為左正言，遷左司諫。崇寧中因得罪蔡京入黨籍，除名遠竄，安置通州，徙臺州、楚州等。卒謚忠肅，學者稱了齋先生。《全宋詞》錄陳瓘詞22首。陳瓘為官以端正持重著稱，以尚氣節聞名。徽宗年間任諫職時，抨擊蔡京兄弟，不遺余力。因此屢遭迫害，被貶遠方，但又始終不屈。貶謫期間，與友人鄒浩“以長短句相諧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三十九）。有《蝶戀花》嘲戲鄒浩長髭，詞曰：
有個胡兒模樣別。滿頷髭發，生得渾如漆。見說近來頭也白，髭須那得長長黑。 （落一句）籋子鑷來，須有千堆雪。莫向細君容易說，恐他嫌你將伊摘。
鄒浩（1060-1111），字志完，元豐五年（1082）進士。累官至右正言。哲宗親政時因直言謫新州。徽宗立，復召為右正言。后坐黨籍，謫永州。與陳瓘交情甚篤。徽宗即位初年，故作開明姿態，下詔求言，陳瓘立即上書為鄒浩的罷職鳴不平。后來兩人又同遭貶謫，彼此關心呵護。這首詞以老友的黑髯長須為戲謔題材，由須發的色澤黑而變白，揣摩友人貶居期間抑郁的心情。用“千堆雪”的極度夸張，寫友人苦痛之深沉，與對友人身心的摧殘。這種揣摩，事實上是以自己為原型的，所以，同時表現的是陳瓘貶居期間的處境與心境。詞中流露出對友人的款款深情。在艱難的歲月里，友人間相互戲謔，逗得開懷一笑，也是保持精神樂觀的一種方法。這樣的戲謔詞，是詞人不屈服于環境的一種表示。
第三，是宣揚宗教的出世之情。釋、道二教為了使自己的宗教理論為廣大民眾所接受，常常用白話俗語說理，力求通俗易懂。他們利用多種民間文學形式傳播學說，如變文、說書、俗講、鼓子詞、諸宮調等等。徽宗佞道，北宋末年道教因此異常興盛，小詞又是當時人們所喜聞樂見的文學樣式，部分道士就用歌詞布道。流傳詞作最多的是張繼先。
張繼先，字家聞，嗣漢36代天師，崇寧四年（1105）賜號虛靖先生，有《虛靖詞》，存詞56首。其詞多寫道家修煉之術。張繼先詞中有許多淺俗的作品。如徽宗曾戲問張繼先所帶的葫蘆為何不開口，張繼先便作《點絳唇》答之，詞曰：
小小葫蘆，生來不大身材矮。子兒在內，無口如何怪？ 藏得乾坤，此理誰人會？腰間帶，臣今偏愛，勝掛金魚袋。
這首詞從題材分類應該是詠物詞，所詠之物又是針對徽宗的提問。其實，徽宗的問話就帶戲謔成分，詞人以同樣語調作答，最能博取皇帝歡心。事實上，它并沒有說明多少道家學說。其它如寫自己的日常生活：“獨自行兮獨自坐，獨自歌兮獨自和。日日街頭走一過，我不識吾誰識我。”（《度清霄》）這是一種修道寂寞的生活，修煉到一定境界，已經物我兩忘，不知己身為何物。張繼先又回答他人有關修煉的提問時說：
長生之話口相傳，求丹金液全。混成一物作神仙，丁寧說與賢。 休噎氣，莫胡言，豈知造化玄。用鉛投汞汞投鉛，分明顛倒顛。
語氣之間對道家的煉丹也有隱隱的不信任。恐怕張繼先身在其中，最能明白個中奧秘，故以此戲謔口吻勸說世人不必過于固執。張繼先與其他釋道的小詞，更多的是抽象說理，語言枯燥乏味，不堪卒讀。雖然直白如話，卻依然不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3、俗詞表現方式之新變
柳永用俚俗真率的語言，描寫市井歌女的情感和生活，為宋詞創作開辟出一片新天地，至北宋末年蔚然成風。與新的社會環境與審美需求相適應，徽宗年間俗詞的表現方式也有了不同于柳永詞的新變，這就是上文屢屢涉及的以戲謔入詞。常見的方式有：幽默、諷刺、揶揄、俏皮、自嘲、滑稽等等，有時多種戲謔方式摻雜在一起，共同獲得審美效果。
俗詞這種新的表現方式之出現，首先是迎合了徽宗喜調侃逗樂的尋歡作樂之本性，其次也是民間文學善幽默諷刺特征的宏揚，再次則與宋人好開玩笑取樂的個性有關，“皆可助尊俎間掀髯捧腹”（
《夷堅三志》卷七）。其中有的作品，低級庸俗，淺露無聊，僅僅是逗趣調笑，沒有任何意義，甚至拿對方的生理缺陷取樂。然而也有部分作品自覺繼承了中國古代滑稽文學“談言微中”的傳統，“批龍鱗于談笑，息蝸爭于頃刻，而悟主解紛。”（郭子章《諧語序》）即使君主執迷不悟，這種輕松詼諧中寓針砭譏刺的方式也不會招惹殺身之禍，上文所言邢俊臣所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友人之間的互嘲互謔，以及己身的自嘲自謔，能夠“在失意中見出安慰，在怨苦中見出歡欣”，是“輕松緊張情境和解脫悲涼與困難的一種清涼劑。”（朱光潛《詩論》）以《夷堅三志》卷七所載的一首《青玉案》為例，詞作描繪了政和間舉子赴試的可憐相，詞曰：
釘鞋踏破祥符路，似白鷺，紛紛去。試盠幞頭誰與度？八廂兒事，兩員直殿，懷挾無藏處。 時辰報盡天將暮，把筆胡填備員句。試問閑愁知幾許？兩條脂燭，半盂餿飯，一陣黃昏雨。
這首詞用賀鑄《青玉案》（“凌波不過橫塘路”）韻，連個別句子如“試問閑愁知幾許”等也用賀鑄詞成句。舉子赴試，風塵仆仆，趨之若鶩。欲作假挾帶，以備考場中偷看，保證激烈的競爭中自己可以穩操勝券，又在“直殿”等的嚴密搜尋下無處藏身。考場中的幾天煎熬，只有冷燭、餿飯，以及凄涼蕭蕭的黃昏雨相伴。腹內空空，只得胡亂搪塞。考試的結果與前景的暗淡，似乎已經可以預見。赴試、應試過程體驗之真切細膩，肯定是夫子自道。欲作弊又不敢，費盡心力不成文，飲食起居多艱辛，一一道來，便有《聊齋》般的戲劇效果。自嘲中更多的是諷世。
戲謔詞最忌油滑，王國維說：“詼諧與莊重二性質，亦不可缺之。”（《人間詞話》刪稿）就是要求寓莊于諧，亦莊亦諧。徽宗年間戲謔俗詞，便時時有流于油滑的通弊，最為后人詬病。尤其是涉及歌妓舞女時，輕薄的調笑口吻處處可見，如上文例舉的晁端禮的《滴滴金》。這樣的戲謔詞同時失去俗詞的天然韻趣，墮入惡俗一流。徽宗年間的俚俗詞湮沒無聞，與這種創作弊病密切相關。
徽宗年間俚俗詞中部分佳作所確立的對現實無情針砭的優秀傳統，被南宋詞人所繼承。南宋社會內外矛盾加劇，詞人便常常以戲謔入詞，批評朝政的黑暗，如無名氏《一剪梅》（“宰相巍巍坐高堂”）、陳郁《念奴嬌》（“沒巴沒鼻”）等等。辛派詞人喜歡以戲謔為詞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但是，南宋時期，徽宗年間的俚俗詞更多的是人們攻擊的對象，上面已經引述了《碧雞漫志》和《詞源》等所記載的資料與直接的批評。此外，徽宗年間詞人的俚俗創作甚至禍及子孫。紹興中，曹組之子曹勛出使金國，不辱使命，好事者依然作詞譏刺說：“單于若問君家世，說與教知，便是《紅窗迥》底兒。”（《夷堅志》卷八）北宋末年大量俚俗作品的失傳，已經很難再見當年俗詞創作的盛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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