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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jié) 蘇門創(chuàng)作群體
蘇軾詞“詩化”之變革，在北宋中后期詞壇發(fā)揮了越來越廣泛的影響。蘇軾不僅通過自己的創(chuàng)作來擴大詞的內(nèi)容，豐富詞的表現(xiàn)手法，開創(chuàng)豪放詞風，同時他還以巨大的熱情來從事人材的培養(yǎng)工作。蘇軾提攜晚輩，殷勤備至。在蘇軾的周圍聚集了一大批有才華的作家，北宋后期許多有成就的詞人都曾經(jīng)獲得過蘇軾的指點幫助，蘇軾的詞風對他們有著深遠的影響。
與蘇軾關(guān)系最密切的是“蘇門四學士”與“蘇門六君子”。“四學士”指的是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六君子”是在四學士之外、再加陳師道與李廌。在此六人之中，秦觀的詞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然其詞風接近柳永，張耒詞雖少而風貌亦不同于蘇軾，這些前文已經(jīng)有過介紹。其他幾位作家，或多或少都接受了蘇軾“詩化”詞風的影響。此外，賀鑄、李之儀、毛滂、葛勝仲、王安中、吳則禮、葉夢得、唐庚等等眾多作家，其創(chuàng)作都有著向蘇軾“詩化”靠攏的傾向。委婉纏綿的艷情詞是北宋詞的主流創(chuàng)作傾向，這是沒有疑義的。一些學者從挖掘宋詞思想意義的角度出發(fā)，弘揚蘇軾豪邁奔放、極富個性的詞作，或揄揚過當。另外一些學者從否定蘇軾開創(chuàng)“豪放派”的角度立論，以簡單的數(shù)字統(tǒng)計抹殺蘇軾詞的影響，同樣有失公允。仔細考察北宋詞壇的創(chuàng)作流變，就能發(fā)現(xiàn)蘇軾的創(chuàng)作對其周圍詞人所產(chǎn)生的影響，尤其是在蘇軾去世之后、北宋滅亡之前這短短的二十多年里，影響更是十分廣泛且深遠。
這二十多年正是徽宗在位期間。徽宗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文學家，在他的引導(dǎo)和影響下，這一時期詞壇之創(chuàng)作也呈現(xiàn)出多種創(chuàng)作傾向并存、豐富多彩的局面。其中，蘇軾詞風所產(chǎn)生的巨大影響，覆蓋面極為廣泛，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創(chuàng)作力量。南渡以后蘇軾詞風被發(fā)揚光大，即醞釀于此。但是，由于哲宗親政與徽宗在位年間禁絕“蘇學”的表面現(xiàn)象，以及詞人這方面創(chuàng)作之松散零星，詞史上對這一段蘇詞的影響總是略而不論。
一、十年呵禁煩神護
討論蘇軾詞在北宋中后期的影響，首先遇到的是哲宗親政與徽宗在位年間禁絕“蘇學”的問題。
哲宗于元祐末年親政，因為不滿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期間自己形同傀儡，執(zhí)政的舊黨大臣無視他的個人意志，于是接受新黨的“紹述”之說，決心全面恢復(fù)其父神宗的新政，起用新黨，貶斥舊黨。舊黨中的頭面人物紛紛被貶官遠謫，蘇軾兄弟皆首當其沖。蘇軾因此接連被貶謫到惠州、儋州，晚年在貶所度過。
徽宗繼位以后曾一度放松對舊黨人士的迫害打擊。然而，徽宗崇寧元年（1102）朝廷復(fù)追貶元祐黨人，禁元祐學術(shù)，對“蘇學”迫害打擊的序幕也全面拉開。崇寧二年四月，詔毀三蘇、黃庭堅、秦觀諸人文集，而且，“天下碑碣榜額，系東坡書撰者，并一例除毀。”（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一）崇寧三年和宣和六年（1124），朝廷又兩度重申除毀蘇軾諸人文集的禁令。一時間，朝野談“蘇”色變，蘇軾“平日門下客皆諱而自匿，惟恐人知之。”（趙鼎臣《竹隱畸士集》卷二十《書楊子耕所藏李端叔帖》）朝廷的禁令，似乎從客觀上限制了“蘇學”的傳播，牽累到人們對蘇軾文風的學習與模仿。
但是，在生活實際中，數(shù)紙禁令完全無法根除人們心目中崇敬的蘇軾，也無法抵御蘇軾創(chuàng)作在北宋文壇所掀起的狂風巨浪。蘇軾對徽宗年間文壇的影響，由顯而隱，無處不在。蘇軾詩詞文章在北宋后期繼續(xù)發(fā)揮其魅力，大約有三個方面原因：
第一，一小部分端正剛直的蘇門子弟和士大夫并不掩飾自己對蘇軾人品、文章的景仰之情，他們對抗朝廷的文化禁令，公開學習、承繼蘇軾文風。北宋文網(wǎng)相對寬松，為他們提供了一塊喘息之地。其中以蘇軾門人李之儀作為最為倔強。李之儀（1048-？），字端叔，自號姑溪居士，滄州無棣(今屬山東)人，后徙楚州山陽（今江蘇淮安）。英宗治平年間進士，為萬全縣令。曾從軍西北，出使高麗。元祐初結(jié)識蘇軾，在詩文創(chuàng)作方面時時得蘇軾指點。元祐末蘇軾知定州時，請以李之儀佐幕府。哲宗元符年間，受蘇軾牽累，詔勒停。徽宗年間，李之儀又屢遭貶謫，且曾身陷囹圄，最后被貶到太平州(今安徽省涂縣)。但李之儀依然不變初衷。趙鼎臣稱贊說：“如端叔之徒，始終不負公（蘇軾）者，蓋不過三數(shù)人。”（趙鼎臣《竹隱畸士集》卷二十《書楊子耕所藏李端叔帖》）趙鼎臣與蘇軾有過詩文交往，趙文作于宣和三年（1121），正是朝廷對蘇文重申禁令期間，所以，趙鼎臣對李之儀的贊賞，同樣反映出部分士大夫?qū)μK軾的崇尚態(tài)度。
“蘇門四學士”之一晁補之，在徽宗即位初獲知蘇軾病逝的消息，作祭文痛悼說：“間關(guān)嶺海，九死歸來，何嗟及矣，梁木其摧！”（《雞肋集》卷六十一《祭端明蘇公文》）崇寧年間黨論復(fù)起，晁補之便歸隱金鄉(xiāng)家園，葺歸來園，超然塵外，不與世俗同流合污。被蘇軾推許為“張耒、秦觀之流”的李廌，也作文祭蘇軾說：“皇天后土，監(jiān)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李廌傳》）徽宗年間，李廌便絕意進取，定居長社（在今河南長葛縣）。當時另外一位著名詩人李商老（彭），題詩嘲諷朝廷下旨除毀東坡書撰之碑碣榜額一事，曰：“筆底颶風吹海波，榜懸郁郁照巖阿。十年呵禁煩神護，奈爾焚柎滅札何？”（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一）
人們時而將對蘇軾崇敬的情感轉(zhuǎn)移為對其子女的呵護，蘇軾之子蘇過因此受惠不少。《揮麈后錄》卷八載：“蘇叔黨以黨禁屏處潁昌，極無憀，有泗州招信士人李植元秀者鄉(xiāng)風慕義，歲一過之，必遲徊以師資焉，且致饋餉甚腆，叔黨懷之。宣和末，向伯恭出為淮漕，自京師枉道以訪叔黨，留連請委，叔黨道李之義風，而屬其左顧之。伯恭入境，首令訪問，加禮以待。”向之湮是南北宋之交的重要詞人，詞風深受蘇軾影響。
第二，徽宗以及周圍的親信、近臣，多有喜歡蘇軾詩詞文章者，在不知不覺中同樣接受了蘇軾的影響。在他們內(nèi)心深處，仍然保留著一份對蘇軾的崇敬之情。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他們嚴厲禁絕“元祐之學”，這種決策行為并沒有真正得到他們自己內(nèi)心的認同，所以，在實際操作中，這些禁令就從來也沒有被認真貫徹實施過。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載：
政和間大臣有不能詩者，因建言詩為元祐學術(shù)，不可行。李彥章為御史，承望風旨，遂上章論陶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等，請為禁科。故事，進士聞喜宴例賜詩，以為寵。自何丞相文縝榜后，遂不復(fù)賜，易詔書，以示訓(xùn)誡。……是歲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吳門下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圣作時出，訖不能禁。
將作詩也當成元祐之學加以禁絕，未免荒唐。徽宗自己就是一位才華出眾的詩人，時時不免“技癢”，阿諛者乘機投其所好，禁令就成為一紙空文。
仔細推敲起來，徽宗本人也與元祐之學有割不斷的聯(lián)系。徽宗初與“王晉卿侁、宗室大年令穰往來，二人者皆善作文辭，妙圖畫。而大年又善黃庭堅，故祐陵（徽宗）作庭堅書體，后自成一法。”（蔡絳《鐵圍山叢談》卷一）徽宗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原有一份極高的天賦，蘇、黃之作皆為當代精品，以徽宗的審美層次，自然也會好之如鶩。
徽宗喜好文學，親信近臣中多能文之士或文學侍臣，他們受蘇軾的影響更為普遍，表現(xiàn)最為突出的是王安中。王安中（1076-1134），字履道，中山曲陽（今屬山西）人。早年學于蘇軾、晁說之，元符三年（1100）登進士第。徽宗在位時，極得信任，累任中書舍人、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尚書右丞，官至檢校太保、大名府尹。然王安中少時曾師事蘇軾，徽宗年間雖諂事宦官梁師成、權(quán)貴蔡攸以進，奔競無恥，而“其詩文豐潤凝重，頗不類其為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初寮集提要》）南宋初周必大也評價說：“時方諱言蘇學，而公（王安中）已潛啟其秘鑰。”并進而推許王安中為“蘇學”的承繼者：“黃、張、晁、秦既沒，系文統(tǒng)、接墜緒，誰出公右？豈止襲其佩、裳其環(huán)而已。”（《初寮集》卷首《序》）《藝苑雌黃》也有同樣的評價：“宣政間，忌蘇黃之學，而又暗用之。王初寮陰用東坡，韓子蒼陰學山谷。”（轉(zhuǎn)引自沈雄《古今詞話》上卷）另一位深得徽宗歡心的文學侍臣曹組，其子曹勛追憶說：“東坡謂先公深于明經(jīng)、史學。”（《松隱集》卷十一）也就是說，曹組曾得蘇軾獎掖，并以此為榮，告訴自己的子女。徽宗年間，曹組仍與蘇軾子蘇過保持密切過往關(guān)系，曹勛回顧說：“宣政間，先子與叔黨少尹鄉(xiāng)契厚善。”（《松隱集》卷三十三）其淵源就來自早年蘇軾對曹組的賞識。曹組的創(chuàng)作，也必然地受到蘇軾的影響，明人楊慎《詞品》卷二說：“曹元寵梅詞‘竹外一枝斜，想佳人天寒日暮。’用東坡‘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也。徽宗時禁蘇學，元寵又近幸臣，而暗用蘇句，其所謂掩耳盜鈴者。”即使徽宗年間排擊元祐黨人最堅決的權(quán)相蔡京，其寵子蔡絳也與乃父大異其趣。蔡絳撰《西清詩話》，“多用蘇軾、黃庭堅之說”（《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九之一三）；撰《鐵圍山叢談》，“至于元祐黨籍，不置一語，詞氣之間，頗與其父異趣。于三蘇尤極意推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鐵圍山叢談提要》）
行為與真實喜好、內(nèi)心認同的脫節(jié)，為蘇軾文風的流播，留下了可游刃的空間。朝廷的禁令，首先是徽宗君臣自己破壞的。
第三，北宋后期，朝野逐漸形成對蘇軾的崇拜之風氣，這就使得蘇軾的影響深入人心。《邵氏聞見后錄》卷二十載：徽宗即位初年，“東坡自海外歸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肩，坐船中。夾運河岸，千萬人隨觀之。東坡顧坐客曰：‘莫看殺軾否？’其為人愛慕如此。”這種風氣彌漫于徽宗年間社會上下層，包圍著朝廷的決策者，影響著他們的判斷決策。
北宋崇文抑武，以文為貴，所以，執(zhí)文壇牛耳者受到社會階層的普遍崇拜，這已成為北宋社會的一種特征和風尚。這種崇拜和迷戀，有點類似今天“追星族”的癡迷。加上蘇軾高尚人格的巨大魅力，這一崇拜愈益深入人心。各階層對徽宗年間朝政黑暗腐敗的不滿，使他們對朝廷的禁令更有一種逆反心理。對蘇軾的繼續(xù)崇拜就是他們對抗朝廷的某種表現(xiàn)方式。徽宗年間雖禁“蘇學”，然“四海文章慕東坡，皆畫其像事之。”（許翰《襄陵文集》卷十一《朝奉大夫充石文殿修撰孫公墓志銘》）
東坡詩文在當時士大夫中間依然悄悄盛行，達到家喻戶曉的地步，甚至以公開的方式主宰著文壇的創(chuàng)作風氣，人們對蘇軾文學創(chuàng)作的喜愛，已經(jīng)到了無以復(fù)加的地步。朱弁《風月堂詩話》說：
崇寧、大觀間，東坡海外詩盛行，后生不復(fù)有言歐（陽修）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
在這樣的社會與文壇風氣包圍下，三教九流中都不乏蘇軾的崇拜者。徽宗迷信道教，便有道士借鬼神進言。《貴耳集》卷上載：
徽考寶箓宮設(shè)醮。一日，嘗親臨之。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問其故，對曰：“適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畢，始達。”上問曰：“奎宿何神？”答曰：“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因是使嫉能之臣讒言不入。
這位道士明顯是蘇軾的崇拜者，故借機裝神弄鬼，以改變徽宗的看法。大約就是受這樣類似的影響，徽宗始終對禁絕元祐學術(shù)、立元祐黨人碑之事惴惴不安。崇寧五年（1106）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徽宗“以星變避殿損膳，詔求直言。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蔡京擅國》）徽宗的寵信宦官高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徽宗年間皇帝“優(yōu)寵之，眷渥甚厚，不次遷拜”。“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yǎng)問恤甚勤。”（王明清《揮麈后錄》卷七）對蘇軾也多有維護。另一權(quán)宦梁師成，干脆攀附蘇氏，自言乃蘇軾出子，且為蘇軾鳴冤，訴于徽宗說：“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宋史》卷四百六十八《梁師成傳》）。
下層士子、百姓，對禁絕“蘇學”的抵觸情緒更大，《梁溪漫志》卷七載：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為閽者所獲，執(zhí)送有司。見集后有一詩云：“文章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nèi)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甲收拾上遙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己，因陰縱之。
《揮麈第三錄》卷二亦載：
九江有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庭堅）題其居曰：“瑑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使劖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窶，止因開蘇內(nèi)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奸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饋以酒而從其請。
凡此種種，都說明蘇軾在當時聲譽之隆，詩文流傳之廣，以及社會各階層對朝廷禁令的普遍抵觸心理。
綜上所述，徽宗年間三令五申之禁絕“蘇學”已成為一紙空文，由于禁令的反面刺激，反而使蘇軾詩文更為流行，更受普遍階層的歡迎。所以，蘇軾對徽宗年間文壇的影響，也就更加廣泛而深入人心。
二、四海文章慕東坡
蘇軾“以詩為詞”的革新，使其創(chuàng)作之抒情達意、謀篇布局、遣詞造句，皆顯示出與眾不同的特色。從抒情達意的角度來說，其主要特征就是極力表現(xiàn)創(chuàng)作主體的自我意識，表達詞人獨特的人生體驗，抒情說理，擴大了詞的表現(xiàn)范圍。這種新的抒情模式已經(jīng)被北宋后期詞人所普遍接受。
1、仕途貶謫失意的愁苦牢騷和力求解脫的曠達情懷
北宋后期朝政腐敗，黨爭酷烈，打擊異己，不擇手段。文人士大夫?qū)⑺庥龅娜松猛炯笆送局L波險惡，以及由此生發(fā)的憤恨感慨，系之于詩，也系之于詞，表現(xiàn)為詩、詞趨同的發(fā)展走勢。首先表現(xiàn)在詞中的是元祐黨人屢遭貶謫、他鄉(xiāng)飄零、終至罷免回鄉(xiāng)的悲愁苦嘆和牢騷不平。
黃庭堅是“蘇門四學士”中文學創(chuàng)作業(yè)績可以與秦觀比美者。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自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治平四年（1067）登進士第，授葉縣尉。元祐初召為秘書郎，為《神宗實錄》檢討官，后遷著作郎。其時，游蘇軾門下。蘇軾知貢舉，聘黃庭堅為參詳官。《神宗實錄》成，擢為起居舍人。哲宗紹圣元年(1095)，被控《神宗實錄》中的記載有失實之處，貶黃庭堅為涪州(今四川涪陵)別駕，安置黔州(今四川彭水)，再移戎州（今四川宜賓）。崇寧初內(nèi)遷知太平州（今安徽當涂），即被罷免，次年編管宜州(今四川宜山)，崇寧四年死于貶所。私謚文節(jié)先生。有《山谷琴趣外編》三卷，《全宋詞》收錄其詞190余首。從哲宗紹圣年間貶官到徽宗崇寧年間再度編管宜州，在這短短的近十年時間內(nèi)，黃庭堅仍保持著旺盛的創(chuàng)作力，且多豪放秀逸之作。《念奴嬌》代表了他詞的主要風格和成就：
斷虹霽雨，凈秋空、山染修眉新綠。桂影扶疏，誰便道、今夕清輝不足？萬里青天，姮娥何處？駕此一輪玉？寒光零亂，為誰偏照醽醁？ 年少隨我追涼，晚隨幽徑，繞張園森木。共倒金荷，家萬里，難得尊前相屬。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
據(jù)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二載，黃庭堅此詞作于戎州。作者在西南地區(qū)度過了五年的貶謫生活。這首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作者對被貶的不滿心情。詞前有一小序，申明作詞經(jīng)過。又據(jù)《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十一載，黃庭堅對這首詞非常自詡，并說“或以為可繼東坡赤壁之歌”。可見，這首詞是有意學習蘇軾《念奴嬌》之豪放詞風的。詞以上片寫景，下片抒情。開頭三句描繪開闊壯麗的遠景：雨后天晴，虹霓出現(xiàn)，秋空如洗，山巒疊翠，狀如修眉，一片仲秋景色，襯托出作者開朗與快意的情懷。“桂影”以下六句寫初月東升直至皓月當頭的過程，其中穿插與月亮有關(guān)的神話傳說，頗具詩意。末二句從月光轉(zhuǎn)到美酒，為過渡到下片作好準備。下片即景抒情。換頭三句點出時間、地點與人物，指出當時是在張寬夫園中與外甥輩歡聚游樂。“共倒金荷”三句借暢飲尋歡暗中反映貶謫萬里之外的困頓。“老子平生”六句寫心情的曠達并借笛子的吹奏來表達內(nèi)在的抑郁不平。但是，詞人并沒有被貶謫期間的愁苦情緒所壓垮，也沒有一味地牢騷不平，而是努力將自身融入自然和音樂，求得身心的解脫。這首詞具有一種抑郁深拙與達觀豪邁交織在一起的風格。詞寫仲秋景色，卻沒有古詩詞中尋常可見的“楓林”、“落木”之類的衰颯景象，有的只是“斷虹”、“秋空”、“萬里青天”、“一輪玉”、“森木”等等巨大的、色彩鮮明的客觀景物。面對這樣一些經(jīng)秋雨洗滌的自然景物，詞人又怎能不胸膽開張、精神飽滿呢？這樣的景物與達觀的情感結(jié)合在一起，便形成了這首詞蒼勁、樂觀、豪邁的風格。劉熙載《藝概·詞曲概》中說：“黃山谷詞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辦”；夏敬觀《手批山谷詞》說“山谷重拙”，這些特點，在這首詞里都有所表現(xiàn)。
此前在黔州所作的《定風波》，同樣寫貶謫的愁苦與不甘消沉的樂觀。詞云：
萬里黔中一漏天，居屋終日似乘船。及至重陽天也霽，催醉，鬼門關(guān)外蜀江前。 莫笑老翁猶氣岸，君看：幾人黃菊上華顛？戲馬臺南追兩謝，馳射，風流猶拍古人肩。
貶居黔州，陰雨連綿，陋室難以抵擋風雨，生活環(huán)境極其艱辛困苦。詞人有時也難免有“萬里投荒，一身吊影，成何歡意”（《醉蓬萊》）的悲嘆，但詞人卻從未向困難低頭，時時均能表現(xiàn)出一種樂觀奮進的精神。及至重陽節(jié)到來，果然雨過天霽，頗有“回首向來蕭瑟處”的豪邁。在困境中頑強生存并努力使自己獲得超脫的詞人，所依仗的是至老不衰的“氣岸”精神。戲馬臺為項羽所鑄，地在徐州。東晉劉裕北征過此，重陽登臺大宴佐僚，賦詩為樂，謝瞻與謝靈運各賦詩一首。黃庭堅緬懷古人之氣概，無論是作為、還是才華都覺得自己不輸古人。“風流猶拍”的氣度，讀來虎虎有生氣。黃庭堅在《鷓鴣天》里曾經(jīng)這樣說：“黃花白發(fā)相牽挽，付與時人冷眼看。”詞人就是這樣倔強地橫眉冷對仕途的挫折與人生的磨難。這種倔強使他保持了對生活的信心，樂觀與豪邁也因此而生。
崇寧四年，黃庭堅重陽日于宜州城樓宴席間所作的《南鄉(xiāng)子》，據(jù)說是其絕筆之作，詞曰：
諸將說封侯，短笛長歌獨倚樓。萬事盡隨風雨去，休休！戲馬臺南金絡(luò)頭。 催酒莫遲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白發(fā)簪花不解愁。
王暐《道山清話》載：“山谷之在宜州，其年乙酉，即崇年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之樓，聽邊人相語：‘今年當鏖戰(zhàn)取封侯’”黃庭堅曾經(jīng)歷過元祐年間的仕途通達，也經(jīng)歷過紹圣年間的被貶遠去和作此詞時的再度流落，聽諸人在宴席間談?wù)摴γ阌袩o限感慨。往日的抱負和對仕途的熱望，都已盡隨風雨飄搖而去，只剩得滿腹的憤懣與牢騷，借“短笛長歌”來發(fā)泄。下闋詞人故作通達，認定只有酒味與秋花依然如舊，因此不妨醉酒簪花。但是，最終還是不能排解一肚子的愁苦。蘇軾被貶期間，通脫自解，并不沉湎于悲苦之中。其置身于“江上之清風與山中之明月”間時，欣然一笑，榮辱皆忘。黃庭堅個性方面有類似蘇軾的地方，他也努力學習老師，欲以登高賞秋、簪花飲酒來緩解內(nèi)心的苦痛。但是，黃庭堅此時的悲憤情緒過于強烈，他再也沒有“老子平生，江南江北”的奔放，他的超脫更多的是故作姿態(tài)，并不能真正擺脫愁苦的纏繞，所以，這首詞的結(jié)尾語意轉(zhuǎn)為沉郁悲涼。以酒澆愁，恐怕是“愁更愁”。白發(fā)簪花，這又是多么強烈的反差，多么刺眼的不協(xié)調(diào)，也將詞人的故作姿態(tài)展現(xiàn)的淋漓盡致。其實，詞人是故意暴露自己的故作姿態(tài)，通過這種矛盾、不和諧的動作乃至心理的表現(xiàn)，抒發(fā)此刻內(nèi)心的郁悶不平。黃庭堅在《虞美人》中說：“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這是詞人暮年的真實心境。其《西江月》又說：“蟻穴夢魂人世，楊花蹤跡風中”，情緒便轉(zhuǎn)向消沉，將一生的榮辱起伏比作一場大夢，如同飄舞于風中的楊花一樣，更有往事不堪回首、人生如夢的悲哀。
晁補之是北宋后期作詞最多的蘇門弟子。晁補之(1053-1110)，字無咎，濟州巨野(今山東巨野)人。年十七隨父赴杭州，謁通判蘇軾，自此受知于蘇軾。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進士，授潭州司戶參軍。元祐中曾任太學正、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秘閣校理出判揚州。蘇軾由潁州移知揚州，晁補之“以門弟子佐守”。召還為著作佐郎。紹圣中坐元祐黨貶監(jiān)處州、信州酒稅監(jiān)。徽宗即位，召為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崇寧元年（1102）再入黨籍，免官回鄉(xiāng)閑居，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晚年再度起用，任泗州知州，到任不久病卒。有《晁氏琴趣外編》六卷。晁補之許多詞都抒發(fā)被貶回鄉(xiāng)的愁苦之情。元符三年（1100），晁補之遇赦北歸，有《宴桃源》。詞曰：
往歲真源謫去，紅淚揚州留住。飲罷一帆東，去入楚江寒雨。無緒，無緒。今夜秦淮泊處。
遭遇了哲宗親政時期這么一大場政治風波，即使是遇赦歸來，詞人情緒仍舊黯淡，對前景不抱任何希望。果然，崇寧年間風波再起，晁補之罷湖州任，被迫還金鄉(xiāng)家園閑居。“不會使君匆匆至，又作匆匆去計。”（《惜分飛·代別》）官場上翻手為云，覆手為雨，逼迫得詞人連夜匆匆來去。這情景，既有點凄涼又有點滑稽。閑居非本愿，臨別湖州，詞人充滿戀戀不舍之情：“圖畫他年覷，斷腸萬古苕溪路。”（《惜分飛·別吳作》）詞人只能將湖州風景譜入畫圖，以供思念。在這種情緒煎迫下，牢騷與怨苦便夾雜而來。詞人別湖州還鄉(xiāng)，路過松江，作《念奴嬌》，云：“黃粱未熟，紅旌已遠，南柯舊事，常恐重來。夜闌相對，也疑非是。”面對人生和仕途的盛衰變幻，有如黃粱、南柯一夢，同時也表現(xiàn)出詞人在殘酷的黨派斗爭中驚懼交加的心理狀態(tài)。壓抑之下，晁補之有時便轉(zhuǎn)為頹放，《行香子》云：“何妨到老，常閑常醉。任功名、塵事俱非。”這種看穿功名的口氣，其實出于無奈。“傾江變酒，舉斛為尊。斷浮生外，愁千丈，不關(guān)身。”（《行香子》）高喊愁不關(guān)己，正是因為被愁苦糾纏得無計可施。這里夸張得極有氣勢，說明詞人愁苦之深切。此外，晁補之有《千秋歲》吊秦觀、《離亭宴》吊黃庭堅，如云“驚濤自卷珠沉海”、“悲歌楚狂同調(diào)”等等，深寓自身悲慨。
相比之下，李之儀遭受的迫害更為慘烈。徽宗年間李之儀兩度貶官，尤其是崇寧元年（1102）坐為范純?nèi)首鳌哆z表》，“下御史獄，捶楚甚苦，獄解又編管。”（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一）因此，李之儀這一時期所作的詞，其悲苦沉痛之情更為深切。其《千秋歲》用秦觀詞韻，說：
深秋庭院，殘暑全消除。天幕迥，云容碎。地偏人罕到，風慘寒微帶。初睡起，翩翩戲蝶飛成對。 嘆息誰能會？猶記逢傾蓋。情暫遣，心常在。沉沉音信斷，冉冉光陰改。紅日晚，仙山路隔空云海。
秦觀的《千秋歲》作于紹圣年間被貶時期，詞中以“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喻貶謫之愁苦，一時間流傳甚廣，蘇軾及其弟子門人多有和作，也都是寫貶謫之愁恨。李之儀在哲宗親政初期，并沒有受到新舊黨爭的牽連。直到四五年以后，才受累丟官，這是李之儀的第一次遭貶，牽累既不深，又沒有被貶到荒遠之地，與此詞的情景不太符合。然李之儀在徽宗年間連續(xù)兩次遭貶，深受政敵的迫害，并長期在姑孰（今安徽當涂）居住，這段經(jīng)歷與此詞的情景、語意較吻合，所以，這首詞應(yīng)該作于徽宗年間。
這首詞上闋描寫環(huán)境，以景物烘托主觀情感。比較獨特的是詞人描繪了兩種情景差異很大的景物，用“欲說還休”的方式將內(nèi)心的矛盾痛苦揭示出來。一種是此時此刻詞人的真實感受：深秋季節(jié)，天闊云淡，地處偏遠，寒風凄冷。被貶離去，與志同道合的友人音信難通，必須獨自面對寒苦凄慘的環(huán)境，默默煎熬著痛苦，是隱藏于這一段環(huán)境描寫背后的心緒。“迥”字所描述的，不僅僅是秋日空曠的實際空間距離，也是詞人處在特定環(huán)境之中時時能感受到的一種心理距離。所以，漂浮的云絮，在詞人的眼中便有了七零八碎的感覺，而事實上只是詞人心碎的一種曲折表現(xiàn)。上闋結(jié)句突然改變語氣，詞人似乎是以極悠閑的心境去賞識翩翩成對的戲蝶。這是被愁苦折磨得無路可走的詞人的一次主觀努力，他企圖努力擺脫不堪忍受的心理苦痛。這種特意掩飾，恰好從反面襯托了詞人的真實心境。況且，歡快的成雙的戲蝶，是否會引出詞人的孤獨感和沉重感，再度令詞人陷入難堪之中呢？
果然，真實心境是無法掩飾的，下闋這種情緒就直接爆發(fā)出來。當隱藏于背后的愁苦被再度翻攪上來的時候，便化成一聲聲沉重的嘆息。詞人嘆息的是“傾蓋”故友的遠隔，彼此音信的不通。而這種苦痛，又正是殘酷的政治斗爭所帶來的。那么，這首詞所包蘊的現(xiàn)實意義，就值得人們回味。經(jīng)過一次次酷烈的政治斗爭與迫害，詞人已經(jīng)不對前景抱有希望，“紅日晚，仙山路隔空云海”，時不我有、拋擲永絕的悲痛，洋溢于言表。
悲苦之余，詞人也只能借助人們常用的方式，舉杯澆愁，以求解脫出來。《江神子》曰：
今宵莫惜醉顏紅，十分中，且從容。須信歡情，回首似旋風。流落天涯頭白也，難得是，再相逢。 十年南北感征鴻，恨應(yīng)同，苦重重。休把愁懷，容易便書空。只有琴樽堪寄老，除此外，盡蒿蓬。
這首詞寫流落天涯、十年阻隔之后與友人再次相逢的情景。李之儀的友人都是哲宗親政初被貶遠去的，哲宗親政僅僅只有七年，所以，這次相逢當然是在徽宗年間。用來表達“再相逢”的快樂，遮掩“流落天涯頭白也”的愁苦，詞人只有頻頻舉杯相勸，即使“十分”醉酒，也在所不惜。其實，酒宴之間，友人難免要談起彼此相同的“恨”與“苦”，訴說愁懷，詞人在勸友的同時也是自勸。結(jié)尾歸結(jié)到“琴樽寄老”以外，滿目“蒿蓬”，讀之令人唏噓。詞人與友人最終也沒有擺脫苦恨的纏繞。李之儀有一首《滿庭芳》抒寫“黯然懷抱”，小序明確點出因友人“詠東坡舊詞，因韻成此”，這些作品受蘇軾詞影響是十分明顯的。
元祐黨人之外，另有許多仕途失意、對前景不抱希望的詞人，或者與蘇軾曾經(jīng)有過密切交往，同樣學習蘇軾作風，在詞中深寓自我感慨。
這類詞人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毛滂。毛滂（1060-1124？），字澤民，衢州江山（今浙江縣名）人。元祐初蘇軾居翰苑時，毛滂由浙入京，以詩文自通，即深得蘇軾賞識。毛滂《東堂集》卷六附有蘇軾的推薦狀，云：
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臣蘇軾右：臣伏睹新授饒州司法參軍毛滂，文詞雅建，有超世之韻；氣節(jié)端厲，無徇人之意。及臣嘗見其所作文論騷詞，與聞其議論，皆于時有用。今保舉堪充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謹錄奏。
元符初知武康縣，改建官舍“盡心堂”，易名“東堂”，因以為號。毛滂徽宗年間改投門戶，阿諛蔡京兄弟，混得一官半職，不過，并不為當政者所看重。雖然免去了受牽累被貶或被罷免的災(zāi)禍，但是卻免不了仕途漂泊、沉抑下僚的苦痛。在他的詞中，也就免不了有受冷落時的凄苦與四處飄零的傷感之抒發(fā)。崇寧、大觀間，毛滂為求新職困居京師，作《雨中花·下汴月夜》，詞曰：
寒浸東傾不定，更奈艫聲催緊。堤樹朧明孤月上，暗淡移船影。 舊事十年愁未醒，漸老可禁離恨。今夜誰知風露里，目斷云空盡。
上闋借水浸冷月、咿呀艫聲、迷蒙孤月、暗淡船影，寫仕途坎坷、流落江湖的悲涼。下闋嘆老嗟恨，無限傷心，今夜風露，又添不盡凄涼，愁緒表達得極其含蓄蘊藉。這首詞應(yīng)作于離京赴外任途中。毛滂在京師曾上十首諛詞，奉承蔡京，指望能得重用。豈知最終仍不免離京去國，內(nèi)心的凄苦怨恨可想而知。其時，又有《去國呈蔡元度》詩，云：“去國黃流急，搔頭白發(fā)新。牛衣還卒歲，狗監(jiān)定何人？奏嫌寧妨跛，為郎正礙貧。鄙文無恙否？醬瓶盍相親。”冷官窘狀，百般凄涼，可與《雨中花》對照閱讀。
毛滂的《相見歡·秋心》，寓意及語氣皆與《雨中花》相近，或為同時之作，并列于此。詞云：
十年湖海扁舟，幾多愁。白發(fā)青燈，今夜不宜秋。 中庭樹，空階雨，思悠悠。寂寞一生心事，五更秋。
從詞中語氣揣度，也是作于后期。飄零一生，一事無成，“白發(fā)青燈”，秋愁不堪。詞人將委婉訴說艷情相思的手法，運用于這種牢騷怨苦之表達，改變了以往直抒胸臆時喜用賦筆的做法，既有被傳統(tǒng)審美觀認可之“溫柔敦厚”，又與歌詞含蓄言情的特征相吻合，是對蘇軾“詩化”詞風的一種拓展。
撫時感時之作還有《臨江仙·都城元夕》，詞云：
聞道長安燈夜好，雕輪寶馬如云。蓬萊清淺對觚棱。玉皇開碧落，銀界失黃昏。 誰見江南憔悴客，端憂懶步芳塵。小屏風畔冷香凝。酒濃春入夢，窗破月尋人。
詞寫汴京元夕之夜。上片寫滿城燈火，欣賞燈火的人傾城而出，極為壯觀，整個都城，恍如仙界。“蓬萊清淺對觚棱”，蓬萊是傳說中的海上仙山；觚棱，宮殿的屋脊。由于燈火輝煌，入夜的都城，有如白晝：“玉皇開碧落，銀界失黃昏”。下片寫江南倦客的孤獨與寂寞情懷，與上片熱鬧場面形成強烈對比。換頭用“誰見”二字領(lǐng)起，孤獨之情溢于言表。繼之又用“端憂”二字震蕩全篇。詞人滿懷愁緒，躲開那“雕輪寶馬”的去處，在小屏風后，自斟自飲，借酒消憂。值得注意的是最后兩句：“酒濃春入夢，窗破月尋人。”這兩句想象豐富，詩意盎然。作者本想趁醉酒之機伴著春天進入夢境，但卻被射入破窗的月光喚回人世。本來上元之夜是以欣賞新春的第一次圓月為主的，但是，人世的花燈卻把都城照耀得如同白晝，甚至使天上的圓月都為之失色。這實際上已經(jīng)是“喧賓奪主”了。但這上元之月卻仍以它皎潔的輝光，平等地照臨到每一個人。“窗破月尋人”，寫的就是這樣一種意境。月亮既不因整個都城的沸騰而忘記這被人遺忘的孤獨者，同時，也不會因你躲避在幽僻的角落而放棄“尋”找的時機。“窗破”為被尋找提供了這樣的機會和條件。在作者極其孤獨寂寞的境遇之中，月亮就是作者的朋友和忠實的伙伴了。這首詞寫的就是這樣一種心境。詞里沒有感時撫事的牢騷，但字里行間仿佛處處可以發(fā)現(xiàn)作者內(nèi)心的不平。這種不平大都是仕途不得志所帶來的。
2、歸隱田園的瀟逸與無奈
既然朝政黑暗，政治上受到排擠打擊，許多詞人便作歸隱之計，高歌隱逸田園之樂，其中時時仍不免夾雜著的是無奈和感傷。歸隱，是中國古代文人仕途失意、失望后的退路，是飽經(jīng)滄桑心靈的撫慰，所謂“窮者獨善其身”。此時，他們往往要突出隱居生活的清心寡欲、環(huán)境的秀麗宜人、田園的自在瀟灑，以反襯官場的黑暗，以及爾詐我虞之可笑。
晁補之這次被罷官回家以后，“葺東皋歸去來園，樓觀亭臺，位置極瀟灑，盡用陶（淵明）語命之。自畫為大圖，書記其上。”（陳鵠《西塘耆舊續(xù)聞》卷三）“自號歸來子，忘情仕進，慕陶潛為人。”（《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晁補之傳》）平日吟詠消遣，自得其樂，創(chuàng)作上反而進入一個高峰期。晁補之大量優(yōu)秀的詞作都產(chǎn)生于這一時期，如《晁氏琴趣外篇》中的壓卷之作《摸魚兒·東皋寓居》，詞曰：
買陂塘、旋栽楊柳，依稀淮岸江浦。東皋喜雨新痕漲，沙嘴鷺來鷗聚。堪愛處，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無人獨舞。任翠幄張?zhí)欤嵋鸾宓兀票M未能去。
青綾被，莫憶金閨獨步。儒冠曾把身誤。弓刀千騎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試覷，滿青鏡、星星鬢影今如許。功名浪語。便似得班超，封侯萬里，歸計恐遲暮。
晁補之晚年隱居?xùn)|皋，雖然偶爾還有“儒冠曾把身誤”、“功名浪語”的憤激語，但是，總體上已經(jīng)從仕途的失意中超脫出來，他是最能得蘇軾“曠達”真味的蘇門弟子。所以，上闋以輕快流利的詞筆描繪東皋景致的清新明麗、優(yōu)美恬靜。在江淮、陂堂的環(huán)繞之間，楊柳成蔭，鷗鷺無猜，嘉雨新痕，夜月清光，“翠幄”“柔茵”上下輝映，一片澄澈。置身其間，宛如仙境般的美好。下闋是對往事的回顧嘆息，用以反襯今日隱居之歡樂。詞人用邵平瓜圃、班超封侯的典故做對比，自云“歸計恐遲暮”，還是無奈語。不過，詞人已經(jīng)從被貶的悲苦中解脫出來，寄情于潔身自好的生活，悠然忘機。心胸之豁達坦蕩，直逼東坡。《藝概·詞曲概》評價說：“無咎詞堂廡特大。人知辛稼軒《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一闋，為后來名家所競效，其實辛詞所本，即無咎《摸魚兒》‘買陂塘旋栽楊柳’之波瀾也。”晁補之徽宗年間詞作，承蘇啟辛，在詞的流變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晁補之寫東皋隱居之樂的詞作，保存至今的還有17首之多，如“東里催鋤，西鄰助餉，相戒清晨去。”（《永遇樂·東皋寓居》）寫耕作之樂；“趣臘酒深斟，菖菹細糝，圍坐從兒女”（《消息·東皋寓居》）寫人事之樂；“蘚井出冰泉，洗瀹煩襟了”（《生查子·東皋寓居》）寫消夏之樂；“何妨醉臥花底，愁容不上春風面”（《梁州令疊韻》）寫宴飲之樂等等，都表現(xiàn)了詞人清高脫俗、昂首塵外的自在生活和開闊胸襟。
李之儀身心俱受摧殘仍不屈服，廢罷之后，也以田園之樂撫慰身心，陶冶性情，其《鷓鴣天》云：
收盡微風不見江，分明天水共澄光。由來好處輸閑地，堪嘆人生有底忙。 心既遠，味偏長，須知粗布勝無裳。從今認得歸田樂，何必桃源是故鄉(xiāng)。
從清明凈潔的天光水色中悟透“此身非吾有”的舛誤，因此感嘆半生勞碌的無謂，宣稱因此要歸隱田園。細品語意，發(fā)現(xiàn)李之儀并沒有晁補之那一份真正的超脫，更多的是無奈之中的反語憤激，可以將其理解為對世態(tài)時局的一種抗爭姿態(tài)。所以，《鷓鴣天》下闋都是詞人在大聲宣稱，在這聲音的背后可以折射出詞人的痛苦。其《朝中措》語意更為明了，下闋云：“功名何在，文章漫與，空嘆流年。獨恨歸來已晚，半生辜負漁竿。”情緒焦點落實在“功名何在”之失落后的憤慨。從這種磨滅不了的憤恨中，也可以體會李之儀不屈不撓的錚錚硬骨。另一首《朝中措》說：“平生志氣，消磨盡也，留得蒼顏。寄語山中麋鹿，斷云相次東還。”更多的是不得志的無奈，隱逸只是這種痛苦無奈心理的化解。
黃庭堅未及退隱便卒于貶所，但在貶謫期間不乏對隱逸的向往，他同樣期望以此撫慰受傷的心靈。《南鄉(xiāng)子》說：
未報賈船回，三徑荒鋤菊臥開。想得鄰船霜笛罷，沾衣。不為涪翁更為誰？ 風力裊萸枝，酒面紅鱗愜細吹。莫笑插花和事老，摧頹。卻向人間耐盛衰。
在現(xiàn)實生活中身不由己，欲進無路，欲歸不可，只能對“三徑荒鋤”遙致愧疚之意。所以，詞人理所當然地認為“鄰船”催人淚下的“霜笛”是為他而發(fā)的。那么，詞人就故意選擇了飲酒“插花”的放縱形骸的生活，來彌補自己不得隱逸的缺憾。同樣也以此來抗爭現(xiàn)實。黃庭堅又有《浣溪沙》寫自己晚年生活，詞說：
一葉扁舟卷畫簾，老妻學飲伴清談。人傳詩句滿江南。 林下猿垂窺滌硯，巖前鹿臥看收帆。杜鵑聲亂水如環(huán)。
詞人一直未得歸隱機會，“一葉扁舟”、老妻相伴云云，都是詞人渴望過的晚年生活。下片描述的與“林下猿”、“巖前鹿”為伍，聽“杜鵑聲亂”，更是一種想象中的理想生活。
3、詠史詠古之悼古傷今的情懷
悼古傷今，必然與現(xiàn)實政治發(fā)生密切聯(lián)系。這是歷代詩歌的重大題材。蘇軾以詞詠史詠古，將厚重的歷史感引入歌詞，詠古詠史的作品在北宋后期詞壇便時時可見。黃庭堅的《水調(diào)歌頭》詠漢代王昭君之事，詞云：
落日塞垣路，風勁戛貂裘。翩翩數(shù)騎閑獵，深入黑山頭。極目平沙千里，惟見雕弓白羽，鐵面駿驊騮。隱隱望青冢，特地起閑愁。
漢天子，方鼎盛，四百州。玉顏皓齒，深鎖三十六宮秋。堂有經(jīng)綸賢相，邊有縱橫謀將，不減翠娥羞。戎虜和樂也，圣主永無憂。
昭君被迫出塞和番，是漢王朝無能無力的懦弱表現(xiàn)，在民族意識極強的文人士大夫心目中永遠是極大的恥辱。到了北宋后期，邊境上有遼與西夏兩大威脅，宋王朝一直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屈辱求和。黃庭堅此時詠嘆“昭君出塞”，便有了復(fù)雜的現(xiàn)實意義，故詞人出之以辛辣嘲諷的口吻。上片寫秋高氣爽的季節(jié)邊境上的敵情警報。邊境民族的“閑獵”往往是軍事演習，這里代指入侵。詞人渲染了來犯之敵的兇猛氣勢：荒涼空曠的“塞垣路”上，“落日”蒼茫，邊風健勁，挾此威猛聲勢“深入黑山頭”的“數(shù)騎”，銳不可擋。他們有“雕弓白羽”、
“鐵面駿驊騮” 的精良裝備，蓄意而來，居心叵測。詞人不禁為邊境的安危憂慮重重。然詞人沒有直接敘說自己的擔憂，而是以“隱隱望青冢，特地起閑愁”兩句輕輕帶出。上片是昭君出塞的現(xiàn)實背景。對此外患束手無策，才出“和番”的屈辱下策。下片具體詠嘆“昭君和番”。“
漢天子，方鼎盛，四百州”，有此遼闊的國土、強盛的國力，本來不應(yīng)該以昭君應(yīng)付來犯之敵。況且，昭君“深鎖”宮中，又如何知曉國事，又有什么義務(wù)去平定入侵之敵？抵御入侵、安邦靖國，理所當然是“經(jīng)綸賢相”與“縱橫謀將”的分內(nèi)事，最終卻讓昭君蒙羞出塞、遠離故土。結(jié)尾兩句是辛辣的反語諷刺，依靠這種下策怎么能夠保證“永無憂”呢？其中透露出作者對現(xiàn)實的隱憂。
李之儀有兩首《南鄉(xiāng)子》詠端午節(jié)，因為這個節(jié)日與屈原的生平事跡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所以，對歷史的感慨也由此生發(fā)。第二首說：
淚眼轉(zhuǎn)天昏，去路迢迢隔九門。角黍滿盤無意舉，凝魂。不為當時澤畔痕。 腸斷武陵村，骨冷難同月下樽。強泛菖蒲酬令節(jié)，空勤。風葉蕭蕭不忍聞。
詞人的情緒十分沉重壓抑，恰逢端午節(jié)，想起遭遇凄慘的古人屈原，不禁感慨萬分。詠古則是為了詠懷，詞中明確說“不為當時澤畔痕”，屈原只是被詞人借來傳達情感的一個媒體。“武陵村”的想象，為詞增加了更加豐富的內(nèi)涵，詞人或許聯(lián)想到自己理想的破滅，晚景的凄涼。“骨冷”一語，悲苦凄寒已極。結(jié)尾當然是“不忍聞”，對外界的一切侵襲都已經(jīng)難以抵擋。這就是張炎在悲苦中所表現(xiàn)的：“怕見飛花，怕聽啼鵑”（《高陽臺》）的脆弱心理。蘇軾的門生總是很難真正學到老師的坦蕩超脫。
4、多種生活情感體驗的抒發(fā)
唐末五代以來，詞的表現(xiàn)范圍變得越來越窄，男歡女愛、離情別怨、春恨秋愁，幾乎成為詞中的惟一話題。詞中的抒情女主人公，也絕大多數(shù)是送往迎來、倚門賣笑的歌妓。蘇軾率先突破傳統(tǒng)的藩籬，做到“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但沒有立即被同時代的人所認可。到了北宋后期，蘇軾的開拓才逐漸被人們所熟悉、所接受，因而悄悄地成為創(chuàng)作習慣。這一階段的詞人，將生活中體驗到的多種情感經(jīng)歷，都借歌詞來抒發(fā)。這一種悄悄的改變，對南渡以后“蘇學”在詞壇的全面復(fù)蘇至關(guān)重要。
首先，是對親朋好友的思念之情。北宋后期詞人，多遭廢罷或貶謫，告別親朋好友成為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別后的思念也就隨處可見。這種思念，由于攙雜了復(fù)雜的政治因素，因此變得更加耐人尋味。李之儀《憶秦娥》云：
清溪咽，霜風洗出山頭月。山頭月，迎得云歸，還送云別。 不知今是何時節(jié)？凌歊望斷音塵絕。音塵絕，帆來帆去，天際雙闕。
凌歊臺，在安徽當涂縣西北五里的黃山上。據(jù)《太平寰宇記》卷一百零五《江南西道》載：“（南朝）宋凌歊臺，周回五里一百步，高四十丈，石碑見存。”賀鑄通判太平時曾作《凌歊引》，李之儀為之作跋，故李之儀此詞當作于崇寧年間編管太平之時。霜風秋月季節(jié)，登凌歊臺思念遠方友人，此地曾是與友人相聚相別之處。遙望遠方，友人杳無音訊，也不知何日可以重逢，思念至此，難禁心頭凄痛。詞人很好地運用了入聲韻，造成哽咽的聲調(diào)，用以表達泣不成聲的悲痛。近乎絕望的悲苦，就不僅僅是用友人之間的離別思念可以解釋得了，其中所包含的可能是更深一層的對政途風波險惡的憂慮與絕望。李之儀的《采桑子》小序說“席上送少游之金陵”，詞中以景襯情：“細雨濛濛，一片離愁醉眼中”，深情款款。“明朝去路云霄外”的敘述又為友人的前程而憂慮，現(xiàn)實政治環(huán)境的險惡隱約可見。
這類作品中，時時還能看出詞人消磨未盡的雄心。黃庭堅《品令》說：
敗葉霜天，漸鼓吹、催行棹。栽成桃李未開，便解銀章歸報。去取麒麟圖畫，要及年少。 勸公醉倒，別語怎向醒時道？楚山千里暮云，正鎖離人情抱。記取江州司馬，坐中最老。
詞前小序說：“送黔守曹伯達供備。”這是黃庭堅謫居黔州時所作。詞中有送別時稱頌政績的泛泛之語，然“去取麒麟圖畫，要及年少”的熱情鼓勵中多少包含著詞人當年的熱望及眼前的不甘心。結(jié)尾以“江州司馬”自比，失意之憤懣、牢騷也是呼之欲出。
其次，蘇軾詞中“西北望、射天狼”之類最高亢的音響，在北宋后期詞壇也找到一些回響。徽宗年間，對外族的用兵曾取得某些勝利，尤其是宣和末年聯(lián)金滅遼，以金帛換得一些土地，假造出一些虛妄的強盛局面，更令統(tǒng)治者昏昏陶醉。軍旅生活、邊塞戰(zhàn)爭，就出現(xiàn)在詞人的筆下。王安中宣和末年曾出鎮(zhèn)燕山府，為邊帥。某次檢閱六軍，賜飲官兵，作《菩薩蠻》紀其事，詞云：
中軍玉帳旌旗繞，吳鉤錦帶明霜曉。鐵馬去追風，弓聲驚塞鴻。 分兵間細柳，金字回飛奏。犒飲上恩濃，燕然思勒功。
軍中景象，都是詞人親身經(jīng)歷，故上闋寫來氣魄宏大：六軍排列，旌旗招展，鐵馬奔馳，刀光閃閃，弓聲透云。這種壯闊的景象，也是北宋詞中極其罕見的。下闋頗多諛圣之辭，建功立業(yè)的愿望也成為一種格式化的表達。但是，以這樣的題材入詞，便是對蘇軾創(chuàng)作的一種承繼。
隨著朝廷對邊功的看重，部分詞人也將建功立業(yè)的熱望寄托于此，在詞中就有了相應(yīng)的表現(xiàn)。如吳則禮，字子副，號北湖居士，興國州永興（今湖北陽新）人。以父蔭入仕，元符元年（1098）為衛(wèi)尉寺主簿，官至值秘閣，知虢州。吳則禮主要仕歷皆在北宋后期，卒于宣和三年（1121）。他與陳師道等有詩文唱和，對黃庭堅推崇備至。所以，他也接受了蘇軾詞風的影響。他有《江樓令》云：
憑欄試覓紅樓句。聽考考，城頭暮鼓。數(shù)騎翩翩度孤戍，盡雕弓白羽。 平生正被儒冠誤。待閑看，將軍射虎。朱檻瀟瀟過微雨，送咸陽西去。
宋人向來重文輕武，徽宗則好大喜功，近臣中便有以武功博取富貴者，如童貫、蔡攸之流。統(tǒng)治者趣好的改變吸引了廣大的文人士大夫，吳則禮這首詞就代表著時人觀念的某種轉(zhuǎn)變。“平生正被儒冠誤”，極似唐邊塞詩人“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之類的語氣。詞人羨慕的是“數(shù)騎翩翩度孤戍，盡雕弓白羽”的行伍生活，“將軍射虎”之場面被寫得很有聲威。吳則禮《木蘭花慢》又云：“望杳杳飛旌，翩翩戍騎，初過邊頭”，描摹行軍陣營氣勢；《紅樓慢》云：“霜髯飛將曾百戰(zhàn)，欲擄名王朝帝”，歌頌軍中勇將。同類題材的作品，在北宋后期明顯增加。
再次，托物喻志的手法被更普遍地運用。蘇軾在《卜算子》（缺月掛疏桐）、《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中借物明志，還僅僅是偶爾用之，且在有意無意之間。北宋后期朝政黑暗，蘇軾弟子、友人大都屢遭打擊，身處逆境。他們的內(nèi)心情感不可隨意表達，便更多地借用托物喻志的手法去抒發(fā)情感。在《水調(diào)歌頭》中，黃庭堅就托物喻志以表現(xiàn)自己的高尚品格：
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shù)，花上有黃鸝。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云深處，浩氣展虹霓。只恐花深里，紅露濕人衣。
坐玉石，倚玉枕，拂金徽。謫仙何處？無人伴我白螺杯。我為靈芝仙草，不為朱唇丹臉，長嘯亦何為。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歸。
這首詞上片寫景，但并非一般的實景，而是寫對理想境界“武陵溪”桃源仙境的追求：“穿花尋路，直入白云深處”。正因為詞人有如此高遠的理想，所以才有浩然之氣，磅礴九霄，甚至與天上的虹霓相結(jié)。下片抒懷。詞人對李白表示由衷的傾慕，這正是暗示對名利的輕蔑。“玉石”、“玉枕”、“金徽”、“白螺杯”、“靈芝仙草”都象征自己為人的清高與圣潔，同“朱唇丹臉”形成鮮明對照。這首詞，實際上是一首抒情詩，與蘇軾《水調(diào)歌頭》有異曲同工之妙。但這首詞似更注重于抒寫懷抱與理想，因此，抒情性也更為顯著。
北宋后期詞人在作品中普遍流露出的主體意識，表明蘇軾創(chuàng)立的抒情模式已經(jīng)被人們悄悄接受，逐漸流行于詞壇。“四海文章慕東坡”不是一句泛泛之辭，蘇軾詞之革新觀念已經(jīng)滲透于北宋后期詞人的創(chuàng)作之中，歌詞新的抒情功能得以確立，預(yù)示著南渡后的全面勃興。
三、門墻肯傍大蘇來
蘇軾清雄曠達之詞風，是一種全新的美學風格，對委婉隱約的傳統(tǒng)詞風形成沖擊，在當時詞壇引起普遍關(guān)注。蘇軾新創(chuàng)之詞風，與時人對歌詞的審美期待心理相違背，從總體上來說，以否定意見居多。如陳師道、蘇軾幕下士的批評，這種觀點代表了時人的普遍看法。蘇門弟子李廌徽宗年間見善謳老翁，還作《品令》嘲諷說：“是伊模樣，怎如念奴”（《碧雞漫志》卷一）。蘇軾的門人弟子尚且如此，遑論其他。然而，蘇軾文學創(chuàng)作的成功，已經(jīng)成為現(xiàn)實存在，無論持何種創(chuàng)作觀點的詞人，都必須面對這一現(xiàn)實。加上蘇軾巨大的人格感召力，蘇軾詞風也在不知不覺中改變著詞壇的風氣，對時人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將蘇軾以后諸多詞人的創(chuàng)作聯(lián)系起來考察，便可尋覓詞風嬗變的軌跡。
詞風之轉(zhuǎn)變，首先表現(xiàn)在用以烘托主觀情緒的客觀景物描寫的改變。傳統(tǒng)詞風偏于“香而軟”，寫景自然“狹而深”。詞人們選取的大都是“庭院深深”、“小園香徑”、“夢后樓臺”等等狹小的空間，作細膩深長的情感抒發(fā)。蘇軾則選取“明月青天”、“大江東去”、“千騎平岡”等宏大的場面作為情感抒發(fā)的背景，“一洗綺羅香澤之態(tài)，擺脫綢繆宛轉(zhuǎn)之度”（胡寅《酒邊詞序》）。詞人開闊的胸襟、奔放的情感，于是有了相襯相映的空間得以落實。其次，這種景物空間選擇的變化，源于詞人不同的情感需求，與之相適應(yīng)的必定是“登高望遠，舉首高歌”之情，傳統(tǒng)的曼聲細語的吟唱得到本質(zhì)的改造。再次，詞風的轉(zhuǎn)變，還表現(xiàn)在屏棄傳統(tǒng)詞風之秾艷，轉(zhuǎn)以清新、清麗為主要美學特征。上述三個方面，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往往完整地表現(xiàn)在一首詞中。
北宋后期詞人在空間景物的選擇與描寫方面有了明顯的轉(zhuǎn)變。李之儀是蘇門弟子中喜評論作詞者，他歷評北宋詞而無一語涉及蘇軾與黃庭堅，大約也并不滿意老師的歌詞風格。而且，李之儀論詞特別強調(diào)歌詞“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跋吳思道小詞》）。從理論上講，李之儀不大贊同老師的作詞之法，然這并不妨礙他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或多或少受其影響。徽宗年間李之儀罷居當涂，瀕臨長江，受長江壯闊氣勢熏陶，創(chuàng)作自然與蘇軾詞風趨同。其《天門謠》云：
天塹休論險，盡遠目、與天俱占。山水斂，稱霜晴披覽。 正風靜云閑，平瀲滟。想見高吟名不濫。頻扣檻，杳杳落，沙鷗數(shù)點。
這首詞是登采石娥眉亭覽眺長江而作。登高遠目，天塹長江浩渺無邊，水天相連，秋霜季節(jié)，天高云淡，這是一片無比遼闊、令人賞心悅目的景色。詞人對景生情，“扣檻”吟嘯，心情激蕩。心中的不平與憤慨，在拍打欄檻時，似乎一一灑落在江山之間。情景相融，詞人奔放的情懷也展露無遺。
李之儀又有《驀山溪·采石值雪》詠登娥眉亭覽雪景，云：“勻飛密舞，都是散天花。山不見，水如山，渾在冰壺里。”處在這一幅白茫茫壯麗的景觀之中，詞人身心與之俱潔，故連呼：“須痛飲，慶難逢，莫訴厭厭醉！”豪邁中流露出一絲頹唐，與蘇軾“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之消沉相似。另一首《水龍吟·中秋》詠中秋夜景，說：“晚來輕拂，游云盡卷，霽色寒相射。銀潢半掩，秋毫欲數(shù)，分明不夜。”一片開闊的冰清玉潔世界，氣質(zhì)上受蘇軾中秋詞影響。只是與蘇詞相比，李詞更多衰疲氣象，如“萬事都歸一夢了”、“玉山一任樽前倒”（《蝶戀花》）等等。這是徽宗年間的社會背景所特殊賦予的。
在開闊背景的襯托下，即使書寫相思別離之情感，也給人以全新的藝術(shù)感受。李之儀流傳最廣的詞作《卜算子》，就是這樣一首佳作，詞云：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
詞寫相思之情，本屬詞中最平常的題材，但這首詞卻寫得很有特色，原因在于構(gòu)思比較新巧。作者以江水喻戀情，滔滔不絕，天長地久。以源遠流長的長江連接相思的雙方，空間距離之遼遠、彼此思念之綿長，盡在不言之中。沒有花間月下的纏綿悱惻，雙方的情感融入滔滔江水，是那么的清醇、真摯。只要兩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戀情便永遠不會衰歇。這首詞另一特點是語言樸素，有鮮明的民歌風味，且以淡語寫情語，更加反映出感情的真摯。這種富有民歌風味的清新雋永之格調(diào)，就得力于烘托情感景物的改變。
從上述李之儀詞景物的描寫來看，江天一色之清明，冰雪世界之潔白，滔滔江水之綿遠，都已經(jīng)走出了狹小的庭院樓閣，也沒有了傳統(tǒng)歌詞的香艷脂粉氣。古人創(chuàng)作詩詞，重情景交融之境界，背景的改變，當然帶來詞風的轉(zhuǎn)移。
蘇門弟子李廌在這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現(xiàn)。李廌(1059-1109)，字方叔，號濟南，華州(今陜西華縣)人。元豐中他曾以文章謁蘇軾于黃州，以文章知名，蘇軾說他的文章“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但屢試不取。存詞僅四首。《虞美人令》說：
玉欄桿外清江浦，渺渺天涯雨。好風如扇雨如簾，時見岸花汀草漲痕添。 青林枕上關(guān)山路，臥想乘鸞處。碧蕪千里信悠悠，惟有霎時涼夢到南州。
這首詞通過雨中景色的描繪，寄托了離緒別情與翩然出世之想。詞人憑欄眺望，風雨連江，遠至天涯，千里一片。初夏時節(jié)有此“好風好雨”，詞人感覺到爽朗暢快，心曠神怡。雨中的“岸花汀草”，更富有勃勃生機。風雨綿延，不禁牽引出詞人的“千里思悠悠”。今夜天涼氣爽，正好入眠，睡夢中可以憑借“霎時涼夢”到達所思的“南州”。思念遠人是傳統(tǒng)歌詞所經(jīng)常抒發(fā)的一種情感，李廌則以如此開闊清爽的景物作為背景襯托，思緒悠悠而又不低沉壓抑，與蘇軾詞氣質(zhì)相似。清人況周頤在《蕙風詞話》卷二中對這首詞評價很高，他說：“‘好風如扇雨如簾，時見岸花汀草漲痕添’，春夏之交，近水樓臺，確有此景。‘好風’句絕新，似乎未經(jīng)人道。歇拍云：‘碧蕪千里思悠悠，唯有霎時涼夢到南州。’尤極遠淡清疏之致。”景物設(shè)置的改變與詞風的轉(zhuǎn)變密切相關(guān)。
北宋后期，甚至有能得東坡風韻而聞名天下的文人。蘇軾同鄉(xiāng)后輩唐庚（1071-1121），字子西，元祐六年（1091）進士，為宗子博士。卒于宣和三年。主要文學活動都是在徽宗年間。徽宗年間他曾貶官惠州，經(jīng)歷與貶地都與蘇軾相同相似。他潛心學習蘇軾，最得東坡神韻，“太學諸子競相傳寫其嶺南諸作，稱‘小東坡’。”（《四庫全書總目·眉山集》）存《訴衷情》一首，詞云：
平生不會斂眉頭，諸事等閑休。元來卻到愁處，須著與他愁。 殘照外，大江流，去悠悠。風悲蘭杜，煙淡滄波，何處扁舟。
這首詞寫旅愁，是詞人仕途坎坷、品嘗到人生苦痛后的感慨。上闋直抒胸臆，寫愁來時的難堪折磨。詞人平生豁達，不知愁滋味，經(jīng)受挫折后，方知愁苦的分量，這愁苦竟然無處不在，揮之不去，深沉抑郁。下闋以景襯情。傍晚的殘照、悠悠的江流、淡淡的暮煙，以及漂泊其中的一葉孤舟，以極其宏大的背景反襯極度渺小的扁舟，渲染旅途之孤苦無依。詞人顛倒宋詞上闋寫景、下闋抒情的一般結(jié)構(gòu)模式，因為詞人是在愁苦填滿胸臆、不得不發(fā)之為文時落筆的，正是蘇軾所謂“不擇地而出”者。外景被強烈的主觀情緒所滲透，所以，與詞人這種人生挫折之大痛苦相映襯的就只有蒼茫恢弘的景象。全詞悲憤淋漓，蒼勁高遠。“殘照外，大江流，去悠悠”的宏大景象，令人聯(lián)想起南渡詞人朱敦儒的名句：“萬里夕陽垂地，大江流。”（《相見歡》）
唐庚一類的詞人，年輩稍晚，他們是在徽宗年間才逐漸步入文壇。許多作家在“靖康之難”后渡江到了南方，成為“南渡詞人群”中之活躍者，也自然成為南北宋詞壇的過渡者。以往詞史研究者過分強調(diào)南渡前后每位詞人詞風的截然轉(zhuǎn)變，忽略了北宋末年這一批詞人受東坡詞風影響，創(chuàng)作中或多或少發(fā)生改變，已經(jīng)預(yù)示著詞壇風氣的轉(zhuǎn)移。南渡后詞風的巨變，不過是借助社會之大動蕩給詞人形成的大沖擊，加速、加劇這種演變的到來。
這一類詞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葉夢得。葉夢得（1077-1148），字少蘊，號石林居士，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哲宗紹圣四年（1097）進士，授丹徒尉。崇寧初授婺州教授，累遷至翰林學士。歷知汝州、蔡州、
潁昌府。南渡以后仍得重用，官至尚書右丞，兩鎮(zhèn)建康，為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葉夢得在徽宗年間頗受重用。他是南北宋之交的重要作家，著述繁富。他是晁補之的外甥，元祐末與蘇門弟子交往密切，徽宗年間也曾閑居烏程卞山，與賀鑄來往頻繁。所以，葉夢得與蘇門有很深的淵源，創(chuàng)作上也深受影響。徽宗年間，葉夢得雖依蔡京而貴，人品有可非議之處。然詞作仍得東坡余韻，與南渡以后的作品保持了連貫性。他的部分作品，甚至被混入東坡集子，使后人難辨真?zhèn)巍４蠹s作于政和末年移官
潁昌、與客告別的《永遇樂》，便誤入汲古閣本《東坡詞》，詞云：
天末山橫，半空簫鼓，樓觀高起。指點栽成，東風滿院，總是新桃李。綸巾羽扇，一尊飲罷，目送斷鴻千里。攬清歌，余音不斷，縹緲尚縈流水。
年來自笑無情。何事猶有，多情遺思。綠鬢朱顏，匆匆拼了，卻記花前醉。明年春到，重尋幽夢，應(yīng)在亂鶯聲里。拍欄桿，斜陽轉(zhuǎn)處，有誰共倚？
起筆開闊。遠處是天邊的“橫山”，近處是高聳的“樓觀”，連接其間的是空中隱隱傳來的“簫鼓”聲。這一片氣魄恢弘的背景所襯托起的就不是一般的“呢呢兒女語”，而是一種拿得起、放得下的爽快利落之友情。所以，面對“東風滿院”、桃李新開之美好春季和即將分手的友人，惟有“一尊飲罷”，千萬語祝福、千萬種離情盡在其中。此情此意，皆隨“清歌”余音，潺潺流水，裊裊不絕。詞人“自笑無情”是表面現(xiàn)象，是自我解脫，“多情遺思”才是真實感受。大丈夫臨別分手，不學兒女沾巾，看似無情卻有情。這種深藏于內(nèi)心的情誼，已將詞人引向分手之后的設(shè)想：明年春來，“亂鶯聲里”，“斜陽轉(zhuǎn)處”，大約只有孤獨一人，倚欄對景了。思念及此，思別之情又轉(zhuǎn)深一層。詞人在送別之際，仍作灑脫之態(tài)，不失丈夫豪氣，深情貫注其中。清脫疏曠之詞風，摩近東坡之壘。
葉夢得約作于宣和五年（1123）的《定風波》，乃中秋與友人置酒待月抒興之作。詞中描繪了“千步長虹跨碧流，兩山浮影轉(zhuǎn)螭頭”之清麗壯闊的景色與“裊裊涼風吹汗漫，平岸，遙空新卷絳河收”中秋月夜之清涼世界，以及倘佯其間“付與詩人都總領(lǐng)”的逸懷浩興。約作于政和中與友人賀鑄等言別之《臨江仙》，慨嘆“自笑天涯無定準，飄然到處遲留”的漂泊生活，設(shè)想“遙知欹枕處，萬壑看交流”之心胸磊落開闊。這些詞都共同具有清曠超逸的作風。王兆鵬先生《兩宋詞人年譜》編得葉夢得徽宗年間詞28首，以這類風格的作品居多。
葛勝仲是南渡詞人中的另一位活躍者。葛勝仲（1072-1144），字魯卿，常州江陰（今屬江蘇）人。哲宗紹圣四年（1097）進士，調(diào)杭州司理參軍。元符末中宏詞科，除兗州教授，入為太學正。累任太常少卿、太府少卿、國子祭酒。出知汝州、湖州、鄧州。南渡后乞祠歸，卒謚文康。葛勝仲秉性正直，徽宗年間多得罪權(quán)貴，如宣和時在汝州曾抗宦官李彥括田，保護流民，其個性及作為有類似蘇軾之處。他在徽宗年間的詞作，也得東坡風韻。如約作于大觀四年（1110）的一首《水調(diào)歌頭》，儼然是一篇濃縮的《赤壁賦》，詞云：
夜泛南溪月，光影冷涵空。棹飛穿碎金電，翻動水精宮。橫管何妨三弄，重醑仍須一斗，知費幾青銅？坐久桂花落，襟袖覺香濃。
庾公閣，子猷舫，興應(yīng)同。從來好景良夜，我輩敢情鐘。但恐仙娥川后，嫌我塵容俗狀，清境不相容。擊汰同情賞，賴有紫溪翁。
月夜泛舟南溪，冷光相射，金電涵空，水天一色，潔白清澈。置身于這個透明的世界之中，心胸為之凈潔。詞人舉杯對飲，橫管相伴，留戀忘返。不知不覺中又熏染了一身的桂花香濃，身心俱融入大自然。下闋回想前賢登臨游玩之樂，得出的結(jié)論是“我輩情鐘”這等空曠清明的自然風光，是性情使之然。葛勝仲今夜游樂，既直接得自眼前的風光，也間接地得自前賢的熏陶。其中北宋最能得自然景色之樂、且能形諸于文的就是蘇軾，葛勝仲不好明言，但所塑造的境界是如此的相似。處在這明凈的世界中，詞人不免有點自慚形穢，這實際上是對自己混跡官場、有時只得隨俗作態(tài)之處境的不滿。所以，詞人就更珍惜今夜所得之樂。此景此情此樂，只有脫落塵俗、表里俱澄澈者，方能潛心體味。葛勝仲作于同時的另一首《水調(diào)歌頭》進而議論說：“巖壑從來無主，風月故應(yīng)長在，賞不待先容。”語意和語境皆從東坡《赤壁賦》中化出，前后承繼關(guān)系十分明顯。
表現(xiàn)葛勝仲這種灑脫襟懷、磊落心胸的，還有那些醉心于綠水青山之間、抒隱逸之情的詞作。在明凈的山水之中，詞人獲得心靈之愉悅。如《漁家傲》云：“疊疊云山供四顧，薄書忙里偷閑去，心遠地偏陶令趣。登覽處，清幽疑是斜川路。”《定風波》云：“千疊云山萬里流，坐中碧落與鰲頭。真意見嬉吾已領(lǐng)，煙景。不辭捧詔久汀州。”山水之間的風物景色，必然都是清明寥廓的，詞人的心靈在此豁達寧靜的世界中才能得到撫慰與休息。
繼蘇軾之后，詞人“詩化”的路子也是多樣的，毛滂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他通過自己的創(chuàng)作進一步促進了詞的“詩化”。這里所說的“詩化”，并不是指毛滂的詞像蘇軾那樣擴大了反映生活的內(nèi)容，而是說，他的詞極力舍棄柳永詞中所具有的俚俗的特點，向著騷雅的境界提高，并且善于從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中發(fā)掘出濃郁的詩意。毛滂在藝術(shù)感受上和形象的捕捉方面有自己獨到之處。如《減字木蘭花·留賈耘老》：
曾教負月，催促花邊煙棹發(fā)。不管花開，月白風清始肯來。 既來且住，風月閑尋秋好處。收取凄清，暖日欄桿助夢吟。
詞里寫的是月白風清的秋夜，但詞人的著眼點并不在正面描寫秋夜如何美好，如何迷人，而是側(cè)重于抒寫作者以及賈耘老對待這秋夜的態(tài)度。不過這態(tài)度并不是理性的敘述，而是通過詞的意境反映出來的。在一個清風明月的夜晚，詞人催促停泊在倒映水中的花叢身邊的小船，冒著薄暮的煙靄去邀請賈耘老來賞月。然而這小船直到煙靄消散之時才出發(fā)返航。賈耘老之所以肯來，并不在于是否有花開放，而是：“月白風清始肯來。”這是一種何等高雅的境界!下片，“既來且住”扣緊詞題，而“風月閑尋秋好處”才是挽留友人的目的。在這風清月白的秋夜，該有多少畫意詩情呵！盡管這詩情，這畫意帶有“凄清”的特點，但它仍是那么迷人。不僅如此，假如你能伴我留在此地，那么，當明朝旭日東升，你我憑欄遠眺，這一切，甚至在夢里也會變成詩句……。詞的意境清幽。構(gòu)思別致，詞句驚警。在詞的“詩化”方面，還有一些作品也比較典型，不妨再舉一首。如《南歌子·席上和衢守李師文》：
綠暗藏城市，清香撲酒尊，淡煙疏雨冷黃昏。零落荼蘑花片損春痕。 潤入笙簫膩，春余笑語溫。更深不鎖醉鄉(xiāng)門。先遣歌聲留住欲歸云。
毛滂是衢州人，又曾任衢州推官，這首詞就是在家鄉(xiāng)寫作的。詞中抒寫的是惜春送春之情。“綠暗”時節(jié)，花已凋謝，大自然的“清香”氣味依然撲面而來。詞人留戀這一切，便對“零落”之“荼蘼花片”傷感不已。蘇軾說：“荼蘼不爭春，寂寞開最晚”（《杜沂游武昌，以荼蘼花菩薩泉見餉》之一）；王琪說：“開到荼蘼花事了”（《暮春游小園》）。詞人的戀春、惜春，就是表達這樣一種與詩歌共同的意境。詞人因此設(shè)想出種種留住春天的方法。詞人飲酒賞春，甚至讓“歌聲留住欲歸云”。在形容歌聲美妙動人之時，其深層涵義則是要讓時間暫停，使春天永駐，青春永不衰老。可以說，在蘇軾大力進行詞的“詩化”過程中，毛滂是一個積極的影響者。他的這一類詞作首先影響到陳與義、朱敦儒，甚至影響到南宋姜夔、張炎等人的詞風
蘇軾作詞，“指出向上一路”，在北宋詞壇也并不寂寞。后來詞人，逐漸擺脫“花間”代言模式，習慣于用詞抒發(fā)各種不同情感，表現(xiàn)更為廣闊的社會畫面，詞風也趨于多樣化。歌詞，成為一種獨立的新抒情詩體。不過，自蘇軾開辟風氣，到南渡詞人的風起云涌，在創(chuàng)作中還有一個緩慢的認同過程，北宋后期詞壇正是蘇詞新風漸漸得以認同的階段。王灼說：“晁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韻制得七八。……后來學東坡者，葉少蘊、蒲大受亦得六七。”（《碧雞漫志》卷二）蒲大受詞無傳，其余諸家之作如上所論。繆鉞先生言山谷詞“門墻肯傍大蘇來”（《靈谿詞說·論黃庭堅詞》），語意之間持否定態(tài)度，如果正面使用這句話，倒可以用作對北宋后期詞壇一種創(chuàng)作風氣的歸納。這股創(chuàng)作態(tài)勢，日益強勁，最終為南渡詞人導(dǎo)夫先路。
蘇門弟子及受蘇軾影響的詞人，他們同樣大量創(chuàng)作婉約詞，其詞風、氣質(zhì)、面貌、品格、情調(diào)，也正在悄悄地發(fā)生變化。這與蘇軾的創(chuàng)作仍然有著深遠的關(guān)系。先讀黃庭堅的一首情致深婉的作品，《清平樂》說：
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 春無蹤跡誰知？除非問取黃鸝。百囀無人能解，因風飛過薔薇。
詞寫惜春之情，是宋詞中常見的題材。詞人對春天無限留戀，因愛戀至深，無知的春天在詞人眼中竟成為有血有肉、有性靈的春姑娘。詞人因此提出了“癡情”的要求：“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但這畢竟是不現(xiàn)實的，春天不會因為詞人的留戀而停下腳步，最終還是匆匆離去。詞人卻并不因此消沉悲哀，他從“黃鸝百囀”中感覺到了春天的“蹤跡”，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氣息。他人無法聽懂“黃鸝”的鳴叫聲，詞人卻成為其知音。這首惜春詞始終洋溢著一種樂觀情懷，而不見傷春氣息。其深婉含蓄與清逸峭拔之處，為其他詞人所少見。這就是“詩化”變革潛移默化的結(jié)果。
李之儀的《卜算子》（我住長江頭）已經(jīng)非同凡響，再讀他的一首《鵲橋仙》：
宿云收盡，纖塵不警，萬里銀河低掛。清冥風露不勝寒，無計學、雙鸞并駕。 玉徽聲斷，寶釵香遠，空賦紅綾小砑。瘦郎知有幾多愁，怎奈向、月明今夜。
纏綿的戀情卻以空曠清疏的“萬里銀河”襯出，“月明今夜”，“瘦郎”無寐，思緒千里，一切的情感都在月色中得以傳遞。戀情詞寫得氣象開闊，是蘇軾以來的一種新變化。
毛滂同樣是寫戀情的高手。他善于汲取當代詞人的諸多長處而形成自己的風格。他的詞有柳永的清幽，卻避免了柳的婉膩；有蘇軾的疏爽，卻無蘇的豪縱；有秦觀的明暢，卻無秦的柔媚；于是便形成了他自己那種清疏明雋的藝術(shù)風格。他的詞里，有戀情的歌唱，但既不狂熱，也不膩味；有秋愁春恨的嘆惋，但既不頹唐，也不流于應(yīng)酬。蘇軾出任杭州太守時，毛滂曾任杭州法曹。他愛戀歌妓瓊芳，當他秩滿離杭時，作《惜分飛·富陽僧舍代作別語》：
淚濕欄桿花著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 斷雨殘云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
詞寫別前的情態(tài)與別后的心緒，全篇不見卿卿我我，也不見有香艷的描寫，卻一往情深，含而不露。這與詞的構(gòu)思和表現(xiàn)手法密切相關(guān)。詞中交叉使用借代與擬人手法，這就使抒情的詞句更多一層深意。上片描繪別時相對無言，用“花著露”來形容情人的淚水，用“碧聚”形容情人的深愁。下片寫別后心灰意懶，長夜無眠，潮聲不斷騷擾，傳來耳畔。作者用擬人手法：“斷魂分付潮回去!”周煇在《清波雜志》卷九中評此詞說：“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這兩句評語很符合這首詞的特點。還有一首《生查子》也有類似的特點：
春晚出山城，落日行江岸。人不共潮來，香亦臨風散。 花謝小妝殘，鶯困清歌斷。行雨夢魂消，飛絮心情亂。
這首詞實際上也是一首含而不露的情歌，讀之更耐人咀嚼尋味。上片寫“春晚”“落日”之時漫步在“江岸”邊的苦苦等待和期盼，以及等待未果時的焦慮、痛苦、傷心和失望。下片則寫閨中獨居寂寞與凄苦，詞人多用“花謝”、“鶯困”等暮春景物做烘托，故語氣極其委婉。戀情詞之潔凈化，也是蘇軾詞以來的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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