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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詞是宋詞的主要體式之一，它與小令一起成為宋代詞人最為常用的曲調樣式。慢詞的名稱從“慢曲子”而來，指依慢曲所填寫的調長拍緩的詞。《詞譜》卷十慢詞“蓋調長拍緩，即古曼聲之意也。”“慢曲子”是相對于“急曲子”而言的，慢與急是按照樂曲的節(jié)奏來區(qū)別的。“慢曲子”又稱“慢遍”，王建《宮詞》說：“巡吹慢遍不相和，暗里看誰曲較多。”《詞源》卷下說：“慢曲不過百余字，中間抑揚高下，丁、抗、掣、曳，有大頓、小頓、大住、小住、打、掯等字。真所謂‘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之語，斯為難矣。”顯然，由于曲調變長、字句增加、節(jié)奏放慢，與小令相比慢詞在音樂上的變化更加繁多，悠揚動聽。于是，這也就適宜表達更為曲折婉轉、復雜變化的個人情感。
這里需要辨明的是“慢詞”與“長調”的區(qū)別。慢詞曲調較長、字數(shù)較多，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長調都是慢詞。如《勝州令》長達215字，分成4疊，現(xiàn)存宋韓師厚妻鄭意娘所填的詞一首。反過來，《高麗史·樂志》中所載的《太平年慢》則只有45字，雙調。敦煌琵琶譜中的“急曲子”也有不短于“慢曲子”者。詞調的“慢”與“急”是依據(jù)其音樂節(jié)拍的緩慢或急促來區(qū)分的，與字數(shù)沒有必然聯(lián)系。當然，樂曲的節(jié)奏放慢之后一般說來曲調要變長、字數(shù)要變多。而長調、中調云云，則是根據(jù)各調的字數(shù)多寡來區(qū)分的，這同樣與“慢曲子”、“急曲子”無關。唐宋時期，沒有“長調”、“中調”之說，至明清時期才出現(xiàn)這類劃分，并將其與“慢詞”、“小令”混為一談，遂造成后人理解上的混亂。明人顧從敬刻《類編草堂詩余》，將分類編排的舊本改為按調編排的新本，將詞重新分為長調、中調、小令三類：58字以內為小令，59字至90字為中調，91字以上為長調。清初毛先舒在《填詞名解》中肯定了這一分類法，于是，這種分法在清代便甚為流行，而且往往將慢詞與長調等同起來。一直到今天，個別學者依舊認同這種分法，王力先生在《漢語詩律學》中說：“我們以為詞只須分為兩類：第一類是62字以內的小令，唐五代詞大致以這范圍為限；第二類是63字以外的慢詞，包括《草堂詩余》所謂中調和長調，它們大致是宋代以后的產(chǎn)品。”（第520頁）很明顯，這些學者是將字數(shù)多寡與樂曲緩急兩個不同標準混淆起來了，漠視了宋詞本是合樂歌唱的音樂特質。對此分類法，清人已經(jīng)加以駁斥。萬樹《詞律·凡例》說：“所謂定例，有何所據(jù)？若以少一字為短，多一字為長，必無是理。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有六十字者，將名之曰小令乎，抑中調乎？如《雪獅子》有八十九字者，有九十二字者，將名之曰中調乎，抑長調乎？”四庫全書臣十分贊同萬樹的觀點，《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九《類編草堂詩余提要》說：“詞家小令、中調、長調之分自此書始。后來詞譜依其字數(shù)以為定式，未免稍拘，故為萬樹《詞律》所譏。”今天多數(shù)學者已經(jīng)舍棄了長調、中調、小令的分類法。然而，清人使用這種分類法已經(jīng)約定俗成，在詞論中所言的“長調”往往即指“慢詞”，故必須辨明。
詞的曲調樣式除慢與小令以外，還有近、引兩類。《詞源》卷下稱“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慢曲、引、近”。近，是近拍的簡稱，它是近列于慢曲之后、令曲之前的曲子，如《好事近》、《丑奴兒近》之類。近拍的字數(shù)大致介于慢曲與小令之間，最短的是袁去華的《卓牌子近》71字，最長的也是袁去華的《劍器近》96字。引，本來是古代樂曲的名稱，在大曲中與序的意義相近，為前奏曲、序曲之意，如《千秋引》、《天香引》之類。引的字數(shù)與近拍相似，最短的是蘇軾的《華清引》40字，最長的是向子諲的《梅花引》114字。所以，明清人往往根據(jù)字數(shù)將近、引歸入中調，這仍然是不合理的。近、引的名稱在于它們在樂曲中所處的位置，依然應該從音樂的角度去理解。近、引曲調較少，作品數(shù)量也不多，故附于此一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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