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的軍營胎記——讀何亮長篇小說《兵詞·1970》
陳可非
小說是時代的胎記。這是小說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的一部分，也是小說家應負的責任和義務。據說一個人的胎記乃來自復雜的基因，其本身便像是一個深邃的寓言，隱含了某些有趣而費解的秘密。何亮的長篇新作《兵詞·1970》（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就是這樣一部堪稱為時代胎記的作品。它截取的是1970年代的中國軍營這個橫斷面，展示了這一特殊群體在特殊年代里更為個性和異趣的一面。因為在那個年代，軍營在整個中國來講，是極具特定意義和代表性的。
讓人放心不下的結構？
早在十多年前，就聽說有老外寫過一本叫《哈扎爾詞典》的小說，而真正知道這部作品還是在韓少功《馬橋詞典》出版引起紛爭以后。原因是兩本“詞典”都采用了同樣的結構，把小說按詞條寫，因而引起了一系列爭議，有人認為韓少功是在“抄襲”，也有人甚至從根本上否認這種小說文體。口水官司打了幾年后不了了之，想必此后再不會有人敢用這種文體寫小說了。
可是，事隔幾年又來了一人，仍要把小說當詞典寫，或者說把詞條編成小說，這人便是何亮。他為何會這樣固執，難道他不怕別人也給他扣上“抄襲”的帽子？他真有這么自信？他這樣做總讓人有些放心不下。
這些顧慮只有在讀過文本之后，才會一一消除。我們看到，一部作品的結構全然是天定的，絕不隨作者一廂情愿。何亮對于他的故事為何選取詞典方式來敘述，只有在解讀作品中，才能得知其良苦用心。這與其說是受前面提到的兩部作品結構的啟發，毋寧說是在比較或嘗試各種方法后必然的取舍。這種剔除了一切鋪墊和雜陳的簡練方式，讓人更加清晰地感到那個逝去的時代留給人們的心靈印記，同時也隱喻了無論多么復雜、熱鬧、荒誕和光怪陸離的時代，最終寫進歷史的無非就是那么些簡單的詞條而已。讓人難以置信的是，比起《哈扎爾詞典》和《馬橋詞典》來，何亮的處理似乎更具理性，仿佛真的是在做一種學術研究而不是文學寫作了，但在看過那一篇篇簡潔的故事和聽過那些頗具哲學味的分析論述后，我們仍看到了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尤其是，他們深奧而復雜的內心世界。作者在自序中說，“實際是把自己由切身經歷而來的一些體會奉上，與軍中戰友和對軍營習俗感興趣的朋友做一次心靈的交流。也算是用這種方式，記述一段在某個視角上才能看到的歷史。”讀到這些，我知道了自己擔心的多余。詞典式的小說結構仍有相當的發展空間，相對于前人已有的類似嘗試，何亮恰恰做到了避其所短而揚其所長，讓結構完全為內容服務，與內容相得益彰。
虛實之間的文化暗示
也許只有經歷了上個世紀70年代的人，才能對作品中列舉的諸多詞條耳熟能詳。比如“憶苦思甜”、“斗私批修”、“引路發言”，這些在當下人看來近乎笑話的詞語，在當時卻被人們一絲不茍地實踐著，而沒有多少人敢有質疑。作者自己顯然也曾虔誠地參與過這些實踐，并將其情其境盡量忠實于原貌地傳達出來，為的只是向后人提供一面鏡子。是時代造就了這些特別的詞語。《兵詞·1970》整部作品分三個部分來敘述，即新兵伊始、連隊軼事、球場日子。從層次上看，這既是作者人生經歷的記錄，也是其思想成長的寫照。正是在這逐漸成熟的進程中，完成了他對這些詞語的理解和認同，或是質疑和不認同。在《班長》一節中我們看到，“當了兵，見到老兵就得叫班長，這是規矩。”然而，“這個‘班長’卻是虛稱，相當于承認你在我眼里是‘班長級別’而我只是‘新兵級別’，這跟白紙黑字地被上級任命的班長是兩碼事。”看似閑淡的敘說，說虛道實之間，卻揭示了中國傳統文化對軍營文化的微妙影響。有些“虛”的背后，其實正隱藏著一個更高層面的“實”。當過兵的人都知道，“班長”稱呼在軍營里實在是太流行太普通了，也常有些認真的人士撰文強調應嚴格按條令規定有關稱呼，不應濫叫“班長”，但從來就沒有奏效過，卻沒人認真剖析過這背后的文化原因。還有像《鼓掌》、《比喻》、《典型》、《偷窺》等看上去沒有一點奇特的詞語，在這部作品里都具有了全新的闡釋，產生了與詞語自身不同甚至是大相徑庭的意義。這一切卻決非作者杜撰，而完全來自他對軍營文化的的仔細觀察和深入理解。
在許多章節中我還發現，作者的敘述中還隨處夾帶了那個年代的另一些特殊“詞語”，但不知為何沒將它們單獨成篇。如《廣播》一節的開頭作者這樣寫道：“部隊基層的思想政治教育，講究的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無孔不入’。除了能占到正課時間一半以上的政治學習和每天的‘早請示’、‘晚匯報’，以及‘雷打不動’的‘天天讀’之外，連吃飯的時候也不讓人消停——嘴巴可以占著，耳朵卻不讓你閑著，有人會利用這時間講述學習體會，表達班組決心，宣傳好人好事。”這就是“連個話筒和擴音器也沒有，只憑了念稿人的嗓門兒高聲朗讀”的“飯堂廣播”。作者對新兵們為了表現自己的進步而“爭奪廣播權”的場面描寫相當生動。但是，既已提及，卻沒把“早請示、晚匯報”和“天天讀”等列為詞條寫出，讓我覺得不無遺憾。當然對故事性和生動性的考慮或許影響到了作者對詞語的取舍。這是該書和前面提及的另兩部“詞典”的不同之處，也正因如此，《兵詞·1970》所選“詞語”大都是緊扣住人物或故事，能比較典型地反映那個年代的軍營習俗的。一些未加“注釋”卻也屬于那個時代的“詞語”，雖令人不無遺憾，仍起到了一定的烘托作用，共同寓示著一個特殊年代的特殊文化。
零碎背后的哲學整合
初看《兵詞·1970》，其故事是零碎的，甚至有時覺得其主要人物都不明確，這跟何亮過去的作品大有不同。但細細地回過頭來品讀時，才發現這些被砸碎于“詞語”中的故事，具有的是實質性的完整概念。通篇中人物縱橫交織，形成了一張斑駁陸離疏而不漏的網，而“我”顯然是這斑斕大網的主綱。每個詞語背后都有故事，每個故事都有不同人物，而“我”一忽兒是故事的主人公，一忽兒是講述者；一忽兒是以新兵身份在惑然慨然，一忽兒是用作家話語品評反思。如此這般反反復復，使這部作品平添了撲朔迷離的色彩，使人已無法認清其人物的真實身份，分辨不出哪一個才是作者自己。然而就在這樣的似真非真、亦實亦幻中，卻讓人真切體驗到了一種情感的深刻，感受到了一種哲學的高度。這樣的方法，與米蘭·昆德拉不無相似，那些看似與現實無關的人物和事件也來到了作品中，只有細心的讀者，才知道這些人和事與作品不可分割的關系，才會發現故事背后隱藏的哲學意味。這有些像中國功夫中的醉拳，看似隨意，狂放不拘，其實每個細節都決非妄加，背后更是相當的功力，
《兵詞·1970》說的是三十年前的故事，真正揣摩起來，它其實不僅僅是那個時代的胎記，而是讓我們看到了更多的東西——它更像是一串串解讀古今兵文化或揭示世風民俗謎底的鑰匙，或至少是一條條有相當價值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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