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與交融:奧林匹克與近代中國
1894年6月23日,這是世界體育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在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創始人皮埃爾·德·顧拜旦的努力下,與會的12個國家79名代表在法國巴黎,一致同意成立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并決定將國際奧委會總部設在巴黎,規定法語為法定語言;推舉希臘詩人維凱拉斯為國際奧委會第一任主席,顧拜旦為秘書長;產生了第一批共15名國際奧委會委員,并召開了首屆國際奧委會全體委員會議。會議決定輪流在世界各個城市每四年舉行一次奧林匹克運動會,同時決定首屆現代奧運會于1896年在希臘的雅典舉行。從此,一個規模宏大的以體育為載體的國際社會文化運動——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正式誕生。如今,它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體系,成為凝聚著人類社會體育思想和體育實踐經驗精華的知識寶庫。而隨著西方近代體育文化傳入古老的中華大地,現代奧林匹克運動也逐步融入中國,并不斷地與中國社會在多種層面上發生碰撞和交融。
眾所周知,在古代社會,由于生產力的落后和交通條件的限制,各個國家和民族之間的接觸或聯系是很少的。體育也是一樣,它是分散的、民族的,沒有“世界的”概念。然而,自從18世紀英國產業革命之后,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隨著大工業的出現,以及它所創造的近代交通工具和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以及文化,都成為世界性的了。所以,“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姿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保1]由此,世界各國或民族的體育,也都開始從不同的起點和角度向世界聚集。而作為西方“精神產品”之一的奧林匹克運動,也正是在這一社會條件下,逐漸演變成了世界性的“公共財產”,并逐漸居于世界體育發展的主導地位。
前言碰撞與交融:奧林匹克與近代中國奧運來到中國這個世界有了資產階級后,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世界性的統治者。在世界體育文化領域中,同樣反映了這種世界性的主屬關系。即宗主國體育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體育的關系?匆豢粗袊w育的歷史發展過程,可以說,它正是中華民族脫離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及閉關自守的孤立姿態的體育,向“世界性體育”轉變的歷史,也是與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日益對接的歷史。
同許多被壓迫民族一樣,發生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這種體育向“世界”的轉變,以及和西方奧林匹克文化的對接,應該說也是從被動和主動兩個方面進行的。
首先,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破壞了中國原有的經濟制度和政治體制以及文化傳統,使中國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身份歸入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在這個體系中,中國人通過“睜眼看世界”,看到了近代西方體育所具有的那種進步性和科學性。比如,無論是瑞典體操還是德國體操,或是歐美的田徑與球類運動,它們都與自然科學,如生理學、解剖學、衛生學等密切相關,并以近代自然科學為主要理論基礎;比如,近代西方體育一般都有著較為科學、完整的活動規則體系,這無論是在運動競賽工作的組織方面,還是在具體的運動活動中,都表現出一定的公開、公平和公正性;又比如,近代西方體育具有較強的競技性、趣味性、娛樂性,這特別表現在球類和游戲項目中。所有這些,既表現了近代西方體育的先進性,也是它富有頑強生命力的主要原因。因而它為世界上許多民族或國家所承認和吸取。
宋太祖蹴鞠圖
處于落后條件下的中國也不能例外。這一促使中國體育向“世界”轉變、與西方奧林匹克文化對接的被動過程,盡管對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來說,可能有些不情愿,甚至痛苦。因為在漫長的歲月里,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各族先民,用勞動和智慧創造了璀璨的古代文明,其中包括中國古代體育。例如,春秋戰國時期,在山東的臨淄城就開了世界足球運動的先河——蹴鞠;在秦漢三國時期又出現了相撲活動,甚至有女子相撲;盛唐一代,馬球運動更是風靡全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紛紛參與其中;明清時期,又有了獨領風騷的中華武術,并出現了像少林寺、武當山那樣馳名中外的武術圣地。但是,當14世紀興起的文藝復興和后來的思想啟蒙運動,把黑暗的歐洲推進到一個新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時候,中國則從封建之巔不斷地向下滑行,最后落后于歐洲整整一個歷史時代。乃至到了19世紀40年代,西方列強用大炮轟開了中國長期閉關自守的大門,中國人不得不承認自己的落后并開始認真地向西方學習。這其中包括對近代西方體育的引進、學習和模仿。中華民族傳統體育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西方文明的強大沖擊,極不情愿地退出了在中國本土的主流發展地位。即使像中華武術那樣的民族瑰寶,在近代西方體育的沖擊面前,也不得不考慮自己的生存發展道路,考慮怎樣地自我改造、與時俱進。
唐章懷太子打馬球圖另一方面,中國體育在向“世界性”轉變,與奧林匹克運動對接的過程中,也有著主動求變的一面。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這種主動求變主要表現為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世界資本主義近代化潮流的沖擊,使沉睡的中華民族不斷覺悟并激發起他們也要努力走向世界的自覺要求。中華民族為了生存不得不變更祖宗之法,以適應新時代的要求。
有關中西方之間的文化直接接觸,應該說早在鴉片戰爭前兩百多年就發生了。那時西方的傳教士,帶來了資本主義早期的物質和精神文明,例如鐘表、地球圖、日心說、天主教,等等。但東西方文化之間并沒有發生尖銳的沖突。清朝皇帝的一紙詔令,便可以驅逐傳教士,毀棄天主教堂。而剛剛起步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東方大清帝國的所作所為也無可奈何。當時的清朝還算是強盛的、自信的。但1840年的鴉片戰爭卻最終打破了這種格局。
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英國資產階級為了搶奪中國市場,把中國變為殖民地而借鴉片問題發動的一場侵略戰爭。如果從當時世界歷史發展的大勢來說,則又可以被理解為是當時先進的資本主義西方文明,對落后的封建主義東方文明的沖擊。這是兩種文明不可避免的沖突。在這兩個世界的對峙中,除非舊世界能面向新世界,主動接受西方的文明,并以此來對付伴隨先進文明而帶來的邪惡。否則,先進的近代文明戰勝落后的古代文明,乃是不可變易的社會規律。盡管這種古代文明的代表,有著正義的目的以及種種的痛苦和血淚。正是在這種條件下,中國的仁人志士開始正視現實,“睜眼看世界”,并在比較中鑒別和認知西方文化的長處,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短處,從中尋找出救國救民的道理和途徑。于是“救亡圖存”,成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時代最強音。要救亡圖存,就必然要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統治。因此,反帝、反封建斗爭,爭取獨立、民主、富強,便始終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題。而近代中國體育的發展,近代中國與奧林匹克運動的關系,也同樣是圍繞著這一歷史發展的主題而展開的。
翻開中國近代的歷史,早在清嘉道時期,西方殖民勢力就已洶涌東來,中國和西方列強之間在科技發展水平、軍事力量、經濟發展程度上的差距就已經拉開。與之相適應的是,西方侵略的威脅也日漸加劇,特別是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后,英國擴大對華侵略與中國維護國家主權、民族尊嚴之間的矛盾已經十分尖銳。在此背景下,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已經敏銳地覺察到清廷在國際關系中的不利處境,他們深懷憂國之情,想方設法了解世界形勢,以圖從中找出防范和擺脫民族危機的對策。其中,有提倡“通經致用”的學者、進步思想家龔自珍,他提出了“更法”的見解,主張要留意于“天地東西南北之學”。有堅決反抗侵略,并注意了解外情、睜眼看世界的林則徐,他主張要“向西方學習”。尤其是愛國進步思想家魏源,他不僅主張學習西方,編成了《海國圖志》一書,更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魏源所說的長技,并不僅僅是指武器裝備,還包括了軍事訓練等多種內容。他說:“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保2]正是從練兵之法里面,我們不僅看到了軍事訓練的內容,而且還看到了體育訓練的內容。而當時的體育訓練內容,主要就是采用西方的“兵式體操”。所以在我國近代體育史上,盡管一般認為是洋務運動最早在編練新軍中引進了西方近代體育,但最早提出這一要求的則可以追溯到魏源。
魏源圖
如果說魏源還只是從理想的角度,提出要注重學習西方的科技文化包括體育的話,那么,后來發生在清政府內部的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運動,則是從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上,開始了對西方近代體育的吸收和引進。大概從19世紀60年代起,洋務派就開始編練新式軍隊,以洋操、洋槍、洋炮為主要訓練內容。最早對軍隊進行西方兵操練習的是曾國藩的湘軍。有資料表明,在湘軍中很早就有每天早晚各做一次體操的要求!袄杳餮菰绮僖淮,營官看親兵之操,或幫辦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薄叭招睍r演晚操一次,與黎明早操同!痹谙孳姷娜粘S柧氈校堋⑻毩暫筒倬氀髽屢捕际且恍┕潭ǖ挠柧毧颇。據《曾文正公·雜著》卷一“曉諭新募鄉勇”載:湘軍中每逢一、四、七日午前,均有抬槍、鳥槍的打靶訓練;而逢五、逢十日的午前,則是演練連環槍法。[3]每逢二、八日午前,湘軍的將士們則要到城外的近處,集體練習跑坡、搶旗、跳坑等類的身體活動。
洋務派新式軍隊中的兵操訓練,一方面是從英、法、美等國的軍隊中,聘請軍官充任兵操教習;另一方面也派人出國學習,以培養自己的兵操教官。如李鴻章在整頓直隸的防務中,曾于1876年選拔年少力壯的中下級軍官卞長勝等7人赴德國學習。1879年學成回國后,他們即以德國兵操訓練淮軍。
洋務派還先后創辦了不少軍事工業學堂和軍事學堂。如北洋水師學堂、天津武備學堂,等等。這些學堂大多依照外國同類學校設置課程,并聘用外籍教員。其中也設置了較多的體操課程。1894級水師學堂學生王恩溥先生曾在1985年的回憶中說,當時北洋水師學堂的體育課內容,已有擊劍、刺棍、木棒、拳擊、啞鈴、足球、跳欄比賽、三足競走、羹匙托物競走、跳遠、跳高、爬桅等項,此外還有游泳、滑冰、平臺、木馬、單杠、雙杠,及爬山運動,等等。北洋水師學堂最初所學的是德國體操,主要演習方城操和軍事操,后來到了戊戌年間,又開始改為學習英國體操。
戊戌變法運動是發生在中國近代的一次愛國救亡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它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擴大資產階級政治權力,符合近代中國的歷史發展趨勢,是一次進步的政治改良運動。它傳播了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因此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雖然戊戌變法運動不過百日便被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勢力所鎮壓,其實際的改革也非常有限,時間也極短,但它卻有著巨大的思想解放的歷史影響,對促進“西學”包括西方近代體育,特別是西方近代體育思想和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例如這場運動的領袖人物康有為,已經能從學校的教育內容上,注意到對學生進行德、智、體的多方面培養。他在《大同書》中說:“本院凡弄兒之物,無不具備,務令養兒體、樂兒魂、開兒知識為主。”在他所辦的學!叭f木草堂”的教育活動中,“體育亦特重焉!边有梁啟超,他則提出了“新民說”,即培養一種具有特色的國民。這種國民應該體現出“民德、民智、民力”的德智體全面發展要求。嚴復則公然提出了德智體三育并重的觀點。他在《原強》一文中指出:“教人也,以睿智慧,練體力,勵德行三者為之綱!彼麖膹妵鴱姺N的立場出發,甚至認為:“民之手足體力”,關系到“一國富強之效”。
由上可見,無論是西方近代體育的傳入和傳播,還是后來的奧林匹克運動傳入中國,都是在當時社會政治變革和救亡圖存的影響下而進行的。所以,和“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等一樣,中國近代史上體育的發展和奧林匹克運動的傳入與傳播,也始終都是圍繞著“救亡圖存”的歷史主題而展開的。
所謂近代體育,從本質上看,應該是近代社會的產物,是資本主義文化的一部分。但從形式上看,它則是古希臘、羅馬體育思想與方法,并結合中世紀騎士教育與貴族教育所孕育出的一種混合物。它是14世紀以后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在資產階級取得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里對封建文化的決定性勝利的過程中,而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種身體文化。
近代體育最早出現在學校。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城市的興起產生了對體育的新需求,身心全面發展成為新興資產階級的教育理想,文藝復興運動和宗教改革從根本上動搖了教會的教育體系和禁欲主義的身體觀,在復興古代體育文化傳統的基礎上萌發了新的體育思想。大約在16~17世紀,西方的貴族教育開始脫離舊的傳統,不但文化學習的內容得到更新和擴大,而且體育教育也受到重視。年輕紳士必須身心并重,使自己成為人才。一切能使他們適應和平或戰爭時期積極生活的身體運動形式,諸如劍術、騎馬、打獵、網球、跳舞等,都是日常的訓練科目。在這種條件下培養出來的人,已不再是舊式的封建貴族,而是新生的資產階級新貴。
在世界學校體育發展史上,使學校教育沖破貴族的狹小天地從而奠定近代學校體育基礎的,是宗教改革時期捷克偉大的教育家夸美紐斯(JAComenius,1592—1670)。他是新教(捷克兄弟會)的著名活動家,曾在捷克、波蘭、瑞典、匈牙利長期從事教育工作。他主張普及教育,重視人的現世生活,關心人的健康和幸福,稱學校為“造就人的工廠”。他強調教育的作用,認為品德、體力和智力的缺陷都可以由教育而得到發展。他提出了“適應自然”的原則,希望按學生的年齡及其已有的知識循序漸進地指導,主張“人人都應該祈求自己具有一個健康的心理存在于一個健康的身體里面”。雖然他從未單獨提及體育課程,但正是在他的教學計劃中,體育首次成為教學的有機組成部分?涿兰~斯確立了班級制和課間休息制,采用了直觀和示范教學法。他規定低年級學生每日學習4到6小時,每學習1小時即休息半小時。青年每天須有8小時用于吃飯、操練和娛樂,通過郊游、旅行、游戲、跑跳和球戲等,而使身體活動,讓心靈休息。他同時指出運動要有一定的節制,反對從事一些他所說的“危險”運動,如角力、游泳等。他還很重視體育和游戲活動中的德育、智育教育。夸美紐斯作為文藝復興以來的一位體育和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影響是深遠而廣泛的,所以被一些西方學者稱之為“學校體育之父”。
進入19世紀后,源于學校的近代體育首先在歐洲的德國、瑞典、丹麥等地,開始逐漸向社會和軍隊傳播。當時廣為社會和軍隊接受的體育內容,主要是那些能直接發展各種身體能力和加強組織紀律性的體操以及戶外運動。
大約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自由資本主義開始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資本輸出逐漸成為擴張的主要方式,西方各國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色彩開始減退。同時能量守恒定律、生物進化論、細胞學說和元素周期律的提出,帶來了現代科學的全面、長足的進步。在此背景下,西方社會的各種體育競賽活動開始增多,早期的體育運動組織也開始萌生。如1858年,全美棒球協會成立;1863年,英國足球聯盟成立,等等。這些全國性的體育協會組織成立,不僅使原來僅限于學;蚓銟凡克降捏w育比賽活動獲得較大的提升,而且還直接導致了各種相關國際體育組織的誕生。如較早成立的國際體育組織有:國際體操聯合會(1881年)、國際橄欖球協會(1890年)、國際賽艇聯合會(1892年)、國際滑冰聯合會(1892年),等等。
國際體育組織的建立,不僅更加促進了體育競賽活動的興盛,促進了體育運動技術的進步和體育競賽規則的完善,更重要的是引發了體育的國際化趨勢,促進了體育的國際交往。而正是這種國際體育交往,才有可能將西方和東方、強國和弱國、宗主國和殖民地聯系在一起。于是,一個宏大的現代國際社會文化運動——奧林匹克運動,不僅借此而產生,而且也借此一步步走向了全世界,走進了古老的華夏文明。
所謂中國文化,準確地說應該稱為中國傳統文化。對于中國文化這一概念,學術界至今還沒有一個一致的看法。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但是,如果從層次結構上看,我們認為,它似乎應包括中國歷史上先民們所創造的所有物質和觀念的全部。從內容上看,當然也應包括歷史上存在過的政治制度、學術思想、科學技術、風俗習慣,等等。但是,需要說明的是,我們這里所說的中國文化,并不是指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所有文化,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歷史上曾經形成的、至今還在對我們發生著影響的文化。所以有人將它稱之為“文化傳統”。在世界文化長河中,中國文化自成體系,獨樹一幟。想打破并代替這種文化體系,幾乎是不可能的。正如英國傳教士楊格非所描述的:這里(中國)的人們通曉他們自己的文學。他們有自己的圣人,自己的哲人,自己的學者。他們以擁有這些人而自豪。他們對這些人有好感,把這些人當做神明崇拜。中國人還沉浸于可以感觸到的唯物主義世界和可見之物就是一切。要他們用片段功夫考慮一下世俗以外的、看不見的永恒的東西,那是難上而加難的。他們認為,這些是物質以外的虛無的東西,因為至圣先師曾經說過,要敬鬼神而遠之。從這里你可以看出,要把福音的真理灌輸給這樣一個民族,是何等的困難。 應該說楊格非所說的情況基本上是真實的,但這并不代表說中國文化對外來文化是一切排斥的。事實上,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對于外來文化也有包容的一面。當然這種包容是在不影響中國文化的內核,并有利于其再生與發展的前提下進行的。所以我們認為,中國文化同樣具有開放性的特征。
這種開放性首先表現為中國文化對于外來文化的一種吸納態度。從歷史的發展看,中華民族從來不恐懼外來異質文化的介入,而具有較小的排他性。例如從公元1世紀開始的印度佛學的大量輸入,并沒有置換儒學的統治地位,反而逐漸促進了儒學的新生。宋明理學正是在吸收了佛學的許多精華后才使儒學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正是由于這一優良的文化傳統,所以當中國歷史進入近代以后,盡管它閉關自守的大門是在不情愿的條件下而被外國列強所打開的,其所發生的社會變革也不是源于內在能力的覺醒,而是來自外部力量的沖擊,不是主動的,而是被動的,不是一個和諧的成長過程,而是一個不斷受挫不斷調整的過程。但是它對于外來文化的態度則依然表現了一種泱泱大國的博大胸懷。所以當奧林匹克運動傳入中國的時候,馬上就有了認同的知音:“中國何時能參加萬國運動會,又何時能使萬國運動會舉行中土?茲值南洋賽會之時機,爰邀集全國體育家,訂期9月15日,齊聚金陵,開第一次中國運動大會!边@是1910年8月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發起,在南京召開“全國運動大會”《通告書》上所說的一段話。這里的萬國運動會就是指奧運會。這次活動被認為是中國近代體育史上規模最大的中國人對奧林匹克運動的最初嘗試。實踐證明:充分地吸收外來文化,不僅不會使中國原有的文化傳統中斷,而且會大大地促進中國自身文化傳統更快、更健康地向前發展。
中國文化的開放性,其次表現為它對外來文化的一種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作為西方文化的代表,奧林匹克運動和中國文化之間必然存在著許多的沖突。如:二者所依存的社會環境不同,一是工業文明下的文化,一是農業文明下的文化;存在著思想理論基礎的不同,一是以西方自然科學理論為基礎的文化,一是古代東方樸素唯物主義哲學指導下的文化。但是,這種沖突并沒有影響東西方文化走向融合。這種融合的基礎便是中國有著深厚的民族文化傳統。而“文化傳統”是指活在現實中的文化,是一個動態的流向。中國文化正是在結合時代精神的文化流向中,在吸收外來文化時,通過不斷地尋找相互共同的契合點,而促進外來文化在本土的生長、發育,并最后融入到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和體系。例如,中國文化在構建“和諧社會”的理想上,與奧林匹克運動的“促進世界和平”找到了契合點;中國文化提倡的“誠信為本”的倫理規范,與奧林匹克運動的“公平競爭”找到了契合點;中國文化中“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與奧林匹克運動的“更快更高更強”找到了契合點。所有這一切,無疑都成了奧林匹克運動能夠在中國傳入和傳播,并最后走向發展和繁榮的重要文化基礎。
注釋
[1]《共產黨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5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2]魏源《海國圖志·籌海篇·議戰》
。3]其法為6人一組,兩人一層的立體式放槍法。即6人中兩人取臥姿、兩人取跪姿、兩人取立姿,然后6人同時放槍。放完后,左人左后轉,右人右后轉,至隊末。第二組6人前進一步,再放槍。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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