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三代政治思想
第二節、領導地位的論證——神權思想
一、夏的論證
社會需要管理者，需要管理機構--政府。管理者憑什么取得權力管理社會？黃帝的領導人資格有許多記述，應該是他的社會功績的結果。堯、舜、禹當領導人的資格有也記錄，他們是合理地取得。
夏啟則不一樣，他用暴力奪權，是自封的領導人，號令同為炎黃族的其它成員。何以使被他強制領導的枝族和民眾從“心”上認同？除了暴力，他建立了神權法理論，用神權法理論論證自己當領導人的資格。
他認為代天行命的人有資格當領導。他代表了“天命”，他尊“五行”敬“三正”。不過說來也奇怪，一個集權專制主義者居然說他的行為是符合木、火、土、金、水相互運動（社會發展規律）的，是符合天、地、人正道的，難道有扈氏捍衛族選公推制度就是“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嗎？的確，我們現在很難從“五行”、“三正”中看出他們誰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這似是而非的“五行”“三正”卻可以成為暴強打擊弱小的理論依據。中國史學家們當好好認識一下這最初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勝者為王敗者寇”的理論。
史書上有“夏服天命”，但這個夏服的“天命”太籠統了，它的具體含義有許多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這個“天命”已經不僅僅是“自然歷史過程”之“天命”了，而是夏啟當然地成為社會管理者的天命，這個“天命”是他領導地位的“天命”。如果是，那當然是中國的神權理論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自夏啟以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打得贏為王成為現實，開始了神權理論。神權理論是論證其領導的合理性的政治理論，當然這種理論是“官方”理論。夏啟因為能“服天命”，所以他有資格當領導。有扈氏打不贏不但為寇，而且為奴，成為不服天命者。不過這時的神權法理論還處于初級階段，僅是一籠統的“天命”而已。
人類的發展就是如此，人是社會動物，需要管理，需要一統，需要“集權”。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這個集權就成了專制。夏政府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的專制集權政府。如果說它具有合理性，那僅僅是因為在不能直接進行民主選舉的歷史條件下，它順應了“大一統”的趨勢。它的危害更是深遠，它使中國沒有過古希臘城邦民主制那樣的時期，播下了專制的種子。
中國歷法不象西歷，從1、2、3、4、5、……依次一直記下去，而是60年一個周期，因此代表不同的社會管理時期就用與領導相關的名號記年。夏啟當上領導后，自然夏部落的領導時期就是夏朝。
夏從啟至履癸經歷了十六個領導，他們是啟、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huai)、芒、泄、不降、扃(jiong)、廑（jin）、孔甲、皋、發、履癸（桀），其間的領導人是昏庸參半，圍繞權力和利益爭奪是紛爭不斷，社會經常缺少安定團結的局面。中國每一個王朝都是如此，這是集權管理的典型特征。柏楊先生說這是“瓶頸危機”，“夏王朝和商王朝建立的初期，都曾爆發過致命的政治災難。夏王朝第五任君主和商王朝第三任君主時，也就是，當夏王朝開國后六十年左右和商王朝開國后四十年左右時、夏王朝政權接連被后羿和寒浞奪取，商王朝政權也落到伊尹之手。結果雖然傳統的當權人的后裔取得勝利，但已經殺人千萬，血流成河，而且這些后裔并不一定十拿九穩的可以得到勝利。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王朝政權都有這種類型的場面。這使我們發現一項歷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權，當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當它傳位到第二第三代時，就到了瓶頸時期�！保ò貤睢吨袊耸肪V》）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保ā渡袝摹罚ㄗg文：夏王一個接一個地都在阻礙生產力發展，一個接一個地掠奪民眾的財富。民眾都消極對待夏王的領導，怨恨不和，他們說：“這個太陽什么時候才死亡啊，我們和你一塊滅亡�！保┛梢酝葡�，夏朝的領導把自己比喻成天上的太陽，造福于他領導的民眾，但是，這是假的，他的權力是剝奪人民的權力，他的權力是不受人民監督的權力，他是人，而不是神，他的貪婪的天賦和個人能力的有限性，使他對人民的領導殘酷而不人道，最終迫使人民起來造反求生。民眾說“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集權政治，人民天生就是政府的對立物，但是，當人民能忍受的時候是會被迫服從領導的。集權政治的領導在王室血統中挑選，這造就了必然有一個領導人昏庸而殘暴，迫使人民揭竿而起，誕生新的王朝。
二、商的論證
專制集權領導實質上是專制集團領導，其它利益集團自然不服，時時覬覦取而代之。夏族強令同為炎黃族的其它枝族上稅、服從命令，自然其它炎黃族枝族不服，時時覬覦取而代之。夏朝至履癸（桀）時，因“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而暴發“商湯伐夏”，夏被剝奪領導權，代之而起的是大乙（湯）。大乙是商部落，自然他開創的領導時期就是商朝。
商人神化他們的祖先，說他們的祖先是卵生，密切了他們的祖先與上天的關系，甚至宣稱他們祖先就是上天的子孫。“天命玄鳥(即燕，商族圖騰，傳說簡狄食玄鳥卵生商先王契)，降而生商”。（《玄鳥》）
商論證其領導地位的合法性時說它是“受天命”。夏是“服天命”，商是“受天命”，這“服”和“受”都有“順應”的意思，但已有區別了：夏是因為“服”了“五行”和“三正”的天命才有資格當上最高領導人，商是“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牡氯羝潱耠薇赝��！钡摹笆芴烀�，因而有資格取而代之當最高領導人。
湯說他是“致天之罰”（執行上天對夏的懲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保ㄏ牡念I導如此殘暴，現在我必須去征伐他。）這里的德已不僅僅是個人品德問題，而是夏對人民的態度。鳴條（今山西運城安邑鎮北）之戰商打敗了夏王朝，而且把商湯伐夏稱為商湯“革命”。改朝換代是天命的變革，所以稱為“革命”。
夏商之間的權力交接其社會政治制度變革矛盾激烈程度不如后來，“姒履癸被俘，被放逐到荒遠的南巢（安徽桐城）”（柏楊《中國人史綱》）范文瀾先生也認同了王國維先生的“夏商間政治文物的變革，不像商周間那樣劇烈，商周間大變革，……是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保ǚ段臑憽吨袊ㄊ泛喚帯稰111）夏商兩代的變革起源是不同的，夏是廢“族選公推”而自封為“王”，商是推翻夏而取而代之。這證明了夏商之間的權力交接其社會政治制度變革矛盾激烈程度不如后來的事實。但是，這次變革開始了中國歷史改朝換代的方式：暴力革命！
商（前1765--前1122年），從大乙至辛（紂）經歷了31個領導，同夏王朝一樣，其間的領導人也是昏庸參半，圍繞權力和利益爭奪也是紛爭不斷，社會經常缺少安定團結的局面。
湯建立商政權把他的中央政府設在亳（音ｂó，今河南商丘）。商的干部及其家屬開始貪婪地追求他們的幸福生活。要知道，領導干部及其家屬的幸福生活多半是建立在被他們領導的民眾的痛苦之上，否則，他們為什么比民眾幸福呢？至盤庚時，干部及其家屬腐敗之風蔓延，已嚴重地威協到商政權的存在。盤庚遷殷（今河南安陽小屯村），是想借此進行反腐敗整風。盤庚說：“無戲怠，懋(mao)建大命！”（《尚書·盤庚下》）（譯文：不要游樂懶惰，努力建設好國家吧！）可是到武丁時，腐敗之風更甚，到紂時達到民眾難以容忍的程度。他們的腐敗方式承前啟后，古今皆然，酒（沉溺于酒）、色（淫亂好色）、財（榨取財物）、氣（對民眾恣高氣楊）。覬覦已久的姬發象大乙滅夏如法炮制--“受命于天”、“革命”，作《牧誓》，牧野（今河南淇縣西南）之師，商人倒戈，商滅亡，開始了周部落的領導時期——周朝。
三、周的論證
夏“服天命”，殷“受天命”，周也是“受天命”。大凡商以后的領導人都是“受天命”。但周的“天命”又發生了變化，他已不是簡單地說上天叫他怎樣他就怎樣，而是由于他“敬德保民”，所以他受天命。周認為，“天命靡常”，“唯德是輔”。
周的這一天命觀是中國政治思想歷史性的變化，這一思想統領了中國幾千年集權專制政治思想，（不能不說這是中國幾千年集權專制政治“超穩定”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它要牧民，一方面它又要保民。保民，使它有許多閃光的地方，雖然他是在集權專制政治的范疇之中。這一思想也正是儒家思想得以存續的主要原因，毛澤東時代把它推向了至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敬德保民”，開始了中國歷史的清官政治，但是中國歷史又沒有真正的清官，而是貪官太多，清官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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