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民
（山東莒縣地方史志辦公室 山東莒縣 276500）
內容摘要：用避諱法來否定《劉子》為劉勰所著，堅持劉晝說，反而更否定了劉晝說。認為《劉子》中有法家思想，《文心雕龍》是尊儒反法，以此作為否定《劉子》劉勰著的理由是不合史實的，因為《文心雕龍》對法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劉子》的語言特色與《洛陽伽藍記》、《水經注》同，以此為據肯定《劉子》作者是劉晝也是不妥的。因為這些著作，“即使在南朝，一般也用散文來寫。”從《劉子·貴農》篇反映的時代特征看，與梁代社會現實相符，也與劉勰“利民”之志相合。《劉子》講“托附”、論“因顯”、說“韜光”，這不符合劉晝的學術經歷、思想品行和性格特點。因而兩《唐志》和鄭樵《通志》對《劉子》作者的著錄是不易撼動的。
關鍵詞：文心雕龍；劉勰；劉子；劉晝
作者簡介：朱文民，男，1948年生，山東莒縣人，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理事，山東莒縣地方史志辦公室研究員。
關于《劉子》一書的作者問題，筆者前已發表的《把〈劉子〉的著作權還給劉勰》一文①，認為否定兩《唐志》記載《劉子》作者為劉勰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據近兩年學者們對此問題的討論，我認為還有再討論的必要，今將淺見陳述如下，以就教于關注這一問題的專家學者。
一、關于用避諱學判定劉勰著作的問題
有論者認為《劉子》中不避梁諱，有“順”字和“衍”字，《文心雕龍》避諱“順”字和“衍”字，以此否定《劉子》為劉勰作，堅持劉晝說。筆者覺得這一觀點很值得商榷。以往學界也曾有人用避諱法來判斷《文心雕龍》的成書時間，認為《文心雕龍》避梁諱，它應成書于梁代。筆者認為這當中有個重要因素沒有考慮進去，就是印刷術雖然始創于隋唐，但應用于印書業是中唐以后，隋代以前的文獻都是手抄品。學界普遍認為劉勰向沈約獻書的時間是在梁初，他決不會把不避“順”字和“衍”字諱的《文心雕龍》書稿獻給與梁武帝關系非同一般的沈約。成書于齊代的《文心雕龍》在劉勰進獻的時候，可能做了一番避梁諱的改動。再說，梁代以前的所有文獻凡是經過梁代抄錄的，必然都要避梁諱，這是常識，但往往被忽視。因此用避諱法來否定《文心雕龍》成書于齊代的研究思路未必成立。同理，用此方法來論證《劉子》為劉晝所作也是行不通的。這一方法，筆者在以前研究《劉子》作者歸屬時也曾試用過，但是行不通。雖然《劉子》不避梁諱，有“衍”字和“順”字，但是該書同樣不避北齊帝諱，“歡”字兩見，“隱”字十九見，“殷”字八見，“緯”字三見。北朝比南朝更保守，更講究避諱。例如高齊以后的“趙州”原為“殷州”，高齊時為避帝諱而改“趙州”。又如《北齊書·趙彥深傳》說趙彥深“本名隱，避齊廟諱，故以字行。”這是因高歡六世祖名“隱“之故。這說明用避諱學來判定《劉子》的作者歸屬，反而堵死了劉晝說的可能性。相反，《劉子》中的《思順》篇，在乾隆壬子重刊《子余增訂漢魏叢書·新論》和盧文弨校跋明刻本《新論》的版本就是《思慎》，［1］55這可能是《劉子》的原始版錄。這說明《劉子》最初是避梁諱的。至于現行本中不避梁諱，當與《昭明文選》中有些文章也不避梁諱一樣，正如屈守元先生在《文選導讀》所說“大都后人復其舊也”。
二、《劉子》中的法家思想不應成為否定劉勰著的理由
王元化先生在1988年7月9日致張光年的信中說：
劉勰和劉子在思想上還有一些差距，前者不及后者那么兼容并蓄。法家是反對尚賢的（韓非子有大量反對尚賢的言論），而《劉子》在改革問題上卻覺得儒不如法，雖然他是竭力主張尚賢的（尚賢是他的人才觀的基礎），劉勰似無如此“豁達”，他是謹守尊儒反法立場的（雖然有時也對法家某些人、某些事，作了一些肯定），就這一點說我覺得二人有差距。《劉子》在學術思想上可能更開放一些，更符合唯務折中的原則，而劉勰則更表現了儒家的正統觀點。說來慚愧，我至今未重讀《劉子》（過去也未細讀），俟細讀后再貢獻一些意見參考……此外，我覺的楊明照老人提出的語匯（習慣用語）也值得考慮（這項工作似可用計算機進行）。［2］451
這說明學界對兩《唐志》記載《劉子》為劉勰著的真實性存有兩點懷疑：一是《劉子》有法家思想，二是習慣用語問題（這一問題筆者以前已經論述過，此不再論）。今筆者不揣淺陋，試解第一個結，以就教于對這一問題感興趣的同好。
筆者認為劉勰《文心雕龍》是不反法的，而且對法家評價還是相當高的。劉勰是一位佛面儒風道骨的人。現在一部分學者一提到法家，似乎覺得儒與法水火不容。事實是“鬻惟文友，李實孔師”(《文心雕龍·諸子》)，道為法本。一部《老子》五千言，充滿了權謀，是一部政治書。司馬遷說：“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3］2146章太炎說：老子“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二語，法家所以為根本。太史公以老子、韓非同傳，于學術源流最為明了。韓非解老、喻老而成法家，然法家者，道家之別子耳”。［4］192這說明道家是法家之母本，法家是從道家派生出來的。道家與儒家在《周易》那里本是一家，表現為乾坤兩翼，后來儒家發揮了乾的陽性說，道家發揮了坤的陰性說，兩家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納。骨子里崇道的劉勰有法家思想不足為怪，何況他又是一位曾經在地方上獨當一面的政治人物呢！因此，無論從思想淵源還是從社會實踐，劉勰有法家思想都是合乎情理和實際的。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否定劉勰有法家思想的人忽視了每一個學派在各個時期的發展和變化，甚至曲解了道家思想，只強調道家“無為”，而忽略了“無不為”，更忽略了道家與法家的淵源關系。沒有看到原始道家與后來經過戰國齊稷下學子的改造已成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3］3289的黃老道家的區別，也沒有看到南北朝道家與黃老道家的不同。戰國以后的黃老道家已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了，而到玄風暢揚的劉勰時代，新道家（或稱玄學）更是“兼容并蓄”。趙吉惠先生說：“經過戰國時期中國文化大綜合發展起來的黃老道家，最重要的特色是吸取了包括儒、法、名、墨在內的百家之長。從思想內涵上看，它雖然還在道家大系統之中，但是具有了自己的學派特色。”［5］賈樹新先生在《〈文心雕龍〉的“道”》一文中，對《文心》之“道”做了分析之后，得出三個結論，其中之一是：“對《文心雕龍》‘道’的實質與歸屬弄清之后，尚應進一步明確：劉勰所原之道的理論基調是《周易》天道、地道、人道三才之道；同時，雜有佛學、道家、法家、兵家、玄學、方技等思想成分。”［6］且不評論賈先生對“道”的理解是否符合劉勰本意，單說《文心雕龍》中雜有“道家、法家、兵家、玄學、方技等思想成分”卻是事實。例如《書記》篇說：“律者，中也。黃鐘調起，五音以正，法律馭民，八刑克平。以律為名，取中正也。”這里以黃鐘定音為比喻，說明法律是處理社會問題的準繩。《序志》篇：“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中的“六典”，其中之一“典”就是刑典。這說明劉勰給法治以很高的評價，認為法律能“中正”、“克平”、“馭民”；法律能使“君臣炳煥”，“軍國昭明”。向以“唯務折中”為方法論的劉勰寫一部治國安邦的子書，其中有法家思想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筆者對《文心雕龍》思想傾向的看法是“以道為本，以儒為用”，“儒、道同尊，玄風四揚”，定劉勰思想為雜家（嚴格說雜家之謂并不妥，劉勰是兼采眾家之長而又有所創新）。事實上有越來越多的學者看到了這一點，僅有極少數人還被《文心雕龍》中的“征圣”、“宗經”等語詞所障眼。在老一輩學者中，王達津先生也看出了《文心》所尊之儒與往儒之不同，他說，“就《諸子》篇看，劉勰并非純儒家，而是經學異端。經本已包括《書》《詩》《左氏》《禮記》等亦多荀學。《諸子》篇首推風后，力牧、伊尹，可以‘懸諸日月’，隨后講‘鬻惟文友，李實孔師，圣賢并世，經子異流’，這些話卻是儒學異端。”［7］再說儒家也并不反對法治，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但孔子的法學實踐和法治思想很突出，只是學界鮮有人提及罷了。
經過長期的社會實踐證明，法家雖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3］真正的政治家是“治世以大德，而不以小惠”。［8］131再說，南北朝時期的法家思想與初創時期的法家已大不相同，它吸納了諸家的優秀成分。年輕時候的劉勰寫《文心雕龍》尚能“唯務折中”，認為法律能“中正”、“克平”、“馭民”，并給予很高的評價，在政治漩渦中歷煉了幾十年后的劉勰，寫一部政治哲學著作《劉子》更加“唯務折中”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綜核眾理發于獨慮，獵集群語，成于一己，文已佚麗，義又融貫”［9］的《劉子》正是劉勰經過了宦海的歷煉以及學問造詣高超的表現。我們應該用發展的眼光去看劉勰，他早年的《文心雕龍》是專論文章作法的，而對法家思想尚能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而晚年成書的政治哲學著作《劉子》設專章論法術，應是正常的發展。再說一個人早年和晚年的思想不可能完全一致，前后矛盾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三、以《劉子》與《文心》文風不同而否定兩書出于同一作者說不能服人
楊明照先生曾將《劉子》與《文心雕龍》的習慣用語和文風進行比對，認為兩書不一致，［10］以此來否定兩《唐志》記載的《劉子》為劉勰所作說。拙作《把〈劉子〉的著作權還給劉勰》一文曾遵照王元化先生的建議，將《劉子》和劉勰其他沒有著作權之爭的作品全部輸入電腦進行比較檢索，其結果與楊先生的結論不同。如果按楊先生判定《劉子》作者的標準去判定劉勰《滅惑論》和《梁建安王造剡縣石城寺石像碑銘》的作者，后兩文的作者也不可能是劉勰了。因為以上兩文所使用的是散句而不是駢文，且兩文的習慣用語與《文心雕龍》也大為不同。以此作為否定《劉子》劉勰作的論據是值得商榷的。近來有論者再次重復楊先生的論據，并徑直作出判斷，認為《劉子》作者是劉晝，這就使筆者覺得還有把《劉子》文風問題提出來再論的必要。
曹道衡先生在《關于魏晉南北朝的駢文和散文》一文中說：
劉勰雖然能用駢文來寫《文心雕龍》，但他的哲學論文《滅惑論》就使用了大量的散句，因為像這樣的唯心主義的哲學思想，用駢文是很難闡明的。［11］45-46
曹先生所言極是。像《劉子》這樣的哲學著作，從修身養性到治國安邦，全方位展現作者思想的巨著，如果純用駢文難以準確傳達作者的意圖。再說，《劉子》系作者晚年著作，能完整準確表達意圖即可，無需費力全用駢文以顯才華。通常的情況是學者越到老年，文章越樸實，“庾信文章老更堅”，也是這種情況的概括。楊明照先生曾認為《劉子》的文風與《洛陽伽藍記》、《水經注》同，因而認為《劉子》是北朝劉晝的作品。曹先生在上文中也談到了北朝的這兩部書。他說：
關于北朝文風，還有一點應當提到的是關于《水經注》和《洛陽伽藍記》。在不少文學著作中，往往把它們作為北朝散文的代表。其實《水經注》是酈道元為《水經》作的注釋；《洛陽伽藍記》是一部史籍。這些著作，即使在南朝，一般也用散文來寫。［11］52
曹先生對南北文風研究得很細，認為南北朝時期的文風每一朝代的不同發展階段上也有不同的特點，每一作家不同內容的作品也往往用不同的文風。他說：
劉宋的駢文和齊梁以后的駢文，其形式有較大的區別。［11］43
南朝是駢文發展的高潮時期，到中、后期，已多以四、六言為主，參以三、五、七言，規整而有錯綜，疏朗而不板滯。［12］23
《劉子》一書，與《文心雕龍》相比，雖然算不上是標準化的駢文，但駢體化的程度也是很高的。其語言特色比《滅惑論》和《石像碑銘》的水平還要高得多。正是以四、六言為主，參以三、五、七言，其語言特色在南朝的哲學論著中，水平仍然是最高的。晁公武認為《劉子》“辭頗俗薄”，曹學佺批評說《劉子》：“文辭燦然可觀，晁公武以淺俗譏之，亦不好文之一證矣。”楊明照先生先是隨晁說，后又改口承認“前賢稱其‘詞采秀倩’，‘豐腴秀整’，‘腴秀逸俊’，并非過譽”，［13］這說明楊先生對《劉子》語言特色的研究始終沒有準的。關于《文心》和《劉子》語言特色問題，我以前曾引黃侃的見解為證，認為同一人的作品未必一個模式。今再引章太炎先生在《國學講義》第五章《文學·駢散之分》中對此問題上的見解如下：
駢文、散文，各有短長。言宜單者，不能使之偶；語合偶者，不能使之單。《周禮》、《儀禮》同出周公，而《周禮》為偶，《儀禮》為單。蓋設官分職，種別類殊，不偶則頭緒不清，入門上階，一人所獨，為偶則語必冗繁。又《文言》、《春秋》，同出孔子，《文言》為偶，《春秋》則單。以陰陽剛柔，非偶不行，年經月緯，非單莫屬也。同是一人之作，而不同若此，則辭尚體要矣。［4］220
章太炎、黃侃、曹道衡、沈玉成、楊明照等先生都是學界前輩大家，在同一問題上意見如此相左，作為晚學后輩該以誰的意見為是呢？看來以《劉子》的習慣用語和語言特色與《文心雕龍》不一致作為否定《劉子》劉勰著的重要理由是不能成為定論的。
蕭統的年齡雖然小于劉勰，但他倆對文章的寫作有大致相同的看法，這是當今學界共識。蕭統《文選序》中談到對子書的要求，他說：子書“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這就是說子書并不必“綜緝辭采”、“錯比文華”，要在闡述作者的思想、學說為指歸。因此，我們有理由把此看成是劉勰那個時代對子書寫作要求的共識。這說明子書和史學著作，與通常的文學著作在文風上要求是不一樣的。今人學者如果不顧這些差異，籠統地強調劉勰著作千篇一律，皆以《文心》去判定其它著作，不僅否定了《劉子》，連《滅惑論》和《石像碑》也否定了。
四、從《劉子·貴農》篇看《劉子》的時代特征
任何作品都有時代的影子，《劉子》一書所反映的內容，雖然有歷史的共性，但主要是以梁王朝的現實為基礎展開論述的，筆者認為《劉子》是一部玄風暢揚的子書，既符合南朝的學術氛圍，也符合劉勰的思想，因而相信兩《唐志》對《劉子》作者的著錄；北朝人保守，不具備產生《劉子》的學術氛圍，而且也不符合劉晝的學術經歷，故不同意劉晝說。今再從《劉子·貴農》篇所反映的社會現實與梁代和北齊社會相對比，從其反映的時代特征探討《劉子》作者的歸屬問題。《貴農》篇在前半部分論證了農業的重要性之后，接下來批評社會現實說：
谷之所以不積者，在于游食者多，而農人少故也。夫螟螣秋生而秋死，一時為災，而數年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為螟螣，亦以甚矣！是以先王敬授民時，勸課農桑，省游食之人，減徭役之費，則食廩充實，頌聲作矣。雖有戎馬之興，水旱之沴，國未嘗有憂，民終為無害也。
《貴農》篇的這些話，雖然不全是劉勰原創的（有些句子初見于《商君書·農戰》篇），但《劉子》的作者引用于此，則應看成是有針對性的引用，又恰與梁普通初年郭祖深上梁武帝書中所反映的現實相印證。郭祖深上書梁武帝說：
臣聞人為國本，食為人命，故《禮》曰國無六年之儲，謂其非國也。推此而言，農為急務。……今年豐歲稔，猶人有饑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學，置立五館，行吟坐詠，誦聲溢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墜本勤末，置邇效賒也。今商旅轉繁，游食轉眾，耕夫日少，杼軸日空。陛下若廣興屯田，賤金貴粟，勤農桑者擢以階級，惰耕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則家給人足，廉讓可生。［14］1720
《劉子·貴農》篇所講的雖然沒有郭祖深上梁武帝書所說的那么直白，但現實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在于表現形式不同：一為上書，一為著書立說。再說劉勰深諳韜晦術，故而含蓄。《劉子》所言“游食之人”當指梁王朝的“商旅”和“僧侶”。這一點郭祖深明言曰：“今商旅轉繁，游食轉眾，耕夫日少，杼軸日空。”而劉勰不可能點得那么具體，直犯龍顏。關于梁代建康僧侶的情況郭祖深在上梁武書中直言：
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窮極宏麗。僧尼十余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蓄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14］1721-1722
因僧侶“天下戶口幾亡其半”，再加上軍隊、官員、徭役、商旅，連同建造僧院的工匠合在一起，正可謂《劉子·貴農》篇所言“一人耕而百人食”之現實。梁王朝的通貨膨脹在《隋書·食貨志》中也有記載：
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賤易得，并皆私鑄。及大同已后，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奸詐，因之以求利。
為什么盡罷銅錢改用鐵鑄錢呢？因梁武崇佛,銅都用來鑄佛像而造成銅荒。梁王朝的通貨膨脹在《梁書·蕭統傳》中也有記載。《蕭統傳》說：“普通中，大軍北討，京師谷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為小食。”連太子都降低了衣食標準，可見饑荒之重。
也許有人會說，上面這種情況北朝不是也存在嘛！但筆者在考察北朝時，覺得北朝雖是少數民族占統治地位，提倡牧業，改農為牧的人家，是由農民變為牧民，而不是游人，北齊的商業雖有鄴下的兩大集市，但就全國來看，也不成氣候，僧侶寺院也不像南朝已影響到國計民生，因而《劉子·貴農》篇所反映的情況應是蕭梁。也許有人說劉勰不可能反佛。是的，劉勰不會反佛，一是以他的韜晦術論之，他決不會跟皇帝唱反調。但他是一個立志從政的人，是一個“達則兼善天下”的人，是一個“樹德建言”的人，是一個以國家和百姓利益為重的人。這一點早在《文心雕龍》中就有表現。《文心雕龍》雖是“言為文之用心”，但“利民”、“恤民”和“重民”的思想亦有所體現。如《祝盟》篇說：
昔伊耆始臘，以祭八神。其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困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于言矣。
劉勰對他們這種“利民”的志向和行動頗為贊賞。稱贊他們：“利民之志，頗形于言矣。”《時序》篇有“金堤制恤民之詠”。劉勰這些“利民”、“恤民”和重民的思想被以往研究者所忽視。被忽視，不等于劉勰沒有這方面的思想。所以在《劉子》中專設《貴農》篇和《愛民》篇也就是自然的了。
五、結論
隨著研究的深入和發展，《劉子》與劉勰更顯示出一種摔不開、割不斷的關系，總是讓研究《劉子》者覺得劉勰的精魂或游蕩于腦際，或隱藏于文內。例如，張辰和劉俊英在《劉晝文藝觀初探》一文認為《劉子》與《文心雕龍》在“文質論”、“文德論”和“文學批評論”等諸多方面有著相同之處。［15］祁志祥的《試論劉晝的美學思想》說《劉子》：“其玄學美學的特點，主要通過捏合儒、道體現出來，帶有一定的總結性。《劉子》美學最突出的貢獻不僅在此，而在《正賞》、《殊好》等篇中對美的主客體差異，或者說審美的客體性和創造性的精湛剖析，它是對梁劉勰文藝美學理論的重大發展。”［16］再如蔡欣也多次指出“在文學觀念上，劉晝與劉勰有暗合之處”。［17］這些原本是給劉晝戴花的人，到頭來還是把花戴在了劉勰的頭上，這說明了什么呢？
綜上所述，《劉子》與劉晝，除了“劉”字相合之外，其余相合之處不多。就目前情況說，堅持《劉子》劉晝作的學者所提出的論據，還難以否定敦煌遺書、兩《唐書》和鄭樵《通志》對《劉子》劉勰著的記載。
參考文獻：
注釋：
①載《齊魯文化研究》第5輯，又收錄于拙著《劉勰傳》（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附錄中。
發布日期：2009-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