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文化史學術史上往往有這樣的情況，一種影響深遠的學說，其真偽的辯論往往也最為激烈。而有時，由于當時時代氣氛、學術語境的緣故，而出現的有意或無意的“誤讀”以及學術考辨的疏漏，往往使某些大師的思想遭到遮蔽或變形。然而，當歷史從其新的思想闡釋角度澄清謬誤，還思想以原初的真實面目時，走出“疑古”時代就成為必然。同時，這種對古代文化哲學精神的現代反思，也將使時代悖論中的宇宙人生智慧浮上歷史地表而歷久彌新。
闡釋不盡的老子，盡管其某些具體的說法因抽離了時代語境而顯出意義的迷思，但其所體現出的整體思想智慧和對宇宙人生的透徹感悟，卻無疑具有超越時空而向我們敞開的精神魅力。
一、走出“疑古”思潮的老子研究模式
老子其人其書在本世紀初“疑古”學術模式中遭到了時代文化的誤讀，并爆發了廣泛而激烈的學術論戰。這一論戰分為兩部分，首先，是否確有老子其人，而其人究竟生于何時；然后，才是《老子》是否由老子所著。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司馬遷是第一個為老子作傳的人，使我們無法不重視他的看法。由于漢代距老子已經有了相當的一段時間距離，因此，司馬遷為老子作傳時，是謹慎地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他在《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中說：“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云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終�；蛟唬豪先R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馀歲，或言二百馀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司馬遷在這里提到了三個“老子”。第一個是名李耳、字聃的老子，第二是老萊子，第三是太史儋。當然，從司馬遷的行文中可以看出，后兩個用“或曰”，有聊備一說之意，尤其是對太史儋，“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也”。但他只是基本上而非完全地傾向于“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即名李耳字聃的老子。正因為司馬遷未有完全肯定的說法，使得歷代都有人在老子究竟是何許人的問題上，產生了一系列的疑問，并形成長期的爭論。
中國學術史上，最初對老子提出疑問的是北魏的崔浩，其后，唐代韓愈否認孔子曾師從過老子。宋代以后，因儒家正統地位的確立，有人對孔子曾向老子問禮的說法提出質疑，并考辨老子其人其書的真偽。至清代，汪中和崔述堅持老子并非李耳，而是晚于孔子的太史儋。
到了本世紀初，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將老子置于孔子之前，而確認老子是春秋末期人。這一點遭到了梁啟超的反駁。其后，張煦又反過來全面批駁梁啟超。于是，引發了學術界一場時間長、牽涉面廣的關于老子及其著述考辨的“疑古”和“信古”的論爭。
重審這場論戰，不難看到，堅持“早期說”即認為老子是春秋末期與孔子同時而略早于孔子的李耳的有：胡適、唐蘭、郭沫若、黃方剛、馬敘倫、高亨、詹劍峰、陳鼓應等。堅持老子是戰國末期人即“晚期說”的有：梁啟超、錢穆、羅根澤、譚戒甫等。當然，還有一種看法認為，歷史上根本就沒有老子其人。持這一看法的孫次舟認為：“老子并無其人，乃莊周后學所捏造。《老子》書，亦出于莊周后學之手。”是莊子學派所虛構的一個從未存在過的寓言人物。這一學術背景和知識動機頗為復雜的“疑古”與“信古”的論戰，前后持續了約十五年之久，從事古代典籍和思想史研究的名家通人，幾乎都參加了這場重大的學術論爭，其文字著述大多被收人《古史辨》的第四冊和第六冊中。
其實，如果我們走出“疑古”和“信古”那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模式，而進入“釋古”的新的學術視域的話，那么，我們可以看到，早在《史記》中，已經比較清楚地闡明了老子的存在。司馬遷基本上肯定了老子即老聃，而且認為其年代要略早于曾向他問禮的孔子，并著有《老子》一書。而先秦時代所記述的有關老子的內容還有一些材料出自于《莊子》、《禮記·曾子問》、《呂氏春秋》、《論語·述而》、《論語·憲問》等，《戰國策·魏策》和《戰國策·齊策》中都提及老子，《荀子·天論》也有老子的敘述，《韓非子》中除有《解老》、《喻老》以外，還有數條引述，分別在《主道》、《六反》、《難三》和《內儲說》中。以上古籍盡管只是從不同的方面、或三言兩語地提到老子，但卻共同構成了個較為完整的老子形象。因此，老子不應是子虛烏有的杜撰，而是已然從歷史的有意或無意“誤讀”中浮現出來：老子姓李名耳，字聃，為楚人，生于春秋末期（即生于公元前571年左右，比生于公元前551年的孔丘約年長20歲），曾任東周王朝掌管圖書的官職，孔丘曾向他問禮。其后，他著有五千余言的《老子》。
二、在“釋古”語境中的老子思想
如果說，老子其人是否存在和存在于何時，已經引起一大段學術公案，那么，《老子》一書的作者是否是老子這一懸案，同樣引起了近二百年中國學術史上的紛紜聚訟�！独献印芬粫拿Q起碼有六個，即《老子》、《道德經》、《道經》、《德經》、《德道經》、《五千言》等�！独献印返脑踩绾危坑卸嗌僬�？上下篇是怎樣劃分的？而更為重要的問題是《老子》一書是否出于李耳之手？究竟是春秋時代還是戰國時代成書的？這一系列的問題，在學術界同樣引發了激烈的論戰。
梁啟超在評胡適《中國思想史大綱》時，用“六條證據”斷言《老子》一書出自戰國之末，以后，有顧頡剛、錢穆、張壽林、張季同、羅根澤、馮友蘭、熊偉、張西堂等學者撰文，認定《老子》為戰國時書。他們所依據的不外乎是思想源流、時代精神、語體文風、語言方式、流播方式、學者引述、民俗習慣等，以此判斷其為戰國時書。
如梁啟超認為，老聃是一個拘謹守禮的人，與《五千言》中那種反禮的精神相悖，所以《老子》不象為老聃所書。老聃有一句話為：“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三十八章），似不可能是老子的話。并從《老子》中找出了“萬乘之君”、“取天下”、“仁義”等詞，認為不是春秋時人所能作，而是戰國時的用語，并認為墨子孟子書中未論及老子。羅根澤認為，墨子提出“尚賢”，而老子提出“不尚賢”，那么，“不尚賢”這一否定判斷不可能在“尚賢”之前出現。錢穆認為：“孔墨均淺近，而老獨深遠；孔墨均質實，而老獨玄妙。以思想之進程言，老子斷當在孔墨之后。”另一些學者從文體上來論證《老子》，馮友蘭說老子是一種經體，是戰國時的作品，不同于春秋時期的“對話體”(如《論語》)。而顧頡剛認為《老子》是賦體，是戰國時的新興文體。羅根澤和馮友蘭從私家著述的角度提出，戰國前無私家著作和私人著述等。上述看法幾乎剝奪了老子的著作權。
其實，以上觀點遭到不少學者的反駁，此不具引。在我的閱讀經驗中，哲人的思想早年與晚年發生變化的可謂多矣，或許正因為老子深知禮的弊端，才由知禮到反禮的；至于戰國辭語問題，只能說明《老子》在流傳中有后人增益而已，這也是名著所逃不掉的命運罷了；“尚賢”在先秦文獻中不獨為墨子的專利；老子的“幽深”并不能說明其時代一定居孔墨之后，因為誰也不敢說《易》不幽深；而且孟子未提到《老子》，不等于《老子》就必然不存在。因為，孟子也未提到《易》，而莊子也未提到《孟子》，這并不能證明《易》、《莊子》是偽作。至于文體，我以為《老子》的節奏韻律更象是一種哲理詩的“詩體”，似更接近于《詩經》。《詩》三百篇的“詩體”在春秋時期早已存在，為什么《老子》就一定要在戰國時期才能誕生呢？至于戰國以前無私家著作，私人著作當以《論語》始的說法隨意性太大，經不起推敲。
當然，認為《老子》一書成于春秋末，確是老子所作的學者也有不少，如胡適、唐蘭、郭沫若、呂思勉、高亨、詹劍峰、陳鼓應等。他們堅持認為，《老子》出于老聃之手，是春秋末年老子出關時所寫的“五千言”。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呂思勉的意見，他在《先秦學術概論》中認為：“《老子》書辭義甚古，又全書之義，女權皆優于男權，俱足證其時代之早�！庇衷谕撟⒅兄赋觯骸叭珪匀难皂嵳Z，間有散句，蓋后人所加，與東周時代之散文，截然不同。一也。書中無男女字，但稱牝牡，足見其時之言語，尚多與后世殊科。二也�！辈⒄J為《老子》并非南方之學，而是北方之學。
我以為，《老子》從其思想內容的連貫性和體系化，以及語言文體的嚴謹性，可以看出不是由門人編纂的，而是春秋時老子的一本體大思深的私家專著。因此，所謂成書于戰國或秦漢的說法，在我看來其依據尚不充分。
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以科學的方法，將文獻材料參照地下的出土文物，以這種“二重證據法”，確定老子及其書的真面目。
1973年12月，從馬王堆3號漢墓中發現了帛書《老子》的兩種抄本，世稱甲本和乙本。甲本字體處于篆隸書之間，不避“邦”字諱(漢高祖劉邦)，所以，斷其抄寫年代當在高帝之前。乙本字體是隸書即今體，避“邦”字諱，但仍用“盈”（惠帝）和“恒”（文帝）字，可見其抄寫年代應在高帝時期，當與甲本相隔不遠。甲本與乙本距今都已經兩千多年，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老子》一書的抄本之一�！独献印凡瘯陌l現，證明了《老子》絕非漢代的作品，至少在秦代之前就已經流傳。
相隔20年，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戰國楚墓大批竹簡，其中竹簡《老子》（郭店節抄本）距今2300余年，雖然并非原始祖本，但卻是迄今為止最古老的抄本。不僅發現諸多不同于通行本的思想言述，值得學界認真地比較和研究，而且將《老子》的年代比帛書《老子》往前推進了一百多年，推翻了老子成書“晚出說”，證明《老子》的時代起碼當在戰國中期甚至更早。
不妨說，依據《史記》和前人的考釋，以及新出土的郭店本《老子》，似乎可以基本肯定老子是春秋末期人，他擁有著上下篇五千言的《老子》的著作權。當然，這一說法仍然需要學術實踐加以檢驗，一方面希望得到更廣泛的“書證”（即文獻）和“物證”（即出土文物）的支持，堅持“無征不信，言必有據，孤證不足以定論”的原則，以得出更符合歷史原本原貌的“理證”，從而存真復原；另一方面擇善而從，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引申出相對自圓其說的結論。
因此，是否可以說，《老子》一書為老聃所著的私家著作，它并非對話體，而是一種哲學詩或詩性哲學，在其流傳過程中，為后人所修改，其基本上反映了春秋時代老聃的思想。
三、老子思想的世界性意義
老子在中國學術史上是一個充滿爭議的文化哲學現象。
首先，老子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悖論的問題，一個具有二重性的矛盾體。一方面，老子是“禮”家，據載孔子就曾向其問過“禮”，但是他晚年又對“禮”加以尖銳地抨擊，然而，在《老子》一書中，卻又大談慈、儉、孝、祭祀等有關“禮”的問題；老子強調“道”的本源性和宇宙的生成性，但又認為其不可說，把“道”神秘化、虛無化地遮蓋起來，從而在語言與“道”的關系上構成一對矛盾體；作為隱者，作為“不言”、“貴言”、“希言”的倡導者，他不著述不收徒，但偏偏在出關的時候，寫下了洋洋五千言的“思者自道”，這種發憤著書與他所倡導的清靜無為確乎是一種矛盾；他的著述被有人認為是“陰謀家的治世之術”和“君人南面之術”，但他在書中卻又明明白白地反對專制獨裁統治，反對戰爭，反對一切社會的不平等。這諸種矛盾，無疑構成了老子的神秘面孔和《老子》一書的神秘色彩。
老子那種退回源頭，主張無知、棄智的作法，引起許多學者的批評；他那種清靜無為，柔弱取下，也被看成不思進�。恢劣凇靶衙瘛�，更被人看成是一種退回到原始社會的消極思想。也許這些都是可以批評或值得商榷之處。但是，無論如何，老子對中國哲學思想史的貢獻是巨大的，他通過“道”反對了神、上帝這種有神論的哲學源頭，同時，他在中國哲學史上建立了哲學的概念、范疇和體系，中國哲學一系列帶有本體概念的提出和范式的建立，都與他相關。同樣重要的是，他的這一部“哲學詩”或“詩性哲學”，影響了整個中國哲學的思維和詩學品格。老子的貢獻是抹煞不了的。
老子的思想智慧，不僅對傳統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對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也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其“外儒內道”、剛柔相濟的觀念，制約著中國文人的心理張力結構，規導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和自身的完善。他的思想不僅對哲學、政治學、社會學、詩學等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在教育、政治、法律、經濟、邏輯學、心理學和宗教方面，同樣具有不可忽略的思想意義。
老子作為道家學派的創始人，在漢代以后逐漸被神化和宗教化，成為道教的教主，稱為“太上老君”。但他的思想盡管與道教有聯系，但卻有著本質上的差異。老子的思想對后代道家的派別有很大的影響，從先秦到明清，受老子影響的道家學派很多，如以莊子為代表的逍遙派；以《呂氏春秋》為代表的以養生為中心的養生派；以漢代揚雄為代表的強調“玄之又玄”的玄學派；以漢代劉德為代表的知足派；以魏晉王弼、何晏為代表的貴無派；以及在“道隱無名”宗旨影響下的隱逸派等�？梢哉f，兩千多年來，老子和老子其書其思想與儒家思想，共同構成了中國思想的重要經緯。
老子的思想不僅對中國人的思維產生過重大的影響，而且對日本、對西方也產生過不可忽略的重大影響。最晚在隋代，《老子》一書就傳到了日本。而平安朝初期，大批注釋《老子》的書籍，如河上公、王弼、梁武帝、唐玄宗、成玄英等人注釋本相繼傳到了日本。到了德川時代，日本形成了自己的老子學派。20世紀的日本學者對老子也表現出很大的熱情，出版的譯注本和研究著作達300余部。
在西方，從上世紀到本世紀末葉，已經出現了近百種《老子》譯文。1823年有法譯節本出版；1842年法國出版了《老子》的全譯本；1872年前后有了《老子》的德譯本和《老子》的英譯本；1893年，俄國列夫·托爾斯泰等從德文本轉譯了《老子》。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德國出現了“老子熱”，到八十年代初期，德國出版的《老子》譯本就有十余種。尤其是著名哲學家海德格爾晚年在黑森林時，案頭上就放有一本《老子》。他晚年的思想，尤其是關于“道”、關于“語言”等，都與老子神秘的東方思想有著不可忽略的關系。同樣，俄國學者對于“老子學”的研究也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
近幾十年來，美國學者也非常重視“老子學”的研究。比較重要的譯著和研究著作有：林語堂編譯《老子的智慧》，布萊克尼編譯《生活之道》，陳榮捷著《老子之道：道德經》，R.G.亨瑞克斯譯《道德經》，A.赫思亞編《道：東方與西方的接受》，M.拉費吉著《道與方法》等。
老子的思想不僅是中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已經成為一種具有世界意義的重要思想。老子的思想在當前全球的消費主義和數字化復制浪潮中具有重要的警世意義，在生態平衡、生存競爭、技術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等思潮面前，老子無疑是一種警世之鐘，告訴人們以智慧之思看生命之道、社會之道和宇宙之道。
老子見素抱樸的思想智慧，并不會隨時代的飄逝而消亡，他那稟道之思和大慧之言，將在新的時代和新的世紀對人類的生存產生全新的影響和啟迪。
（弘揚老子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
發布日期：2009-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