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玉才
在遼寧，冠以“人民”二字、由省政府命名的“大家”有三位：人民表演藝術家李默然，人民作家馬加，人民鑒賞家楊仁愷。
2006年冬天，采訪完默然老師，記者一直想采訪楊仁愷，但楊老一直“困”在病床上。今年1月31日，楊老工作了一輩子的遼寧省博物館終于打來電話，記者急匆匆地趕到省軍區沈陽第一干休所。93歲的楊老風采依舊：發亮的額頭閃著睿智的光，鏡片后的雙眸掛著幾十年如一日的微笑，但笑容已凝固在靈堂里那張冰冷的遺像上。
曾為楊老寫過傳記的作家徐光榮告訴記者：半個世紀以來，楊老在博物館的庫房里，發現了失蹤800多年的曠世瑰寶《清明上河圖》；在鄉野民間，采集到了蒲松齡的原稿《聊齋志異》；在長春、天津等地，追繳回《簪花仕女圖》、《虢國夫人游春圖》、《曹娥誄辭》等百余件書畫珍品，并陸續弄清了幾千件國寶的真贗和下落。當年，他和謝稚柳、啟功、徐邦達、劉九庵、傅熹年、謝辰生同為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成員，現在七人之中已有五人去世。
“琉璃廠大學”畢業的大學者
著名紅學家馮其庸在為楊老傳記所作的序里稱“楊老不僅是一位聞名遐邇的大鑒定家，更是一位大學者、大研究家”。但楊老聞言莞爾一笑，說：“我是‘琉璃廠大學’畢業的，古董店和地攤是我的啟蒙老師。”
此話不假。1915年10月1日，楊仁愷出生在四川省岳池縣城。當地人傳晉時王羲之曾游居岳池靈泉寺，于石壁上留有《蘭亭集序》手跡；南宋時，騎驢過劍門的大詩人陸游也曾到過此地。耳濡目染，楊仁愷從小便寫得一手好字。1932年，楊仁愷考入重慶公立高級中學，但由于父親病逝，家道中落，成績優異的他不顧母親反對中途輟學，當了一名教員。三年后，又到300公里外的成都，在玉皇觀街私立群覺女子中學教語文和歷史，同時兼任《說文月刊》校對。學校離成都古董店云集的總府街很近，按楊老的說法，“日久天長，于不知不覺之間對之發生了如少女初戀的感情”。
當時的重慶正是陪都，云集了中國的一大批文化精英。期間，楊仁愷常與郭沫若、徐悲鴻、沈尹默、老舍、張大千、潘天壽、黃賓虹、傅抱石等名人學者接觸，邊校邊學，得天獨厚。
抗戰勝利后，楊仁愷出川進京，做了一名小職員。從此，琉璃廠成了他的“第二所大學”，在這里，他看到了一個更廣闊的世界。很快，他就與各古董店老板、伙計打成一片，見識了很多國家級珍寶，同時又結識了一批“國寶級”人物，對文物的戀情持續升溫。
新中國成立后，時任政務院副總理的郭沫若親自替他向國家文物局寫了推薦信，但因專業人員已經配齊沒有去成。這時，楊仁愷得知東北正在招攬文博人才，便給一位在東北工作的同學寫信。不久，便收到了邀請函，請他到東北文物管理委員會從事研究工作。
1950年春天，楊仁愷來到沈陽，開始了長達58年的尋寶鑒寶之旅。補綴《四庫全書》，清理溥儀出逃時被人民解放軍和蘇軍截獲的文物，追蹤偽滿皇宮散佚的國寶，參加全國古代書畫鑒定七人小組，歷時8年，行程數萬里，過目國寶6萬多件，最后自己也成了“國寶”。
馮其庸說：“我嘗從楊老游，觀其鑒定書畫，往往只需展開數尺或三分之一，即能識其真偽優劣，所作題識更是援筆立就，不假思索，非不思索也，而是楊老目力所及，早已成竹在胸也。”
1964年4月的一天，楊仁愷正在榮寶齋后院休息，營業科的田宜生突然跑來叫他，說有人送來一包破片。看到“破片”的那一刻，據楊老講，他的汗毛都立起來了：一堆碎片里，竟然有37件書畫名品，李公麟的《三馬圖》題跋、范仲淹的《師魯二札》、北宋時期“喜穿唐服，遇石稱‘兄’”的大書畫家米芾的稀世珍品《苕溪詩卷》均赫列其中。尤其是米芾《苕溪詩卷》用筆中鋒直下，濃纖兼出，落筆迅疾，縱橫恣肆，千金難求。
后來，榮寶齋把這批國寶贈給了故宮博物院。
“獨具慧眼”的鑒賞家
1922年11月16日到1923年1月28日，溥儀以“賞賜”其弟溥杰的名義，把故宮內收藏的書畫手卷1285件，冊頁68件秘盜出宮。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溥儀趕出宮后，這批文物隨溥儀輾轉流落長春。1945年，偽滿洲國隨著抗戰勝利土崩瓦解，溥儀從這批文物里精心挑出57箱書畫珍寶，倉皇逃往通化大栗子溝。后來溥儀欲逃往日本，于是選出一小木箱精品登機，在沈陽機場被人民解放軍和蘇聯紅軍俘獲，小木箱也被沒收。
楊仁愷到沈陽不久，就接到任務，清理溥儀出逃時被截獲的“東北貨”。這天，他從庫房拿出一長卷，慢慢展開，目光游過5米多長的絹本，當即被該畫宏大的場面、嚴密的結構、嫻熟的技法、遒勁的線條震撼了。他急切地尋找款識與題跋，可惜，這幅題為《清明上河圖》的畫作上竟沒有作者署名，但是畫后有金代張著的題跋，標明作者為張擇端。
張擇端繪制的《清明上河圖》自北宋以后就失傳了，800年來，人們只聞其名，未謀其面。民間流傳著許多名為《清明上河圖》的仿作，這次溥儀出逃，所帶的《清明上河圖》不是一件，而是三件，真偽難辨。
“誰也沒見過原畫，所以只能靠文獻記載判斷。”楊仁愷茶飯不思，遍查古籍，最終認定這幅畫就是張擇端的真跡：第一，畫的編年沒有問題，內容和《東京夢華錄》里的記載一致。比如，當時開封的橋是木頭橋而不是石頭橋，其他兩幅上都是石頭橋，只有這幅是木制結構；第二，它是民間風俗畫，風味十足，非常細致，具有宋代國畫的時代原貌。而其余兩張一看就是坊間貨，內容和歷史上的文字記載對應不起來。
從此，楊仁愷的名字與《清明上河圖》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有人作詩贊揚他的發現——
世人尋他逾千載，竟沒庫內舊畫中。慧眼識寶驚內外，千年劇跡放異彩。
不久，這幅稀世之寶被北京故宮博物院繪畫館調去參展，再也沒回遼寧。直到51年后的2004年11月，遼寧省博物館新館建成之日，它才回到沈陽“省親”，在沈城引起轟動，出現萬人爭睹國寶的場面。此時的楊仁愷，已是90高齡的老人了。
發現《清明上河圖》后，楊仁愷又奉命到長春追繳散佚的國寶。原來，在溥儀率領皇親國戚逃往大栗子溝后，尚存的大量珍寶立即陷入了貪欲的魔爪中，禁衛隊的“國兵”先是偷偷摸摸地拿，后是明火執仗地爭，最后干脆明目張膽地搶，眾多國寶落入個人之手，甚至被撕得身首異處，著名的《三馬圖》即在哄搶中被“五馬分尸”。
楊仁愷率領其他兩位同志上長春、下天津、訪京城，日夜穿梭在城鄉的大街小巷中。查閱檔案，走訪知情人，提審在押犯人，追繳流失文物，一天只吃一頓飯是常有的事，常常是一連幾天談話，談到口干舌燥，喉嚨痛癢。
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努力，工作組共回收偽滿皇宮流失的文物170種319件。每回收一件國寶，每打聽到一件國寶的下落，楊仁愷都會寫下詳細記錄。其后40多年，無論是到全國各地鑒寶，還是到國外參觀講學，他一直關注著這批國寶的命運，終于在1989年完成嘔心瀝血之作《國寶沉浮錄》，對每一件書畫的著錄、真贗、散佚遞藏情況、現今藏處都一一注明，是迄今為止尋訪故宮國寶最詳實的“地圖”。雖是一部學術著作，但一上市，便成了當年最暢銷的書。
翻閱這部近60萬字的巨著，誰會想到，這是楊老用一只眼睛一字一字碼出來的。“文革”中，造反派說他是鄧拓的走卒，三次抄家，多次批斗，一個耳光打得他視網膜脫落，而且不準他住院，楊老的右眼從此失明，左眼視力也只有零點幾。一只眼睛擔負兩只眼睛都難以承受的重荷，他經常感到眼睛酸脹，疼痛難忍，無奈只好反復按摩，頻繁地點眼藥水，照常工作。
有一次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主持人問楊老：對于一個文物鑒賞家來講，眼睛是不是最重要呢？楊老笑笑，說：是啊，我是一只眼睛，“獨具慧眼”嘛。
愛咬死理的“好老頭兒”
“楊老才大，學問大，但是待人卻極謙和、毫無架子，遇之如春風，接之如冬陽。”馮其庸這樣評價楊老的為人。
《中國文博名家畫傳——楊仁愷》的責任編輯崔陟也說：“接觸多了，我發現楊老有個特點，就是臉上總掛著溫和的笑。說句大不敬的話，真是一個好老頭兒。”
前文提到的那位一耳光打瞎了楊老右眼的青年，在楊老重回崗位擔任博物館副館長之后，仍然在楊老手下工作。一次調薪，在提薪名單中有這個青年的名字，“楊館長能不能同意？”辦公室主任猶豫了好長時間，才拿著名單找到楊仁愷，楊仁愷毫沒猶豫：“我同意，上報吧。”
經歷過多少人生的歷練，才會有如此豁達的心胸？
“千里家書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尤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對于區區個人恩怨，楊老一直堅持“讓人三尺”。但是，在原則性的學術問題上，楊老絕不退讓一步。
1951年春，由蒲松齡后人保存了250年的《聊齋志異》手稿上半部轉到了楊仁愷手里，他花費3個月的時間對25萬字的半部書稿逐字逐句校勘，收集了很多資料及旁證，確認手稿是蒲松齡真跡。本來，人民文學出版社計劃影印出版，但在審讀期間，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認為，這部手稿并非原稿，而是手抄本。《人民文學》主編嚴文井也贊同他的觀點。
面對高山仰止的兩位大家，楊仁愷雖然崇拜，但并不迷信。為了求證自己的判斷，他除了進一步研究書稿，還盡可能地尋找可以比照的“物證”。其中一件是蒲松齡后人蒲文珊捐贈的蒲松齡《農桑經》手稿殘卷，另一件是蒲松齡畫像，上有蒲松齡題字。幾相比較，其書法皆近于楷書，間架、行氣和運筆如出一轍。他向出版社力陳自己的鑒定意見。恰在這時，青島又發現了蒲松齡長詩《古風》手跡，兩相對照，書法風格完全一致。楊仁愷便在論文《談〈聊齋志異〉原稿》中，再次確認了原稿的真實性。后來，人們對于《聊齋志異》原稿認定漸趨一致，文學古籍刊行社很快編輯出版了《聊齋志異》原稿影印本。
楊仁愷與謝稚柳早在重慶時就是好友，上世紀80年代又同為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成員，斷斷續續在一起工作了8年，足跡遍布全國22個省。鑒定意見不約而同時，“七位大師”撫案擊掌大笑，頑如孩童；結論不一致時，便爭得頸粗面紅，最后在鑒定結論上把每個人的意見原樣留存。
在鑒定《簪花仕女圖》時，楊仁愷根據畫面上的每個人物及穿梭于人物間的小狗、丹頂鶴與辛夷花，翻閱了唐代風俗、時尚的諸多記載，又將仕女圖的構思、形象、氣韻、線條、賦色等同唐代其他作品進行比對，認定《簪花仕女圖》是唐代貞元年間的作品，而且很可能出自周昉的手筆。令楊仁愷沒想到的是，首先對此提出異議的竟是老友謝稚柳。謝認為，《簪花仕女圖》并非周昉作品，也非唐人作品，而是五代南唐的作品。為此兩人在報刊上展開多次交鋒，論辯中表現出的互相尊重與嚴謹態度令人感動。
1997年3月，聽說謝稚柳患病，楊仁愷夫婦萬分焦急，當即飛滬探望，兩位老人談到書畫鑒定中的爭議，不禁相視而笑。沒想到，三個月后，謝稚柳溘然長逝，楊仁愷悲痛萬分，再赴上海，題詩致哀。
“國寶”家里無國寶
遼寧既非齊白石故鄉，也不是他工作過的地方，但是，遼寧省博物館卻收藏了齊白石500余件書畫金石作品。為什么？遼寧省博物館館長馬寶杰對記者說：“這里有楊仁愷先生的功勞。”
楊仁愷在北京琉璃廠“念大學”時，就經朋友引見，拜訪過白石老人，并請老人治下“楊仁愷”和“楊”兩枚印章。到沈陽后，恰遇白石老人的三兒子齊子如、白石老人恩師胡沁園的孫子胡文效也在東北博物館工作。近水樓臺，楊仁愷建議館里征集齊白石作品，領導批準了這個建議，由楊仁愷負責，齊子如和胡文效協助。
于是，楊仁愷頻繁地到北京“白石畫室”向老人訂購畫作，并征集老人各個時期的作品，白石老人也向東北博物館贈送了一些作品。后來，齊子如患病，白石老人不斷有手書捎來，“賜如兒壽比爺長”、“愿如兒健步加餐長壽年”，拳拳父愛令人動容。天不遂人愿，53歲的齊子如英年早逝，楊仁愷心懷悲痛，卻不敢告訴老人，直到老人去世。
“父親一生鑒寶無數，卻從不收藏，家里找不到一件國寶。”在靈堂里，楊仁愷的兒女們對記者說，“不是沒有人送他古董，是有人送給他他就捐給博物館。”
楊仁愷從事文博工作五十年，省政府為他舉行紀念活動，國內外許多知名畫家、書法家為他創作了近百幅書畫作品，他全部交給了遼寧省博物館收藏。1994年他應邀去新加坡、馬來西亞講學，期間為當地鑒定文物，得到一些報酬，他將兩萬多元鑒定費如數交給了博物館。
2000年8月，菲律賓華僑莊萬里子女邀請楊仁愷到菲律賓鑒定父親生前收藏，盡管公務纏身，楊仁愷還是不遠萬里飛赴馬尼拉，冒著酷暑，在莊氏“兩涂軒”鑒定了這位愛國華僑生前收藏的幾百件文物，其中僅宋元明清珍品就有百余件。85歲的鑒賞家的敬業精神令老華僑子女感動不已，楊仁愷回國不久，他們即按老先生遺囑，將200多件文物捐贈給祖國。
楊仁愷不僅是著名的書畫鑒賞家，其本人的書畫作品也獨樹一幟。但楊老一直堅稱自己的作品“不能入流”，因而惜墨如金。然而，聽說“的姐”林紅艷領養的13個孩子中有兩個孩子同時考上了大學，1萬多元的學費沒有著落時，楊老當即揮毫潑墨，寫下唐朝詩人杜少陵的著名詩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沈陽萬盟集團董事長谷峰出價兩萬元買下這幅字，楊仁愷轉手將錢全部交給了林紅艷。
有位企業老總求他寫字，他一揮而就，十個大字躍然紙上：“憑良心做事，靠本事吃飯。”字體遒勁，直逼人心。
楊仁愷有六個兒女，個個有出息。楊老深感欣慰：“總算沒給社會出次品。”然而，六個孩子沒有一個子承父業。有人問楊老：“您打算把這些知識和財富傳給誰呀？”楊老仍是溫和地笑笑，說：“傳給社會，傳給后人唄。”
“事能知足心常愜，人到無求品自高。”透過楊老寫下的這副對聯，我們可窺見他坦蕩的內心。
來源：《光明日報》2008年4月16日
發布日期：2009-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