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的眼睛就亮了，忍不住拍案叫絕
1945年8月12日，就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前三天，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準備從東北逃往日本，在浦儀隨身攜帶的行李中，有一批稀世珍寶，是當年北平故宮內秘藏的歷代法書名畫，數量多達一百余件。七天后，溥儀在沈陽被截獲，這批隨身攜帶的古玩書畫
也一同被收繳。1952年，就在當時的東北文化部對這批書畫進行整理鑒定時，37歲的研究員楊仁愷從中發現了《清明上河圖》。在中國畫史和明清以來有關筆記中，人們對《清明上河圖》歷來都極為重視，然而，張擇端繪制的《清明上河圖》自北宋以后就失傳了，幾百年來，人們對它的真實面貌，始終一無所知。民間流傳著許多名為《清明上河圖》的仿作，大同小異，他們臨摹的是否就是張氏原作，多年來一直是個謎。楊仁愷的發現，使消失了八百多年的曠世巨制再一次呈現在世人面前，消息一經傳出，舉國轟動，從此，楊仁愷的名字便與《清明上河圖》連在了一起。
主持人：您是怎么發現《清明上河圖》真跡的？
楊仁愷：事實上，當年溥儀準備出逃到日本的時候，他所帶的《清明上河圖》不是一件，而是三件，在這三件當中，他也不知道究竟哪個是真的。后來他帶的這一百多件東西由東北人民銀行轉給了東北博物館收藏。1952年清理這批文物的時候，我也去了。當時我正好在東北文化部工作，我記得，當時我到那兒一看，發現工作人員在初步整理的時候，把畫得很工細的明朝蘇州《清明上河圖》的片子選了出來，而真正的《清明上河圖》卻被放在旁邊，沒有被選上。
主持人：在那之前您見過《清明上河圖》原作嗎？
楊仁愷：北宋“靖康之亂”以后，《清明上河圖》就從宮里流失出來，不知去向了。在那之前我也沒有見過原作，只是在文獻里看見過。
主持人：您自己也沒有看到過原作，怎么能夠知道它是真是假？
楊仁愷：憑經驗嘛。我當時看到幾點，就說這是真的。第一點，這幅畫的編年沒有問題，而且它的內容和《東京夢華錄》里的記載是一致的。比如，當時開封的橋是木頭橋而不是石頭橋。第二點，它是民間的風俗畫，風味十足，非常細致，具有宋代國畫的時代原貌。而其余那兩張仿造的蘇州《清明上河圖》，一看就是坊間貨，內容和歷史上的文字記載對應不起來。另外，從畫本身的技法以及人物形象所反映出來的東西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陷。對于宋朝的那幅原作，多年來我從各種歷史資料和文字記載中已經有了一個大致的輪廓，結果，我一看到那張畫，想像中的很多細節都和它一拍即合，當時我的眼睛就亮了，忍不住拍案叫絕！我那時候心里非常激動，真沒想到，此生我還能看到它的原作！從“靖康之亂”算起，到現在足有八百多年了。
我只求工作，不想什么報酬
1922年，17歲的溥儀開始進行一項秘密活動——以賞賜弟弟溥杰為名，將故宮內的字畫古籍珍品一包包運出宮外，這就是當年震驚全國的溥儀盜寶事件。這項活動一直持續了11年，盜運出的國寶達千件之多。偽滿洲國成立后，溥儀將這些國寶帶到長春，放置在皇宮后院的小白樓內。當年從溥儀身上截獲的書畫珍品雖有上百件，但與偽宮小白樓內存放的國寶相比，不及十分之一。1945年，日本戰敗后，溥儀潛逃，小白樓被偽軍據守，除了當年經管的極少數人知道樓內存放著國寶外，值勤人員一概不知底細。為了追回這批國寶，在長春市公安局的協助下，楊仁愷開始了異常艱辛的清查工作。
楊仁愷：：1952年，在東北老百姓中間出現了一些民國書畫和古代善本書，東北局及時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希望能把這些東西收購上來，不至流失，于是我就被派到了長春做這項工作。當時我們成立了一個專門機構，叫做長春偽宮文物清理小組。我們做這項調查工作，經常要到監獄里去，調查那些被關押的國民黨官員、當年長春偽宮的人以及舊社會文物商店的人，一個一個地調查詢問。我們還制定了相關的文物征收辦法，經東北局批準后實施下去，這樣就把社會上一些人手頭有的資源征收了上來，當時發現不少東西。
溥儀離開長春之后，偽國兵接管了小白樓，日本投降后，小白樓又由滿洲國的偽軍接管了。后來我們了解到，這些偽軍中有一個叫金香慧的班長，是他發現皇宮小白樓里有寶貝。因為這些東西可以賣錢，所以當時一下子就被搶光了。具體有多少文物現在也弄不清楚了，大體估算總會有一千來件。后來這個名叫金香慧的人到銀行當了職員，我們找到了他。
他說他當時也不了解情況。有一次，他從小白樓的窗戶往里一看，發現里邊堆放著一個一個的木箱子，好像藏著什么東西，他就偷偷跑進去把箱子打開來看，這一看就發現了那些寶貝。金香慧曾經在學校當過老師，他粗懂這些東西，于是就動了偷的念頭，而且他偷得最多。當時金香慧是警衛班長，他去做那些事，下面的人怎么會看不見呢？于是你拿我也拿，最后就形成了哄搶，結果好多國寶都被搶破了、撕壞了。
金香慧把東西從偽皇宮拿出來之后，就存放在當律師的親戚家。后來我們從律師那兒找回來好幾十件文物。在這之前有幾件文物已經被這個律師賣掉了，我們跟他說，你只要把剩下的文物交出來，先前賣文物得的那些錢，我們就不追究了，只要把現有的東西拿出來就可以了。
主持人：他賣出去的那些文物后來追回來了嗎？
楊仁愷：賣掉的也就沒辦法了。有一件他賣到了上海博物館，不過數量很少。
主持人：您當時用什么辦法讓那些人說出文物的去向？
楊仁愷：開始做這個工作很難，這些人要么是不肯說，要么就是隱瞞。我說服他們，也就是交代政策。另外當時東北局紀律檢查委員會，出臺了一個關于處理偽滿洲國遺失文物的獎勵辦法，規定了哪些文物交上來應該獎勵，哪些文物必須要追回。因為當時這些文物不是持有人買來的，純粹屬于不義之財，所以必須交給國家。那個律師屬于態度好的，他交上來了幾十件東西。另外我記得還有一個姓楊的小旅店老板，不少外地兵搶出文物后就交由他拿出去變賣。后來我們找到他調查，他不肯認賬，其實由他經手賣了不少。
主持人：聽說當時有一件很著名的文物，叫《萬歲通天帖》？
楊仁愷：對，當年國民黨的東北軍事長官鄭洞國很喜歡文物，東北民主聯軍進入長春的時候，他把《萬歲通天帖》拿出來交給我們部隊。《萬歲通天帖》很有意思，武則天當大周皇帝的時候，王羲之的后人——當時的宰相王方慶——把王羲之、王獻之等人的書法作品收集起來獻給了武則天，武則天說，這是你家祖宗的東西，我怎么能要，于是她下令用硬黃紙雙鉤拓摹復制了一份，就把原件退還給了王方慶。這件作品后來經過很多周折，落到了北京故宮，是溥儀從故宮把《萬歲通天帖》偷到了長春。后來我做了這本法帖的鑒定工作，之后就藏在我們博物館里了。
《萬歲通天帖》是王羲之一家幾代人的法書作品，所以又叫《王氏一門書翰》。王羲之已經沒有真跡傳世了，現在傳世的都是鉤填本。《萬歲通天帖》是一千多年前留下的，上面有王方慶的題字，而且還有武則天文字改革時期的文字，所以非常珍貴。
1952年楊仁愷和調查小組在長春近三個月的明察暗訪中，陸續追回了清宮散佚書畫130多件，這些珍寶在上交后調撥故宮博物院，與其他捐贈征集的法書名畫一起，回到了故宮博物院。1954年，北京故宮博物院繪畫館在國慶節的一片喜慶氣氛中揭幕開館了，《清明上河圖》也成為故宮博物院繪畫館的鎮館之寶。
主持人：您還記得經您手找到的散佚國寶有多少件嗎？
楊仁愷：沒有統計過，恐怕總有好幾百件吧。
主持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故宮繪畫館開館也是您的一個成果。
楊仁愷：我從來沒有這么想過。不過，當時感覺確實很愉快，起碼故宮博物院繪畫館重新開館了。我只求工作，不想什么報酬。
我出來一看，大吃一驚
為了豐富館藏，即便遠在東北工作，楊仁愷也經常來到北京琉璃廠，了解文物界的最新情況。公私合營之后，榮寶齋成為國家征購古代書畫最大的窗口，而楊仁愷也成為了榮寶齋的座上客。1962年4月的一天，一個外地年輕人背著一個裝滿破紙片的布包袱，來到了榮寶齋。令楊仁愷震驚不已的是，那個年輕人帶來的包袱里面竟然有37件書畫名品，這些蓋有清宮印璽的書畫，正是當年從故宮流出、散佚已久的國寶！它們不僅數量多，而且其中有幾件竟是絕世孤本。年輕人曾先后兩次送來國寶，但其其實身份卻非常神秘。這件事一直留在楊仁愷心里，多年后，他從報紙上讀到了一篇報道，其中披露的事情使他極為震驚：原來在當年那些國寶碎片的背后，曾經有過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主持人：據說，當年您雖然在東北工作，可是經常會到北京琉璃廠來看看，所以也才有了那次奇遇。
楊仁愷：對，我每次到北京來，都不住旅館，而是住在榮寶齋。榮寶齋的老板侯愷是我的好朋友。那一次情況是這樣的：我當時正在榮寶齋后院休息，營業科的田宜生突然跑來叫我，說有人送來一包破片，讓我出去看看是什么，是不是好東西。我出來一看，大吃一驚，發現那是北宋時期大書畫家米芾的《苕溪詩卷》。卷子雖然殘破了，但是還拼對得起來。這可是國寶！我仔細一拼，拼出了一個長卷，僅僅缺了五個字，其余都是完整的。當時我非常高興，我說這可是一件國寶！
我大概花了一上午的時間，拼出了十多件作品。我問賣東西的年輕人要多少錢，他說您看著出吧。最后他要價一千六百塊錢，那是在1962年，這些國寶就以人民幣一千六百塊的價格成交了。
主持人：如果您評估一下，這件國寶應該值多少錢？
楊仁愷：一億六千萬。
主持人：這個年輕人后來又來過榮寶齋嗎？
楊仁愷：來過，沒過多久他又帶著第二包殘片來了，正好那次我也在那兒，我們又買下了。當時這可是件大事情，他帶來的都是國寶級的好東西。
主持人：當時您有沒有問這個年輕人，這些東西是怎么來的？
楊仁愷：問了，他不肯說。后來我跟田宜生講，這些東西他賣便宜了，這是國寶，不應該這么便宜就賣掉，我建議再補給人家三千塊錢。后來榮寶齋派人去給那個年輕人送錢，但是地址不對，那個年輕人沒有留下自己的真實地址。
主持人：很多年以后，您才大致了解了事情的真相。
楊仁愷：是啊。事情大致是這樣的：1936年“西安事變”之后，張學良被關押，他的東北軍部下也都散了。張學良的外文秘書，也是東北人，后來在營口的一個工廠里當職員。20世紀50年代初，這位外文秘書從營口到長春去看朋友，在長春逛地攤時，發現了一些從偽皇宮搶來的文物碎片，就買下了，包了一大口袋帶回營口。不料跟他同去長春的一個工人見財起意，在回營口的路上把他推下車子害死，把東西搶走了。那位秘書的夫人是一位教師，她很懷疑自己丈夫的起因，于是就到法院去控告，結果案子破了，那個害人的工人被抓了起來，包裹也物歸原主。這家人雖然知道這包東西不一般，但是并不確切知道它們到底具有什么樣的價值。后來，這家人想用這包破片賣幾個錢補貼家用，到哈爾濱、長春、沈陽都試著賣過，結果都賣不掉，最后才來到北京，被榮寶齋看上，收購了。
別人開玩笑問我是哪個大學畢業的，我說我是琉璃廠大學畢業的
楊仁愷出生于四川省岳池縣，幼年喪失，家道中落，勉強就讀于舊制高中理科，輟學后在成都一家私立女子中學教語文和歷史，學校附近的古玩街時常令他流連忘返。1945年，30歲的楊仁愷來到北平，在琉璃廠書肆坊間多所瀏覽，見識到很多法書名畫，逐漸練就了鑒別古書畫的深厚功力。
主持人：很多人說您在書畫鑒定方面獨具慧眼。我們采訪馮其庸先生的時候，他曾經說過：一幅畫，楊先生只要打開三分之一就能看出真假。您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
楊仁愷：從哲學上講，這屬于認識論的范疇，它是多年經驗積累的結果。我從小就對歷史文物有偏好，二十多歲的時候還在中學教過歷史，對這些東西一直都非常喜歡，一直沒有停止過摸索和研究。我對文物的認識也是一點一點逐漸深化的，我看過很多文物鑒定方面的書，親眼看過國內國外大約6萬多件東西，所以，慢慢積累得多了，也就對各個時代的東西有了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我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中國書畫鑒定學稿》，專門闡述這個問題。
我到東北以后才算走上了專業道路。當時，全國剛解放，我有一個同學的朋友在東北當組織部部長，他說東北缺少這方面的人才，通過他介紹我才到了東北文化部，隨后轉調博物館。
主持人：聽說到東北之前，郭沫若還給您介紹過工作？
楊仁愷：郭老跟我很熟，他的夫人于立群寫書法，我提供資料、字帖之類給她看。郭老曾經推薦我到國家文物局。當時文物局局長是鄭振鐸先生，我跟他不太熟，后來鄭先生錄用了徐邦達先生，這時，正好東北文化部來請我，王冶秋同志轉告北京這邊又沒有編制，所以我就到東北去了。
主持人：聽說您經常說自己是琉璃廠大學畢業的？
楊仁愷：對，我沒有正式上過大學，只是個旁聽生。年輕時候，我有很長時間在北京琉璃廠度過，即使后來到東北工作了，我也經常回到北京，在琉璃廠泡著。那時候東北博物館盡管有溥儀那一百多件東西，但還是遠遠不夠的，于是我就在國內、在北京收購東西。那時候東西便宜，不像現在動輒就是幾十萬、幾百萬。當時我有這個機會，可以在琉璃廠待著泡著，所以有時候，別人開玩笑問我是哪個大學畢業的？我說我是琉璃廠大學畢業的。我跟琉璃廠的老板們很熟，他們有什么問題都會來找我。
我寫這本書和歷史上的著錄不同
早在長春調查偽宮散佚文物時，楊仁愷就曾經與很多當事人有過多次接觸，留下了厚厚的記錄筆記。在隨后展開的鑒定工作中，隱蔽在各個角落里的國寶奇跡般地陸續浮現，幾乎在每一件國寶的背后都有著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作為見證者和親歷者，楊仁愷決定，動筆書寫這批國寶沉浮的命運。幾經周折，凝聚了楊仁愷近40年心血的著作《國寶沉浮錄》終于在1989年問世了。一千余件故宮散佚國寶的命運，從此有了真實而生動的歷史。
主持人：《國寶沉浮錄》花費了您大量的心血，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寫這本書的？
楊仁愷：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寫，后來一直都在不斷地充實修改。
主持人：從這本書最后的附錄里邊，我們看到還有很多作品至今沒有被發現。
楊仁愷：雖然沒有發現，但這些作品的大體去向我都知道。當年東北那些國兵手里邊還有，另外還有一些散失在國外。這些國寶，人家是不會輕易拿出來的，做這樣的決定需要時間。
主持人：現在在國外發現有多少？
楊仁愷：大概有幾十件，那都是國民黨時期被帶出去的。現在我每一次出國，都希望能夠多了解一些情況，希望這些國寶能夠盡快回來，能夠早日回歸故土。我這本書到現在還沒有寫完，一直到我死恐怕也完不了。當年溥儀從皇宮拿出去一千多件東西，這些東西到現在也沒有全部面世，以后還會被不斷發現的。
主持人：您看到這些珍寶在國外展覽館或拍賣行里出現的時候，會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情？
楊仁愷：心里不大好受，覺得不應該。
主持人：您有沒有想過，將來指定誰來繼續寫這本書？
楊仁愷：那我就不知道了，誰能寫誰寫吧。我活著能寫多少就寫多少。這本書對世界研究中國文化是有幫助的，所以我要寫。至于我寫不完的東西誰來續寫，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材料會都交出來的。
主持人：聽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您有一只眼睛被打傷了？
楊仁愷：我的右眼被打瞎了。當時造反派說我是鄧拓的走卒，我和鄧拓關系很好，鄧拓自殺后造反派讓我老實交代跟他的關系，我沒有什么好交代的。我的家前后被抄了三次，所有的作品都被翻了出來，我和鄧拓的來往信件也都被拿走了。他們是要看我們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當年被抄走的東西直到現在也沒有還給我。有一次他們開我批斗會，有人從背后打了我一個耳光，我的視網膜一下子被打掉了，當時就什么也看不見了——那天好像是個早晨，批斗完之后好像還要繼續學習——我挨打以后抬手這么一擦眼睛，哎，怎么看不見了。后來造反派押我去醫院檢查，醫生說視網膜脫落了，需要住院進行粘貼治療，粘貼后視力可以恢復到零點幾，但是造反派不準我住院，我有什么辦法？瞎就瞎了吧，當時不能醫治，眼睛就不行了。
主持人：對于一個文物鑒賞家來講，眼睛可是最重要的。
楊仁愷：是啊，后來我就只剩下一只眼了，我這惟一的一只眼現在也只有零點幾。我是一千多度的近視眼，人家都說我應該申請三等殘疾，我說我不要國家津貼，也不要國家照顧，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吧。我又不靠這個生活，我現在還有一只眼睛，憑這只眼睛我還能活。我自己開玩笑說：我是一只眼睛，獨具慧眼嘛。現在我90歲了，還活著，還有一只眼睛可以看，還可以寫稿子，這不是挺好嗎？我覺得這樣就行，能工作就行，別的真的沒有什么。
摘自《大家》，薛繼軍主編，商務印書館，2005年1月版
刊于《書摘》2005年11月1日
發布日期：2009-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