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雪揮
他信守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堅持了他所能堅持的，放棄了他所能放棄的，過著抱負之外的平淡生活
1998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之際，由季羨林、周一良等甄選，推出了北大學生應讀的30本書書目，其中包括《周易》《史記》《紅樓夢》，也包括瞿同祖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該書單列出的人文作者中，出生于20世紀的只有梁啟超、魯迅、馮友蘭、瞿同祖，而瞿同祖是當時唯一尚健在的作者，這本《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則是他在半個多世紀前完成的。
1965年，瞿同祖學術聲譽正隆，他辭去海外教職，輾轉回到大陸。等待他的，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此后，在長達40余年的歲月里，瞿同祖在中國大陸的學術及社會生活領域，均保持了緘默狀態。瞿同祖的學術生涯在盛年時被腰斬。當他在湖南長沙無所事事之際，在大洋彼岸，他此前參與的“中國史研究計劃”仍在結出碩果，其英文著作《漢代社會結構》1972年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
美國社會經濟史學家魏特夫，以研究中國水利工程的文化意義著稱，同時兼任“中國史研究計劃”的總監，他認為，瞿同祖的工作已經將中國社會和歷史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魏特夫表示：“瞿教授在與他早些時候返回中國大陸的妻兒會合之前，完成了他的工作。一本書有一本書的命運，在這個計劃里面，世界大戰和中國的發展都留下了印記。”
2008年10月3日，98歲高齡的瞿同祖在北京協和醫院去逝。根據他的遺愿，遺體供醫學解剖后火化。這是他最后一次非同尋常的奉獻——因為瞿同祖從小就在協和醫院看診，這里有他一生的詳盡病歷，其樣本因而有了特殊的科研價值。
世家
“瞿同祖不能夠算是同代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出身就決定了他的不具代表性。使得他有能力不求名利、努力工作，永遠不會因為受到一點挫折而走向偏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者趙利棟向記者描述。
1910年7月12日，瞿同祖出生于長沙。祖父瞿鴻是晚清重臣，曾任光緒時期的軍機大臣。他曾經三次向慈禧保薦康有為，參與籌劃預備立憲，并與另一位權臣岑春煊配合，試圖扳倒袁世凱而未果。事情雖敗，而其影響所及，卻是清代末年的政局演變。
瞿同祖是其嫡孫，瞿鴻親自教授，為其開蒙。除了讓瞿同祖為《論語》斷句，還以朱筆寫正楷，讓年幼的孫子在上面描摹。
瞿同祖的叔父瞿宣穎先后任燕京大學、南開大學、清華大學教授，著有《漢魏六朝賦選》《中國社會史料從鈔》等。他指點瞿同祖古文，給他講漢賦，還教他歷史。
幼承庭訓，瞿同祖的文史知識遠遠超過了同齡人，他還在中學時便自學了《尚書》，而《尚書》之難，居五經之首，連韓愈都認為它十分難懂，稱其為“佶屈聱牙”。
1930年，瞿同祖以優異的成績被保送至燕京大學，主修社會學。吳文藻時任社會學系主任。瞿同祖與同門費孝通、林耀華、黃迪等皆生于狗年，四人被冰心戲稱為“吳門四犬”。
1936年，瞿同祖碩士畢業，又因成績優異而獲得金鑰匙獎，其碩士論文《中國封建社會》翌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清華大學圖書館至今存有瞿同祖1937年的親筆贈書，上書“西南聯合大學惠存，著者敬贈。”該書由陶希圣和楊開道為之做推薦序，很快成為了國內若干大學的指定參考書。羅隆基后來告訴瞿同祖，他在西南聯大兼課時即以此書為主要參考書，并說若無此書，他便無法開課了。但瞿同祖本人并不茍同，他認為20多歲寫不出好書。他在燕京大學的最大收獲是趙曾玖，1932年，趙曾玖從培華女中考入燕京大學國文系，同年8月，兩人共結連理。
不久，抗戰爆發，瞿同祖南下避亂，并應吳文藻和費孝通邀請，到云南大學任教，兼任西南聯合大學講師。期間，他撰寫了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當時的寫作條件極其艱苦，為了躲避空襲，瞿同祖和費孝通等一起住在了云南呈貢縣的農民家里，每個禮拜都騎馬到火車站，然后坐火車到城里去上課，上完課又坐火車，再騎馬回來。1947年，《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61年以《傳統中國的法律與社會》為名，在巴黎和海牙出版英文版，贏得國際聲譽，后者被認為是關于中國法律研究最好的西文著作。而當此書還在征訂單上時，著名經濟學家哈耶克就提前預訂了。這位20世紀偉大的思想者，不斷追問自己的中國學生林毓生，這本書有無到貨，以及他對于該書的意見。
1945年春天，經費孝通聯絡，應魏特夫的邀請，瞿同祖攜趙曾玖及子女抵達美國紐約，先后任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歷史研究室研究員、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瞿同祖的研究日臻化境，美國《亞洲研究學報》贊揚他的新作《清代地方政府》，認為其“為我們提供了迄今為止最為完整的關于中國地方行政運作的圖解。”
歸來
1956年，新任臺灣東海大學校長曾約農到紐約拜見胡適，請他推薦一位旅美中國學者到該校任教。胡適推薦了瞿同祖，但瞿同祖謝絕了。1958年，胡適本人去了臺灣，榮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而瞿同祖心之所系的，是岸的那一邊。
早在1949年冬天，趙曾玖便攜一雙小兒女回到了中國大陸。瞿同祖的兒子瞿澤祁當時只有十歲半，雖然會說中文，但一個中國字不會寫。瞿家與俞平伯家是世交，瞿澤祁便拜俞平伯為師，由俞平伯教他學習中文。談及母親1949年返回大陸的原因，瞿澤祁告訴記者，就是想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
1965年，瞿同祖輾轉回到了中國大陸，還背回了不少唱片，他酷愛古典音樂。但是他所面臨的，絕非浪漫情致：文化大革命即將爆發，學術研究已瀕臨癱瘓，沒有人能夠為他安排工作。
而一個沒有單位的人，在那個年代，與黑戶無異。瞿同祖完完全全地浪費了自己的時光，在賓館里一住就是5年，沒有書看，沒有朋友，生活沒有著落，幾乎花光了帶回來的美元。
接待他的華僑事務委員會讓他到湖南去，說那邊有義務安排你的工作，等他到了湖南，湖南方面卻表示，你還是回北京吧，我們安排不了你。在這個過程中，他大病一場。1969年，瞿同祖在長沙犯胃病，大出血，報病危，被送到湖南湘雅醫院搶救。1971年，湖南文史館終于接受他為館員。瞿同祖除了參加政治學習，沒有做過任何研究。幸運的是，他沒有挨整，而當時從美國回來的人，大都遭遇了特務嫌疑。
1976年，尚在湖南文史館工作的瞿同祖與夫人趙曾玖應約翻譯《艾登回憶錄》。這是一本內部發行的讀物，共52萬多字，分上、中、下三冊，艾登是英國首相丘吉爾的左右手，并被內定為其繼承人，他自1935年起數度出任英國外交大臣，其后又任首相。翻譯此書主要是作為內部歷史資料參考。這是瞿同祖回國10年后第一次跟“學問”沾邊，而且與其研究領域風馬牛不相及。但瞿同祖還是很高興，他后來曾表示，“當時翻譯出版這本書，是沒有報酬的，但我很樂意，因為回國，就是想為國家出力，所以，好容易有這件事，我欣然接受。”
淡出
瞿同祖回國的一個重要動力，是為了與妻兒團聚。1976年，趙曾玖病逝。1949年歸國后，她從北京被發配到貴州，上個世紀70年代初，才退休回湖南，與瞿同祖團圓。因為戰爭及動亂，他們結婚40余載，共同生活的時間，加起來不超過18年。“文革”期間，瞿同祖的兒子瞿澤祁，這個曾跟著俞平伯學習中文的孩子，亦被發配到了東北林區。
而此后的日子里，瞿同祖不得不回答一個持續經年的疑問。在一次訪談中，他終于爆發了，“有人提問很不合理，像文革時你為什么回國來這樣的問題，就無法回答。國內發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連劉少奇都不知道要發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而且我不了解國內情況，我回國，事先沒有跟國內聯系過，我是一個中國人，回國來還要聯系嗎？！”
1976年，時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長的李新，聽說了瞿同祖的際遇，將瞿同祖借調到了近代史研究所，且于1978年，為之正式辦理了調動手續。此時，瞿同祖已年近七十，方回歸到學術圈內。他始終記得燕京大學師友的鼓勵，再寫一本好書。為此，他每天堅持坐公共汽車，去王府井和美術館之間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查數據，但漸漸感到力不從心。1981年后，瞿同祖的胃病多次復發，數次住院，沒有治愈。直到他在協和醫院碰到張孝騫，解放前張孝騫就曾經給瞿同祖看過病，張孝騫一針見血，你的病是由于想寫書而寫不成書引起的。瞿同祖從此徹底放棄了寫書，結果10多年病都沒有復發。
此后，瞿同祖再無著述。瞿同祖是中國第一批獲得博士生導師資格的學者，但是他從來沒有招過學生。瞿同祖的兒子瞿澤祁向記者表示，父親的年紀大了，精力不濟，如果他要收學生，倘若不能夠親自教授指點，他是寧肯不做這件事的。瞿同祖淡出了人們的視線，過著隱士般的生活，仍然聽古典音樂，每天都要喝一杯咖啡。
1981年，中華書局重印了《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一書，瞿同祖及其著作，開始逐漸引起了中國大陸研究者的注意。但他成為一個無法被界定學術領域的人物，他以社會學出身，在法學界聞名，研究漢代與清代社會，最終又在近代史所落足。其跨越不同領域的博學，反而成了分工日細的學術界的“邊際人”，這妨礙了他成為單個學科的“大師”。
2006年，瞿同祖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稱號。但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林端認為，大可以去掉“榮譽”二字，因為從某種程度看，瞿同祖在某些著述上的貢獻，并不遜于其鼎鼎大名的同門費孝通。
薪火
瞿同祖仍然保有海外聲名。老朋友們仍然記得他。1999年，孔飛力的《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中譯本出版，即贈送給瞿同祖。孔飛力是美國及西方中國史研究中人們公認的一位大家，1977年費正清從哈佛大學榮退后，孔飛力接任了他的職務。而上個世紀80年代，瞿同祖曾經到香港大學講學，用英語為該校師生作了一次關于“清代司法”的演講，引發了轟動，香港媒體連續追蹤報導。
“他隱姓埋名太久了。”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林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上個世紀50年代，臺灣已經開始翻印瞿同祖的書。林端上個世紀70年代在臺灣大學就讀，學校附近，到處都可以買得到盜版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林端幾乎無法想象，自己居然還有機會拜訪這位前輩。
1999年林端初訪大陸，偶然得知瞿同祖仍然健在的消息，立即登門拜訪。2005年，他曾經在臺灣東海大學舉辦講座，以《瞿同祖與戴炎輝的法史學：知識社會學的考察》為題，而這恰恰曾經是瞿同祖當年拒絕的教職。林端“揣測”了瞿同祖后半生輟筆的心境，“所有的學者學術生命到一個高峰以后，都會有一個自我內在的壓力，比較普通的東西，他可能自己也不滿意。”
生命的光亮階段已然走過，瞿同祖與世無爭，緘默到底。林端認為，瞿同祖回到大陸，其后半生清淡無為，反而成就了他的人格典型，既然被大環境左右，沒有辦法隨心所欲，便做一個隱逸之士，回到他自己的生命世界里去。林端欽佩這樣的“狷者”，因為無論入世還是退隱，進出之際，都需要強大的自我克制和自我信心。而他認為，這種自信，源于真正的學貫中西，是傳統中國與西方現代性的天作之合。
2007年3月起，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學者趙利棟對瞿同祖進行了數次訪談，而在多次交流中，趙利棟從未主動涉及瞿同祖歸國后的話題。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愛國而報國無門，不問名利，但求努力工作而未果，他不愿觸及這份時代造成的隱痛與焦慮。而瞿同祖亦從未向外人公開過自己的想法。當他預感到趙利棟將是最后一個采訪他的人，以后可能再也沒有機會講話，一次，凌晨5點，他撥通了趙利棟家的電話，詳盡解釋了自己當年寫《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的經歷；還有一次，瞿同祖委托兒子瞿澤祁，告訴趙利棟自己半生蟄伏的緣由，瞿同祖表示：“過去說回國后沒能寫出書，是自己的疏懶，那是謙虛，實際上，各方面的條件都不允許。”
《中國新聞周刊》2008年第39期
發布日期：2008-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