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
魏延是《三國演義》中的一個值得研究的人物。
他“身長九尺，面如重棗，目似朗星，如關云長模樣，武藝獨魁。”（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九，《劉玄德敗走江陵》則。下引此書，只注卷、則）但他的經歷卻遠不如關羽順遂，地位也遠不如關羽顯赫，更不像關羽那樣深受后人尊崇。
他與黃忠并起一時，勇毅相侔，勛勞略等，但他卻沒能像黃忠那樣，留下“忠勇老將”的美名。
恰恰相反，幾百年來，隨著《三國演義》的廣泛傳播，老幼婦孺皆知“魏延腦后有反骨”。惡名如此昭彰，不能不使人視之為悲劇性的人物，并進而探討其來龍去脈。
一
歷史上的魏延本是劉蜀集團的重要成員。《三國志·蜀書·魏延傳》說他原系劉備的“部曲”，可見屬于親信將領。建安十六年（211），魏延“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此時，勇冠三軍的虎將趙云亦為牙門將軍，二人品位相當。建安二十四年（219），劉備奪取漢中，稱漢中王，準備遷治成都，行前要選派一員將領鎮守漢中。漢中乃是益州的屏障，又是劉蜀集團北伐的前進基地，其地位至關重要，留鎮者自然必須是能夠獨當一面的大將之才。當時，劉備手下的第一員大將關羽已經留鎮荊州，“眾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不料“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皆驚。”由此可見劉備對魏延是何等器重。其時，趙云為翊軍將軍，隨劉備駐成都，其職責顯然不及魏延重要。建興五年（227），諸葛亮準備大舉北伐，以魏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而趙云則以鎮東將軍的身份，“隨諸葛亮駐漢中”（《三國志·蜀書·趙云傳》）。顯然，魏延這時已經成為蜀漢的第一員大將，其作用更在趙云之上。以后，在諸葛亮幾次北伐中，魏延常負先鋒重任，曾經大破魏雍州刺史郭淮等，因戰功“遷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而趙云至死未能進封為縣侯（僅封為永昌亭侯），直到景耀四年（261），即他逝世三十二年以后，才被追謚為順平侯。總之，在二十幾年的三國紛爭中，魏延長期肩負重任，出生入死，為蜀漢政權建立了累累功勛。作為歷史人物，魏延多年獨當一面，“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多謀善斷，智勇兼備，確有大將之才；而趙云雖然忠心耿耿，英勇奮發，令人喜愛，卻長期跟隨在劉備、諸葛亮身邊，從未獨當一面。應當說，論才干，論對蜀漢政權的貢獻，魏延都比趙云高出一籌。
在《三國志通俗演義》這部小說中，魏延的形象也是頗為引人注目的。
首先，魏延是在劉備勢孤力薄，惶惶奔走的危難之際決心加入劉備集團的，決非那種趨炎附勢，貪圖利祿之輩。
魏延在小說卷九《劉玄德敗走江陵》則中第一次露面，就表現得不同凡響。當時，劉備在曹操大軍追迫之下，帶領大批百姓，撤離樊城，來到襄陽城下，打算與劉琮合力抵御曹操。“蔡瑁、張允得知劉備喚門，徑來敵樓上叱之曰：‘左右與我亂箭射之！’城外百姓皆望敵樓而哭。忽后城中一將默然跳起，引數百人徑上城樓，來殺蔡瑁、張允。”這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將領就是魏延。他“大呼曰：‘劉使君乃仁德之人也！汝等何投曹賊，以圖爵祿？非義士之所為！吾今愿請使君，入城誅賊！’輪刀砍死守門將，遂開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皇叔領兵殺入城，以討國賊！’”由于劉備不愿乘機入城，轉走江陵，魏延寡不敵眾，只得逃離襄陽，投奔長沙去了。事雖不成，卻表現了他的愛憎分明，見義勇為。赤壁之戰以后，關羽進攻長沙，與黃忠交戰，長沙太守韓玄因黃忠不肯射死關羽而下令將他斬首。在這千鈞一發之際，又是魏延挺身而出，“揮刀殺入，砍散刀手，救起黃忠，大叫曰：‘黃漢升乃長沙之保障！韓玄殘暴不仁，輕賢重色，今殺漢升，是殺長沙百姓也！愿隨者便來！’”接著又“直殺上城頭，一刀砍韓玄為兩段，提頭上馬，引百姓出城，投拜云長。”（卷十一，《黃忠魏延獻長沙》則）這兩次關鍵時刻的“亮相”，一因劉備仁德，二為長沙百姓，都可以說是情詞慷慨，正氣磅礴，因而一呼百應，大得人心。讀者從這里看到了魏延過人的見識和膽略。
其次，魏延出生入死，英勇善戰，為劉蜀集團立下了汗馬功勞。
劉蜀集團的全部歷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從劉、關、張桃園結義，登上政治舞臺開始，到建安十二年（207）劉備三顧茅廬為止，是其草創和奠基階段。在這二十四年中，劉蜀集團雖然初露頭角，但是，沒有明確的戰略方針，沒有可靠的戰略基地，也沒有總攬軍政的帥相之才。因此，劉備雖梟雄而無所展其志，關、張雖驍勇而無所用其長，屢遭挫敗，飄若轉蓬，只得寄人籬下，依附劉表。從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大戰，到建興十二年（234）諸葛亮病逝五丈原，是劉蜀集團立國和發展的階段。在這二十七年中，劉蜀集團按照諸葛亮隆中對策提出的戰略方針，奪荊州，占益州，力量大大增強，與魏、吳鼎足而立。雖然荊州得而復失，劉、關、張先后棄世，但由于諸葛亮的卓越努力，國力基本保持穩定，而且對強大的魏國一直保持進攻的態勢。從建興十三年（235）蔣琬為大將軍，掌握蜀漢軍政大權，到炎興元年（263）后主劉禪投降鄧艾，是劉蜀集團衰落和滅亡的階段。綜觀這三個階段，第二階段顯然是最有聲有色的。而在這一階段中，蜀漢的開國大將關羽、張飛、黃忠、馬超、趙云，即小說中的“五虎大將”，都先后亡故，只有魏延一直奔走疆場，貫穿其始終。試看關系到蜀漢命運的幾大戰役——奪取益州之役，爭奪漢中之役，南征之役，北伐之役，魏延總是甘冒矢石，奮勇當先。他或者與黃忠為伍，或者與趙云配合，或者獨任先鋒，總是沖勁十足，壯心不已。這里隨手舉出幾個例子：
（諸葛亮出師南征）令趙云、魏延為大將，總督軍馬……（卷十八，《孔明興兵征孟獲》）
（諸葛亮出師北伐）喚諸將聽令：前督部，鎮北將軍、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都亭侯魏延……（卷十九，《孔明初上出師表》）
（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乃令魏延、姜維作先鋒……（卷二十一，《諸葛亮六出祁山》）
魏延為劉蜀集團南征北伐，東擋西殺近三十年之久，確實可謂勞苦功高。
第三，魏延頗識兵機，智勇兼備，在劉蜀集團出類拔萃。劉備手下的幾員大將，關羽喜讀兵書，頗有謀略；張飛粗中有細，時有妙計；趙云、黃忠用計不多，馬超則只能算一勇之夫。魏延呢？在他年輕氣盛的時候，也是以沖鋒陷陣、斬將搴旗為能事；隨著戰爭經驗的日漸豐富，他對于戰爭藝術逐步加深了認識，用計獻策的能力也就大大提高了。如卷十九《孔明祁山破曹真》則寫到，諸葛亮罵死王朗之后，命趙云、魏延當晚去劫魏寨，趙云不假思索就要執行命令，魏延卻提出：“曹真深明兵法，必料我乘喪劫寨，他豈不提防也？”當然，諸葛亮對此早有安排，但魏延的發問，表明他的確不同于一般的糾糾武夫，而是一個有勇有謀的大將了。更為難得的是，魏延不僅能對戰役性、戰術性的行動思謀用計，而且能對關系全局的戰略方針獨抒己見。當諸葛亮出師北伐，魏國派駙馬夏侯楙率領大軍迎敵之時，魏延向諸葛亮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計策：
夏侯楙乃膏梁子弟，懦弱無謀。可賜精兵五千，直取路出褒州，循秦嶺以東，當子午谷而投北，十日之中，可到長安。夏侯楙若聞某驟至，必然棄城，望橫門邸閣而走矣！所棄糧草，足可為用也。某卻從東方而來，丞相可大驅士馬，自斜谷而進。若如此行之，則咸陽以西，一舉而可定矣。（卷十九，《趙子龍大破魏兵》）
這個建議，知己知彼，大膽精明，確實是一條難得的妙計，一個值得重視的戰略設想。因為在魏蜀的抗衡中，蜀漢國小兵寡，力量單薄，經不起同魏國打消耗戰；而且秦嶺險峻，易守難攻，道路崎嶇，糧食給養難乎為繼。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出奇制勝，才有可能把握戰爭的主動權，奪取根本性的勝利。相比之下，關羽、張飛等人的計謀僅僅是戰役性或戰術性的，只有魏延從戰略的角度提出過如此重大的決策，這不能不說是他的過人之處。
可惜的是，諸葛亮卻以“此非萬全之計”為理由，否定了魏延的計策，甚至連讓魏延試一試也不干，而主張走隴右大路，“依法進兵”。這樣，就放過了有利的戰機，使本來手忙腳亂的魏軍贏得了喘息的時間，得以調整部署，而蜀軍則不得不在陜甘的山區地帶與魏軍打陣地戰、消耗戰，勞師數載，無功而返。諸葛亮的主要對手司馬懿事后評道：“諸葛亮平素謹慎仔細，不肯造次行事。他卻不知吾境內地理；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徑取長安，早得多時矣。”（卷十九，《司馬懿智取街亭》）由此可見，魏延的主張是正確的，至少是很有可能成功的。
正因為魏延有上述這些長處，劉備對他非常器重。請看：
（劉備進位漢中王以后）令魏延總督軍馬，守御東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卷十五，《關云長威震華夏》）
（劉備親率大軍伐吳時）命丞相諸葛亮保太子，守兩川；驃騎將軍馬超并弟馬岱，助鎮北將軍魏延共守漢中，以當魏兵……（卷十七，《范強張達刺張飛》）
看來，劉備這位“世之梟雄”一直把魏延當作方面之才來重用，不愧為開國之君，巨眼識人，善用其長。
二
魏延的才干、智勇和功勛是無可懷疑的了，那么，他究竟背叛蜀漢沒有呢？
眾所周知，魏延是在諸葛亮去世以后，與丞相長史楊儀發生火并時失敗被殺的。對此，《三國志·蜀書·魏延傳》記載得十分清楚：
（建興十二年）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祎、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后退軍節度，令延斷后……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后將乎？”
魏延的意思很明白：第一，諸葛亮雖然去世，但北伐事業不能中斷，應當由他繼續“率諸軍擊賊”。這雖然有自視甚高，對諸葛亮死后的困難估計不足的成分，但與“背叛”二字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第二，論地位，論威望，都應當由他負責統率全軍，現在卻要他聽從一向與他水火不容的楊儀的號令，他心中實在不服。但是，這與“背叛”也根本不能劃等號。
如果魏延當時真的要背叛蜀漢，他可以有三種選擇：其一，率領本部在前線倒戈，投降司馬懿，這是易如反掌的。其二，屯兵不動，等楊儀率大軍撤退以后，割據漢中，獨樹一幟，觀望形勢，待價而沽，如同當年的張魯一樣。憑著他多年鎮守漢中的威望和實力，這也是不難辦到的。其三，重施劉備奪取劉璋地盤的故伎，制造借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殺回成都，篡奪蜀漢政權，然后再來對付楊儀一軍，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魏延并沒有選擇其中任何一條路，他僅僅主張由楊儀等人護喪還葬，而由他率軍繼續北伐，不要“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其心洞然可見，哪里是要反叛呢？
當楊儀不理睬魏延的主張，徑自率大軍南撤之時，魏延長期郁積的對楊儀的不滿爆發了。在盛怒之中，他率兵搶先南歸，與楊儀爭相上表朝廷，互相攻擊對方為叛逆。最后，雙方在南谷口刀兵相見，魏延失敗，被馬岱“追斬之”。所以，陳壽在《三國志·蜀書·魏延傳》中做了一個比較客觀的結論：
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諸葛）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但是，不管怎么說，像魏延這樣一個身經百戰，勛勞赫赫的大將，在矢石交飛的戰場上迭經風險而不死，到頭來卻死于“自己人”的刀下；這還不算，當馬岱提著他的頭去報功時，狷狹陰狠的楊儀竟然“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三國志·蜀書·魏延傳》）這實在是一場悲劇！
這場悲劇的責任應該由誰承擔？
我認為，主要責任應該由魏延自己承擔。對此，《三國志·蜀書·魏延傳》記載得也十分清楚：
延每隨（諸葛）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嘆恨己才用之不盡。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
看來，魏延是一個剛強威猛，頗有點自高自大的人物，既有勇于任事、不畏艱難的優點，也有桀驁不馴、任性而行的缺點。在蜀漢立國之前和建國之初，上有劉備這個雄主統馭，左右有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云等大將并立，魏延還不可能目中無人，他的缺點較多地受到控制，而他的優點則較好地得到發揮，在無數次的拼殺鏖戰中建立了累累功勛。隨著劉、關、張、馬、黃、趙等人相繼謝世，諸葛亮獨力支撐蜀漢大局，魏延成了開國元勛中碩果僅存的大將，地位越來越高，資格越來越老。這時，他那剛而自矜、目中無人的毛病就表現得越來越突出了。他以西漢王朝的開國元勛韓信自許，一心要自領一軍，與諸葛亮分道而出，建立吞強魏、復漢業的蓋世奇功。而且，他也確實提出過直出褒中，奇襲長安的妙計。但是，諸葛亮沒有采納他的妙計，對他分兵的要求也總是“制而不許”。這就使他常常感到不那么得志，對諸葛亮頗有牢騷，甚至認為諸葛亮過于膽小，“嘆恨己才用之不盡”。只是由于對諸葛亮心存畏懼，他還不得不有所顧忌。另一方面，同僚們對他處處讓三分，惟獨楊儀卻偏偏不買他的帳，老是同他爭長論短，這當然要引起他的不快，久而久之，雙方竟“有如水火”。“每至并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泣涕橫集。”（《三國志·蜀書·費祎傳》）因此，當諸葛亮病逝，由楊儀統兵撤退，要他斷后時，他再也按捺不住不滿的情緒，竟然失去了理智，忘記了大敵當前，三軍新失統帥，亟需加強團結，穩定軍心，卻非要同楊儀見個高低。不管魏延可以舉出多少理由，這種先小忿而忘大局的行為顯然是十分錯誤的，當然也是不得人心的。所以，盡管他一向“善養士卒”，到了這個時候，卻是“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魏延傳》）魏延一下子成了孤家寡人，只好帶著兒子逃跑，終于丟了老命。半世威名，毀于一旦，鑄成了千載悲劇。
魏延死后七年，即后主延熙四年（241），蜀人楊戲著《季漢輔臣贊》，給魏延下了這樣幾句評語：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
折沖外御，鎮保國境。
不協不和，忘節言亂，
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這段贊語，肯定了魏延“折沖外御，鎮保國境”的功勞，嘆惜他不能善始善終，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協不和”的性格。這個評價是比較公允的。所以，人們有理由說魏延并未背叛蜀漢，但也同樣有理由說他的悲劇是咎由自取。
不過，我們還應該看到，對于魏延善始而不能善終的悲劇，身為統帥的諸葛亮也是有一定責任的。
首先，諸葛亮對魏延的使用確實不像劉備那么放得開手。劉備在世時，雖然手下良將眾多，卻一直把魏延視為特達卓異之才，委以方面之任，讓他長期鎮守漢中，屏障益州，可謂用之不疑。而諸葛亮呢，盡管北伐時良將寥寥，可與魏延頡頏者幾乎沒有，但他對魏延總是不那么放心，既不認真考慮魏延的重要建議，也不愿讓魏延分兵而進。這種頗有保留的用人態度，自然要使心高氣傲的魏延感到不快，不能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可悲的是，諸葛亮與魏延并無私怨，他的忠誠勤謹、光明磊落、嚴于律己、賞罰公平，都是舉世公認的；他也比較注意選賢任能，培養了一些人才。但是，可能正是由于他律己甚嚴吧，他在衡量和使用人才時，不知不覺地比較偏愛那些穩重溫馴、謹言慎行的人；而對那種頗有才干而鋒芒畢露的人，對那種優點突出缺點也明顯的人，對那種好提意見時有牢騷的人，總是不那么喜歡，往往不能充分發揮他們各自的長處，對魏延就是如此。對于最高統帥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片面性，也是諸葛亮不及劉備之處。
其次，在處理魏延與楊儀的矛盾問題上，諸葛亮雖然“深惜儀之才干，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三國志·蜀書·楊儀傳》），卻一直未能采取妥善措施，眼看著二人由日常意氣之爭發展到尖銳對立，“有如水火”的地步。盡管他在主觀上“不忍有所偏廢”，但由于魏延常在前鋒迎敵，而楊儀一直在身邊辦事，對二人倚重的程度實際上還是有所不同。特別是在他臨終之時，如果把魏、楊二人叫到一起，曉之以大義，托之以后事，二人的矛盾即使不能渙然冰釋，至少也可以暫時緩和一下。遺憾的是，諸葛亮僅僅把楊儀、費祎、姜維等人找來安排后事，卻把魏延排除在外，只是留給他一個“斷后”的命令。既然魏延身為第一號大將，這樣做顯然是不大妥當的。魏、楊矛盾的激化，不能不說與此有關。
今天，我們越是敬佩諸葛亮的高風亮節，就越是為他沒有處理好魏延問題而惋惜。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魏延的悲劇多少反映了蜀漢政權人才不盛，難乎為繼的悲劇。
三
羅貫中寫作《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時候，以大開大闔的氣魄，雄健恣肆的筆力，立主腦，理線索，“據正史，采小說”，刻意經營，從容布局，完成了這部劃時代的巨著，表現出極高的才能。
但是，在塑造魏延形象時，羅貫中卻陷入了難于解決的矛盾。一方面，作為一個現實主義的作家，他必須真實地再現歷史上的魏延形象，既不掩其大功，也不隱其過失；另一方面，作為諸葛亮的熱烈崇拜者，他又實在不愿意表現諸葛亮在處理魏延問題時的失誤。通觀全書，我們時時可以感覺到羅貫中左右為難的心理。
在《演義》中，對魏延的描寫大部分符合史實，而且比史書記載更豐富，更具體，更生動。書中有關魏延的許多情節，或者是歷史上的魏延實有的，或者是魏延在當時的條件下可能有的，作者一一寫來，把魏延的形象塑造得比較豐滿。如像書中對魏延加入劉備集團的經過的描寫，就是史書上所沒有的；羅貫中通過魏延襄陽斥蔡張、長沙救黃忠這兩個虛構的情節，較好地表現了魏延愛憎分明、敢作敢當的性格。又如書中敘述曹操與劉備爭奪漢中時，有這樣一段描寫：
（曹）操令來日進兵，出斜谷界口，再復中原。忽當道一軍擺開，為首大將乃魏延也。操招魏延歸降，延惡言大罵。操令龐德戰之。……延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馬。……操帶傷，又折卻門牙兩個……（卷十五，《曹孟德忌殺楊修》）
魏延嚴詞拒絕曹操的誘降，表現了他對劉備集團的忠誠；一箭射傷曹操，這個功勞更是非同小可，劉備集團還沒有其他人直接殺傷過曹操呢！其實，這段繪聲繪色的描寫也不見于史書，但它卻有助于表現魏延的英勇善戰。
再如，當諸葛亮病危時，司馬懿命夏侯霸去探虛實，諸葛亮命魏延退敵，書中寫道：
魏延遂上馬，引兵出寨時，夏侯霸見了魏延，慌忙引兵而退。延奮趕二十余里方回。（卷二十一，《孔明秋風五丈原》）
這說明，即使在這樣危急的時刻，魏延壓根也沒有想到背叛蜀漢，投降曹魏。
類似的情節還可以舉出一些。這些描寫，充分表現了羅貫中的現實主義創作態度。
可是，且慢！這樣寫下去，讀者豈不是會覺得魏延最后被殺太可惜了嗎？豈不是會認為諸葛亮對魏延的態度不夠妥當嗎？羅貫中對諸葛亮實在太熱愛了，他一心要把諸葛亮塑造為十全十美的完人，決不愿意讓諸葛亮形象蒙受任何損害。于是乎，他煞費苦心地虛構了許多情節，以便說明諸葛亮對魏延的態度不僅完全正確，而且具有先見之明。然而，這些情節往往不合情理，非但不能給諸葛亮增添光彩，反而有損于他的形象。試看：
當魏延救了黃忠，獻出長沙以后，“玄德敬之”，諸葛亮卻“喝令刀斧手推下斬之”（卷十一，《黃忠魏延獻長沙》）。劉備急忙勸阻道：“誅降殺順，大不義也。魏延乃有功無罪之人，何故殺之？”諸葛亮便說出了他的理由：
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吾觀魏延腦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斬之，以絕禍根。（卷十一，《孫仲謀合淝大戰》）
諸葛亮這段話影響很大，其實卻是似是而非之談。在那個天下大亂，群雄并起的時代，兵微將寡，又沒有地盤的劉備，要想成就帝王之業，必須延攬天下英雄，包括歡迎從對手營壘投順過來的文武人才。如果把投奔自己的豪杰斥為“不忠不義”，豈不是閉塞賢路，自陷孤立？按照諸葛亮的這個邏輯，法正食劉璋之祿，居益州之地，卻背棄劉璋，千方百計地幫助劉備奪取益州，其“不忠不義”之“罪”比魏延大得多，豈不更該殺頭？但法正卻被劉備倚為謀主，后又任尚書令，地位僅次于諸葛亮，這該如何解釋？此外，老將嚴顏不僅自己投降了張飛，還招降沿途關隘四十五處，比魏延獻一個長沙厲害得多；張翼在雒城綁縛劉璝，迎降劉備，比魏延殺韓玄做得更絕；益州將領歸降劉備者還有不少。請問，他們該不該全部斬首？諸葛亮對這些人一概歡迎，為什么對魏延卻要特別苛刻呢？至于所謂“反骨”云云，更是荒誕不經之言。通觀《演義》，諸葛亮并無相面之術，為何一見魏延便可斷其忠奸？而且關羽引魏延來見劉備時，并未免胄，諸葛亮怎么能從他那戴著鐵盔的頭上一眼就看出“腦后有反骨”？離開了細節的真實，這句話自然也就站不住腳了。
盡管魏延并無二心，諸葛亮卻一直想除掉他。當諸葛亮在上方谷埋下地雷，布下干柴時，命魏延將司馬懿父子誘入谷中，又叫馬岱壘斷谷口，企圖將他們全部燒死。由于天降大雨，司馬懿父子得以逃出，魏延也幸而不死。這時，諸葛亮卻翻臉不認賬，反而責怪馬岱把魏延堵在谷中，要將馬岱斬首（卷二十一，《孔明火燒木柵寨》）。這些情節，把諸葛亮寫成了心術不正，坑害部下的小人，更是大大的敗筆。
最后，當諸葛亮在五丈原病情沉重時，祈禱北斗以求延年益壽。這本來就是徒勞無益的事，羅貫中卻把它寫得煞有介事，使不忍心看到諸葛亮去世的讀者產生幾分希望。眼看只差一天就要成功了，哪知魏延卻入帳報告軍情，因“腳步走急，將主燈撲滅。”（卷二十一，《孔明秋夜祭北斗》）這樣一來，諸葛亮之死也成了魏延的罪過，不要說“姜維大怒……欲斬魏延”，就連熱愛諸葛亮的幼稚的讀者也不禁會將滿腔憤怒傾瀉到魏延頭上，認為魏延確實該死。羅貫中寫到這里，可能自認為是得意之筆，而今天的許多讀者卻反而會替魏延抱屈。
由此看來，在描寫諸葛亮與魏延的關系時，羅貫中搖擺于兩條原則之間：一條是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另一條則是“為賢者諱”的儒家行事原則。遵循前者，他的筆通常是婉曲自然，游刃有余的；而囿于后者，他的筆有時又運轉不靈，力不從心，苦心虛構的某些情節并不具備浪漫主義想像的美感，反倒是違背現實主義的敗筆。從這里，我們看到了羅貫中創作思想中的矛盾。
總之，我認為，羅貫中在塑造魏延形象時，其創作意圖是游移不定的，傾向性也是不夠鮮明的。他似乎是在按照兩條平行線來描寫人物的：一條是用大量情節表現魏延的智勇功勛，另一條則企圖證明魏延確實背叛了蜀漢和這背叛的必然性。羅貫中無法使二者水乳交融，因此，他筆下的魏延形象，盡管在某些方面是豐滿的，但其性格卻顯得不夠統一。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乃是他對諸葛亮形象的某種絕對化。
誠然，羅貫中對諸葛亮形象的塑造，從總體上看是相當成功的，應該予以充分肯定。但在處理魏延形象時，羅貫中對諸葛亮的失誤也是處處回護，苦心文飾，這樣就使他在某些地方離開了清醒的現實主義，不能像塑造曹操、關羽、張飛等形象時那樣，在忠于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取得較大的創作自由，多側面、多層次地表現人物的性格。其結果，欲益反損，產生了一些作者始料不及的副作用。從這一創作上的成敗得失中，我們不是可以領悟到某些藝術的辯證法嗎？
（原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收入本人所著《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發布日期：2008-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