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
內容提要：元代至明初，朝廷明令推行紙幣，禁止白銀作為貨幣流通。然而，在這一時期的小說戲曲中，白銀在日常生活和交易中的使用卻隨處可見。這是當時社會生活的生動反映，表明朝廷禁令對官民的實際約束力相當有限。由此可見，以小說情節中人們廣泛使用白銀來證明《水滸傳》成書于嘉靖初年，未必可靠。而注意朝廷律令與實際生活的差距，更值得研究者進一步重視。
關鍵詞：元代；明初；小說戲曲；白銀
古典文學名著《水滸傳》的成書年代，一直是《水滸》研究中一個爭論頗多卻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石昌渝先生的《〈水滸傳〉成書于嘉靖初年考》一文①，通過四個方面的考證，斷定：“《水滸傳》決不可能寫于明初，只能是在嘉靖初年。”我認為，昌渝先生此文，在迄今為止論證《水滸傳》成書于明代中葉（或嘉靖年間）的諸文中，是眼界最寬、考證最細的一篇力作。不過，在閱讀和研究中，我感到此文尚有值得商榷之處。這里僅就其第三條論據進行一些探討，以就教于昌渝先生。
昌渝先生指出：“白銀在《水滸傳》的世界里是一種流通的貨幣，人們隨身攜帶，常常用于小額的生活消費。”而“在中國歷史上，白銀成為貨幣是明朝中期才發生的事情。”元朝統一全國后，便推行紙幣，“紙幣成為流通的貨幣形態，朝廷同時下令禁止金銀作為貨幣流通。”“明初朝廷繼續實行紙幣的貨幣政策，嚴令禁止百姓在買賣中用金銀交易。”正統年間，鈔法開始動搖；弘治、正德間，寶鈔不行；到了嘉靖初年，社會已專用白銀了。而“《水滸傳》絕無使用紙幣的描寫，甚至用銅錢也罕見，市場交易不論款額大小，幾乎專用白銀。”這“更像嘉靖初年貨幣情況的寫照”。這里的思維邏輯是：作家不可能離開自己生活的時代，在其不經意的敘事中，常常會流露出其所處時代的痕跡。既然元代至明初朝廷禁止使用白銀，而《水滸傳》卻描寫人們在交易中廣泛使用白銀，這就證明它決不可能寫于元代至明初，而只能成書于社會已專用白銀的嘉靖初年。應該說，這一推理的邏輯起點是正確的，但其結論卻未必正確；從同一邏輯起點出發，對照元代至明初小說戲曲中貨幣的使用情況，倒可能得出大不相同甚至相反的結論。
一
在元代至明初的小說中，人們在日常生活和交易中使用的貨幣是多元化的，白銀、銅錢、紙幣都有，而白銀的使用則明顯地居于主導地位。下面試分類作一初步考察。
（一）宋元小說話本中的貨幣使用情況
現存宋元小說話本，有的沒有寫到貨幣的使用情況，姑且不論。寫到貨幣使用的作品中，絕大部分是以白銀為主要流通貨幣。
例一，《崔衙內白鷂招妖》：“把三兩銀子與酒保，還了酒錢。”“你們都聽我說：若打得活的歸去，到府中一人賞銀三兩，吃幾杯酒了歸；若打得死的，一人賞銀一兩，也吃幾杯酒了歸；若都打不得飛禽走獸，銀子也沒有，酒也沒得吃。”“若捉得這紅兔兒的，賞五兩銀子！”
例二，《鄭節使立功神臂弓》：“各支二兩銀子與他。” “別的員外二兩，你卻要二百兩。”“張員外被他直詐到二十兩。”
例三，《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你去取一錠白銀下來。”“打開看時，卻是五十兩雪花銀子。”“取出一兩銀子道：‘先生收了銀子，待捉得蛇，另又相謝。’”
例四，《夔關姚卞吊諸葛》：“今特遣人赍白金百兩，與侄為路費。”“老丈大喜，命童子取銀一錠，以酬潤筆之資。”
例五，《志誠張主管》：“又向衣袖里取出一錠五十兩大銀，撇了自去。”
例六，《三現身包龍圖斷冤》：“贈酒十樽，銀十兩，遣之。”“我今與你一兩銀子。”“昨日……撰（賺）得有二兩銀子。”“如有能解此語者，賞銀十兩。”“包爺不失信于小民，將十兩銀子賞與王興。王興把三兩銀子謝了裴孔目。”
例七，《任孝子烈性為神》：“取了三五錢銀子，到鐵鋪里買了一柄解腕尖刀。”
例八，《萬秀娘仇報山亭兒》：“大官人腰里把些碎銀子，教焦吉買些酒和肉來共吃。”“周吉取一錠二十五兩銀子把與這大漢。”
例九，《史弘肇龍虎君臣會》：“（柴夫人）教管錢的，支一兩銀子與他。”
例十，《五戒禪師私紅蓮記》：“長老去衣箱里取出十兩銀子，把與清一。”
例十一，《趙伯升茶肆遇仁宗》：“委此人送你起程，付一錠白銀五十兩，與你文書，赍到成都府去。”“趙旭遂將此銀鑿碎，算還了房錢。”
例十二，《張孝基陳留認舅》：“若在外恁般游蕩，也得好些銀子使費。”“令郎……算來共借有三千銀子。”“身邊還存得三四兩銀子，可做盤纏。”“過善道：‘媳婦，你與過門爭氣，這百畝田尚少，再增田二百畝，銀子二百兩，與你終身受用。’”
此外，一些作品寫到使用銅錢或銀、錢并用的情況。
例一，《錯斬崔寧》：“丈人取出十五貫錢來，付與劉官人。”
例二，《楊溫攔路虎傳》：“茶博士抖那錢出來，數了，使索子穿了，有三貫錢，把零錢再打入竹筒去。員外把三貫錢與楊三官人做盤纏回京去。”“那利物，有一千貫錢。”
例三，《董永遇仙傳》：“這長者見雪下得大，叫院子王仝，去庫中取一千貫錢，倉中搬米十石，在門前散施。”
例四，《勘皮靴單證二郎神》：“夫人分付當道的賞了些銀兩，上了轎，簇擁回來。”“冉貴便去便袋里摸一貫半錢來。”“冉貴又去摸出二十文錢來。”
例五，《沈小官一鳥害七命》：“（張公）心中想道：‘終日括得這兩分銀子，怎地得快活？’”“張公道：‘別的不打緊，只這個畫眉，少也值二三兩銀子。’”“那李吉取出三塊銀子，稱稱看到有一兩二錢。”“如有尋獲得沈秀頭者，情愿賞錢一千貫；捉得兇身者，愿賞錢二千貫。”
例六，《宋四公大鬧禁魂張》：“我與你二兩銀子。”“宋四公夜至三更前后，向金梁橋上四文錢買兩只焦酸餡，揣在懷里。”“教你買三文粥來，你兀自不肯。”“店二哥，我如今要行，二百錢在這里，煩你買一百錢熬肉，多討椒鹽；買五十錢蒸餅；剩五十錢，與你買碗酒吃。”“趙正打個地洞，去錢大王土庫偷了三萬貫錢正贓。”“如有緝知真贓來報者，官給賞錢一千貫。”“正遇那主管，將白玉帶賣與北邊一個客人，索價一千五百兩。”
例七，《楊思溫燕山逢故人》：“思溫取出五兩銀子與過賣，分付收了銀子，好好供奉數品葷素酒菜上來，與（陳）三兒一面吃酒說話。” “乃日納買工錢八十，故在此做過賣。”“三兒常上樓供過伏事，常得夫人賞賜錢鈔使用。”“以白銀三兩，謝了婆婆；又以黃金十兩，贈與思溫。”
例八，《錯認尸》：“說得此事成了，我把五兩銀子謝你。”“只要一千貫文便嫁與他。”“每年只要你三五百貫錢，冬夏做些衣服與他穿。”
例九，《張古老種瓜娶文女》：“先各與你三兩銀子；若討得回報，各人又與你五兩銀子。”“做我傳話那沒見識的老子，要得成親，來日辦十萬貫見錢為定禮，并要一色小錢，不要金錢準折。”
上述九例，例一至例三是使用銅錢的，例四至例九則是銀、錢并用的。銀、錢并用，銀子仍居于主導地位。
另有少數作品，則寫到銀、鈔并用的情況。
例一，《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打并得五十兩銀子，分送與二人，每人二十五兩。”“今有楮券四百，聊奉希顏表意。”“有能擒捕汪革者，給賞一萬貫，官升三級；獲其嫡親家屬一口者，賞三千貫，官升一級。”“那解汪世雄的得了許多銀兩，剛行得三四百里，將他縱放。”“又到天荒湖拘集漁戶，每人賞賜布鈔，以收其心。”按：這里提到“楮券”（紙幣），又提到“賞賜布鈔”，可見“一萬貫”、“三千貫”均系鈔。
例二，《快嘴李翠蓮記》：“只見媽媽拿出鈔來，翠蓮接過手，便道：‘等我分！……抬轎的合五貫，先生媒人兩貫半。’”“大小衙門齊下狀，拿著銀子遠處使。”
例三，《濟顛語錄》：“（修）元乃隨取出所帶之鈔若干，納付長老，以為設齋、請度牒、常住公用等費，余者付仆人作路費。”“筍便化了，你等可出五百文鈔，還腳分。”“次早，果見朝廷差太尉押到寶鈔三萬貫。”“次將銀五兩送與，濟公一文不要。”
上述三例，都是銀、鈔并用，而以鈔為主。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元小說話本中，單純使用紙幣的情況反而極為罕見。
（二）宋元講史話本中的貨幣使用情況
宋元講史話本，因主要反映王朝興廢，軍國大事，征戰攻伐，敘事比較簡略，很少有世俗生活的描寫，因而涉及貨幣使用的情節很少。而在為數不多的這類情節中，人們使用的貨幣主要是銅錢。
例一，《五代梁史平話》卷上：“咱有一個計策，討得幾貫錢贈哥哥果足歸去。……有個莊主喚做馬評事，家財巨萬，黃金白銀不計其數。”“少年道：‘要價錢三百貫。’”“將些銀子與那岳喜的伴當。”
例二，《五代漢史平話》卷上：“義父一日將錢三十貫文，令知遠將去汾州城里納糧。”
例三，《五代周史平話》卷上：“那漢將這寶劍出賣，郭威便問那漢道：‘劍要賣多少錢？’那漢索要賣五百貫錢。郭威道：‘好！只直得五百錢。’”“連吃了二三斗酒，該酒錢一貫有余。”
例四，《三國志平話》卷上：“送獻錢物約二萬余貫。”“（張）飛叫量酒：‘將二百錢酒來。’”卷中：“（張）遼曰：‘便加將軍重職，每月四百貫、四百石。’”
這些例子中，雖有個別（例一）提到“白銀”、“銀子”，但主要的流通貨幣仍是銅錢。這顯然是宋代以銅錢為主幣，同時白銀也已作為儲藏手段和輔助性貨幣的歷史痕跡，但應該說與元代民眾的貨幣使用習慣也是不矛盾的，否則就難以保留在作為大眾技藝的講史話本之中。
（三）《永樂大典》反映的貨幣使用情況
成書于永樂五年（1407）的《永樂大典》，作為大型類書，卷一三一三九“送”字韻“夢”字類收錄了小說《西游記》早期版本中《魏徵夢斬涇河龍》一節，其中寫道：“先生曰：‘來日不下雨，到了時，甘罰五十兩銀。’”“老龍又變為秀士，入長安卦鋪，問先生道：‘你卦不靈，快把五十兩銀來。’”孫楷第先生對此評曰：“文與吳承恩《西游記》不同，而語意大似話本。引書標題作《西游記》，則明初確有《西游記》一書，遠在吳書之前也。”②實際上，此本《西游記》頗有可能成書于元代。不管怎樣，這至少反映出元代至明初，交易中使用白銀已經成為生活中普遍的現象。
（四）明初文言小說中的貨幣使用情況
明初文言小說并不興旺，著名者當推瞿佑的《剪燈新話》和李昌祺的《剪燈馀話》。其中少數作品，涉及貨幣的使用情況，茲略作分析。
其一，《剪燈新話》卷一《三山福地志》寫到：“同里有繆君者，除得閩中一官，缺少路費，于（元）自實處假銀二百兩。”“明日，再往，酒果三杯而已，落落無顧念之意，亦不言銀兩之事。”“繆君……曰：‘……吾分祿米二石及銀二錠，令人馳送于宅，以為過歲之資，幸勿以少為怪。’”這里提到的“銀”、“銀兩”，既可作路費，又可用于過年購物，顯然已是日常生活使用的貨幣。
其二，《剪燈新話》卷一《金鳳釵記》寫到：“以釵貨于市，得鈔二十錠。”這里明確提到“鈔”，證明了鈔在元代的法定貨幣地位。
其三，《剪燈新話》卷三《富貴發跡司志》寫到：“受鈔三百錠，枉法斷公事；取銀五百兩，非理害良民。”“月奉束脩五錠。”這里鈔、銀并舉，可見作品所寫的元末至正年間，銀、鈔并用乃是常見的現象。
其四，《剪燈馀話》卷二《鸞鸞傳》寫到：“媽媽還賀曰：‘可諧矣！請以百金為賞。’”“候媼出，潛隨至家，奉銀一錠為壽，而以情告焉。”故事也發生于元末至正年間，主人公給鄰居的“穿珠匠婦”、巫婆送禮均用銀，可見白銀用于其日常用度。與前面提到的《剪燈新話》卷一《三山福地志》相印證，越發表明白銀在元末使用之廣泛。這種現象，對于明初的人們也并不陌生。
綜上所述，從元代到明初的小說中，白銀的使用真是隨處可見。
二
那么，元代戲曲中貨幣的使用情況又是如何呢？
元代最流行、影響最廣泛的戲曲樣式是雜劇。我們就以元雜劇為考察對象，來看看其中的貨幣使用情況吧。
與元代的小說話本相類似，元雜劇寫到貨幣使用的作品中，絕大部分也是以白銀為流通貨幣。
例一，關漢卿《竇娥冤》的“楔子”寫到：〔蔡婆云〕“這里一個竇秀才，從去年向我借了二十兩銀子，如今本利該銀四十兩。”“再送你十兩銀子做盤纏。”第一折寫到：〔賽盧醫云〕“我問他借了十兩銀子，本利該還他二十兩。”第二折寫到：〔賽盧醫云〕“剛少他二十兩花銀。”〔桃杌云〕“告狀來的要金銀。”
例二，馬致遠《青衫淚》第二折寫到：（茶商劉一郎來見裴興奴）〔凈見旦科，云〕“小子久慕大名……先送白銀五十兩做見面錢。”
例三，王實甫《西廂記》第三本第四折寫到：〔末云〕“小生有花銀十兩，有鋪蓋賃與小生一付（副）。”第五本第一折寫到：〔旦云〕“紅娘，取銀十兩來，就與他盤纏。”
例四，白仁甫（白樸）《東墻記》第四折寫到：〔卜云〕“梅香，與郎中五錢銀子。”
例五，無名氏《陳州糶米》的“楔子”寫到：“欽定五兩白銀一石細米”。〔劉衙內背云〕“……私下改做十兩銀子一石。”第一折寫到：〔糶米百姓〕“只得各家湊了些銀子，且買些米去救命。”“我這銀子還重著五錢呢。”
例六，張國賓《合汗衫》第一折寫到：〔正末云〕“再將五兩銀子來。”
例七，無名氏《小孫屠》第一折寫到：〔外末醫云〕“怎莫這半藥直銀七兩。”
例八，無名氏《凍蘇秦》的“楔子”寫到：〔王長者云〕“在下無物相贈，有春衣一套，鞍馬一副，白銀兩錠，與先生權為路費。”
例九，無名氏《來生債》的“楔子”寫到：〔沖末扮李孝先云〕“只因本錢欠少，問本處龐居士借了兩個銀子做買賣。”〔正末云〕“本利該四錠銀子，都不問你要。行錢，再將兩錠銀子來。”第一折寫到：〔磨博士云〕“我一日我請著爹二分工錢。”〔正末云〕“孩兒也，喚做銀子。……他也中吃，也中穿。……那中吃中穿，是教你將他鑿碎了，買吃買穿。”第二折寫到：〔正末云〕“將一兩銀子來與羅和孩兒。”〔磨博士云〕“孩兒也不敢多要，只先支一錢銀子，買一條扁擔。”〔正末云〕“咱家中奴仆使數的，每人與他一紙兒從良文書，再與他二十兩銀子，著他各自還家。”
例十，武漢臣《玉壺春》第二折寫到：〔甚舍云〕“我與你二十兩銀子做茶錢。”
此外，一些作品寫到銀、鈔并用的情況。例如高文秀《雙獻功》第一折寫到：〔正末云〕“……若有些失錯呵，我情愿輸三兩銀子。”第三折寫到：（李逵到牢里看孫孔目）〔正末云〕“俺娘與了我一貫鈔，著我路上做盤纏。” 又如無名氏《殺狗勸夫》第二折寫到：〔柳胡云〕“呀，哥哥靴（革勾）里有五錠鈔呢。”第四折寫到：〔胡云〕“只等他抬出三千兩銀子來，便饒了他吧。” 再如無名氏《看錢奴》第二折寫到：〔賈仁云〕“若有人問我要一貫鈔呵，哎呀，就如同挑我一條筋相似。”〔賈仁云〕“若有反悔之人，罰寶鈔一千貫與不悔之人使用。”第三折寫到：〔興兒云〕“你自去開了庫，拿著十個金子、十個銀子、一千貫鈔，我跟著你燒香去來。”另如《云窗夢》第一折寫到：〔凈云〕“大姐，我多有金銀錢鈔哩。”
個別作品中，主要用鈔。例如武漢臣《老生兒》的“楔子”寫到：〔正末云〕“張郎，將二百兩鈔來與引孫。”〔引孫云〕“我那伯伯與我二百兩鈔；我那伯娘當住，則與我一百兩鈔，著我那姐夫張郎與我；他從來有些掐尖落鈔，我數一數。六十兩，七十兩，八十兩，則八十兩鈔。”但結合上引武漢臣的另一雜劇《玉壺春》來看，作者所寫，仍是銀、鈔并用。
還有個別作品寫到以金釵為代幣的情況。例如無名氏《爭報恩三虎下山》的“楔子”寫到：〔正旦對關勝云〕“兄弟也，無甚么與你。這一只金鳳釵，與你權做壓驚錢，休嫌輕意。”第一折寫到：〔正旦對徐寧云〕“兄弟也，路途上廝見，無甚么與你。這一只金釵兒，倒換些錢鈔，做盤纏去。”有歷史學家指出：“金釵本是一種首飾，但在宋代似乎有時作為一種小金條來代錢使用。”③此劇一再寫李千嬌贈人金釵作“壓驚錢”，作盤纏，表明以金釵為代幣的情況在元代已相當普遍。
綜上所述，在元雜劇中，白銀的使用也是居于主流地位。
三
上面的考察，清楚地證明了本文第一部分開頭提出的觀點：“在元代至明初的小說中，人們在日常生活和交易中使用的貨幣是多元化的，白銀、銅錢、紙幣都有，而白銀的使用則明顯地居于主導地位。” 這些作品分別問世于元代和明初，已是公認的、確鑿無疑的事實；如果以元代至明初朝廷明令推行紙幣，禁止白銀作為貨幣流通的律令為依據，便要否定它們是元代至明初的作品，硬說它們只能出現于明代嘉靖以后，那是很荒唐的。恰恰相反，作品中這類“不經意的敘事”，正是當時的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表明盡管朝廷再三頒布禁令，其對廣大官民的實際約束力卻相當有限。元代政治腐敗，社會黑暗，法紀廢弛，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十分尖銳，朝廷的律令往往停留于官方文書，并常常由官員們帶頭破壞，自然難以在民間嚴格推行。由于比價極不合理，加上各級官吏的貪婪侵漁，紙幣的實際購買力大大低于其面值，廣大民眾為了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得不以銀、錢為支付手段；這樣一來，紙幣壅塞，銀錢廣行，逐漸成為普遍現象。筆者查閱《元史·食貨一》，其中云：“（天歷）二年（1329）：至元鈔一百一十九萬二千錠，中統鈔四萬錠。”此后再無印鈔記載，似可為此一證。元末天下大亂，群雄并起，元王朝發行的紙幣更是成為廢物，銀、錢成了真正的流通貨幣。這種情況，自然會延續到明初。
再看《水滸傳》的情況。正如石昌渝先生所說：“《水滸傳》絕無使用紙幣的描寫……市場交易不論款額大小，幾乎專用白銀。” 不過，書中使用銅錢的情況卻并非“罕見”。僅就百回本《水滸》的前三十回略加考察，便可看到如下例子：（1）“華陰縣里不敢捉他，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拿他。”（第二回）（2）“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著落店主人家，逼要原典身錢三千貫。”“出賞錢一千貫，寫了魯達的年甲貫址，畫了他的模樣，到處張掛。”（第三回）（3）“當時林沖看了，吃了一驚，失口道：‘好刀！你要賣幾錢？’那漢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貫。’林沖道：‘值是值二千貫，只沒個識主。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你若端的要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林沖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林沖別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去家去取錢與他。將銀子折算價貫，準還與他……那漢得了銀兩自去了。”（第七回）（4）“又一個盤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著十貫錢，都一發將出來。”（第九回）（5）“州尹大驚，隨即押了公文帖……出三千貫信賞錢，捉拿正犯林沖。”（第十一回）（6）“楊志道：‘祖上留下寶刀，要賣三千貫。’牛二喝道：‘……我三百文買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第十二回）（7）“只見獨木橋邊一個漢子，把著兩串銅錢，下來解船。”（第十五回）（8）“那漢道：‘我一了不說價，五貫足錢一桶，十貫一擔。’”（第十六回）（9）“本處一個財主，將五千貫錢教小人來此山東做客。”“何清笑道：‘……若是叫兄弟得知，賺得幾貫錢使，量這伙小賊有甚難處？’”（第十七回）（10）“又得知縣一力主張，出一千貫賞錢，行移開了一個海捕文書。”（第二十二回）（11）“知縣就廳上賜了幾杯酒，將出上戶湊的賞錢一千貫，賞賜與武松。”（第二十三回）（12）“鄆哥道：‘要尋大官人賺三五十錢養活老爹。’”（第二十四回）（13）“武大道：‘……我有數貫錢，與你把去糴米。’”（第二十五回）（14）“施恩當時打點了，叫兩個仆人先挑食籮酒擔，拿了些銅錢去了。”（第二十九回）由此可見，在《水滸傳》寫到的日常消費中，銀、錢并用，而以白銀為主。這種情況，與大多數元代話本小說、元雜劇相類似。因此，以元代至明初朝廷明令推行紙幣，禁止白銀作為貨幣流通，而小說情節中人們卻廣泛使用白銀為依據，證明《水滸傳》成書于嘉靖初年，未必可靠。反之，如同上文所說，小說有關人們在生活中廣泛使用白銀的描寫，卻可以成為《水滸傳》成書于元末明初的重要依據。
必須說明，石昌渝先生是以四個方面的論據來支撐其“《水滸傳》成書于嘉靖初年”的中心論點的；本文則僅就其第三條論據進行一些探討，而未涉及其他論據。因此，上述考察，只能證明其第三條論據未必可靠，尚不足以完全否定昌渝先生的中心論點。
在這里，筆者想要特別強調：在古代史、古代文學研究中，努力發掘相關時代的歷史資料是十分重要的，這將有助于避免主觀臆斷的浮躁之風；然而，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對歷史資料，除了一般意義的鑒別真偽（鑒別其是否確系某一時代的資料），還應謹慎辨析其內容的虛實（判定其所言是否符合事實）。令人遺憾的是，這一點卻往往被人們所忽視。就官方文書而言，必須看到，言行背離、口是心非乃是封建統治者的痼疾，許多官方文書僅僅是自欺欺人的官樣文章。大量的史實證明：統治者歷來明文提倡禮義廉恥，但他們自己卻總是荒淫無恥；統治者經常明令禁止貪污受賄，但招權納賄卻成了官場慣例，貪官污吏總是大行其道；在政治混亂期和王朝衰敗期，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現象尤為嚴重。因此，朝廷律令、官府榜文，在很多時候只能表明統治者這樣“說”了，并不等于他們已經這樣“做”了，更不等于他們“完全做到”了；相反，很多時候只是一紙空文。所以，不能把朝廷律令一概等同于史實，徑直采用，引以為據而不加分辨（當然，其中也有相當部分是可信的）。與同時代的野史雜傳、書信日記等非官方資料相比，朝廷律令的可靠性并不見得更高，其“水分”反倒可能多得多。為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注意朝廷律令與實際生活的差距，值得我們研究者進一步重視。只有綜合同一時代的公私文獻、文物古跡，參照通俗文藝的有關敘述，辨偽存真，才能得出比較可靠的結論。
＊本文開始醞釀于2001年底。兩年多來，在搜集資料、整理思路的過程中，我先后在西南師范大學、西華師范大學、南開大學等高校作學術報告和與師友交談時講過主要觀點；但因忙于其他任務，直到2004年5月才完成全文。文章交稿后，經友人提示，得知《貴州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發表張培鋒同志的《關于〈水滸傳〉成書時間的幾個“內證”考辨》一文，對石昌渝先生的論文進行了全面商榷，特找來拜讀。該文第二部分《關于交易使用白銀》，認為南宋、金、元時期，白銀均成為主要貨幣，并舉了元雜劇中的四個例子。這部分共約一頁，內容有與拙作相通之處，但有三點重要區別：（1）張文認為白銀的使用與《水滸》創作年代不一定有直接關系；拙作則認為：“小說有關人們在生活中廣泛使用白銀的描寫，卻可以成為《水滸傳》成書于元末明初的重要依據。”（2）張文舉了元雜劇中的四個例子，證明元代白銀已成為主要貨幣。拙作則是全面觀照元代至明初的小說戲曲：其中小說方面包括小說話本、講史話本、《永樂大典》、明初文言小說四類，是張文完全沒有涉及的；對戲曲的考察，不僅例證不同，而且將其中貨幣的使用分為“絕大部分以白銀為流通貨幣”、“銀、鈔并用”、“個別作品中，主要用鈔”、“個別作品寫到以金釵為代幣”四種情況，顯然更為全面。（3）張文僅就石文進行商榷，拙作則在文章第三部分強調提出：“對歷史資料，除了一般意義的鑒別真偽（鑒別其是否確系某一時代的資料），還應謹慎辨析其內容的虛實（判定其所言是否符合事實）。”“就官方文書而言，必須看到，言行背離、口是心非乃是封建統治者的痼疾，許多官方文書僅僅是自欺欺人的官樣文章。”“所以，不能把朝廷律令一概等同于史實，徑直采用，引以為據而不加分辨（當然，其中也有相當部分是可信的）。與同時代的野史雜傳、書信日記等非官方資料相比，朝廷律令的可靠性并不見得更高，其‘水分’反倒可能多得多。為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注意朝廷律令與實際生活的差距，值得我們研究者進一步重視。只有綜合同一時代的公私文獻、文物古跡，參照通俗文藝的有關敘述，辨偽存真，才能得出比較可靠的結論。”這就具有了理論高度和普遍意義。總之，拙作完全是自出機杼，自有特點，因此仍按原貌發表。
注釋：
發布日期：2008-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