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
（棗莊人民廣播電臺 山東 277151）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山海經》中的《五藏山經》（《山經》）是戰國時代齊國的夏朝裔民東夷族的作品，它本是東夷族的巫史為禱祝山河所作的《山川之圖》的一種，它記述的是夏王朝故國的山川風貌，其范圍大體是以今山東省為中心，漸及于冀南、豫東和蘇皖北部的地區其中所記的山川名稱，皆是川夏代流傳下來的舊名，與時傳的名稱小同，因此對《山經》的地理，不可以川秦漢以后的地名來比附。故對《山經》的研究，應當列入齊魯文化加以探討。
關鍵詞：：山經、巫史、夏王朝、東夷族。
《五藏山經》是今傳本《山海經》的前半部分，簡稱《山經》，本來是一部獨立的著作，是漢代劉向、劉歆父子在校理古書時，將它和《禹本紀》合在一處，題名《山海經》的[1]。
歷來研究《山海經》者很多，對《山經》的爭論也紛紜復雜，特別是其著作的地域和記述的地理方位，諸說不一。就其著作的地域而言，顧頡剛認為是秦人的作品[2]，蒙文通以為是巴蜀人的作品[3]，袁珂以為是楚國或楚地的人所作[4]。其記述的地理范圍，一般認為是在豫西、晉南和陜中地區，茅盾、鄭德坤、顧頡剛、譚其驤及日本學者小川琢治諸家基本都主此說。但要真拿《山經》的記載去與豫西、晉南和陜中的實際地理去印證，卻大部分對不上號。這看歷代對《山海經》的諸家注釋就可明白，他們往往只拿其中與當時的名稱相同的某座山或某條河流去印證，而與此山、水相近的山川卻又找不到對應者，攻其一端，不及其余，牽強附會，實無一可信者。
以筆者拙見，《山經》實際上是古代齊魯文化的產物，確切地說，其作者應是古代東夷的巫史集團，其記述的地理范圍，是今山東省及其周邊地區。
一、《山經》的制作背景
《山經》共記述了二百四十七座山的位置，出產及其所出河川的流向，還有對其山川之神的詳細祭祀的方法，與古代的巫術有很密切的關系。
古代統治者注重祭祀活動，而對山川的祭祀是其中的重要一項，《禮記·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則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同時因為古人認為“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同上）。所以，“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禮記·檀弓》）。據今傳的典籍，祭祀山川自黃帝時代己有，《通典》卷四十六《山川》云：“黃帝祭于山川，與為多焉。與，比也。比吉祭，祀山川黃帝最多。虞氏秩于山川，遍于群神。秩，序也。以次序而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周制：四坎壇祭四方，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祭山林丘陵于壇，川谷于坎，則每方各為壇為坎。以血祭祭五岳，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以埋沈祭山林山澤。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各順其性之含藏。”《書·舜典》言舜“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書·禹貢》言禹“奠高山大川”，《孔傳》以為即是“定其差秩，祀禮所視”；《太平御覽》卷七九〇引《外國圖》云：“昔殷帝太戊使巫咸禱于山河。”這些雖都是傳說，但肯定有歷史根據，比如殷人祭祀山川的活動在卜辭中可得到印證，如“燎岳、吳、山”（《續》一四九·四）；“卉雨于山”（《鄴》三·三八·四）。祭祀水的卜辭也不少，特別是對河的祭祀最多。那么，殷因于夏禮，可知夏人祭祀山川的活動必也與殷人相似。
到了周代，對山川的祭祀就更加興盛，并目出現了一種供祭祀山川之用的重要產物一一《山川之圖》。《詩·周頌·般》云：“于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岳，允猶翕河。”《箋》云：“猶，圖也。于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升其高山而祭之，望秩于山。小山及高岳，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這種用作祭祀山川參考的《山川之圖》，就是《山經》之類的著作。《山經》原本是有圖的，甚至其書應是以圖為主，而今傳之經文只是圖的解說詞。郝懿行認為《山海經》“古圖當有山川道里”（《山海經箋疏序》），是也，惜今古圖皆己不傳。
《山經》的作者，應當是奉命祭祀山川的巫史集團。《國語·楚語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以為之祝”。可知禱祝山川是巫現們的重要工作之一。巫覡史祝們大部分都是古代的知識分了階層，能文善畫，他們能做出《山經》這樣的圖書來，是毫不奇怪的。這看看《山經》中對祭祀的過程記載特詳就可明白，這不是專門的地理學家所能為，如果是一部單純的地理書，就沒有必要記載上祭祀的方法。而且《山海經》的作者對這些山川中的怪物、神祗特別留心，記述詳細，因為在巫史們心目中，山川能“見怪物”是其神異的重要方面，可間接地說明這些山川受到祭祀的原因。巫史們作這樣一部書，目的就是為后來的祭祀山川活動提供方便一一他們圖畫和記述山川的狀貌和位置，是為了辨識山川；他們詳細記錄某幾座山的不同祭祀方法，是為了給后來者提供參考。
所以，《山經》與《易經》頗有相似之處：《易經》是為巫史們占筮提供參考的底本，而《山經》是為巫史們祭祀山川提供參考的底本，故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山海經》）所載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與巫術合，蓋古之巫書也”。此種用糈以祀的方法，在《山海經》里只見于《山經》部分，《海經》部分中無之，故魯迅云“巫書”者，應當僅指《山經》而言，是十分恰當的。只不過巫史們無心之間也做成了一部地理書，但這不是他們的初衷。
二、解釋《山經》的坐標
前人好用《山經》來比附秦漢以后的山川地理，都往往不合，清代吳承志作過一本《山海經地理今釋》，用功甚勤，但于《山經》部分的今釋也很勉強（《海經》不合之處亦多），多不相附。實際上，《山經》中的山川名，不僅與秦漢以后的地名不同，甚至與殷周時通行的山水名稱也多不相同，因為它不是一部官方作品，而是一部東夷人的作品（說詳第四節）。
舉個直接的例子，如江水，自周秦以來，都是指今天的長江，而《中次九經》云：“崍山，江水出焉，東流注大江”，這其中的江水顯然是另外一條河川，“大江”也未必就是長江，因為《山經》寫的范圍很小，僅及于淮河以北的地區，以南的河川就更可無論了。再如洛水，周秦以降指的洛水是發源于陜西而南流東注于河。而《山經》中記載了三條洛水；一條東流注于渭，一條北流注于河（《西次四經》），一條東流注于河（《中次九經》）可見這三條洛水都不是指今天的洛水，若硬與今天的洛水相比附，必然會碰釘子。
所以，《山經》中所記的一些現在很有名的山川，如泰山、華山、衡山、渭水、洛水、伊水等等，都不是現在的那些山川，如果細加考察，其位置、狀貌、走向，多與現在的地理不合。
《山經》分為東、西、南、北、中“五藏”，也就是五個方位的山川，共有二十六條山系。要知道這些山系大體方位，就需要有幾個正確的坐標一一知道其中的幾個山川今天的確切方位。這里，何幼琦先生的研究成果就可以給我們提供出來，何先生作《〈海經〉新探》一文，對《海經》中的一些古地名做了正確的診釋，這些地名同樣適用于《山經》，今擇錄有關本文者于下：
昆侖虛：亦稱昆侖之丘，今山東的泰山。
幽都山：即歷城西南之藥山。
崦嵫山：山在濼水（今大清河）和肥河之間，系泰安西北的某山。
青丘：位于廣饒、壽光一帶。又有青丘澤，即現在的清水泊。
流沙：今泗河，古稱泗水。
赤水：今沂河，古稱沂水。
河水：今黃河。寧按：《山經》所言的河水，顯然不是東北流注渤海的，《西次二經》云：“昆侖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于無達”（郭注：“無達，山名”）。很明顯，此黃河是先入泰山西的大野澤（即西海，見下），而后又向南流，在泗水之西與之并行，至今江蘇省，而后又東流入黃海，其入海之處有山名曰“無達”也。
另外，還有四個必較重要的坐標，就是“四海”的位置，茲今釋如下：
北海：今渤海灣。《莊子·秋水》言河伯“順流而東，至于北海”，古代黃河是在今無棣一帶入渤海灣，故知北海即渤海灣。何幼琦以為今無棣縣的馬谷山即《海外北經》所記的“禹所導積石山”，經云：“禹所導積石之山在其東，河水所入。”
東海：《南山經》云：“漆吳之山，……處于東海，望丘山（寧按：“丘山”當是“日出”二字之形誤），其光載出載入，是惟日次”。這肯定是指今天的黃海，具體說，應當是包括今之蓬萊到膠州灣一帶的山東半島以東的黃海海域。《海內經》云：“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可證北海與東海比鄰，這個“東海”即指萊州灣。
西海：何幼琦以為即是巨野澤，又稱大野澤，古又稱為渤海，方圓千里，是一個淡水海，古代黃河先入此海，又出海外，東北注今渤海。其地在今巨野縣北，古濟水自西來橫貫之。《山海經》亦稱之為“大澤”，《海內西經》云：“大澤方百（百當作千）里”，《大荒北經》云：“有大澤方千里”，皆指此西海。今己湮沒，東平湖即其遺存。
南海：何幼琦以為即今黃海。寧按：具體來說，應當是今江蘇省的海州灣，《海內西經》言赤水（沂水）“注南海”，古代沂水直入海州灣，故知南海即海州灣。
有了以上的正確座標，對解釋《山經》就好辦多了。實際上，我們只要知道了南、西、北二面山系的大體位置，《山經》記述的范圍也就差不多可以知道了。
三、《山經》記述的地域范圍
1、《南山經》
經云：“《南山經》之首曰鵲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自此一直向東，共有十座山，其第九山是青丘之山，何幼琦以為在今廣饒、壽光一帶；其最后一山“曰箕尾之山，其尾踆于東海”，這個東海應當是今天的萊州灣。此經最后云：“凡鵲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日本學者古田武彥指出：中國古籍在秦以前講“里”，指的是短里，每里約合今七十七米[5]。那么，二千九百五十里相當于今天的二百二十七公里強。我們再看今西海的遺存東平湖到萊州灣的直線距離，是三百公里左右；而招搖之山當是位于西海之東岸，其地當在今肥城、寧陽一帶，距萊州灣約二百五、六十公里，與《山經》所記的距離，實在是很接近的（《山經》所記里數本身不一定十分準確）。
《南次二經》之首曰柜山，“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此后一直向東，共十七山，最后一山為漆吳之山，“處于東海，望丘山（日出），其光載出載入，是惟日次”。赤水即沂水，知柜山當在沂水東北。漆吳之山為“日次”，當是今榮成的成山一帶，古代祀日于此，《史記·封禪書》云：“（齊）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此經最后云：“自柜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里數相當于今天的五百五十公里，自成山向西，則柜山當在今泰安、充州一帶。以此則知《南次二經》山系在《南山經》山系之南。
《南次三經》山系我們沒有十分明確的座標，但它應當是在《南次二經》山系之南，亦東西走向，發源于該山系的一些水系多之“南流注于海”，此“海”當是指南海，知此山系當在南海之北，大體在今山東省境內。此中有兩處提到“渤海”，但既不是指今天的渤海，也不是指西海，當是靠近南海的一個大澤，疑是古代的沛澤或今駱馬湖，待考。
2、《西山經》
《西山經》是自東向西的走向，“《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自此一直向西，“凡十九山，二千九百百五十里。其最后一山曰騩山，“是錞于西海”。知此山系在西海之東，向東延伸了約二百二十多公里，至于今臨朐、沂水一帶。
《西次二經》共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其第八山曰鳥危之山，“鳥危之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是此山在赤水之東，以此為座標，向東延伸了一千四百二十里（約一百公里），向西延伸了三千二百五十里（約二百五十公里），至于今巨野一帶。
《西次三經》凡一十二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亦東西走向。其第八山為昆侖之丘，即今泰山。以此為座標，向西延伸了一千四百一十里（約二百八十公里），至于今清豐、濮陽一帶；向東延伸了四千三百二十四里（約三百二十公里），至于今萊陽以西。
《西次四經》走向不直、或西、或北、或西北、或西南，大體是東南、西北走向。其最后一山曰崦嵫之山，何幼琦以為即在今泰安西北的某山，當在長清境內。此山“苕（郭璞云：“或作若”。）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何幼琦認為“這個海也是鉅（巨）野澤”，即西海，知此山系大體亦在山東省境內。
3、《北山經》
《北山經》之首曰單狐之山，自此一直向北，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第十七山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出于昆侖之東北隅”。可見這座山距昆侖（泰山）很近，在昆侖之東北。自敦薨之山又向北延伸了一千二百八十里（約九十公里），到今天的臨邑、商河一帶；向南延伸了四千三百一十里（約三百二十公里），則《北山經》當起于今安徽省北部的宿縣、固鎮一帶。
《北次二經》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自竹渾之山開始，一直向北，其最后一山曰敦題之山，“是錞于北海”，北海即今渤海灣，則此經之山系，一部分在河北，大部分在山東省北境。不過，我認為這個“北海”應當作“西海”。證之者，其上一山曰洹山，經云：“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洹山。”流沙即泗水，則洹山在泗水之北，約在今濟寧一帶，又向北三百里（二十三公里）就是敦題之山，這里恰好是西海（大野澤）。
《北次三經》云：“泰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鰩魚，……行西海，游于東海，以夜飛。”文鰩魚大約是一種善于跳躍的魚，所以古人以為它會飛。大野澤古有水道與泗水相通，故文鰩魚能“行西海”；又古濟水貫大野澤東入東海（萊州灣），故它又能“游于東海”一一此即流沙近西海之證。后人不知，以《北山經》山系居北，故改為北海，實誤。以此，則《北次二經》山系當自西海起，經山東、江蘇至安微北境。《北次三經》山系不直，或向東北，或又東，或又北，或又南，或又東南，曲折蜿蜒，大體是一條西南向東北的山系，共四十六山，綿延一萬二千三百五十里（約九百五十公里），其最后一山曰錞于毋逢之山，“西望幽都之山”，何幼琦以為幽都之山即今歷城西南之藥山，則錞于毋逢之山亦當在歷城境內，故此山系當是蜿蜒于魯西南一帶的一些小山。
4、《東山經》與《中山經》
《東山經》凡四經，《中山經》凡十二經，我們既己知道《西山經》的大體位置，則《東山經》亦可略知，它必是在《西山經》諸山系以東，是一些位于河北、山東東部一些沿海一帶的山系，如“《東山經》之首曰樕蛛之山，……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這個海應當是北海或萊州灣，而后向南延伸了三千六百里（約二百七十多公里），知此山系在今山東省東部；又如“《東次四經》之首曰北號之山，臨于北海”，自此一直向南，凡八山，延伸了一千七百一十里（約二百三十公里），故此山系亦在今山東省東部和河北省東部。
《中山經》之十一經山系則當是位于東、西、南、北四經山系中間的一些山嶺，大體不出河北南部、山東省全境和江蘇、安徽一省的北部，為節省篇幅，茲不再一一詳述。
由上可知，《山經》記述的大體范圍：是以今山東省為中心，漸及于今河北省中部，河南省東部，江蘇省和安徽省的北部。其所記的山川，都是這個范圍內的山陵河流。這個地區多處于丘陵地帶，特別是山東省境內即以多山陵而聞名，其山地丘陵包括了“魯中南低山丘陵”和“膠東低山丘陵”兩部分，不僅山陵眾多，其間亦川谷寬廣縱橫，澤藪星羅棋布，與《山經》記述的地理狀況非常吻合。但這些山陵大部分較小，所以在今天的地圖上難以找到。同時，在古代一些很有名的河流、澤藪（包括西海在內），可能隨著氣候和地形的變化而變遷、湮沒，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人類社會的變遷，其名稱也不斷更換變易，至今己很難按圖索驥，若非通過實地考察，不可強說。
四、《山經》與夏代的疆域
《山經》的作者顯然是把它所記述的這個區域視為一個完整的疆域。這個疆域，既不是商、周時代的疆域，也不是春秋戰國時代齊魯的疆域（雖然其大部分是齊魯的疆域），這個疆域實很古老，它是古代夏王朝時的疆域。楊向奎云：“夏在中世以前之政治中心實在今山東、河北、河南二省間，而以山東為重點”[6]；又云：“中夏以前、啟以后夏之政治中心在今山東，其勢力及于河北、河南。”（同上）此確為不易之論，筆者也曾作專文論述此事[7]，茲不贅述。
那么，夏代的疆域有多大?《山經》最后有“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之記載，但那是后人在校《山經》時抄錄《管子·地數》篇的文字作的注解或附錄，并不是《山經》原有的文字，畢沅、郝懿行都認為是“周秦人釋語”、“周人相傳舊語”，則那個疆域應當是周王朝的大致勢力范圍。夏代的疆域要比這小的多，其具體范圍仍當從《山海經》的正文中去找。
《后漢書·郡國志一》劉昭注引《山海經》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南極北盡于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我認為劉昭所引《山海經》當作《淮南子》。《淮南子·地形訓》云：“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太平御覽》卷三十六引《淮南子》此文，東西和南北距離皆作“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里”，無“步”字）而《淮南子》當本于古本（或異本）的《山海經·海外東經》（準確地說當是本自原本的《禹本紀》，其未經劉向父子刪改過，故得見原文），今《海外東經》曰：“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郭璞云：“選，萬也”。）九千八百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
將上述引文相校，知《海外東經》與《淮南子》之文字皆有訛誤或改篡。《海外東經》之“五億”當作“二億”；古以十萬為億，故“十選（萬）”之十當作七，古篆文十、七一字皆作十字形，十字橫短豎長，七字橫長豎短，在字形上最易致誤；“八百步”當作“八百八十步”，《太平御覽》卷七五〇引正作“八百八十步”，《藝文類聚》卷六、《初學記》卷五并引作“八百八步”，少了個“十”字。《淮南子》所記的兩個數字中的“百”后各多個“里”字，《海外東經》所記無“里”字可證，而且其文明言使太章、豎亥“步”，因知其記數單位必是“步”而非“里”。
我認為《海外東經》之數字為劉向父了校書時所改篡，《淮南子》文中之“里”字乃其編篡者所加或所改。因為在漢代人們所知的大地疆域己甚遼闊，《海外東經》所載之東西才“二億”（二十萬）多步，距離實在太小，故劉向父了將“二”改為“五”（這只要在“二”字中間加個“×”就成“五”了，很方便的）；《淮南子》就干脆在“百”后加個“里”字，將其變成里數，《太平御覽》卷二十六引“百”后無“里”字，只在最后加個“里”字，這當是《淮南子》原文，蓋其只將所本《海外東經》的“步”字改成“里”字，使步數變成了里數，這樣就使其范圍一下了擴大了不知多少倍。漢代的緯書《詩含神霧》（《海外東經》郭璞注引）云：“天地東西二億二萬二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當又是本《淮南子》為說，只是它約舉了個整數。這都反映出漢代人的地域觀念，卻不是《海外東經》的原文。
那么，今本《海外東經》所記禹時疆域的東西距離為二億七萬八百八十步，古人以左右腳各出一次為一步，約合今天的一米強，則此東西約為五百五十多公里，正相當于自東海（黃海）岸邊的威海一帶到西海（大野澤）的距離；《淮南子》所本的《海外東經》所記東西、南北各為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五步，約合四百七十多公里，正符合于東海（黃海）至西海（大野澤）和北海（渤海灣）至南海（海州灣）的距離。這便是古傳的禹時的疆域，所謂“禹績”或“禹之堵”者，這也正是夏王朝的疆域。故夏人稱自己的疆域是“四海之內”或簡稱“四海”，因為他們的國土四周的確有四個海，而商、周人也稱自己的疆土為“四海”，但他們的國土周圍卻舉不出四個海來，他們只是繼承了夏人的說法而己。
總之，《山經》所記述的范圍，主體就在四海之內，與夏王朝的疆域十分吻合。
五、《山經》的作者
《山經》古傳為大禹所作或禹、益所作，劉歆《山海經表》：“已定《山海經》者，出于唐虞之際……禹別九州，任上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王充《論衡·別通篇》：“禹主行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所不至，以所記聞作《山海經》”，這些皆依托之辭，不可盡信，但它已經暗示了《山海經》乃東夷人所作的這一事實，《世說新語·言語》二十二云：“大禹生于東夷”，《國語·鄭語》說“少昊之后伯益”，則伯益乃少昊之后，亦為嬴姓之祖，其為東夷人已經是學界的共識。則古傳《山海經》為禹、益所著者，實乃東夷人托諸其先人也。
既然《山經》記載的是夏王朝故國疆域的山川，那么其作者必然與夏人有關。可《山經》不是作于夏代，也不是作于商代和西周，它成書較晚，因為其文中多處提到“鐵”這種金屬，這應當是在鐵己被廣泛應用后的事，故其著作時代應當是戰國的中后期，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山經》是夏朝遺民東夷族的作品。
夏王朝故國本在今山東及其周邊地區，“夷”是夏人的自稱，夏人在被商人擊潰后，其大部分主力向西北逃到了今山西一帶，而還有一部分夏人沒有遷徙，依舊盤踞在今山東半島及蘇、皖的江淮一帶，仍自稱為“夷”，對商、周人來說，這些夏人在東，故稱之為“東夷”[8]。夏王朝雖然滅亡了，但其故國的山川疆域仍深深地印在其遺民東夷人的心里，歷商及周，世世口傳不絕；對于故國山川的祭祀方法，自然也保留在東夷族的巫史之中，恐怕他們一直也沒有斷絕對故國山川百神的祭祀。東夷族一直到春秋時代仍很強大，一些夷人國（如萊、莒）常和齊、魯等周屬國發生爭戰，直到春秋末，才逐漸為齊、魯、楚等國家消滅和同化。
我認為，《山經》是在東夷族式微后，一些已接受了周文化的東夷族巫師為了不使先輩的祭祀方式失傳，對故國的疆域山川又重新作了一番考察，繪制成圖，將解說內容用文字記錄下來，主要是注明山川的位置、物產以及祭祀方法，整理成書。這些巫師應當是已歸于齊國的東夷人，因為在戰國時期，齊國文化發達，有些學派盛言山川地理，尤其是以戰國末期的騶衍一派為盛，《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騶衍……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山經》正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出來的作品。
由《山經》的語言來看，也頗具東方色彩。如：
《方言》卷二：“荄、杜，根也。東齊曰杜，或曰茇。”《箋疏》：“《西山經》云：‘皋涂之山，有草焉，其狀如稾茇。’郭注：‘稾茇，香草。’《中山經》（寧按：見《中次三經》）云：‘青要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葌，其本如藁本。’注云：‘根似藁本，亦香草。’《廣雅》云：‘山茝、蔚香，藁本也。’郭注《上林賦》：‘稾本，稾茇也。’……本、茇一聲之轉，皆謂根也。”《山經》之“藁本”又作“稾茇”，稱本為茇，是東齊人語也。
又《中次十經》：“丙山……多弞杻”。郝懿行《箋疏》云：“《方言》云：‘弞，長也。東齊曰弞。’郭注云：‘弞，古矧字’。然則弞杻，長杻也。”稱長杻為弞杻，是東齊人語也。
又《北次三經》：“歸山……有鳥焉……其鳴自詨。”郭璞注：“今吳人謂呼為詨”。《集韻》亦云：“吳人謂叫呼為詨。”
《山經》中有東齊語，亦有吳語，此皆東方東夷之地，可證《山經》產生于東方，非巴蜀、秦、楚之作甚明。正因為其作者是夏之遺民東夷人，故托于其祖先大禹、伯益，也很容易理解了。
六、《山經》地名的外流和遷移
那么，為什么在商周之后在《山經》記述的范圍之外有許多與之相同的地名呢?這是因為《山經》中的地名（準確地說應當是夏王朝故國的地名）存在著一個外流和遷移的問題。
夏人在被擊敗后，散布于四夷，“特別是‘殷革夏命’，夏人作了一次民族大遷徙，大體上說，或南流入越，或北遷為匈奴，或西徙為羌”[9]。這些逃亡的夏人到了新地，就用故國的山川名稱來命名新地的山川，正如楊向奎所說：“古人遷徙往往把舊居的地名也放在新居，有些山川河流的名稱亦可以任意搬遷”，[10]于是夏人故國的一些山川和國族的名稱便流布于四方。此后，這些夏人的新居相對穩定，故這些遷移后的山川名稱就經歷商周秦漢流傳下來，而其故國因社會變動至為巨烈，這些山川名稱反而隱而弗彰了，只還在夏人的遺民東夷族中流傳著。
另外，直到秦漢時期，統治者還在用《山海經》中的地名命名新發現（或開發）的地方，如秦用桂林（見《海內南經》）命名在廣西設的新郡；特別是漢武帝，最喜歡用《山海經》中的地名為新地命名，如用昆侖命名新發現的西域的大山，用儋耳（見《大荒北經》）命名在今廣東設置的新郡等等，這都是《山海經》地名外流的實例，造成了《山海經》記述地域的無限擴大，而書中所記的真實地理遂泯而不可說，而被視為“荒怪之言”，《山經》自然也不例外。所以我說不可以《山經》的山川來比附秦漢以后的山川，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綜上所述，《五藏山經》記述的是夏王朝故國的山川地理及其諸神的祭祀方法，其大體范圍是以今山東省為中心，及于冀南、豫東和蘇皖北部的地區，著作時間是戰國的中后期，其作者是齊國的夏代遺民東夷族的巫史集團。所以，應當把《山經》列入齊魯地域文化之中來討論，或許會有更多的新發現。
參考文獻：
（原刊于《管子學刊》2000年第3期，此次網上發布文字略有改動）
發布日期：2008-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