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揚
內容提要：本文從聞一多構成其文學史研究的學術背景方面，闡述聞一多文學史研究的形成及變化過程。文章涉及到聞一多的文化定位問題，并指出了陳寅恪對聞一多的影響，認為聞一多的文學史研究，構成了清華學派的共同學術特征。
聞一多是詩人、學者與戰士三種社會角色集一身的歷史人物，這也是后來聞一多研究中大家所公認的。但對于聞一多自己來說，他更看重的，或許是學者這一角色，而在學者所從事的工作中，他最最看重的大概要數文學史研究了。聞一多曾不止一次地在給朋友和學生的書信中表達了這樣的看法。1933年9月29日，聞一多在給饒孟侃的信中，談及了自己的學術研究計劃，共計有8項，即（一）毛詩字典；（二）楚辭校議；（三）全唐詩校勘記；（四）全唐詩補編；（五）全唐詩人小傳訂補；（六）全唐詩人生卒年考；（七）杜詩新注；（八）杜甫（傳記）。[1]這8項研究計劃都可以歸入文學史研究范圍。1943年11月25日，在致學生臧克家的信中，聞一多又說：“我始終沒有忘記除了我們的今天外，還有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們這角落外還有整個世界。我的歷史課題甚至伸到歷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話，我的文化課題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會為對象的文化人類學……。”他甚至非常肯定地說：“今天的我是以文學史家自居的”。[2]聞一多這樣看重文學史家的身份，不只是說他一生的主要學術貢獻在文學史研究上，而且，是與他工作、生活的特定文化環境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以文學史研究為突破口的現代治學方式。有關聞一多文學史研究成果及研究特點，已經有不少評述文章作了論述。為了對聞一多的文學史研究及其特點有更深入的理解，我想從構成其文學史研究的學術背景方面來闡述聞一多文學史研究的形成及變化過程。
一
聞一多早年對中國文學史就有非常濃厚的興趣。在清華學校讀書時就撰寫了《律詩底研究》等文章。但作為一種正規的學術研究，毫無疑義，聞一多的文學史研究，始于20年代后期他進入大學擔任教職，特別是1928年下半年到武漢大學擔任文學院教授兼院長之職。教學的需要和現代大學體制對學術的要求，驅使聞一多漸漸放棄了詩人的自由發揮的寫作特點而走上了嚴格的治學道路。聞一多的生前好友梁實秋在長文《談聞一多》中談到了聞一多的這種轉變。他說：
“一多到了武漢，開始專攻中國文學，這是他一生中的一大轉變。《少陵先生年譜會箋》的第一部分發表在武大《文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十九年四月出版）。在十七年八月出版的《新月》第六期里一多已發表了一篇《杜甫》的未完稿，可見他在臨去南京之前已經開始了《杜甫》研究，到了武漢之后繼續攻讀杜詩，但是改變了計劃，不再續寫泛論杜甫的文章，而作起考證杜甫年譜的工作。這一改變，關系頗大。一多是在開始甩去文學家的那種自由欣賞自由創作的態度，而改取從事考證校訂的那種謹嚴深入的學究精神。作為一個大學的中文教授，也是非如此轉變不可的……。”[3]
梁實秋的這一回憶，不僅讓我們看到聞一多轉向中國文學研究的直接原由之一是來自職業的需要，而且也使我們看到唐詩研究，特別是杜甫研究，成為聞一多文學史研究的重要開端。聞一多早年對杜甫的詩就非常推崇。在清華學校讀書時完成的《律詩底研究》中，對杜甫的律詩創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1927年到南京第四中央大學任教時，聞一多撰寫了《杜甫》傳記的一部分并發表在《新月》上。到武漢大學后，聞一多更是以一種研究狀態投入對杜甫生平材料的搜集考證上，并由杜詩擴大到對唐詩、楚辭及中國文學史的研究。1930年8月，聞一多到青島大學任教，擔任中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及中文系主任。他在青島大學擔任的課程中，最主要的有“唐詩”和“中國文學史”。[4]這種教學上的需要，迫使他下苦功對杜詩、唐詩和中國文學史進行更徹底的研究。有關這方面最直接的旁證材料是梁實秋的回憶。梁實秋當時也在青島大學任職。據他回憶：
“一多在武漢時既已對杜詩下了一番功夫，到青島以后便開始擴大研究的計劃，他說要理解杜詩需要理解整個的唐詩，要理解唐詩需先了然于唐代詩人的生平，于是他開始草寫《唐代詩人列傳》，……他的主旨是想藉對于作者群之生活狀態去揣摩作品的涵義。”[5]
但這種研究不久就被青島大學的學潮所打斷。1932年8月，聞一多接受清華大學的聘請，擔任中文系教授。在初到清華任教的幾年中，聞一多的主要研究課題，還是杜詩與唐詩。譬如，在1932年第一學期開設的“文學專家研究”課程中，聞一多講授的是“王維及其同派詩人”。而在第二學期中，講授的是“杜甫”。[6]如果說聞一多在南京、武漢、青島時期的文學研究多少還帶有個人的愛好的話，那么，到了清華大學之后，他所面臨的就是一種學術紀律的約束。首先，在聞一多到來之前，在清華擔任唐代文學課程的是陳寅恪教授。據蔣天樞所撰《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民國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記載：
“……先生任中文歷史系合聘教授，并為中文研究所、歷史研究所開專題課。中文系和研究所開“佛經文學”“世說新語研究”“唐詩校釋”等。”[7]
陳寅恪先生是清華國學院創辦時最早的四位導師之一，在學術界早就享有很高的名望。他最熟悉的研究領域也是他學術成果最突出的領域，就是魏晉到隋唐這一段歷史的研究。而且，從1931年到抗戰爆發之前這段時間，正是陳寅恪先生對唐代歷史和唐代詩文研究用力最勤的時期。[8]前有陳寅恪先生這樣的大學者講過唐代文學，而后聞一多再來續著講，這之間的反差在當時想必是存在的，更何況陳先生當時還繼續在中文系開設“白居易研究”。再加上清華大學的文化氛圍是偏重傳統文學，對新文學新文學家本來就懷有陳見，所以，聞一多在初到清華任教時，面臨的壓力無疑是非常大的。這從他給別人的書信中可以見出。1933年9月29日致饒孟侃的信中，聞一多一開頭就訴說自己受壓抑的痛苦：
“近來最怕寫信，尤其怕給老朋友寫信。一個人在苦痛中最好讓他獨自悶著。一看見親人，他不免就傷痛起來流著淚。我之不愿給你寫信，一面是怕鉤引起數年來痛苦的記憶，一面又覺得不應將可厭的感傷的話在朋友面前嘮叨，致引起朋友的不快。總括的講，我近來最痛苦的發見了自己的缺陷，一種最根本的缺憾──不能適應環境。因為這樣，向外發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轉向內走。……”[9]
這“向外發展的路”，當然是指擔任行政上的職務。經過武漢大學、青島大學的坎坷，聞一多對這種行政工作早已厭倦透了。所以他選擇“向內走”的路，即埋頭做學問的人生道路。但這條道路對初到清華的聞一多來說，也不是很容易走下去的。一些學生對他的學術權威性表示懷疑，甚至發展到學生拒絕來上聞一多的課。[10]這種強大的外部壓力，對于性格倔強的聞一多來說，不只是一種壓力，而且變成了一股巨大的學術推動力。他不相信自己就做不出學問。憋著一股勁，他慢慢琢磨，在原有的研究基礎上不斷改進自己的研究。如，1933年6月發表于《清華學報》的《岑嘉州系年考證》就是在舊稿的基礎上，參照當時《嶺南學報》上賴文輝的《岑參年譜》改定的。這一時期是聞一多學問大長的時期。假如將聞一多在清華任教之前所做的學術研究與到清華任教后所做的研究相比較，我們不難發現，之前的研究，像《莊子》、《杜甫》（部分）、《杜少陵年譜會箋》、《唐代文學年表》等，對問題的把握還是較為粗泛的，或者說，還沒有把對文學史問題的思考落實到真正影響文學史進程的具體問題和具體的文學史現象的研究上。而到了清華之后，聞一多思考問題的細密程度明顯超過了以前。僅對唐詩的思考，就有諸多較具體的發明。如，1933年6月15日朱自清在日記中記錄了聞一多來談唐詩研究的情況：
“……一多下午來談其對于初唐文學見解：（1）時輯類書（如藝文、北堂等）之風甚盛（一多疑歐陽詢及虞世南輯此兩種類書，乃建成、元吉與太宗兩派之競爭），而注家亦盛，如李善、章懷太子、顏師古等，故學術實盛于文學，而注家影響，實較類書為大。（2）《初學記》有事對，較初期類書更進步，對后人頗有所助。（3）聲律仍沿南朝之舊，似無新貢獻。（4）宮體仍盛。（5）太宗之提倡文學，影響未必即佳，或受虞世南影響（虞長四十歲，太宗書法亦從之──歐陽詢則習碑與虞不同）。如無太宗，陳、張華或早出。又陳蜀人，張嶺南人，皆文化不多及處，乃能脫藩籬也。所論均極有見。”[11]
這些具體的文學史史料的挖掘以及對具體的文學史現象和文學史人物的評價，當然是聞一多先生自己讀書的心得。但另一方面看，也與當時清華人文學術環境的影響有密切的關系。以唐代文學研究為例，陳寅恪當時對唐代社會及唐代詩文的研究有沒有對聞一多的唐詩研究提供啟發呢？從倆人的情況看，陳寅恪年歲要長聞一多9歲，在清華任教的時間也早于聞一多。陳寅恪是1926年到清華任教的，擔任國學院的導師，學術地位與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相當。他講課，甚至像吳宓、朱自清等教師都去聽講。聞一多是1932年才到清華任教，雖然他在文學創作上影響很大，但在學術界的地位和影響都無法與陳寅恪相比。在30年代陳寅恪與聞一多是有來往的，關系大概也不錯。聞一多在武漢大學擔任文學院院長時，陳寅恪的弟弟陳登恪就是聞一多請來擔任教授的，并且在生活等各方面給予關照。[12]這些陳寅恪想必也有所知曉。聞一多到了清華后，從《吳宓日記》、《朱自清日記》及陳寅恪的助手浦江清的《清華園日記》所提供的材料看，與陳寅恪有多次交往。這主要是參加學生論文答辯，參加教授會的活動等。學術上的交往沒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證明，但我們可以推測，陳寅恪當時所發表的一些唐代社會研究的成果以及對唐代詩文研究的主要觀點，聞一多在清華應該是有所風聞的。這就是我所說的構成了人文學術研究上的一種影響關系。譬如，陳寅恪30年代完成的《讀連昌宮詞質疑》、《李唐氏族之推測后記》、《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四聲三問》、《李太白氏族之疑問》、《元微之遣悲懷詩之原題及其次序》、《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三論李唐氏族問題》、《武?與佛教》及《論韓愈與唐代小說》（英文本）等一系列文章所闡發的觀點及研究方法，多多少少大概會對聞一多的唐代文學研究有所啟發。如，陳寅恪在《四聲三問》中，不僅指出創設“四聲”的沈約等人本身就是學官，“為文惠之東宮掾屬”；而且指出了“四聲”與詩歌聲律之辨的關系。[13]這種看法與聞一多對朱自清所說的初唐宮體詩沿用南朝聲律，詩作受制于當時學風的看法有思想上的延續性。再譬如，陳寅恪在唐史研究中所強調的“以詩證史”的方法，在《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中有出色的運用。這種解讀作品的方法雖然與文學審美方式之間可能還有所區別，但對于文學史研究來說，無疑是有啟發的，即讓研究者意識到對文學作品的研究，可以真正擴大到社會歷史的范圍中來理解，而這正是當時的聞一多在文學史研究中所孜孜以求的。如，他在講授“杜甫”時反復強調“其生活及時代之背景”[14]。雖然聞一多在方法論上有非常自覺的意識，但就其當時的研究成果而言，還不能拿出讓同人非常信服的研究成果。在這種情況下，陳寅恪對元白詩的研究無形中為當時的唐詩研究提供了一種可供借鑒的學術范式，對包括聞一多在內的一些清華學人無疑會有影響。的確，對照聞一多到清華前后唐詩研究上的變化，我們不難理解清華人文學術環境對他學術研究的影響，特別是像陳寅恪的唐代社會和唐代詩文的研究方式，一定程度上對聞一多的學術研究是有啟發作用的。這種影響的痕跡在聞一多30年代及后來所完成的一系列成果中都有所反映。如《類書與詩》、《宮體詩的自贖》、《四千年文學大勢鳥瞰》[15]等成果中，對初唐學風與詩歌創作關系的把握、對唐太宗與初唐詩歌創作關系的理解以及對唐代文學大勢的前后分段，其實都可以看到與陳寅恪有關唐代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在思路上有近似的地方。當然，強調聞一多對唐代文學的研究受到陳寅恪等清華學人的影響，并不是說聞一多就是跟在別人后面，沒有自己的發明[16]。而是說研究者應該從學術思想形成與具體的學術背景的關系上來理解和把握聞一多唐詩研究的變化和進展。否則，就很難理解聞一多到清華前后在唐詩研究上的這一系列變化。
二
聞一多的文學史研究與清華人文學術環境的密切關系，我們還可以從其具體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范圍上來考究。從聞一多進入清華之前和初到清華的一段時間里，他所寫的文學評論及探討的問題看，有相當一部分未必屬于文學史研究的范圍，而是可以歸屬于文學理論或文學批評。并且，從聞一多當時所面臨的研究選擇看，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對他的思想誘惑也是非常大的。一方面，他的那些詩友和《新月》朋友們還不斷地給他來信，催促他能夠像20年代在《詩鐫》上倡導“新格律詩”那樣再在理論上有新的舉措。另一方面，清華內部的一些友人，如朱自清、葉公超等對詩學問題依然懷有非常濃烈的研究興趣。從朱自清的日記所反映的情況看，聞一多也不是沒有動心過。如1932年12月23日，聞一多向朱自清專門談論了自己對新詩問題的思考：
“昨一多講新詩問題，大旨如次：
1．詩的倡優起源說。作者以愉悅其上，讀者乃靈魂的縱淫，注重音樂此其要因，所謂歌也，音樂雖為詩所需，但不需太多。古詩中有思掙扎出倡優境界者，如所謂勸百諷一是也。至三百篇全然言志，不能以倡優論，杜甫、孟郊亦能言志，且有教訓與人。
2．新詩仍不脫倡優行徑，注重肉感，惟今已無帝主，亦無士夫，無所用之，應注重理智（Intellect）詩須有嚴肅的目的。文本載道，以能言志為佳；詩本言志，以能載道為佳也。理智與理不同，亦高級情感（HighEmotion），須含蓄。如作不到，寧有教訓，不可放縱。又謂吟唱詩要不得，又主張詩有功用，重樂觀。
3．詩異于散文者，在語的音節。詩當如話劇，須以模印理論（Typographical Theory）解之。此節聞君未詳。
4．誦之詩價值在歌之詩上。”[17]
聞一多還參與《學文》雜志的籌組、編輯工作。但聞一多對詩學理論的思考在清華任教期間最終還是沒有進一步發展下去。不是說當時中國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不需要這樣的思考，而是聞一多所在的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缺乏容納這樣玄思玄想的抽象學風。不要說清華國學院時期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和趙元任這四人的治學風格，都以具體的研究見長，即便是到了1932年聞一多到清華任教時，至少中國文學系任教的13位教員中，幾乎很少有專攻理論的。這13位教員是，教授朱自清（兼中文系主任）、聞一多、俞平伯、陳寅恪（與歷史系合聘）、楊樹達、劉文典，講師黃節，專任講師王力、浦江清、劉盼遂，教員許維遹，助教安文倬、余冠英。[18]或許是受這些學人的影響，清華中國文學系當時的課程設置也明顯偏向學術原典和具體的作家作品的解讀。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中，聞一多即便想在詩學理論研究上發展自己，但受現實條件的限制實在是太多，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是在清華這一特殊的文化氛圍中接受教育，而后又來擔任教職的。所以，一旦他回到清華這種環境氣氛中，盡管有壓力，但他還是非常熟悉和喜歡這種氛圍，并迅速沉浸在這種研究學問的氛圍中。
研究學問事實上還是一個非常泛的概念，在中國文學史研究領域內容是極其豐富的。對于聞一多來說，究竟選擇哪些具體的課題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呢？唐詩研究當然是他一直喜愛和擅長的，除此之外，還應選擇哪些具體的課題呢？《詩經》當然也是聞一多所關注的，但初到清華時，他還不能像研究唐詩那樣在其他研究領域拿出類似《岑嘉州系年考證》這樣較為具體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只能將自己的研究與教學需要結合起來，慢慢地搜集材料，做一些學術積累工作，以圖將來的發展。如，在講解“先秦漢魏六朝詩”時，他側重于《詩經》和楚辭中的《九歌》，這既是他以往所關注的一些問題，也是他本人所喜愛的作品。通過教學，一方面他強迫自己去適應清華人文學術的規范，譬如，在講解楚辭時要求對作品的每一個字、句的含義都必須弄清楚，所以，訓詁考證成為聞一多這一時期常做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他的研究范圍也在擴大，從唐詩研究擴大到《詩經》、楚辭的研究。而為了對這些作品有更準確的理解，他需要從與這些作品有關的同時期的歷史文獻中尋找佐證的歷史材料，所以，《周易》和先秦上古神話也都慢慢進入到他的研究視野之中。由于聞一多是側重于從古史中挖掘文學史材料，這與以往那些單純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研究《周易》及上古神話的研究不同，他能夠從一些看似平常的史料中，尋找到原始審美活動的最初跡象，闡發出新的意義。如，他在《周易義正類纂》中對《易》的卦爻辭的梳理、分類，從中列舉出相當多屬于原始審美活動的歷史記錄。[19]另外，聞一多在選擇研究對象時，也考慮到了自己能做并適合自己研究特長的研究對象。如，在研究唐詩時，一條最基本的思路是對唐詩，特別是初唐詩與前代文學的歷史淵源關系的追溯。這種追溯遇到的最直接的源頭，就是六朝時期文學的發展狀況。所以，按照正常的思路，聞一多在研究唐詩之后，應順流而上，接著對六朝文學進行研究，更何況六朝文學也是聞一多所喜愛的，他常引用《世說新語》中的事例來抒發自己的感慨。但中國文學系已經有劉文典在講授六朝文學，并且劉文典在這方面有非常深厚的學術積累，是國內知名的六朝文學研究專家。所以，聞一多盡管喜愛六朝文學，并且對劉文典的為人處世也有微辭，但他還是沒有像研究《詩經》、楚辭那樣全力投入到對六朝文學的研究上。相比之下，清華中國文學系的教授中，對《詩經》、楚辭、周易和上古神話的研究專家這一時期倒是不多，這也就使得聞一多在文學史研究的這一區域找到了可以發展自己才能的空間。同樣的情況，如，在研究唐詩時，佛教、西域文化傳入中國，對中國本土文化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因此，30年代差不多所有研究唐代社會和唐代文化的學者都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并傾注了大量心血。與聞一多同時期的學者，如，陳寅恪、向達以及胡適等，都有專門的研究[20]。但奇怪的是聞一多在唐詩研究中并沒有對佛教、西域文明與唐詩的影響關系做過專門深入的研究。他之所以沒有對這些方面的問題作出回應，在我看來，的確與聞一多對自己的研究特長和知識背景的估價有關，換句話說，他沒有必要在每個重要問題上都去作一番研究，而是根據自己有限的知識儲備集中力量做自己擅長的研究。所以，他寧愿舍棄對佛教、敦煌學等當時學人所感興趣的學術問題進行研究，全力轉入自己能夠勝任的文學史專題中。
1934年開始，聞一多有關《詩經》、楚辭的研究全面展開，并發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如，1934年出版的《學文》中，聞一多連續發表了研讀《詩經》的《匡齋尺牘》，從訓詁和人類學的角度，對《詩經》中的一些作品重新考訂、闡釋，作出新的解釋。對楚辭的研究也是如此。同年，聞一多在《清華學報》第9卷第4期發表《天問·釋天》，用訓詁考證的方法，列舉了11項證據證明“顧菟”就是蟾蜍。這一成果廓清了以往《釋天》中的含糊解釋。1935年4月，聞一多發表《讀騷雜記》，對屈原之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0月，他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在《清華學報》第10卷第4期發表。他運用文字訓詁、人類學、民俗學等多種方法，對楚文化傳說中的高唐神女進行了分析。1936年1月聞一多的《離騷解詁》和《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補記》發表于《清華學報》第11卷第1期。10月他的《楚辭補》發表于《清華學報》第11卷第4期。這一階段聞一多主要還是立足楚辭研究，并利用由此獲得的材料對古代神話進行研究。1937年，聞一多的主要精力轉到《詩經字典》的編纂準備工作上來。但“七·七事變”，打亂了他的研究計劃。為了逃避戰亂，聞一多不得不離開北平，流亡大后方。
清華大學任教的5年生活，奠定了作為學者，特別是作為文學史家的聞一多的學術根底。曾任清華文學院院長的馮友蘭先生認為：
“……一多到清華任教授以前，在別的大學擔任過重要的行政職務。幾次學校內部風潮，使他對于學校行政感覺厭倦。到清華以后，先七八年，拿定主意，專心致力研究工作。他的學問也就在這個時期，達到成熟階段。在戰前，有一次葉公超先生與我談起當代文人，我們都同意，由學西洋文學而轉入中國文學，一多是當時的唯一底成功者。”[21]
的確，經過清華5年學術研究的積累，聞一多作為知名的中國文學史家的地位得到了同行的認可和接受，同樣，也開始受到了學生的尊敬。1938至1944年是聞一多學術研究的最后一個階段，此后，他的許多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政治活動中去了。[22]在他最后一個學術研究階段，他的主要研究對象是3項，第一是周易，第二是楚辭，第三是撰寫一部中國文學史。期間當然還夾雜著一些文字考證、唐詩研究、詩經研究、神話研究和莊子研究。關于聞一多研治《周易》的情況，馮友蘭有回憶：
“……清華在南岳麓山的校舍只建成了很小一部分，不能用，只好把理、法、工三個學院設在長沙市內，把文學院設在長沙以南一百多里地的南岳市。南岳市是衡山腳下的一個市鎮，南岳廟就建在這里。在南岳市附近幾里地的地方，有一所教會學校，叫“圣經學校”，后靠著衡山，大門前邊有一條從衡山流下來的小河。大雨之后，小河還會變成一個小瀑布。地方很是清幽。在兵荒馬亂之中，有這樣一個地方可以讀書，師生都很滿意。在這里教師同住在一座樓上。樓在山坡上，每次到飯廳吃飯，要上下爬二三十級臺階。大家都展開工作。湯用彤寫他的中國佛教史，聞一多擺開一案子的書，考訂《周易》。學術氣氛非常濃厚。”[23]
另外，與聞一多在南岳同住一室的錢穆在《師友雜記》中，也記錄了聞一多在南岳時刻苦研究學術的情況：
“一日，余登山獨游歸來，始知宿舍已遷移，每四人一室。不久即當離去。時諸人皆各擇同室，各已定居。有吳雨生、聞一多、沈有鼎三人，平日皆孤僻寡交游，不在諸人擇伴中，乃合居一室，而尚留一空床，則以余充之，亦四人合一室。室中一長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燈置其座位前。時一多方勤讀《詩經》《楚辭》，遇新見解，分撰成篇。”[24]
錢穆雖然沒有提及聞一多研治《周易》，──這或許是聞一多研治《詩經》、《楚辭》留給他的印象更深。但我們依然可以從中看到聞一多這一時期包括研治《周易》在內的鉆研勁頭。1942年聞一多在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講授《周易》，主要從文字訓詁入手。從目前收入12卷本《聞一多全集》的《周易》研究論著看，共5部分，即《周易義證類纂》、《周易新論》、《周易雜記》、《周易字譜》和《周易分韻引得》。除《周易義證類纂》1948年收入開明書店出版的《聞一多全集》外，其他都是根據手稿第一次排印出版。這反映出《周易》研究對聞一多先生而言，還是一項未完成的學術研究工作，他對《周易》中的字作了訓詁考證，對卦辭根據其反映內容，作了分類。但整體的釋義校訂工作，因受各種因素的限制，還不能像他研究楚辭完成《楚辭校補》那樣拿出完整的成果。
相對于《周易》研究而言，聞一多在楚辭研究上獲得了重大突破。這里所謂的重大突破，其標志之一是聞一多最終完成了《楚辭校補》工作。這一學術成果在當時就獲得了國內學術界的高度評價。1944年5月，獲得了教育部審議會頒發的1943年度學術二等獎。有關聞一多對楚辭研究的大自構想，主要集中在他的《楚辭校補·引言》中。他認為：
“較古的文學作品所以難讀，大概不出三種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時代背景與作者個人的意識形態因年代久遠，史料不足，難于了解；（二）作品使用的語言文字，尤其那些“約定俗成”的白字（訓詁家所謂“假借字”）最易陷讀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產生的傳本的訛誤，往往也誤人不淺。《楚辭》恰巧是這三種困難都具備的一部古書，所以在研究它時，我曾針對著上述諸點，給自己定下了三項課題：（一）說明背景，（二）詮釋詞義，（三）校正文字。”[25]
聞一多的這一學術構想，很有可能是他在10多年的楚辭研究中逐漸感受到的。但另一方面，我們說與他在清華任教時期所感受到的清華學術的規范也不是一點關系都沒有。早在30年代初，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古代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就提出對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26]，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古人的許多思想觀點都是針對當時情況而發的，經過漫長的歷史歲月，許多材料流失，背景也不為人所知，結果不僅是文本意思晦澀，而且不少觀點在后人看來也顯得怪異可笑。因此，盡可能地占有史料，對史料進行梳理，弄清其原初的含義，這是古史研究“同情之理解”必不可少的前提。這種對待古代史料的態度和治學方法，實際上構成了清華人文學術的基本規范。以當時的清華中國文學系為例，陳寅恪對唐代史料的考證，楊樹達對《漢書》的研究，劉文典對《淮南子》的集釋工作，朱自清后來對言志問題的辨析，乃至聞一多自己的研究工作，其實都是沿著這樣的一條思路在進行。所以，聞一多在《楚辭校補》中所強調的研讀古書的方法，一方面當然是對楚辭這一特定的研究對象而發，但另一方面實在是沿襲了清華人文學術的治學方式。因為清華出身的人文學者的治學過程中幾乎普遍反映出了這種共同的治學方式。至于聞一多在《楚辭》研究方面的具體成就，郭沫若在《聞一多全集》的序言中有所論述，費振剛先生在《聞一多先生的〈楚辭〉研究》一文中作了專題的研究，我想這些都是研究者所熟悉的，也不用我在這里重復。[27]
聞一多在40年代最想完成的學術工作，是寫一部中國文學史。盡管早在青島大學時期，聞一多就講授過“中國文學史”，但經過清華和西南聯大七、八年的學術研究，聞一多對中國文學史的領會已不同于以往，在許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發明，特別是在先秦和上古文學研究上。而且在文學史的研究范圍中，聞一多將研究擴大到對社會史材料的搜集整理上，獲得了不少收獲。如，對《周易》卜卦辭的分類整理，從中挖掘出遠古時期的文學描寫記錄。對《詩經》、楚辭和原始神話的研究，從中也有新的收獲。這些具體的文學史材料的挖掘、整理，積累到40年代已漸漸形成整體突破的格局。這一點，我們從聞一多40年代發表的《文學的歷史動向》及未完成的手稿《四千年文學大勢鳥瞰》、《中國上古文學》中，是不難獲得這樣的印象的。[28]可惜，聞一多早逝，這項計劃中的工作無法完成了。但即便如此，我們從他的未完稿中還是能看到，在一些大的文學史框架上，與原來清華學者對歷史的認識上的類同之處。如，在《四千年文學大勢鳥瞰》中，聞一多對唐代文學的分段上，就與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所強調的兩分法暗合。陳寅恪著眼于唐代文化發展的大勢，將唐代文化分成前后兩個時期，其分界是唐玄宗的開元天寶年間。這之前的文化大都為山東士族所把持，而之后則是通過科舉進士出身的文人把持。所以，陳寅恪認為：
“……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張經學為正宗、薄進士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來山東士族之舊家也。其由進士出身而以浮華放浪著稱者，多為高宗、武后以來君主所提拔之新興統治階級。”[29]
陳寅恪先生的這一觀點，包含著他對唐太宗的文化政策及唐初文化與隋朝、六朝文化制度淵源關系的認識。聞一多在《類書與詩》、《宮體詩的自贖》中也有相類似的看法，但作為一種文學史的劃分法，最明確的還是在《四千年文學大勢鳥瞰》中得到表述。不管聞一多的這種文學史斷代方法是如何產生的，我以為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即以往清華時期的學術環境，包括清華學人的一些學術觀點，無形中感染和影響到了聞一多對一些學術問題的思考。
三
聞一多是以文學史家自居的，這種自我評價與他的學術研究的主要目標，以及與他生活的學術環境的特殊氛圍是密切相連的。聞一多最大的心愿是撰寫一部中國文學史，其實，有他這樣心愿的清華人文學者又何止他一人呢？從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材料來看，至少朱自清、浦江清都有過這樣的努力和打算。[30]因此，聞一多的這種治學特點，既代表了他個人的一種學術方式，同時又是清華人文學者在中國文學研究這一研究領域中所體現出來的共同特點。的確，清華中國文學系的學者對文學史的研究方式與當時學術界較為流行的研究方式是有很大不同的，至少與北京大學的一派是有著鮮明的區別。所謂北京大學研治文學史的學者，這里姑且以胡適為代表。他的《白話文學史》（上卷）雖然是以白話文作為考察對象，但實際上胡適是將它當作中國文學的主流來認識的。因此，他一方面從以往的歷史材料中尋找白話文的痕跡，另一方面則將人們習以為常的古文或文言文當作白話文的對立面來處理。胡適這樣的文學史編纂方式，從根本上講，是受制于他的白話－文言、活文學－死文學這樣的文學史構想模式。這種文學史模式，與傳統的文學史編纂模式相比，有它的長處，即突破了傳統的經、史、子、集的分類方式，以及編年體式的編纂體例，而使編纂者個人的史識突現出來。但這種文學史編纂體例也有不足，最大的弱點在于研究者個人的主觀性太強，有時流于觀點先行，材料不足。文學史的編纂者將自己的假設當作了文學史的實際過程，缺乏對假設條件的論證而直接用觀點來取代論證，甚至是用觀點來裁剪史料。那些與自己觀點相符合的史料，就吸取進來，而與自己的觀點相矛盾的史料就存之不論，或者牽強附會地強行納入自己的解釋系統，也不顧這些史料的歷史原貌如何。譬如，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上卷）中，一個最大的毛病就是將歷史上中國文學的一切成就都歸于白話文學，而白話文學的一切合理性又都歸于民間文學。相反的，所有文言文或古文，都被視為是僵死的文學，是沒有生命的。假如真是按照胡適這樣的劃分法，無疑，中國文學史實際進程中的相當一部分內容要從文學史研究領域被剔除出去。胡適的這種治學方式在之前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及整理國故中都有所體現。胡適的這套研究方式，為當時的清華人文學者所反對。陳寅恪提出對古人的思想學術，應持有同情理解的態度，而不是讓古人來適應我們。所以，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陳寅恪幾乎是指名道姓地批評以胡適為代表的這種治學方式：
“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于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之情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種同情之態度，最易流于穿鑿附會之惡習。因今日所得見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僅存，或晦澀而難解，非經過解釋及排比之程序，絕無哲學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聯貫綜合之搜集及統系條理之整理，則著者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熏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此弊至今日之談墨學而極矣。今日之墨學者，任何古書古字，絕無依據，亦可隨其一時偶然興會，而為之改移，幾若善博者能呼驢成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國號稱整理國故之普通狀況。誠可為長嘆息者也。”[31]
可以說，清華人文學者的治學方法大都是走實證考據的路數，但在這種傳統方法之中又往往融合著現代的學術氣息。這種治學方式的最大好處在于，研究者在處理歷史材料時首先是持謹慎的實證態度，而不是采取否定或大膽假設的方式。這就使得歷史材料在最大限度上得到保存而不是被剔除。所以，這是一種累積的治學方式，是在不斷搜集史料，考證史料和擴大史料接觸的基礎上，形成新的研究范圍、新的研究對象、新的研究方式和新的研究格局。由于清華學校形成的歷史獨特性，清華人文學術學風的形成有一個歷史過程。這種過程體現在具體的每個學者身上，其研究方式的形成和成熟在時間的先后上并不完全同步。像陳寅恪這些人因從事學術研究的時間比較長，所以，成熟期要早一些，而聞一多等是從詩人、新文學家轉變到學者的，這中間有一個適應清華學風的過程。另外從聞一多本人的治學條件看，他也是有所選擇的。譬如，對于儒家的一些經典，包括《論語》在內的一些典籍，他的研究興趣似乎不是很濃，而對于像《詩經》、《莊子》、楚辭和上古神話這一類想象性較強、具有濃烈文學色彩的典籍和史料，聞一多的研究興趣就非常濃。但即便是這樣，聞一多的治學方法基本上是與整個清華人文學者的治學方式合拍的，也就是說，他在對待古史材料時，基本上是持釋古的態度，是在前人的基礎上修正和擴大前人的學術研究，參以個人的研究心得。譬如，他對于唐詩的研究，就不是輕易宣稱某首詩是偽作，而是首先做一些詩人生平的考證工作。并且這種考證工作不是為考證而考證，進行盲目的材料堆積，相反，聞一多的這種考證工作是有著很自覺的方法論上的意識。在青島大學期間，他看了佛奈斯的20卷莎士比亞全集新集注本，非常感嘆，認為中國文學的研究方法太落后了，而他自己就是要在研究方法上有所改進。[32]到清華后，聞一多仍然自覺地運用現代學術方法研究學術。從朱自清日記反映的情況看，聞一多曾抱怨一些學生缺乏必要的學術訓練，不講究治學的方法。[33]從相關的這些材料看，聞一多對治學方法是很看重的，但他的研究又不是那種用方法來對史料做穿鑿附會解釋的研究，而是在對史料的把握、分析的基礎上，抓住材料的具體特征，適當地作一些分類和梳理，以不傷及史料的歷史原貌作為研究的前提。像他對《詩經》、楚辭、《周易》卦辭的訓詁考證，可能當時有些學者不一定完全同意他的考證結果，但大多數學者還是認為聞一多的解釋是自成一體的，并且這種解釋是從材料本身出發，而不是附加到材料上面的。這種微而精、局部細節的研究工作，有一個積累過程，因此，聞一多的心目中盡管一直有撰寫中國文學史的計劃，但這個龐大的計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許多具體的個案研究，特別是對那些歷來爭議比較多而且又非常重要的文學史著作、歷史人物的生平，都需要仔細的考證推敲。這種工作所需要耗費的時間、精力，是非常人想象得到的。所以，聞一多將他整個的學術研究視為是圍繞文學史研究而進行的，這是非常準確的概括，也是他發自肺腑的感嘆。一直到了40年代，聞一多的文學史研究逐漸浮現出大的整體性研究輪廓，就像他在《四千年文學大勢鳥瞰》中所表述的對中國文學歷史線索的總體看法那樣，有一個總的文學史線索貫徹著他對問題的看法，而這些看法是由許多具體的研究作為支撐的，因而，這一文學史總體認識，不僅有著厚實的基礎，而且是有許多新穎獨到的具體意見。譬如，他的文學史分期斷代，就與當時的各種文學史著作不同，將整個中國文學發展進程分為四段。這種劃分法，在他之前的一系列論文和考證文章中其實都已經做了鋪墊。所以，40年代中期的確是聞一多的學術研究面臨突破的一個階段，而且，從整理出來的這一時期聞一多的手稿看，他以往的學術研究的范圍和主要研究目標也基本上是圍繞著文學史進行的。如果天假以時日，很有可能聞一多的中國文學史論著就在40年代完成了。但歷史留下的是遺憾，聞一多最終沒能拿出他的文學史論著便告別了人世。
聞一多先生雖然沒有完成他計劃中的中國文學史的寫作，但從他生前所做的學術研究工作來看，我們可以非常肯定地說，作為文學史家，聞一多是無愧的。他不僅吸收了當時國內學術界的許多學術影響，同時，他自己也成長為一名有代表性的文學史研究者。正如馮友蘭先生在紀念聞一多、朱自清的文章中所評價的，聞一多是學人作家，也是清華中國文學系的柱石。{34}
注釋：
原載《開放時代》2001年第6期
發布日期：2008-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