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
（一）
對于聞一多先生的唐詩研究，學術界存有不同的看法。特別是近些年來，聞先生論述過的好幾個問題，差不多都有爭論；有的雖然沒有提到聞先生的著作，但是很明顯，其基本論點與聞先生是不一致的。如初唐詩，是否就是類書的堆砌與宮體的延續；唐太宗對唐初的文學發展，是否就只起消極作用；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劉希夷的《代悲白頭翁》、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是否就如聞先生所說的屬于宮體詩的范圍，它們在詩壇的意義用“宮體詩的自贖”來概括是否確切；“四杰”在初唐詩歌史上的出現，是一個整體，還是兩種不同的類型；孟浩然是否即是“為隱居而隱居”而沒有思想矛盾；中唐時的盧仝、劉叉，是否是“插科打諢”式的人物；賈島詩是否就那樣的陰暗灰色，等等。
以上的問題涉及到聞一多先生關于唐詩的專著《唐詩雜論》的大部分篇目。聞先生的另一部唐詩著作《唐詩大系》，是一部唐詩選本，書中所選的作家大多標有生卒年。這是聞先生對于唐詩所作的考證工作的一部分，在于個較長時期內為研究者所信奉，有時還作為某些大學教材的依據。但這些年以來，有不少關于唐代詩人的考證的論著，對書中所標的生卒年提出異議，另立新說。
以上這些情況，已經牽涉到對聞先生唐詩研究某些基本方面的估價。
應該怎樣來看待這些問題呢？
科學研究是不斷深化、不斷發展的認識運動。科學史的實例表明，沒有一個大師的觀點是不可突破的。新材料的初充和發現，新學說的提出和建立，構成科學發展的最根本的內容。聞先生進行唐詩的研究，是在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過了四五十年，學術界出現了與聞先生意見不相同的新看法，修訂了其中某些不大符合文學史實際的論點，這正是學術研究自身發展的正常現象。如果說，過了將近半個世紀，我們的唐詩研究還停留在二十四年代的水平，研究者的眼光還拘束在聞先生談論過的范圍，那才是可怪的了。
對唐代文學研究的迅速進展，要有一個充分的估計。建國以前，我們的一些前輩們對唐代文學做了不少開拓性的工作，我們應當特別提到聞一多先生及鄭振鐸、羅根澤、李嘉言等已故老一輩學者。但唐代文學研究真正沿著正確的方向，有計劃地進行，并作出較大的成績的，是建國以后，特別是近七、八年以來。對這些年來唐代文學研究的突出進展，可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填補了不少空白，尤其是注意到了對某一歷史時期文學加以綜合的考慮和概括，力圖從中探求文學發展的帶有規律性的東西，這是研究水平提高的明顯的標志。如初唐文學，高宗武則天時期反六朝余風的斗爭，大歷時期文學（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南北文風的異同），貞元、元和時期的文學革新，古文運動的社會歷史背景和思想淵源，晚唐文學，等等。
第二，拓展了研究領域，這些年來發展了不少與唐代文學關系密切的邊緣科學研究，不少研究者注意到文學與音樂、舞蹈、繪畫等藝術門類的比較研究，有些論著以文學為中心而擴展到對佛學、考古學、歷史地理學、科舉制度以及社會風尚的研究，擴大了學術領地，也深化了對文學特征的認識。為傳統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反映了當前社會科學日趨綜合化的新動向。
第三，對作家作品的考訂更加細致精確。過去的唐代文學研究很多停留在名作名句的欣賞上，而對于材料的掌握相對來說較為薄弱，因此難免有些論斷建立在不確切或錯誤的材料基礎上。這些年來情況有很大的改變。對作家生平事跡的考訂，對作品寫作年代、真偽存佚的辨析。其細密確切，已遠超前人，不僅是對大作家，即使二三流作家，也都有詳盡的考析。這方面的基本情況是好的，它表明了我們不少研究者在踏踏實實地工作，努力使我們的理論研究基礎更加紥實牢靠。
第四，對詩歌藝術性分析的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已經突破了傳統的詞句欣賞的范圍，而是從整體的審美要求出發，對思想和藝術作統一的探討，并且注意到與其他藝術樣式的比較，與外國文學的比較。
以上四點不一定概括得很全面，可能還有所遺漏，但即以此四點來說，唐詩研究的進展已經很可觀了。我們是站在學術繁榮的新的高度來回視前輩學者的成就的。靠了許多人的努力，我們把學術道路往前延伸了一大段，再回過頭來看看前人鋪設的一段，我們有理由為自己勝汗水（有時還有血淚）開拓的一段高興，但絕無理由因此而鄙薄前人的那一段，盡管那一段比起現在來似乎并不那么寬闊，或者甚至還有彎路，但我們畢竟是從那一段走過來的。要知道，在崎嶇不平的學術道路上，要跨過一段，哪怕是一小段，是多么不容易，有時看來甚至是不可能的，而這一段或一小段，就是前行者的歷史功績。
我覺得，在唐代文學研究取得相當大進展的今天，我們來談論聞一多先生的唐詩研究，如果只是扣住某一些具體論點，與現在的說法作簡單的對照，以此評論其得失，恐怕是沒有什么積極意義的。對我們有意義的是，前輩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開拓他們的路程的，是風和日麗，還是風雨交加；他們是怎樣設計這段路面的，這段路體現了創設者自身的什么樣的思想風貌；我們對于先行者，僅僅作簡單的比較，還是努力從那里得到一種開拓者的啟示。
這就需要我們思考：聞一多先生是在什么樣的觀念下來建立他的研究體系的？
（二）
為了敘述的方便，在具體評論聞先生的唐詩研究之前，我們先概略地回顧一下他的古代研究，以便使我們對問題有于個總體的認識。
朱自清先生在為《聞一多全集》所作的序中，對聞先生作為詩人、學者、民主斗士的三者關系，作了很好的說明：
他是一個斗士。但是他又是一個詩人和學者。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時期的不同而或隱或現。……學者的時期最長，斗士的時期最短，然而他始終不失為一個詩人，而在詩人和學者的時期，他也始終不失為一個斗士。
這幾句話對于我認識聞先生的古代研究，包括他的唐詩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說，聞先生并不滿足于把自己關在書齋里搞那種純學術的研究，而是努力把自己的學術工作與當前的偉大斗爭相聯系，從文化學術的角度對民族的歷史命運作理智的思索。綜觀聞先生關于先秦《周易》、《詩經》、《莊子》、《楚辭》以及遠古神話的研究，不難感覺到它們的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對于民族文化的總體探討，二是對于傳統的嚴肅批判。
“我是把古書放在人物生活范疇里去研究”。這可以看作是聞先生進行他古代研究的一種基本方法，他總是想透過書本來剖析活的社會。他在抗戰時期的一篇文章中說：“二千年來士大夫沒有不讀儒家經典的，在思想上，他們多多少少都是儒家的，因此，我們了解了儒家，便了解中國士大夫的意識觀念。”（《什么是儒家》）多么警辟的論斷！他就是在這種整體觀念下建立他的研究格局的。
花了十年左右才成書的《楚辭校補》，出版后被公認為文獻研究中的力作，他在書前的“引言”中說：
較古的文學作品所以難讀，大概不出三種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時代背景與作者個人的意識形態，因年代久遠，史料不足，難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語文文字，尤其那些“約定俗成”的白字（訓詁家所謂“假借字”）最易陷讀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產生訛傳本的訛誤，往往也誤人不淺。《楚辭》恰巧是這三種困難都具備的一部古書，所以在研究它時，我曾針對著上述諸點，給自己定下了三項講題：（一）說明背景；（二）詮釋詞義；（三）校正文字。
郭沫若先生在為《聞一多全集》作序時，曾特別注意到了這一段文字，并且敏銳地覺察到其中的第一項“是屬于文化史的范圍，應該是最高的階段”。《楚辭校補》的這一段話，實際上是聞先生對自己十余年來學術道路的一個小結，也使他更加明確了學術思想上的追求方向和所要努力達到地境界。
表面看起來，對于先秦，聞先生所作的似乎只是專書整理，實際上他所要努力觸及的是“時代背景”與“意識形態”，也就是整個時代的歷史文化。我們不妨舉幾個例子。他著《周易義證類纂》，是想“以鉤稽古代社會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于是“依社會史料性質，分類錄出”，把《周易》的文句主要分成三大類，每一大類又分別幾個小類，如：
一、有關經濟事類：甲、器用，乙、服飾，丙、車駕，丁、田獵，戊、牲畜，己、農業，庚、行旅。
二、有關社會事類：甲、婚姻，乙、家庭，丙、家族，丁、封建，戊、聘問，己、爭訟，庚、刑法，辛、征伐，壬、遷邑。
三、有關心靈事類：甲、妖祥，乙、占候，丙、祭祀，丁、樂舞，戊、道德觀念。
這就是從“時代背景”到“意識形態”，對《周易》作社會文化史的研討。他的《風詩類鈔》，休例也與此相似。在《序例提綱》中，聞一多先生道德提出對《詩經》有三種舊的讀法，即經學的、歷史的、文學的，而他這本書的讀法則是“社會學的”。他把《詩經》的國風部分重新編次，分三大類目，即婚姻、家庭、社會。他認為這樣重新編排和注解，國風就“可當社會史料文化史料讀”，同時“對于文學的欣賞只有幫助無損害”。聞先生并不抹殺《詩經》的文學性質，他在譯注中很好表達了國風作為抒情詩的藝術特點。他是要充分利用文學反映社會生活和時代精神的特殊手段，來揭示那一時代話的文化形態，并把這種形態拿來直接與今天的讀者見面，這就是他所說的“縮短時間距離──用語體文將《詩經》移至讀者的時代，用下列方法（按即勝考古學、民俗學、語文學的方法──引者）帶讀者到《詩經》的時代”。
顯然，聞先生這樣做，并不單純是追求一種學術上的新奇，或者僅僅是一種研究趣味，他是把昨天的歷史與今天的現實聯結，以古代廣泛的文化背景給現實以啟示，把他那深沉的愛國主義用對祖國文化的反思曲折地表現出來，來探求我們民族前進的步子。同樣，他之所以又從《詩經》、《楚辭》而上溯到神話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神話在我們文化中所占勢力之雄厚”（《伏羲考》），是為了探求“這民族、這文化”的源頭，“而這原始的文化是集體的力，也是集體的詩，他也許要借這原始的集體的力給后代的散漫和萎靡來個對癥下藥吧”（朱自清《全集》序）。
聞先生古代研究的另一特點是對傳統的批判，而這種批判又植根于他對社國歷史文化的赤子之愛。對于中國的傳統文化，他有一個明確的觀念，就是：“文化是有惰性的，而愈老的文化，惰性也愈大。”（《復古的空氣》）他早年有一首題為《祈禱》的詩，其中說：
請告訴我誰是中國人，
啟示我，如何把記憶抱緊；
請告訴我這民族的偉大，
輕輕的告訴我，不要喧嘩！
詩人出于對自己人民的愛，提出“如何把記憶抱緊”，而并深情似的請求：“請告訴我這民族的偉大”。應當說，這種故國喬木之思正是他作為詩人、學者、斗的根本動力，而作為清醒的愛國者和嚴肅的學者，他并不沉湎于歷史，也不陶醉于傳統。經過審視，他愈來愈感到古老文化中的惰性；這種惰性，更由于當時國民黨的反動政策而等到加強。批判封建傳統，揭露古老文化的惰性和一切不合理成分，在當時的實際意義，就是反對黑暗統治，為民主革命而斗爭，這正標志著聞一多先生愛國思想的升華。
在這方面，聞一多先生的態度有時是很激烈的，有些地方甚至使人感到竟有些偏頗。如說：“愈讀中國書就愈覺得他是要不得的”，“封建社會的東西全是要不得的”（《五四歷史座談》）。這種有激而發的語句并非出于一時沖動，而是植根于嚴正學者的冷靜思索：
周初是我們歷史的成年期，我們的文化也就在那時定型了。當時的社會組織是封建的，而封建的基礎是家庭，因此我們三千年來的文化，便以家族文化為中心，一切制度，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以孝為核心的道德觀念等等，都是從這里產生的。（《家庭主義與民族主義》）
一九四三年冬他在一封信中，說到“經過十余年故紙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們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癥”（《給臧克家先生信》）。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聞一多先生那種廣闊的文化史研究如何加深他對民族歷史文化的認識，又是如何促進他對傳統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正如與聞先生共事十余年，深知其治學歷程的朱自清先生所說，“是在開辟著一條新的道路，而皮荊斬棘，也正是一個斗士的工作”（《全集》序）。
要知道，聞一多先生是在中華民族正在經歷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進行他的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的，這一嚴峻的環境不僅影響他的詩作，也影響他的學術著作。他不可能像我們現在那樣在一個平各的環境中從事于學術探討。激烈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斗爭，使他本來具有的那種詩人浪漫氣質。這是當時的環境所促成的。事過幾十年，當我們在完全不相同的環境來討論那些問題，會覺得聞行生的某種片面性（當然，從歷史主義地看，這點也不需要諱飾），但我們首先應當看到這種把學術研究與實際斗爭相結合，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如何放射出永遠值得人們珍視的異采！
（三）
我們在前一節中勝一定的篇幅論述了聞一多先生的古代研究，為的是有助于對他的唐詩研究工作的理解。先從宏觀上來把握聞先生的研究格局和學術體系，那末聞先生對唐詩的一些具體看法，才不致被誤解。
聞先生對唐詩有一個相當規模的研究計劃。一九三三年九月，剛到清華大學不久，他在給友人饒孟侃的信中談了近年來從事的學術項目，共有八項，除了《詩經》、《楚辭》各占一項外，其他六項全是唐詩，它們是：
《全唐詩校勘記》：校正原書的誤字。
《全唐詩外編》：收羅《全唐詩》所漏收的唐詩。明已得詩一百余首，殘句不計其數。
《全唐詩小傳補訂》：《全唐詩》作家小傳最了解。擬訂其誤，補其缺略。
《全唐詩人生卒年考》。
《杜詩新注》。
《杜甫》（傳記）。
從這個項目來看，他的研究格局也如同《楚辭校補》，先做文字校訂和字義訓釋的工作，然后再進行綜合的研究。過去一些研究者強調聞先生繼承清代樸學家訓詁學的傳統，這是對的，但僅僅講這一點不夠的，應當說聞先生是多方面地承受了前代學者的優良學風。譬如清初思想家黃宗羲說“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顧炎武主張“博學以文”，聞先生每做一項研究，都盡可能搜羅有關材料，以求徹底解決，都與這些大學者的學術思想有關。至于他的大膽懷疑的精神，敢于立異的新穎之說，更是受清代學風中積極因素的影響。這些，在他的唐詩研究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唐詩雜論》中的《少陵先生年譜會箋》發表于一九三○年，這是他一系列唐詩研究中所作出的最早的業績。從這一篇較側重于資料編排的文章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其眼光的非同一般。譬如他注意輯入音樂、繪畫、文獻典籍等資料，如開元二年杜甫三歲時，根據《唐會要》、《雍錄》等書，記設置教坊于蓬萊宮側，玄宗親自教以法曲，稱為“梨園弟子”。開元四年、五年，連續記載于洛陽設置乾元院（后改麗正書院），加集群書。開元十五年，記徐堅纂修文藝性類書《初學記》成。開元二十年，吳道玄作“地獄變相圖”。開元二十九年，崇玄學，以《老子》、《莊子》、《文子》、《列子》為“四子”，并作為科舉考試明經舉的依據。天寶三年，芮挺章選開元初以來的當時人詩為《國秀集》。年譜中又以較多的篇幅記載佛教的活動，如開元七年《華嚴論》成，八年印度金剛智、不空金剛來結（合善元畏稱“開元三大師）、開元十八年僧人智升撰《開元釋教錄》（此書為我國唐以前佛教經錄之總匯），開元二十四年五月名僧義福卒，賜號大智國師，七月葬于洛陽龍門北。送葬有數萬人，大臣嚴挺之為作碑。宋代以來，為杜甫作年譜者不下幾十家，但都沒有像聞先生那樣，把眼光注射于當時的多種文化形態，這種提挈全局、突出文化背景的作法，是我國年譜學的一種創新，也為歷史人物研究作出新的開拓
在這以后，聞先生繼續沿著這一治學方向發展，他的方法運用得更加自如，創獲也更加顯著。他從不孤立地論一個個作家，更不是死守住一二篇作品。他是從整個文化研究著眼，因此對唐詩的發展就能把握大的方面，著力探討唐詩與唐代社會及整個思想文化的關系，探究唐詩是在什么樣的社會環境中發展的，詩人創作的缺點怎樣與其生活環境與文化氛圍發生密切的聯系，等等。總之，他是站在一個新的高度，以歷史的眼光，觀察和分析唐詩的發展變化，沖破了傳統學術方法的某種狹隘性和封閉性。這是聞先生唐詩研究的極可寶貴的思想遺產，是值得我們很好吸取的。
《唐詩雜論》中的《類書與詩》、《宮體詩的自贖》、《四杰》三篇屬于初唐詩的研究。不必諱言，聞先生對初唐詩的具體論述有不夠確切、不夠全面之處。他對于初唐詩的消極面看得多了些，對初唐詩為盛唐詩歌的發展準備思想和藝術方面的條件估計不夠充分。對于唐太宗李世民作用的評價也不恰當，他單以某種欣賞趣味的高低來把唐太宗與隋煬帝作類比，認為唐太宗鑒別詩歌的眼力大大低于隋煬帝，在《類書與詩》的末尾還得出這樣結論性的意見：“太宗畢竟是一個重實際的事業中人；詩的真諦，他并沒有，恐怕也不能參透。他對于詩的了解，畢竟是個實際的人的了解。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華，不，是一種文辭上的浮腫，也就是文學的一種皮膚病。”近年來唐代文學有研究，已經糾正了長期以來對唐太宗評價過低的偏向。
我覺得，時過幾十年，再來具體討論某一人物、某一作品評價的得失，并不能對我們的思考有多大的意義。對我們有總義的，是聞先生研究初唐詩的角度，以及他對這一階段文學變遷審視的眼光，在這里，我們就會發現聞一多先生所特有的氣度生魄力。
聞先生始終把文學看作為一種歷史運動，他把文學發展作為動態來把握。他并不把詩的初唐看作一個籠統的概念，而把它分成兩個階段，即唐政權建立（618）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權（660），這是前五十年；在這之后到開元初（712），是另一階段。聞先生這樣描寫兩個階段交接的情況：
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儀伏誅，算是強制的把“江左余風”收束了，同時新時代的先驅，四杰及杜審言，剛剛走進創作的年華，沈宋與陳子昂也先后誕生了，唐代文學這才扯開六朝的罩紗，露出自家的面目。（《類書與詩》）這就是文學發展的動態敘述，正好像前面引述過的《風詩類鈔·序例提綱》所說的“帶讀者到《詩經》的時代”那樣，作者也是力求給今天的讀者看到那個活的時代。
文章接著說：“所以我們要談的五十年，說是唐的頭，倒不如說是六朝的尾。”這又是把文學放在它自身的歷史運動中來考察，而不拘牽于封建王朝的興替。──要知道，在聞先生的年代，談中國歷史要打破王朝體系真不知道有多少困難。據朱自清先生介紹，聞一多先生抗戰時期講授中國文學史時，曾有一份《四千年文學大勢鳥瞰》提綱，將四千年的中國文學分為八大期，其中第五期名為“詩的黃金時期”，系自東漢獻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寶十四載（196－755），五百五十九年。由此可見，初唐第一階段的五十年，只不過是這一大期的一個極為短小的過渡期。
接著，聞先生就展開了他那特有的歷史文化的綜合研究。對初唐詩，他提出三個動向，一是詩的學術化，以詞藻的堆砌作詩，于是發展了類書；二是宮體詩的衍變，詩的情趣怎樣由褻瀆走向凈化；三是由于作家身分的變異，一批新人走上文學舞臺，詩的題材也得到了解放，即由宮廷走到市井，從臺閣移至江山與塞漠。而前兩點，也正是從那“說是唐的頭，倒不如說是六朝的尾”而著名論斷出發的，指出它們都與六朝詩風緊相關連。他說：“尋常我們提起六朝，只記得它的文學，不知道那時期對于學術的興趣更加濃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這一點。這時期如果在文學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為它在文學本身上有多少價值，而是因為它對于文學的研究特別熱心，”然后他舉出從太宗時期到開元時所編修的數量眾多。篇幅浩繁的類書；寫道：
《文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初唐某家的詩集。我們便看出一首初唐詩在構成程序中的幾個階段。
這幾句話真是所謂“立一篇之警策”！要這之前，有誰論述初唐詩，會把它與六朝及唐初的學術風氣相聯系，在誰會想到唐代前期，大量編修類書是出于一種文學風格的需要。讀聞先生的這些著作，確實會有一種啟人思考的展新和開拓之感。
《春江花月夜》算不算宮體詩，學術界還有爭論。聞和多先生在《宮體詩的自贖》中，主要并不在于討論這首詩是否屬于宮體詩的范圍，而是從歷史變遷的角度，著重探討了唐初將近一百年的時期，詩人們怎樣以自己的努力，來掃除齊梁以來彌漫于計壇的這種惡濁空氣。那種“人人眼角里是淫蕩，人人心中懷著鬼胎”，“在一種偽裝下的無恥中求滿足”的宮廷艷情詩，實際上只不過是“一種文字的裎裸狂”。但這種詩風盛行已久，隋末的政治風暴并沒有把它們驅散，在唐初又適應宮廷的需要而得以繼續存在，而且“詞藻來得更細致，聲調更流利，整個的外表顯得更乖巧，更酥軟”。聞先生在這里揭示了文學上的一條規律，那就是文風的轉變有時的相當艱巨的，它不能單靠政治的力量，而是更靠作家們長時期的創作實踐中，經過自我的斗爭和提高，才得以逐步完成。沖破齊梁以來詩壇中萎靡不振的那種“虛偽的存在”，開始是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它通過歌唱長安的繁華，教給人們“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但這首詩的形式上還不夠成熟，感情又過于狂放，好似狂風暴雨，雖有氣勢，不能持久，不易為許多人所接受。于是接著出現了劉希夷的《代悲白頭翁》：“洛陽女兒好顏色，坐見落花長嘆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認在？……年年歲風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聞先生指出這首詩里潛藏著一種“宇宙意識”，這就是從美的暫促性中認識到“永恒”。這已經超過了《長安古意》“從宿倡家桃李蹊”的狂放，一躍而進到對青春年華的圣潔般的贊嘆。接著就到了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
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
這就是“更敻絕的宇宙意識！不個更深沉，更寥廓更寧靜的境界！”因為在這里，已經把宮體詩所散發的一切潮污濁從詩境中完全排除出去，把男女間刻骨的相思之情，真正用莊嚴的詩筆表達出來，而且賦予這種真情以哲理的光輝。詩的最后四句：“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聞先生贊嘆道：
這里一番神秘而又親切的，如夢境的晤談，有的是強烈的宇宙意識，被宇宙意識升華過的純潔的愛情，又由愛情輻射出來的同情心，這是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
人這里我們可以看到聞先生怎樣把審美活動與哲理研究融匯在一起，怎樣把文風的改革放在歷史文化的宏大背景下加以觀照。可以想見，這在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惡濁環境中，在小市民庸俗情調的包圍中，對提高人們的藝術鑒賞水平，培養純真的審美情趣，會有什么樣的意義。
另外，從對賈島的評論中，我們又可看到聞一多先生對傳統批判的特點。賈島是中晚唐之際有獨特成就的詩人，明代著名的詩評家胡應麟曾說：“曲江之清遠，浩然之簡淡，蘇州之閑婉，浪仙之幽奇，雖初盛中晚，調迥不同，然皆五律獨造。”（《詩藪》）這種幽奇的計風，大行于晚唐五代：“唐末五代，……大抵皆宗賈島輩，謂之賈島格。”（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可能有人覺得聞一多先生對賈島詩評價得太低了。應當說，對賈島詩的評價，是學術上的百家爭嗚問題，可以各抒己見，而且以后還會出現新的爭論。值得注意的是，聞先生在《賈島》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富有啟發性的問題：“你甚至說晚唐五代之際崇拜賈島是他們那一個時代的偏見和沖動，但為什么幾乎每個朝代末葉都有回向賈島的趨勢？宋末的鐘譚，以至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如此。”這就把問題一下子提高了。作者接著犀利地提出：
可見每個在動亂中毀滅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的接受賈島。
這里把賈島對后世詩人的影響提到某種規律性的高度。聞先生是環繞詩歌與生活的關系這一文學的根本問題來展開的。他把賈島生活的中晚唐之際，形象地比喻為“一個走上了末路的，荒涼、寂寞、空虛，一切罩在一層灰色的時代”。賈島早年又曾出家為僧，出世超塵的早期經歷，養成了“屬于人生背面的，消極的，與常情背道而馳的趣味”。中年后還俗，屢考不中，仕途無望。時代還是那個時代，一個以自我得失為中心的詩人只能背對著生活，那種荒涼得幾乎獰惡的“時代相”也激發不起他的任何詩情，禪宗與老莊思想又乘虛而入。這就使他愛靜、愛瘦、愛冷，愛這些情調的象征──鶴、石、冰雪。賈島的詩正是使那種遠離生活而又陷于苦悶、無所作為的人們得到某種虛幻的滿足。在年齡上，比起白居易、孟郊、韓愈以及張籍、王建來，賈島是晚輩，是青年，然而在詩的情調上，他比起這些前輩詩人來，又是那么陰霾、冷漠，而且顯得如此的疲乏。這種評論是否太苛刻了呢？不，要知道，聞一多先生并不單為賈島而發，而是超越賈島把批判的鋒芒指向社會老年中年人忙著挽救人心、改良社會，青年人反不聞不問，只顧躲在幽靜的角落里做詩，這現象現在看來不免新奇，其實正是舊中國傳統社會制度下的正常狀態。”這是一種畸形，卻又是舊制度（包括聞先生所處的國民黨統治區）的正常產物。聞一多先生這里把古代研究與現實批判有機地結合起來。
在抗戰后期，聞一多先生一方面看到國統區某些文藝作品因脫離生活而顯得蒼白無力，另一方面又接觸到抗日根據地剛健質樸、有豐富生活內容的新作。由此出發，他特別強調生活對文學的重大作用。他稱贊田間的詩是時代的鼓手，說“它所成就的那一點，卻是詩的先決條件──那便是生活欲，積極的、絕對的生活欲又說：“你說這不是詩，因為你的耳朵太熟習于‘弦外之音’……那一套，你的耳阿朵太細了。”（《時代的鼓手》）他強調詩要有骨格，“這骨格便是人類生活的經驗”。（《鄧以蜇〈詩與歷史〉題記》）正是從這點出發，他批判了賈島，又高度評價了孟郊。他認為孟郊雖沒有像在易那樣寫過成套的“新樂府”，但是他有窮苦的生活作基礎，并不追求閑情逸致，“他的態度，沉著面明鋒”（《〈烙印〉序》）。他說，蘇軾詆毀孟郊的詩，那是出于蘇軾的標準，“我們只要生活，生活磨出的力，像孟郊所給我們的，是‘空螯’也好，是‘蜇吻澀齒’或‘如嚼木瓜，齒缺舌敝，不知味所存’也好，我們還是要吃，因為那才可以磨煉我們的力“（同上）。無論對于賈島或孟郊，我們現在看來，聞先生的評價或許還有不夠全面的地方，但他直探本源，抓住要害，并聯系廣闊的社會環境，對傳統的弊病和現實的癥結作犀利的批判，那種眼光與手力，到現在還能給我們以啟示。
（四）
在前面一節中，主要是聯系聞一多先生的整個古代研究，就注意于文化史的總體探討和對傳統的批判兩點，來探索聞先生在唐詩研究上所作出的貢獻，目的在于從大的方面把握他的研究體系和研究格局。我想，這可能比討論一個個具體問題，對我們今天的研究來說要有意義一些。當然，聞先生唐詩研究的建樹還不止這些，還可以舉出一問題來談，如《岑嘉州系年考證》對于盛唐邊塞詩人岑參的生平考證，工力深厚，直到現在還可作為依據；又比如《唐詩大系》所選的詩，既能照顧到各種時期，各流派的作家，又能選擇其中的藝術珍品，是很有特色的唐詩選本。聞先生所作的《全唐詩》的文字校勘和作品輯佚，以及作家小傳訂補，其手稿有待整理，一定還有不少富有成果的學術遺產可借探究。以上這些，本文就不再詳細論述了。這里擬簡單補充一點的，是聞先生學術文章的藝術差。
聞先生詩人的素養和優美的文筆使得他的學術文章有一種難以企及的詩的境界。關于這一點，朱自清先生曾經談到過：“他創造自己的詩的語言，并且創造自己的散文的語言。詩大家都知道，不必細說；散文如《唐詩雜論》，可惜只有五篇，那經濟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簡直是詩。”《唐詩雜論》的這幾篇文章，對學術論著如何做到既富有理致，又能給人以藝術享受，很能給人以思考。當然，要做到這一點，須要具備多各條件，要有生活閱歷，要像聞先生那樣有對傳統文化廣博的學識，還要有很高的藝術素養，能夠品味出藝術美的細致精妙之處。譬如他的《英譯李太白》一文，談到李白詩的翻譯成英語問題，說：“形式上的秾麗許是可以譯的，氣勢上的渾璞可沒法子譯了。但是去掉了氣勢，又等于去掉了李太白。”又如論孟浩然的清逸淡遠的風格，說：“孟浩然不是將詩緊緊的筑在一聯或一句里，而是將它沖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孟浩然》）這些都不是一般的鑒賞水平所能說出的。又譬如他講到莊子時，說莊子“是一個抒情的天才”，然后舉出《莊子》中這樣的文句：“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遠矣！”說“果然是讀了‘令人蕭蓼有貴世之意’”。把學術文章當作美文來寫，這方面，聞先生也給后來者豎立一個不太容易達到的標準。限于篇幅，這個問題只能提一提，其實這是很值得寫一篇文來談的。
《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2期
發布日期：2008-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