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
時間——三十三年五月三日晚
地點——聯大新舍南區十號教室
剛才周炳琳先生報告了五四時候北大的情形，五四運動的中心是在北大，而清華是在城外，五三那天的會不能夠去參加(記者按：周炳琳先生方才‘說到五三晚上北大學生集會于北大第三院大禮堂，決定次日的游行示威)。至于后來的街頭演講，清華倒干得很起勁，一千多人被關起來，其中有許多是清華的。我那時候呢？也是因為喜歡弄弄文墨，而在清華學生會里當文書。我想起那時候的一件呆事，也是表示我文人的積習竟有這樣深：五四的消息傳到了清華，五五早起，清華的食堂門口出現了一張岳飛的《滿江紅》，就是我在夜里偷偷地去貼的。所以我今天看了許多同學的壁報，覺得我那時候貼的東西真太不如今天你們的壁報了。我一直在學校里管文件，沒有到城里參加演講，除了有一次是特殊的之外。那年暑假到上海開學生總會，周先生(炳琳)代表北大，我代表清華到上海聽過中山先生的演講，我的記憶極壞，此外沒有什么事實可以報告，只知道當時的情緒，就像我的貼《滿江紅》吧！
方才張先生說五四是思想革命是正中下懷(記者按：張奚若先生說道：“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則是思想革命”)。但是你們現在好像是在審判我，因為我是在被革的系——中文系里面的。但是我要和你們里應外合！張先生說現在精神解放已走人歧途，我認為還是太客氣的說法，實在是整個都走回去了！是開倒車了，現在有些人學會了新名詞，拿他來解釋舊的，說外國人有的東西我國老早就都有啦！我為什么教中國文學系呢？五四時代我受到的思想影響是愛國的，民主的，覺得我們中國人應該如何團結起來救國。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還是關心國事，提倡Nationalism，不過那是感情上的，我并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翻譯Nationalism為民族主義，我以為這是反動的。回國以后在好幾次的集會中曾經和周先生站在相反的立場。其實現在看起來，那是相同的，周先生：你說是不是？我在外國所學的本來不是文學，但因為這種Nationalism的思想而注意中文，忽略了功課，為的是使中國好，并且我父親是一個秀才，從小我就受《詩》云子曰的影響。但是愈讀中國書就愈覺得他是要不得的，我的讀中國書是要戳破他的瘡疤，揭穿他的黑暗，而不是去捧他。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話，當時也不會有五四運動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但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時并不是可恥的，尤其是在一個啟蒙的時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導，感情一沖動，才能發出力量。所以有人怕他們矯枉過正，我卻覺得更要矯枉過正，因為矯枉過正才顯得有力量。當時要打倒孔家店，現在更要打倒，不過當時大家講不出理由來，今天你們可以來請教我，我念過了幾十年的《經》書，愈念愈知道孔子的要不得，因為那是封建社會底下的，封建社會是病態的社會，儒學就是用來維持封建社會的假秩序的。他們要把整個社會弄得死板不動，所以封建社會的東西全是要不得的。我相信，憑我的讀書經驗和心得，他是實在要不得的。中文系的任務就是要知道他的要不得，才不至于開倒車。但是非中文系的人往往會受父輩《詩》云子曰的影響，也許在開倒車……負起五四的責任是不容易的，因為人家不許我們負呀！這不是口頭說說的，你在行為上的小地方是會處處反映出孔家店的。
原載《大路》第五期
發布日期：2008-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