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成林
（仰恩大學中文系 福建泉州 362014）
摘 要：《楚妃嘆》和《王明君辭》是石崇仕宦前后兩個時期的代表作品。詩中分別對其早期仕進中得意時心生“身名俱泰”的理想和晚年仕途挫折時的抑郁不平而致的歸隱之念都予以了折射。這種于亂世中汲汲功名下的亦隱亦宦的焦灼終其一生。而對錢財的極度噬斂與揮霍中，以石崇為代表的西晉士人卻很好地找到了一味麻醉、調和自己的藥劑。人格沖突亦在祿利觀的照耀下而備顯時代的風流與倜儻。
關鍵詞：西晉；士人；人格沖突；祿利觀
一
《王明君辭》為石崇的代表作品，《樂府詩集》中收入《相和歌辭·吟嘆曲》一類。此篇歌辭是現有的詠歌昭君事中最早的一首。因其樸質的詩風中蘊藉的悲怨情懷而感染著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后世的文家從不同的角度分別以不同的體裁來相繼敷敘和歌詠此事，形成了一個昭君題材的敘事系統。
王明君，即王昭君，名嬙，西漢南郡秭歸（今湖北秭歸）人。以美人入選漢元帝宮。匈奴呼韓邪入漢求和親，王昭君自請下嫁匈奴。石崇的《王明君辭》便是攜樂府古調衍敘其悲情故事的詩作。自《后漢書·南匈奴傳》之后，歷代都在演繹著這樁悲怨凄切的婚情故事，詩曰：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仆御涕流離，轅馬為悲鳴。哀郁傷五內，泣淚沾朱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茍生。茍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愿假飛鴻翼，棄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土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后世人，遠嫁難為情。[1]
全詩以“悲”為基調，以“悲離”、“悲訴”、“悲思”為感情脈絡統攝全詩。全詩開頭抓住明君辭別漢宮遠嫁荒漠異域的匈奴進行了強烈的氣氛渲染，用“仆御”的痛哭、轅馬的悲鳴和王明君的“哀郁”、“泣淚”相互映襯，把遠嫁的悲傷推向高潮。接著寫王明君到匈奴以后的生活遭遇。表面上的兩代“閼氏”地位（相當于漢朝的皇后）的禮遇實為“父子見凌辱”的悲慘遭遇。詩人用“延”、“加”、“貴”等詞語客觀而真實地寫出了匈奴對明君的禮遇。用“非所安”、“非所榮”、“見凌辱”、“慚且驚”等語詞又真實地再現了明君思想感情的一步步變化。詩人把深受封建禮教文明教養的“漢家女”放在匈奴的“殊類”中，通過這種榮辱觀的不同而揭示出了悲劇的根源。全詩最后一部分集中描寫了長期幽禁于荒漠的明君思鄉之情。先后寫了她欲死不能的處境、生活的孤寂和客居異鄉的痛苦。
從詩風的悲郁性質來看，此詩的創作當在石崇仕宦的后期。詩中以昭君的口吻來自設之處比比皆是。主人公身陷胡族欲死不能的悲愴時時地在敲打著亂世中作者那顆皈依兩可的心靈。那種深深的疲憊感于詩中流露出的悲蘊和主人公是那么的一致。與此作相映的同為晚期作品的《思歸引》中，石崇就流露出了欣羨山林的逸隱之趣。詩前小序曰：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于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卻阻長堤，前臨清渠。柏木幾于萬株，江水周于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云之操。歘復見牽羈，婆娑于九列，困于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嘆。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心有同于今。故制此曲。此曲有弦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于絲竹也。[2]
和后期作品風格的迥然不同，石崇前期的詩歌卻多為激進昂揚的箕山之作。取材于《渚宮舊事》的《楚妃嘆》即為一首詠歌賢妃樊姬進忠言輔佐楚莊王成就霸業之事的篇什，詩文引錄如下：
蕩蕩大楚，跨土萬里。北據方城，南接交趾。西撫巴漢，東被海涘。五侯九伯，是疆是理。矯矯莊王，淵渟岳峙。冕旒垂精，充纊塞耳。韜光戢曜，潛默恭己。內委樊姬，外任孫子。猗猗樊姬，體道履信。既絀虞丘，九女是進。杜絕邪佞，廣啟令胤。割歡抑寵，居之不吝。不吝實難，可謂知幾。化自近始，著于閨闈。光佐霸業，邁德揚威。羣后列辟，式瞻洪規。譬彼江海，百川咸歸。萬邦作歌，身沒名飛。[3]
詩歌前八句以鋪敘強大的楚國開篇，從側面渲染了楚莊王的功績。中間二十四句著墨刻畫了楚妃助莊王安內繼嗣、成就霸業的故事。此段中，詩人先以“矯矯莊王，淵渟岳峙”等六句的對楚莊王神姿勇毅的非凡描寫，繼而烘托出下文一個與己匹配的賢淑“猗猗”的樊姬形象。末章四句傾力贊頌楚妃的賢淑功德，名入史籍而萬世不朽，讀來令人振聾發聵。掩卷后，一個封建禮綱照耀下的母儀天下的樊姬形象躍然紙上。這與“少有大志”的石崇前期宦途平步青云的得意似是有著同一旨趣。詩作中藉樊姬的賢惠之舉來展示其心中的濟國志趣，恐怕應是其真正的主旨所在。與此作相應的《大雅吟》、《答棗腆詩》（殘）等以鏗鏘激越的四言體敷敘的作品亦寄寓了其“仰德”（《大雅吟》）、“遺名”（《答棗腆詩》）的心志。
作為西晉的一位出身士族的文學家，石崇（249-300）“少敏惠，勇而有謀”，“年二十余，為修武令”[4]。出身的優越和“穎悟有才氣”[5]使得其早年便志得意滿。逞氣使性的他表現出了對錢財的極度噬斂，以致于其家“財產豐積，室宇宏麗”[6]，用度奢汰。然而世事的機詐又時時讓石崇有著如履薄冰的驚悸。公元290年以后，一向優寵的仕途遭遇了挫折，298年更以高誕事免官。晚年的他亦流露出了歸隱之念，希冀以“金谷園”的宴集賦詩、絲竹歌伎來沖滌自己累于世事的抑郁和憂傷。
應當看到的是，無論是早期得意時的仕進，還是晚年失意時的隱念，都只可能是石崇處身于晉世的一個美好的希冀。終其一生，石崇都是在亦仕亦隱的意念中抉擇并焦灼著自己。只不過，這種人格的沖突被石崇很好地以錢財的豪奢和揮霍來不斷地平衡和調和著。對祿利的幾近迫切的追求，已然成了西晉那些與其有著同樣境地的士人麻醉、調和自己的一劑毒品。他們在麻醉著自己的同時，也麻醉著那個風流倜儻的時代。
二
班固在《漢書·儒林傳贊》中指出漢世經學的沒落時說：“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7]
“祿利”，意指仕宦和財利，班氏此處的意義即謂是相通的，那就是財利，只是財利的累聚是由仕宦一途而來。班氏以“祿利”一詞來歸結漢儒的說經動議可謂一語破的。西晉以降，繼儒學的衰微而興起的玄學，其本質上并不和士人的祿利觀相抵牾。身逢離亂的晉世，對祿利的追求幾近迫切而備顯其人格的齷齪。石崇、潘岳等人自不必說，就連陸機、左思等中朝名士也未能清直一生。他們為自己對仕宦的噬愛找到了名士標簽的精美包裝。在士人們口吐玄語、清俊亮節的瀟灑風度的背后，卻是一顆顆對祿利狂熱的卑瑣之心。
身逢亂世的中朝士人，并未見其濟世經國之念的泯滅殆盡。像石崇前期的優游仕宦中，仕途的得意使其亦間或流露出濟世的思想。而后期的挫折又讓其心生悲世和隱逸之念。只是身處亂世的迷亂和資財優厚的生活終使其擺脫不了現實的羈絆，其人格的沖突則很好地被祿利帶來的享樂所平衡。無論是前期仕宦中的斂財，還是后期優游中的物欲體驗都滲透著強烈的祿利觀。
西晉士人的人格因亂世的滌蕩而沖突不斷，而恰恰又在祿利的追求與滿足中被調和著。這種祿利觀籠罩下的人格沖突在焦灼著士人心靈的同時，也成就著時代所賦予他們的倜儻與風流。
其一，仕與隱的協步 生活于西晉的士人，他們對仕宦的渴求都有著近乎狂熱的執著。為著能在宦海中搏得一方洲渚，中朝士人們皆殫精竭慮地奔走權門。因讒事賈謐而為“二十四友”的石崇、潘岳、陸機、左思和張華等人便是中朝士人中的佼佼者，而其瀟灑的外表下猥瑣的行徑卻也著實令人作嘔。
就是這群以強烈的仕進之心而名世的中朝士人，其于狡詐血腥的亂世中也不免時時流露出歸隱的志向。像石崇晚年于金谷園中的宴集賦詩的愜意便是其逃離宦海的一次心靈愉悅。但我們從《思歸引》的小序中又看到，門閥士族出身的石崇意欲在罷官后以金谷園的歌伎、海饈山珍的聲色流美和賦詩的雅趣來平抑其心中的不平。這樣看來，其心中尚存的不平之氣已然表明了其仕宦的志趣仍未真正泯滅。
潘岳一生亦是熱衷仕宦，汲汲功名。從其自陳的“有道無不仕，無道吾不愚”的表白來看，似是性格極為孤高，其于晉惠帝元康元年閑居洛陽時所作的《閑居賦》更是意露歸隱。雖然這些思想還夾雜著極大的矯情成分，但人性都具有的隱微的衷情又有理由讓我們相信：其失意時的點滴真情流露還是顯得那么的可貴。
名冠當世的張華在熱衷權力的斗爭中，也曾有過《鷦鷯賦》中表現的那份淡泊之心。只是身陷亂世而不能自拔，終至被殺。左思的求宦之途歷經三次近乎卑瑣的努力后，終因殘酷的斗爭而使他逐漸冷卻了一腔熱情最終走向了歸隱。
需要指出的是，中朝士人追求仕進的迫切從來就未曾停止過。其間的歸隱之念只不過是他們受挫時的一絲寬慰而已。 離亂的西晉一世決定了士人們的仕途坎坷多舛，這就使仕和隱結伴終隨了士人們的一生。而無論是得意時的仕進和失意時的隱趣都很好地在對財利的追求與揮霍中找到了共鳴，在這方面，石崇做了個很好的典范。
其二，雅與俗的相融 伴隨著自覺的時代之勢，中朝士人皆以風姿綽約、風流揮灑的表現而令時人盡相心儀。首先，他們多數都有著“美風姿”的雅貌。潘岳自不必說，有著“嬌無雙”父親的石崇，其外貌也是儀表堂堂。其次，他們多有著“才氣”的雅識。如“少敏惠”的石崇，《詩品》評為中品。評為上品的中朝士人就有陸機、潘岳、張協、左思等人。而張華、何劭、劉琨等亦有中品之評。身為名士而又入綴皇門為婿的王濟也被評騭為下品詩人。再次，他們都有著談玄、賦詩的雅行。自正始以后，玄風充斥朝野，士人相繼加入其中，于今雖未見直接的材料證實他們參與論玄，但其詩中已透露出玄言化傾向已是事實。而賦詩宴集則是中朝士人最好的雅行。“金谷會”的宴集賦詩活動，不僅于當時向世人展示了他們的別情雅趣，更直接導致了東晉的“蘭亭會”。
當我們欣羨中朝士人們展現給我們光怪陸離的外在華美之時，其身上共融的俗鄙也不得不令我們驚嘆。這驚人的俗舉主要表現在對財物的噬斂與揮霍以及放縱自己兩個方面。無論是“廁列美女”的奢華、“駕牛磨飾”的豪霍，還是“對弄婢妾”的荒淫、“人乳飲豚”的汰侈，都的的確確是源自風流外衣包裹下的中朝士人，這種雅與俗的相融終西晉一世而未見衰減過。
其三，情與利的統一 西晉士人表現出的對情之篤切是后代士人所望塵莫及的。這首先表現在對經國濟世的志趣上。《晉書·石崇傳》載有這樣的一段話：
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嘆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8]
出身士族的門閥后裔石崇的“身名俱泰”理想也是錚錚有聲，只不過其資財的優厚和過度的享樂湮沒了濟世的理想而已，終為財所累。至于潘岳、陸機、左思、張華等人，雖然他們的仕宦渴求幾近灼熱是祿利觀照耀下個人已欲的作祟，但得意處的士人往往不經意間流露出的兼濟天下的理想志趣，亦充分說明了他們的此種情志并未泯滅。
而人性的真情是西晉士人情之篤切的另一體現。石崇和綠珠便是很好的例子，綠珠是石崇傾盡心力保護的一個女子，也是他最為衷愛的女子。除了美而艷之外，善吹笛和一等的舞技恐怕是石崇情獨于鐘的主要原因。金谷園中和綠珠的嬉戲，可以使石崇于喧囂的名利場之外得到心靈的呵護和慰藉。綠珠是一個與其相終的感情寄身之所，是石崇釋放自己個性的傾訴對象。綠珠的墜樓，亦是石崇悲劇的先兆。
潘岳也是一個性情中人，其《悼亡詩》聲情慟人，悱惻纏綿，驚天地，泣鬼神。其情感的豐沛和表達的熾烈更是無人企及的。此外，我們從陸機擬古詩中的溫麗悲郁、左思《詠史》中的深沉慷慨、張華《壯士篇》中的激越昂揚等各自風格里，也不難看出他們亦有拳拳的真情在時時地流淌著。
也正是這樣時時將其至性之情淋漓發揮的西晉士人們，對財利的追求卻又常常是那么的悖亂情理。石崇的劫掠斂財和縱情揮霍就是在西晉這樣一個噬財如命的時代中風行，從名士王戎、和嶠、庾敳、任愷、山濤、裴秀、王衍到豪門權貴何曾何劭父子、王愷、王濟、羊琇、賈謐、賈模等無不以財利為好，豪奢無度。魏晉以來自覺意識的覺醒也帶來了個人欲望的極度膨脹。個人享受、個人欲望的不受節制的追求導致了西晉士人的噬利觀念。錢財在士人的心中地位已十分重要，它與瀟灑風姿已具有同等的意義，甚至有時還可以助其魅力風神的形成。同時，他們在用斂聚的財物來助其各自情性的極度愉悅方面卻也是驚人的相似。很難想像，沒有了家財萬貫的石崇，其和綠珠的那段佳話何以延續。正因為如此，情與利很好地統一在了中朝這群特殊的士人階層。
西晉士人人格上的沖突在祿利觀的調和下而盡顯風流灑脫之態。對祿利的過度渴求，必然招致物欲橫流的士風流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來自于社會的因素。統治者的默許和身先垂范的影響而使風流瀟灑與卑劣猥瑣暗合于中朝士人一身。同時，私欲高漲的社會風氣，使士人利己心態愈積愈重。另一方面，來自于人本性的身體意識的覺醒亦是物欲膨脹的原因。隨著為文和為人的不斷自覺和道教房中術的影響，士人逐漸認識到了身體愉悅的重要性。情欲、物欲的要求漸而迫切，從而荒淫、放縱瞬即在社會上泛濫了起來。
有著若此放蕩、粗鄙之俗性的西晉士人，在后世的眼中依然是光環高照、魅力四射的群體。他們在離亂中能夠將己沖突的人格調和得如此無間，這也正是祿利的充盈和豐沛而給他們營造了這樣一個優游、清雅的士之環境的原因使然吧。
參考文獻：
[1][2][3]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642頁、643頁、642頁。
[4][5][6][8][唐]房玄齡等：《晉書·石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1004頁、1006頁、1007頁、1007頁。
[7][漢]班固：《漢書·儒林傳贊》，北京，中華書局，1962，第3620頁。
發布日期：2008-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