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
在20年代以詩集《紅燭》飲譽一時的狂放詩人聞一多，在40年代卻以倒在血泊中的“民主斗士”震驚全國。縱觀聞氏不長的人生道路和思想發展，卻充滿了令人心驚的戲劇性變化和內在的“緊張”：由感情奔放如烈火騰燒的詩人突變為埋首故紙堆的冷靜學者，又由躲在書齋不問世事的學者一躍而為怒爭民主自由的勇士，由對共產黨的長期敵視急轉為該黨的忠實信徒……聞一多的這些變化，無疑為我們提供了透視一代知識分子在云詐波譎的中國近代社會中，如何苦苦探尋救國之路、追求自我救贖這一悲壯歷程的最佳焦點。
一
1912年，年僅13的聞一多從湖北鄉間一戶富裕人家來到北京美國人創辦的清華學校，開始接觸到西方文化。1922年又赴美留學專攻美術，從科學知識、文藝觀念直到價值體系，無不深受其影響。
從考入清華到1925年留美歸來這十余年間，聞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藝術與文學之間，對政治只是偶有所涉。在清華，他發起成立了好幾個文學藝術社團，以呼應蔡元培先生的“美育代替宗教說”。他在《美司斯（Muses）宣言》中聲稱：“生命的量至多不過百年，他的質卻可以無限度地往高深醇美底境域發展。生命底藝化便是生命達到高深醇美底鵠的底唯一方法。”當時正在崛起的白話文運動，使他開始嘗試新詩創作，并與梁實秋等人創辦了小有影響的“清華文學社”，為新文學運動推波助瀾。在美國，雖曾與一些清華同學創辦了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大江會”以慰故國之思，卻并無具體活動便旋告解散。他依然沉潛在美術與文學之中，且于1923年秋在國內出版了詩集《紅燭》，奠定了他在詩壇的地位。
1925年6月，豪情滿懷的聞一多回到動蕩不安的祖國，幾經波折之后，終于能與徐志摩等利用《晨報》副刊每周出《詩鐫》一次，繼續進行新詩探索。由于他們講求修辭，用律嚴格，后來被稱為“格律派”，為新詩早期發展的三大流派之一（另兩派為自由派與象征派）。這期間，他發表了著名的《死水》一詩，努力想把音樂美、繪畫美、建筑美統統溶于詩中。徐志摩曾坦承自己的詩歌受到聞一多的影響：“我想這5、6年來我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響。我的筆本來是最不受羈勒的一匹野馬，看到一多的謹嚴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1】
正當他們沉醉在象牙塔之中的時候，奉系軍閥于1926年4月攻入北京，槍殺著名報人邵漂萍，大肆迫害文化人。在這種人人自危的的情勢中，聞一多只得舉家返鄉。然而家鄉也不平靜，北伐已經開始，湖北不久就成為兩軍鏖戰之所。為了生計，聞一多又來到上海，在作為國家主義立足之點的政治大學謀一教職。但北伐軍旋即攻入上海，封閉了政治大學，緊接著就發生了舉世震驚的“四·一二”事變。
在回國近兩年的時間里，時局沒有平靜過一天，耳聞目睹的都是陰謀、戰爭、流血、屠殺、死亡……面對民族的巨大災難，聞一多再也難抑悲憤，像一座突然噴發的火山，用詩歌來表達自己的憤懣。在短短的時間內，他發表了《貢獻》《罪過》《收回》《你指著太陽起誓》《心跳》《一句話》等不甚講求修辭，但卻充滿火一般愛國激情和痛撻社會現實的詩歌。但火山噴發之后，卻又是長久的沉寂。面對極其復雜的現實，徒有滿腔熱血的詩人又備感無奈，在各種政治力量間不知何去何從，茫然無措……最終，他走了一條文人的傳統老路，躲進書齋，鉆入故紙堆，心如止水，對世事過問無多而僅求獨善其身的冷靜學者。
二
從1927年夏到1946年夏被害止，聞一多先后受聘于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后改稱中央大學）、武漢大學、青島大學、清華大學等，由浪漫詩人一轉而為謹嚴深入的學者，將噴薄奔騰的詩情凝為冷靜細密的考訂，從“向外”的宣泄改為“向內”的收斂。這不僅是一種學術的轉變，而是人生道路的重大變化。直到1943年秋參加“民主運動”之前，他一直過著避世的學者生活，甚至抗戰初期避難云南時仍苦讀不輟，除上課外平日很少下樓，以至友人皆勸其“何妨一下樓呢”，結果得到“何妨一下樓齋主人”的雅號。
作為學兼中西的詩人學者，他的研究范圍既廣且專，研究門徑則別開生面。他從唐詩開始做起，不斷上溯，對《詩經》《周易》《楚辭》，遠古神話和金文甲古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尤值一書的是，他將中國傳統的考據校勘之學與西方現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文化人類學的方法熔為一爐，作了開創性的工作，其成就迅速享譽學界。
在十余年的時間中，取得如此廣博精深的研究成果，不能不令人贊嘆再三。但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來說，“學術”尤其是傳統“國學”，更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個中三昧，頗堪深究。
在聞一多之前，原本專治古典詩詞和叔本華等德國古典哲學的王國維后來轉向甲骨金文一類的考據之學；新文化運動的先鋒、激烈反傳統的陳獨秀政壇失意后便一直沉溺于小學之中；反滿斗士章太炎由撰寫“令人神旺”的政論高手一轉而為國學大師；以宣揚“西化”聞名的胡適卻又長期提倡“整理國故”，其人生的最后二十余年幾乎傾全力于《水經注》的考據之中；聞一多的學生、著名“新月詩人”陳夢家后來也轉向古文字學；就連“敢于直面人生”的魯迅，在辛亥革命后也曾一度致力于古碑的搜集整理而難以自拔。凡此種種，當非偶然。
當然，從細的方面來說，情況各不相同，各自有因。但從大的方面來說，卻有十分相同的背景：
首先，“國學”可說是傳統文化中的精萃，確具極大的學術、文化魅力，足以將人吸引過來；而鉆研國學，歷來似乎就是文人學者的“天職”。
其次，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時刻，國學當然也面臨“現代化”的發展問題。而這一代學人卻也生逢其時，從小都浸淫在傳統的“國學”之中，青年時起又較多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影響和學術訓練，因此大都學兼中西。這使他們既有“樸學”的功底，又有“新學”的創見。從中西兼用的角度來看，“國學”確有一片廣闊的天地供他們一展身手。
更重要的是，國學為身處政治專制腐敗、社會動蕩之中的近代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塊難得的安身立命之所。當對現實倍感無奈而環境又不允許他們慷慨激昂之時，自然就要“向內走”，躲進書齋之中。聞一多在彷徨痛苦中向友人傾訴說：“我近來最痛苦的是發現了自己的缺陷──不能適應環境。因為這樣，向外發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轉向內走。在這向內走的路上，我卻得著一個大安慰，因為我實證了自己在這向內的路上，很有發展的希望。因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內的路走通了，這也可說是塞翁失馬，是福而非禍。”【2】同樣，胡適多次舉德國文豪歌德在祖國垂危之時仍潛心學術為例，稱贊說：“每遇著國家政治有大紛擾的時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種絕不關系時局的學問，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干擾”，以拯救自己”【3】。但另一方面來說，國學又不僅僅是“獨善其身”的庇護所，而又能與民族、國家的命運聯系起來。胡適便屢屢表白整理國故的社會意義，時而說是為了“捉妖打鬼”，找出傳統文化的病癥，時而說是為了找出科學在傳統文化中的根源，以改造弘揚傳統文化。當聞一多在40年代中期重新開始吶喊時，對自己的“鉆故紙堆”又作出如下辯白：“近年來我在聯大的圈子里聲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為經過十余年故紙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們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癥，我敢于開方了。”“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還恨那故紙堆，正因為恨它，更不能不弄個明白。你誣枉了我，當我是一個蠹魚，不曉得我是殺蠹的蕓香。雖然二者都藏在書里，他們的作用并不一樣。”【4】
顯然，國學在近代中國具有一種奇特的功能，使沉潛其中者一方面能逃避現實、在風暴中找尋到一塊難得的安寧之所，另一方面又有種維系傳承民族文化血脈、以一種更間接卻更深遠的方式“兼濟天下”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這種感覺足以消除由“獨善其身”引起的某種良心不安，獲得一種精神的滿足和心靈的自慰。當然，倘政治專治到極點，連這種與現實關系極其疏遠的“國學”都被禁止時（如“文革”期間），知識分子便喪失了安身立命的最后一個支點。
三
在時時面臨民族危亡的近代中國，要成為對政治毫不關心的學者幾乎是不可能的。聞一多由對政治的不甚關心到全身心投入其中，由對共產黨的敵視、反對轉為對該黨的堅決支持、擁護，是頗具代表性的。
在清華讀書時，深受漸進改良影響的聞一多對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激進思想十分反感，認為是只破壞不建設。1925年回國后，他一度與著名的國家主義者李璜有所來往，并表示“現在北京的共產黨鬧得不成話，非與他們先干一下，唱唱花臉不可。”【5】他參加過幾次國家主義派在北大召開的反蘇反共大會，幾乎每次都與共產黨人發生激烈沖突。他在給友人的信中曾談及此事：“開會時有多數赤魔入，大肆其搗亂之伎倆，提議案作竟一無成立者。結果國家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隔案相罵，如兩軍對壘然。罵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6】這更加深了他對共產黨的反感。
30年代初聞一多曾在青島大學任教兩年，他雖已轉向學術研究，但由于身任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便難以完全擺脫政治的糾纏。“九·一八”事變使愛國學生運動日益高漲，青島大學亦三次爆發學潮。在每次學潮中，聞一多都站在校方一邊反對學生罷課，主張開除學運積極分子。學生也將矛頭對準聞一多，甚至發表《驅聞宣言》，指其為“準法西斯蒂主義者”。
直到40年代初，聞一多仍與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對國民政府雖有種種不滿，但基本立場還是站在國民黨一國邊的。聞一多當年清華的同窗好友、后又一同赴美留學的羅隆基回國后一直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曾因爭自由、民主、人權及對國民黨進行嚴厲的抨擊而入獄。對羅隆基的言行，聞一多頗不以為然，在1934年夏甚至正言厲色指責羅說：“歷來干祿之階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7】西安事變爆發時，清華大學的教授幾乎一致反對，聞一多的態度更為鮮明。他與朱自清、馮友蘭、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等被推舉為起草電報與宣言的7人委員會成員。在《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中，他們憤怒譴責張學良說：“同人等認為張學良此次之叛變，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凡我國人應共棄之，除電請國民政府迅予討伐外，尚望全國人士一致主張，國家幸甚。”【8】執筆者，正是十余年后因“寧肯餓死，不食美援”著稱的朱自清。平日在課堂上從不提課外話的聞一多此時也拋開講義，怒氣沖沖地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許你們妄加傷害！”【9】
抗日戰爭的爆發，使聞一多等學院派知識分子的處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從北京到昆明的大轉移中，聞一多參加了歷時兩個多月、橫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華里的步行團，對社會下層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埋下了思想變化的契機。同時，他們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迅速貧困化。許多教授要靠業余經商、到中學兼課或賣文售字才能維持生活。包括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夫人在內的一些教授夫人們開始合制糕點送到商店寄售，要養活八口之家的聞一多只得給人治印，勉強維持日用。生活的平民化，把他們徹底趕出了安逸的象牙之塔，使他們觀察問題的角度發生了極為重要的變化。在這種情景下，執政者的貪污腐化便更加觸目驚心，忍無可忍。
聞一多的變化，是從1943年春蔣介石的《中國的命運》一書在昆明發售開始的。蔣介石在這本書中公開宣揚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主義。他不僅反對共產主義，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認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們所難以接受的。聞一多這樣寫道：“《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里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向五四挑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10】不久，聞一多偶然讀到了延安詩人田間的幾首詩，深為其中的戰斗精神所震驚，立即寫了《時代的鼓手──讀田間的詩》一文公開發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陣波動。隨后他又寫了一系列針對現實的雜文，開始吶喊，開始由學者轉變成斗士。這時，他急切地閱讀各種左傾書籍，詳細了解共產黨的各種情況。趙超構的《延安一月記》中關于全延安只有“四個警察”的記述使他印象極為深刻，認為“只有在那樣的新社會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無阻礙地接受民主的教育。”【11】
具有詩人浪漫氣質的聞一多的轉變是迅猛徹底的，他于一九四四年夏在羅隆基、吳晗的介紹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將來一定請求加入共產黨。”從此，他在共產黨的秘密領導下全身心地投入到爭民主的運動中去。當然，在內心深處他對學術并不能完全忘懷，曾多次對人說自己感到有些空虛，成天吐出去卻沒有新的東西補充，希望實現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書房好好讀十年、二十年書，以“對得起自己”，“對得起所受的教育”。現在只是“一腳門里一腳門外而已，等到政治上告一段落，我的門外底一只腳還是收回，不過留個窗戶時常向外看看。”【12】
但這畢竟只是一種理想，嚴酷的政治現實已不容他收回那“門外底一支腳”。在1946年7月15日勇敢地發表了“最后一次演講”之后，竟被暗殺于昆明街頭。噩耗傳來，舉國震驚。中共領導人發來唁電，并向國民黨提出強烈抗議。中共中央機關報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郭沫若、茅盾、洪深、葉圣陶、周建人、許廣平、田漢、胡愈之、曹靖華、巴金、鄭振鐸等人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致電，揭露控訴這一暴行，請求聯合國“立即派一個調查團來”，否則“中國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將面臨暴力滅絕的威脅。”【13】
四
對社會現實的了解、生活的貧困化及統治者的專制腐敗是廣大知識分子對國民政府產生離心傾向而普遍左傾的客觀原因，但是，每個個人的轉變又都有著不盡相同的個人因素。在聞一多的思想轉變中，有三個人起了至為重要的作用。
一是他的多年好友羅隆基。雖然當年聞一多對羅嚴厲批評國民黨甚為不滿，但二人私誼仍在，羅對他一直有種潛移默化的影響，這種影響在抗戰時的爭民主運動中終于結果。二是他的學生兼同事吳晗。吳晗以其出色的學術才華深受胡適、聞一多的賞識，從未涉足政治。但吳的妻子袁震以前卻是共產黨員，后來失去聯系。抗戰時期，中共地下組織為在高層知識分子中開展工作而與袁恢復聯系。吳晗漸受影響，終于加入民盟，卷入政治。吳晗加入民盟后，遵照中共的指示多做聞一多的“工作”。正是在吳的細心“工作”和多次動員之下，聞一多也參加了民盟，于政治涉足漸深。
第三位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派來昆明做知識分子統戰工作的華崗。華崗是知識分子出身，曾任《新華日報》總編輯、中共南方局宣傳部長，著述甚豐，一派學者風度。學識淵博的華崗來到云大社會學系當教授，主動拜訪聞一多，立即贏得聞的信任與敬佩。在華崗的介紹下，聞一多參加了中共在地下組織的西南文化研究會。在“研究會”的多次座談會上，聞一多較為系統地學習了共產黨的種種理論。在聞一多的心中，華崗就是共產黨的化身，因此他對華崗可謂“言聽計從”。
走筆至此，則不能不令人頓生萬般感慨：為共產黨出生入死的華崗早在1955年就被打成“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而被捕入獄，“文革”中更是備受磨難，于1972年瘐死獄中，直到1980年始獲“平反”，只可惜斯人已去；羅隆基在1957年被劃為“大右派”，于1965年在孤寂中病逝；誰也沒有料到，1965年秋對吳晗的批判竟成為給全民族帶來巨大災難的十年浩劫的序幕，吳晗與妻子袁震在1969年雙雙被迫害至死，他們尚末成年的女兒也慘遭迫害而精神失常，只得以死相抗，在1976年結束了自己年僅22歲的年輕的生命……
面對一代知識分子的苦難歷程，一種殉道般的悲壯感不禁油然而生，那遙遠的少年時代讀過的高爾基的“母親”說過的一句話，竟如此鮮明地涌跳出來，字字如重錘擊胸，使人喘不過氣來：“要是人們都不為我主耶穌的榮耀去赴死，也就不會有我主耶穌了……”【14】
注釋：
【1】徐志摩：《猛虎集.自序》，《徐志摩選集》第30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2】聞一多：《給饒孟侃先生》，《聞一多書信選集》第23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
【3】見《現代評論》二卷三十九期。
【4】聞一多：《給臧克家先生》，《聞一多書信選集》第315頁。
【5】李璜：《學鈍室回憶錄》，第134頁，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6】《聞一多書信選集》，第206頁。
【7】梁實秋：《談聞一多》，《梁實秋懷人叢錄》第153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版。
【8】《清華大學校刊》第799號，1936年12月16日。
【9】張春風：《聞一多先生二三事》，《宇宙風》第147、148期合刊，1947年3月1日。
【10】聞一多主講、際戡筆記：《八年的回憶與感想》，《聯大八年》第4頁，西南聯大學生出版社1946年7月出版。
【11】凌風：《回憶聞一多同志》，《光明日報》1950年7月15日。
【12】見吳晗：《哭一多父子》，《周報》第46期，1946年7月18日；馮友蘭：《回念朱佩弦先生和聞一多先生》，《文學雜志》第3卷第5期，1948年10月。
【13】延安《解放日報》1946年8月7日。
【14】高爾基：《母親》第195頁。
原載《炎黃春秋》2003第1期
發布日期：2008-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