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植芳
翻閱著堆積在案頭上的孔海珠女士的《“左聯(lián)”史料新探》書稿時，我不禁想起1990年我們夫婦被邀重訪日本時，當時東京大學教授、日本共產(chǎn)黨的老黨員丸山升先生請我喝酒的事。席間，他說：“中國的30年代‘左聯(lián)’文學，你們中國人現(xiàn)在不研究了，而我們?nèi)毡救诉�在研究。”我聽了這番話，很受觸動。不過，“左聯(lián)”研究走向冷寂，又確是不爭的真實狀況。前不久，我在《中華讀書報》上看到一篇文章作出這樣的預警：“左聯(lián)”研究陷入停頓，人才凋零，狀況堪憂。我想這也并非危言聳聽。“左聯(lián)”研究門前冷落，是不是意味著該領(lǐng)域研究已步入極限，其學術(shù)資源已被我們開采殆盡，沒有必要再做無效勞動了呢？答案應是否定的。
其實，“左聯(lián)”的意義遠還沒有窮盡，其復雜性和歷史的深遠性甚至遠大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中的其他文學現(xiàn)象。它的發(fā)生和演變牽扯到許多方面的因素，一時一地的有限視角可能很難看清“左聯(lián)”的真正面目，這就需要我們不必急于求成，想畢其功于一役。認識事物是一個過程，我們離“左聯(lián)”這段歷史還不長，難免會有近視的誤差，比如我們對“左聯(lián)”史料的掌握還不夠全面，尤其是其后期的史料。歷史是不允許想象和假設的，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對“左聯(lián)”這段歷史，我們更需要謹慎，因為這段歷史是有重量的。理解了這一歷史文化現(xiàn)象，就可能會找到對其后歷史，尤其是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些線索。同時，我們還需對既有的史料作出細致科學的鑒別，去偽存真，去蕪存精是我們應做的切要的工作。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xiàn)象，如果我們想要把這份歷史遺產(chǎn)傳到后世的手中，確鑿的材料可能要比倉促的結(jié)論更顯得重要切實。搶救歷史是我們這代人應盡的歷史責任。
30年代的中國“左聯(lián)”文化運動是中國現(xiàn)代歷史上一個重大歷史文化現(xiàn)象，它的發(fā)生、發(fā)展受當時國際“左翼”風潮的影響，尤其是受蘇聯(lián)、日本的影響，同時也與在中國傳統(tǒng)小農(nóng)經(jīng)濟環(huán)境中形成的文化專制主義有著極大的聯(lián)系，那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陰暗心理就是這種文化專制主義所帶來的惡果。20年代中后期，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作家對五四作家魯迅、茅盾、冰心等人進行粗暴批判，他們罵魯迅是“封建余孽”、“雙重反革命”，無情否定五四傳統(tǒng)。延安時期，毛澤東對中國的政治形勢、文化力量的認識頗有遠見，他見魯迅在全國思想文化界影響甚大，并聽說魯迅也同情共產(chǎn)黨，就派馮雪峰到上海，要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同魯迅合作，魯迅也意識到進步作家聯(lián)合起來的必要性。這樣，1930年初，“左聯(lián)”成立了，魯迅是“左聯(lián)”的旗幟。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馮雪峰等是主要負責人。“左聯(lián)”是30年代中國文壇最有影響的文學社團，它發(fā)揮了正面的作用，也產(chǎn)生了負面的教訓，它在反擊國民黨的“文化圍剿”和革命文學創(chuàng)造以及理論譯介方面取得了不可磨滅的巨大成就，可我們也應同時看到，“左聯(lián)”因為革命文學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傳統(tǒng)文化積習的作祟，其元氣也大大受到了損傷。當時的一些“左聯(lián)”領(lǐng)導人一方面在利用魯迅，一方面又不尊重魯迅。所以魯迅曾經(jīng)沉痛地說：他只好“橫站”著，一面要防止來自前方敵人的明槍，一面還得小心來自自己陣營里的暗箭。“左聯(lián)”的負面影響一直在其后的歷史中得不到徹底的清算，那種知識分子內(nèi)部的“內(nèi)耗”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尤其是在建國后二十年里，魯迅走了，當年那些追隨他的一些人或與魯迅關(guān)系比較密切的人就受到了迫害，如1955年的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1957年所謂“馮雪峰、丁玲反黨集團案”就株連了一大批“左聯(lián)”作家。而這時候，魯迅仍被作為一面旗幟。“他的方向就是代表中國民族文化的發(fā)展方向”。“文革”開始以后，“四條漢子”也被打倒，“左聯(lián)”文藝給全盤否定。30年代左翼文學運動以來的整個文藝歷史給加以“一條又粗又長的‘文藝黑線’”的罪名。
80年代，學術(shù)界在“左聯(lián)”史料的收集、整理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出版了不少關(guān)于“左聯(lián)”的研究資料以及個人回憶錄，比如出了《三十年代左翼文藝資料匯編》（馬良春、張大明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左聯(lián)回憶錄》（上下二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研所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等。到了近些年，“左聯(lián)”研究開始走向冷寂，可仍有一些人甘守這份清冷，繼續(xù)在這個領(lǐng)域默默工作，孔海珠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孔海珠從事“左聯(lián)”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多年，并已有多種科研成果面世。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奠基石，舍此，我們沒有直接走近歷史的捷徑。風風雨雨的20世紀已經(jīng)成為歷史，可它所留給我們思考的問題很多，并伴隨我們進入新的世紀。我們的思考和研究應該是建立在可信的史料基礎上的，否則，我們的思考就沒有依憑，這種時候，就更顯示了史料工作的重要性。關(guān)于“左聯(lián)”的史料我們已經(jīng)掌握得十分豐富了，但是可待發(fā)掘的空間仍然很大。因此，孔海珠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與孔海珠女士可算是世交。我很早就看到過她父親孔另境先生編的《現(xiàn)代作家家書集》，是由魯迅作序的。1951年，孔先生在上海春明出版社當總編輯，約請我的妻子任敏編一本《北方土語辭典》。可能因為南方人很難聽懂北方話，意思也不明了，引發(fā)了孔另境編這本書的想法。這本辭典收集了陜西延安，包括山西等解放區(qū)的北方土語土話，對于北方的風俗習慣和南方的不同地方也有解釋。以后，香港、臺灣都有翻印本，舊金山和東京也有譯本。因為它對研究解放區(qū)文學有幫助，使他們搞懂一些只有中國北方才有的土話。這也是任敏單獨出版的唯一的一本書。“文革”后，孔另境先生的妻子金韻琴給我送來了他的遺著《庸園集》，才得知孔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中國歷史發(fā)生了新的轉(zhuǎn)折，作為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干分子”，我脫離了二十多年的監(jiān)禁與勞改的與世隔絕的生活處境，被“解除監(jiān)督”，回到原單位中文系資料室當圖書資料管理員。當時，全國三十幾所高校中文系籌劃編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聘請我為特約編委，這是四人幫粉碎后，我的第一個社會職務。叢書中的《茅盾專集》由復旦中文系的同志協(xié)同茅盾的內(nèi)侄女，即孔另境和金韻琴的女兒孔海珠共同編著。那時，孔海珠正在為茅盾撰寫回憶錄在上海做資料方面的助手。這樣我和她認識了。1979年末，我來到久違的北京，事先已請海珠給茅盾的兒子韋韜寫了信，想請茅盾為這套叢書作總序。在交道口的一個四合院，拜訪茅盾時韋韜在旁，茅盾視力很差，忘了我是什么人。我說，我是賈植芳。他起先沒有想起我是怎樣的人。我說，請你給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寫個序。他說，我不大為人寫序。在旁的韋韜說，你也不少寫。他起身進去休息。韋韜對我說，你放心，他會寫的。果然不久他將序寄來了，給我們這套叢書增加了分量。1987年，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編寫了一部七十八萬字的《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聯(lián)”作家》，當時的所長徐俊西同志托我為此書作序，我勉為其難的原因是該書不但有重要的文獻史料價值，而且具有深刻的指導現(xiàn)實的意義。我在審讀此書的時候，讀到孔海珠寫的幾篇分量不輕的文章，不知她是否是從此時開始從事左聯(lián)文化的研究。孔海珠是新中國第一屆新聞出版專業(yè)的畢業(yè)生。畢業(yè)后，因成份問題，被分配到上海圖書公司做資料員，這倒使她因禍得福，成了李斯所云的“糧庫中的老鼠”，利用職務之便，大飽眼福，給了她一個絕好的學習和研究的機會。80年代初，她作為訪問學者，來復旦進修兩年，我們就成了熟人。孔海珠出生于文化世家，受家庭環(huán)境影響，她對文學、學術(shù)有著執(zhí)著的追求。這些年來，她編著了不少關(guān)于茅盾、于伶、她的父親及家人的資料，顯示了深厚的學術(shù)實力。孔海珠新著《左聯(lián)史料新探》是她近些年研究成果的集成，該書集中于“左聯(lián)”后期史料的鉤沉、查找和研究，填補了“左聯(lián)”研究的空白，尤其是《文報》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給“左聯(lián)”后期的組織活動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和切實的史料依據(jù)，這為完整地評價“左聯(lián)”歷史提供了珍貴的實據(jù)。
作此序文，算作我與孔海珠女士兩代人友誼的紀念。
《文匯報》2001年2月10日
發(fā)布日期：2008-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