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正荃
俄羅斯一代文豪索爾仁尼琴五天前（2008年8月3日）離開這個世界了，他活了89歲，長壽了。他的書，我是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才有幸讀到的，第一本就是叫做《古拉格群島》（當時注明為“內部讀物”）的長篇檄文，那是對專制獨裁血淋淋的控訴書和討伐書，后來我又找到了所有可以找到的關于這位“批判者”和“異見者”的資料和圖書，其中最讓我興奮的就是他在1967年5月給全蘇聯作家代表大會寫的一封公開信，他提出：“取消對文藝創作一切公開的和秘密的檢查制度”，他說，“違反憲法而作的非法檢查——這一中世紀的遺物，對我們今天的文學仍然是一副沉重的枷鎖。”盡管他說這些充滿了批判鋒芒的話時我們正在大張旗鼓革文化的命，盡管我讀到這些話時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年，但意識形態治國幾乎原封未動，所以依然感到非常激動，記得在正撰寫的《藝術的失落》里曾為之熱烈歡呼，還特別借用了日本著名文藝理論家桑原武夫的話來表達我難以言說的心情：“想想在軍國主義統治下的日本能寫出這種公開信的藝術家曾有幾人？對于在今日之蘇聯仍不失有如此勇敢的作家，我們當為俄羅斯民族而祝福。”現在，這位一輩子講真話、有良知，因而一輩子不得安寧的作家走了，他讓我想起三個多月前剛去世的賈植芳，他們一前一后，就像兩個親密的弟兄。我有這樣的聯想，因為他們實在是太相象了。
以實際年齡計，索爾仁尼琴比賈植芳小兩歲，可謂同齡人，他們一生走過的風雨歷程也非常相似：索氏年輕時上過前線，兩次立功受獎，升至炮兵大尉。可是不久因在給友人的信件里對斯大林“不敬”而被捕，在勞改營關了八年之后，又被流放到哈薩克共和國的偏遠山區三年，到了七十年代，干脆以“叛國罪”的名義頭天逮捕第二天便把他驅逐出境，在國外漂泊流浪二十多年。賈植芳年輕時參加12。9學生運動，抗日烽火燃起，他從日本回來投筆從戎，此后又為《學生新報》撰文，同青年們一道“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但是他一次次的愛國熱情最終換來的卻是一次次的牢獄之災，從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先后四度身陷囹圄，每個朝代都沒放過他，特別讓他不解的是，盡管自己為推翻舊制度默默獻出了青春，甚至三次坐牢，也曾為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的誕生歡呼雀躍，然而共產黨卻照樣視他為最危險的仇敵，十二年的監獄之后又是十三年的牛棚，其間經受的苦難比起索氏來更加慘烈更加難以忍受。索氏是在蘇聯解體后才回到他祖國的，賈則直到毛澤東去世四年才獲“平反”，“從鬼變成人”（賈植芳語）。那年，索氏76歲，而賈先生也已經65歲，人生最美好的年華已經如一縷青煙一樣消逝得無影無蹤。
他們更加相似之處在于兩人都是永恒的特立獨行者，他們一生和權力者不合作，一生保持距離，在權力者給予的榮譽面前，兩人的態度也非常相似，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索爾仁尼琴，他甚至沒有去領取（一說乃當局不準他去）這個多少人夢寐以求的大獎；24年后，俄羅斯的新執政者頒給他勛章，他更是拒絕接受，異見者本色絲毫未變；新千年之初，賈老也得了一個大獎，表彰他在文學藝術上取得的“杰出成就”，他在得獎之后是這樣說的：獎章和手銬，其實是一樣的；而在他八十壽辰時，官方媒體稱他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戰士”時，老人就笑言：“戰士和敵人，一步之遙！”這是怎樣的一種清醒和氣度啊！晚年的他年年說的一句話是：我今年八十五歲了，八十八歲了，九十歲了……我知道，他不會忘記那個給自己更給整個民族帶來那么深重災難的“神”。一個無力與之抗衡的老人，他回首一生的坎坷面對現實的不公時還能怎么樣呢？或許他能在其中得到些許慰藉吧，這又是怎樣的一種無奈和悲愴啊！賈老說他很想寫篇文章，標題叫《與司馬遷書》，我似乎再次觸摸到了老人那顆堅強而深沉的心。
2004年，索氏在回顧自己一生時這樣說：“我一直相信，我的所言所行從未違背自己的良知。”晚年賈植芳則多次表達過同樣意思的話：“在重重苦難中，我并沒有失掉自我，我的頭腦始終是清醒的，我不會把靈魂賣給魔鬼。”“在上帝給我鋪設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總算活得還像一個人。”或許，作為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他只能是社會的批判者，他的人生價值只有在“獨立之思想”和“自由之精神”中才得以顯示，也可以說，他們命里注定只能是個“自由斗士”，于是他們也就注定只能生活在孤獨和苦悶之中。索爾仁尼琴是這樣，賈植芳也是這樣。
然而我不得不想，在當今這個精神浮躁的年代，我們還有足夠的耐心和興趣來閱讀索爾仁尼琴，閱讀這位以道德良知堅守一生的“異議人士”嗎？對于賈老，同樣，我們還有足夠的勇氣和膽量真實地去解讀他的動蕩人生嗎？特別是我們還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去接受他以生命為代價奉獻給后人彌足珍貴的精神遺產嗎？他從歷史深處走來，如今又朝歷史深處走去，在懷念他遠去背影的時候，我非常遺憾地發現有人總希望把他納入主流意識形態，比如說某某大學非常關心他，他也非常感謝某某大學之類，比如說他晚年喝咖啡逛書店，與世無爭，生活得非常自在非常快樂之類，總之，一切苦難一切不平甚至現實的一切無奈和苦悶似乎都已經離他而去被他遺忘。是這樣嗎？不是的！先生明明白白地多次說過，他相信歷史，歷史無情也有情。他說：“任何所謂的英雄好漢憑自己的權力意志拖著歷史的車輪，使之倒轉的所作所為都是不能得逞的，注定要成為歷史的笑柄而遺笑千古。”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關注的就是這樣一種傾向：過分張揚賈老的學術成就以遮蔽他崇高的人格節操。在學術領域，他確實有許多貢獻，但是十部百部學術著作也比不過他不低頭不檢討不認罪斗不垮壓不彎的那股子倔勁，他必將以立地頂天偉丈夫的形象卓然于世永留人間。教授很多，賈植芳只有一個！
由索爾仁尼琴和賈植芳，我又想到，他們的遭際命運在非憲政社會或許具有某種普遍性和必然性。以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而言，一個正直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你想以知識分子的情懷關注當下中國現代化的現狀，你恐怕就不能不在世俗生活中歷經磨練，且難以擺脫各種痛苦的糾纏，這種痛苦很可能會伴隨你一輩子，其根由正在于充滿良知的知識分子的自我救贖，總是同專橫和虛偽的統治者格格不入，也同更為功利和現實的民眾（他們往往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被收買和收編）產生距離，而縮小這種距離需要漫長的過程，痛苦的過程。所以賈老多次說過，真正的知識分子總是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即以近代中國論，又豈止一個魯迅。
壯哉索爾仁尼琴！壯哉賈植芳！
2008．8．8．于上海
轉自五柳村文存
發布日期：2008-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