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成法
一
《萬象》雜志第八卷第二期（二〇〇六年五月號）刊發了舒蕪先生的《賈拒認舒版本考》，對“傳說”中的賈植芳“拒認”舒蕪事件進行了考辨。
舒蕪先生在文中寫道：“‘賈拒認舒’者，據說我曾登門奉訪賈植芳先生，先生說‘我不認識你’，閉門不納也。”但是，這件事“我不記得有，也就是說，我記得沒有”。他指出，“賈拒認舒”一共有四個版本，分別出現于四篇文章，即：孫正荃《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走近賈植芳》，刊《隨筆》2002年第6期；化鐵《閑話賈植芳》，刊《書友》第56期（2003年7月28日出版）；李輝《永遠尷尬著，或者隱痛——從舒蕪與賈植芳的見面談起》，刊《文匯讀書周報》2004年8月13日；賈植芳《九十歲的生活（日記選）》，刊2004年10月13日《文匯報·筆會》。而事實上“《隨筆》版”、“化鐵版”和“李輝版”都是出自同一個“祖本”，也就是“賈植芳版”，賈植芳先生才是提供“賈植芳拒認舒蕪事件”原始版本的人。
說“祖本”是“賈植芳版”當然比較好理解：發生在兩個人之間的事（不排除現場還有其他人的可能），由其中一個人說了出來，然后才有其他人的傳說議論，這樣的推論合情合理，雖然賈植芳先生的文字出現得最晚。需要證明的乃是此事的“沒有”，這就需要充足的證據了。舒蕪先生自己也在文章的結尾提到，“‘說有容易說無難’，是考據的常識”，所以此文雖然以“版本考”標題，舒蕪先生的重心其實還是要憑借自己所掌握的證據來證明此事之“沒有”。
舒蕪先生在文章中提供的一個最有力的證據，是他題寫在當時所購《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上的題記：“一九八三年一月，賈植芳兄偕夫人任敏來京，參加現代文學流派問題討論會，三十一日午，綠原、牛漢與余共酌植芳、任敏于前門飯店餐廳。飯后，偕游琉璃廠中國書店購此，……”
其實，就在舒蕪先生稱為“李輝版”的那篇文章，《永遠尷尬著，或者隱痛——從舒蕪與賈植芳的見面談起》中，李輝先生已經引述過賈植芳的日記以證明不曾在1983年發生“拒認”事件。不妨再次轉引如下：
（1月）24日抵京……以后這幾天，由李輝陪同去看了舒蕪，他變得我已完全不認識了，見了面得問貴姓，在此午飯。隔日舒蕪來家回訪，并約好牛漢、綠原，由他們三個作東。隔了兩天，約我們在前門飯店午飯，早上由牛漢接我們去，飯后又一塊逛了琉璃廠、中國書店。舒蕪居所也很蹩腳，他自號“天問樓”，敏說，可改為“天曉得”。他這次很積極，牛漢說，這是向我們請罪了，眾人只是敷衍而已。
賈植芳先生的這段北京之行日記是2月8日回上海后補記的，把兩個多星期的北京之行作了綜述，已經公開發表于其《早春三年日記（1982－1984）》[1]中。李輝先生根據自己的日記說，去舒蕪家的準確時間是1月28日上午，“隔了兩天”，正是舒蕪先生所說的“三十一日午，綠原、牛漢與余共酌植芳、任敏于前門飯店餐廳。飯后，偕游琉璃廠、中國書店”的日子。
當然，僅據舒蕪先生引述的這一題記確實也可以證明在當時不曾發生過“賈拒認舒”的事件，因為，正如舒蕪先生所說，“那次賈植芳既然專誠來訪，自不會有我伸手握而他不握之事。后來吃飯、同游，也不會有此情況”。還可以補充一句，否則舒蕪先生也不會在“偕游”歸來還能寫下這樣的題記。而在舒蕪先生的記憶中，“自此以后，我沒有與他們夫婦再見過面，我沒有去找過他們，他們也沒有再到我家來”。因此，從來就沒有所謂“賈拒認舒”這樣的事件發生過。
也許因為既然已經宣布“自此以后，我沒有與他們夫婦再見過面”，舒蕪先生對李輝和賈植芳兩個“版本”中所說的“拒認”事件不是發生于1983年而是發生于1984年的第四次作代會一說，僅對賈植芳先生另外的表述錯誤進行了辨析，沒有再提供證據否定其存在的可能。只是在文章的最后說道：“考來考去，仍然考不出頭緒。賈植芳先生九十高齡，我今天也開始了八十三歲。同是以耄耋之年，回憶二十多年前的事。他記憶之有，不足以否定我記憶之無；我又怎敢單憑我記憶之無，否定他記憶之有？何況‘說有容易說無難’，是考據的常識哩。”
盡管俏皮地來了一句“說有容易說無難”，但恐怕任何讀者都可以看出應該因此相信舒蕪先生的“記憶”的：在這句話之前，文章已經對賈植芳先生的“記憶”表示過明確的懷疑了。而舒蕪先生的記憶力之可靠，則是尚有前例可為證明的。
比如，1955年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案件，一般人都說是舒蕪率先交出了胡風寫給他的私人信件。但是，在其晚年的“口述自傳”中，舒蕪先生明確表示：“所謂‘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我從來沒有向任何人交過什么信。”他說，當年的實際情況是，他認為胡風的宗派主義思想“在他的公開文字中表現得還比較含蓄，在私人通信中就說得很明顯。我的文章要說清楚這一點，就不能不引用胡風給我的信。《人民日報》要發表我的文章，葉遙為了核實我文章中所引用的胡風給我的信原文，向我借信去校對，是借用一下，我就借給了她。‘借出去’和‘交上去’這兩個性質完全是不一樣的。我寫的文章，引用了胡風給我的信，《人民日報》要發表這個文章，編輯部為了業務上慎重的需要，希望借書信原件去核對一下，這有什么不可以？何況葉遙女士既是編輯又是我的老熟人。”[2]這一回憶，加上他為此提供的其他證據，就可以使我們相信當時胡風的原信確是“借出去”而非“交上去”的，從而使人們在描述這一歷史事實時能保持細節的真實。又如，《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3期發表了章詒和的《斯人寂寞——聶紺弩晚年片斷》，言及她1983年夏歷除夕到聶家祝賀聶紺弩先生虛歲八十大壽時，看到舒蕪也在。舒蕪先生就此寫信給該刊編輯部，說明自己當時決不可能在聶家。他所提出的證據是聶紺弩夫婦在1983年2月6日給他的信，其中明確提醒他“不可于舊歷除夕”到來，所以，舒蕪先生“當然就沒有在1983年夏歷除夕那天去聶家拜壽，并且以后歷年夏歷除夕都沒有去過”。正如舒蕪先生在給編輯部的信中所說，“事雖細微，也可以算是有關史料的準確”，因此他才寫信說明。[3]而章詒和此文后來收入《往事并不如煙》出版時果然就刪去了有關舒蕪的那句話。僅僅從這兩件事上也可以看出，舒蕪先生的記憶力是很好的，也有著保存歷史資料的好習慣，因此也能夠為自己的記憶提供可靠的證據。
其實，既然舒蕪先生說“賈拒認舒”之事不曾發生，想來事情確實應該是如他所言。因為，根據常情推斷，如果真的有過“賈拒認舒”的事件，那么，舒蕪先生肯定會因這一事件而在感情上受到很大的傷害。而作為在感情上受到傷害的一方，他肯定不會輕易就將此事淡忘。所以，他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記憶之無”來否定“拒認”事件的確實曾“有”。這本來是舒蕪先生可以憑借的一個極有說服力的證據，可惜，不知他為何只是在那些細節上大做文章，卻不從常情常理方面進行辯析。
而既然是從細節上來作文章，舒蕪先生不知為何對李輝和賈植芳兩個“版本”中所說的“拒認”事件不是發生于1983年而是發生于1984年的第四次作代會一說，又不曾舉出可信的證據來否定其存在的可能性。
盡管如此，顯然仍舊可以做出這樣的推測：所謂賈植芳之“拒認”舒蕪，完全是出于賈植芳先生的記憶之誤，其實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情發生。
二
賈植芳先生當然不是那種隨意編排故事造作謠言的人，絕對沒有誰會對他的人格表示絲毫的懷疑。那么，舒蕪先生，以及其他關注這一事件的人們，也許更應該追問的是：賈植芳先生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誤記？又為什么會將自己的這一“記憶”告訴他人？這一“記憶”對賈植芳和那些“傳說”者意味著什么？
“《隨筆》版”的那篇文章在解讀這一事件時認為：
或許先生做得有些過分，或許先生經歷的那段歷史太沉重太殘酷太慘烈，他無法原諒絞索還沒套上脖子便出賣朋友的人，他更不能寬恕以整人起家，撈到好處后越加變本加厲的人。
而李輝先生在《永遠尷尬著，或者隱痛——從舒蕪與賈植芳的見面談起》中則是這樣說的：
我相信賈先生能夠這樣做。……他去看望舒蕪，絕非為了敘舊，更不是原諒了舒蕪當年的舉動。所以，對舒蕪后來也沒有逃脫“右派分子”的厄運，乃至當下居所的“蹩腳”，他都是在以另外一種目光冷對。記得在看過舒蕪回來的路上，他就感慨地對我說：“舒蕪最終也沒撈到好處。”同時，他去看望舒蕪還不排除另外一個因素，即他還寄希望舒蕪有可能公開向他曾經深深傷害過的朋友，特別是對路翎，表示真誠的懺悔和反省。但接下來的日子里，他沒有看到，因此，兩年后當舒蕪來訪時他托詞不認識也可說事出有因，順理成章。
這當然也是一種理解。只是，雖說“事出有因，順理成章”，李輝先生也沒有舉出可靠的證據來證明此事之“有”。
“拒認”是一種態度的表達。那么，我們不妨看一看在“拒認”事件之前，賈植芳先生與舒蕪先生交往的情況，從而也可以了解他內心中對舒蕪到底持的是一種什么樣的態度。
賈植芳先生1979年至1984年的日記已經分別收入《解凍時節》和《早春三年日記》兩書出版，其中多次提及舒蕪這個名字。其中，在《解凍時節·平反日記（1979－1981）》中共有三次——
1980年6月20日：
聞舒蕪現在滬，此公這一年多來，頗呈活躍，到處做文講學，由此觀之，青年一代的殺父奸母事件，亦不足為怪矣。
本日日記在這一段之前有這樣一段記載：“車上遇政法楊同志，他說現在道德淪喪，殺母奸尸者有之，殺父奸妹者有之，為此慨嘆‘文化大革命’后果之嚴重，青年一代已呈現‘返祖’現象，由人變成猿了。”故而有此“殺父奸母”之說。但把舒蕪的“頗呈活躍”與此聯系在一起，確也沒有什么必然的依據，只能說明賈植芳先生對舒蕪其人的鄙惡之深而已。
1980年7月2日：
下午去看許杰，他在工會開會。他說舒蕪近在師大講學時對他說，說在京看到張公，說張公精神分裂，開頭還能認識人，說了兩句話，就精神變態，大叫“他們要抓我了”云云。
“在師大講學”正是舒蕪“到處作文講學”的一個例證。不知道他對許杰敘述“張公”也就是胡風的精神分裂時，是一種什么心情，許杰又是如何反應的。賈植芳先生這一天的日記接著記錄了許杰對他說的費明君因1955年“胡風事件”被捕后家破人亡的遭遇，雖無一字評語，態度卻也是明確的。
1981年2月9日：
不久王戎來，晚飯時滿子才到，——他今天已開始上班。據他說，《文藝報》約舒蕪寫評論路翎的文章云。
這個“他”應該是何滿子，也是當年的“胡風分子”，看來舒蕪依舊是“胡風分子”們密切關注的對象。“約舒蕪寫評論路翎的文章”，《文藝報》不知究竟出于何種考慮，也不知道舒蕪最后是否應約寫了文章，如果寫了，他會說些什么呢？
從這三則日記可以看出，賈植芳先生在“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平反前后，一直對舒蕪其人都很關注。但是，他的態度也是明確的，始終沒有改變因1955年事件而起的對舒蕪的鄙惡之心。
《解凍時節》這部書中還收有賈植芳夫人任敏大約在1980年至1981年間寫的回憶文章《流放手記》，其中談到舒蕪時所持的卻是另外一種態度。1947年9月，賈植芳第三次被捕入獄。任敏也同時被捕，但三個月后被贖出獄，于是她開始想辦法營救賈植芳——
我東奔西走，將近十個月的辰光，為營救植芳而忙亂，朋友們都各盡其力熱情相助。舒蕪先生從安徽老家出來經過上海，知道植芳坐在牢里，留下一些錢給我，呂熒先生他來上海在小顧家吃飯后，他曉得植芳被關在監牢里，也送二筒煉乳要我帶給植芳。我每次給植芳送東西時，梅大姐也是要送些吃的東西讓我帶給植芳。他們（朋友們）關心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命運，在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持和幫助，使我感到無限的安慰和感激。
在這里，任敏是將幫助過他的“舒蕪先生”與呂熒、梅志并在一起稱為“朋友們”說到的，同時也說到對他們的“感激”。雖然呂熒與舒蕪在后來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中表現截然相反，但他們當年的“關心”、“支持”和“幫助”則是一樣應該被記住的。這“感激”，也許就是賈植芳、任敏1983年1月到北京后于28日主動去舒蕪家看他的感情基礎與根本原因。
在《早春三年日記》中，賈植芳先生一共有十六次直接提到舒蕪的名字（包括其本名方管）。其中1982年五次——
7月6日：
綠原信中說了他們夫婦和牛漢夫婦去天津，參加阿垅、盧甸兩兄追悼會情況，他們代表難兄難弟在靈前沉痛志哀，說周揚、巴金、林默涵等首長名流（其中還有舒蕪）都送來唁電、唁信、花圈等。
周揚、巴金、林默涵等在1955年的運動中都發表過激烈的批判言論，這時他們的名字又出現于“胡風分子”阿垅、盧甸的追悼會上，故而將他們和舒蕪一起都稱為“首長名流”。但“首長”們的出現主要是工作需要，只有當年因反擊“胡風分子”而成為“名流”的舒蕪的出現才讓人覺得更加意外，因此他們的書信（以及日記）中才會特別記上一筆。舒蕪的名字就是這樣第一次出現于《早春三年日記》中。
12月14日：
收到駱賓基、舒蕪、湯淑敏信，這封舒蕪信使我們很出乎意外，但本著君子愛人以德的古訓，晚上寫了一短信相復。1979年在《安徽文學》看到他的幾首舊詩，知道他從1957年以后，也日子不好過，“文革”中妻子橫死，女兒自殺，也是家破人亡的下場，這真是作法自斃，損人不利己，也如常人所說：害人如害己了。
較之出現于阿垅、盧甸追悼會，舒蕪的來信確實更加“出乎意外”，不知他在信中都寫了些什么，賈植芳先生的回信又是怎么寫的。但顯然，盡管是“本著君子愛人以德的古訓”回了一封“短信”，賈植芳先生對舒蕪的同情卻是有限的，且絕沒有因為舒蕪的也曾遭難而原諒他當年的罪過。不過，二人確是從此恢復了聯系，并且有了進一步的交往。
12月19日：
收到方管（舒蕪）信，1955年那個大案，他充當了孔老二說的“其無后乎”的角色，我想他原意無非是想自己出頭，使大家觸些霉頭，卻意外地授陰謀者的柄，在這上面達到蓄謀已久的“宏圖”，想殺這些人的頭，借這些人的頭給猴子——中國的各色知識分子個顏色看。當時這個計謀也著實得逞了一陣子，雖然這把沙子并未迷著所有中國的智者的眼睛，而這個方管卻落了個草菅人命的罪責。記得四十年代我給他寫信，往往不經心地把他的芳名“方管”寫成“方菅”，他來信曾抗議過，說是把“管”改為草菅人命的“菅”了，實際上卻在若干年后變成了生活的真實，那當時我的筆卻是神來之筆，寫出了歷史的預言，我無心插花，卻長出森林！歷史真是好開玩笑，不可思議了。
這里對舒蕪的分析是很平實的，也是很深刻的，但也可見賈植芳先生并未因同情舒蕪1957年之后的遭遇而改變對他的基本態度。
12月21日：
下午發出……給方管信及書。
所寄不知何書，推測應是1982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新出的賈植芳先生的譯著《契訶夫手記》，他在1982年11月9日的日記中說這是他“多年以后出的第一本譯書”。主動贈書自是友好的表示，但在次日，即12月22日的日記中又記有這么一句：“收到滿子信，約我們在‘猶大出賣的那個人的誕生之日’去他家吃飯。”何滿子所說“猶大出賣的那個人”，就是胡風，“猶大”顯然是指舒蕪。[4]
12月30日：
上午收到方管信，及寄贈的《說夢錄》一冊，他要我看看，序言和開篇“難解其中味”一文，說是可以了解全書，大約就是指了解他自己的說法。
這是舒蕪先生對賈植芳先生贈書的回報。《說夢錄》也是舒蕪“文化大革命”后出版的第一本書，系研究《紅樓夢》的著作。
以上是1982年的日記所記，二人從恢復聯系到互贈著作，從表面來看已經算是關系比較密切的朋友了：先是舒蕪主動示好，后是賈植芳主動贈書。舒蕪的內心如何不得而知，但賈植芳先生以及其他“胡風分子”對舒蕪當年的“猶大”作為是一直念念不忘的。這在他們對1983年1月的那次見面的記述中表現得尤其突出。
1983年也有五次提到舒蕪——
2月8日，即前面已經引述過的對北京之行的綜述。賈先生說，舒蕪“這次很積極，牛漢說，這是向我們請罪了，眾人只是敷衍而已”。可見，舒蕪先生的這次示好之舉效果并不十分理想，遠遠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看他題寫在當時所購《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上的題記，絲毫沒有往事的悲涼陰影，大家幾乎就是故友重逢，又是“共酌”，又是“偕游”，一團祥和氣象。莫非他一點兒也看不出“眾人只是敷衍而已”？
2月24日：
寄出昨夜寫的一堆信：給顧小錘、王進珊、彭燕郊、方管（即舒蕪本名）、聶紺弩（附《手記》一冊）、梅志（附去《聞捷專輯》一冊）。
3月7日：
晚上沈永寶送系內分的三本書，他在分工編《中國現代文學辭典》的幾個“分子”的傳記，當給他寫信去看朱微明（柏山材料）、老耿（守梅材料）及舒蕪。由他附信發出。
4月6日：
收到南京師院寄贈的近期《文史資料》兩冊，有梅志寫的關于“七月文叢”的介紹文章，附有書目，她刪去了“文叢”中舒蕪的那本《掛劍集》。
“《文史資料》”可能是“《文教資料》”之誤，這是當時的南京師范學院編輯出版的一份在文化界影響很大的刊物。《掛劍集》是舒蕪的第一本書，1947年5月由上海海燕書店出版，系“七月文叢”之第一種。梅志先生在介紹書目時竟然刪去了這本書，她的態度是很明確的，那就是絕不寬恕。
4月30日：
發出給方管（北京）信，詢問張兵文章下落。
張兵系復旦學報編輯，賈植芳1983年1月19日日記云：“張兵來，送來本期學報，晚上又送來他的論文一篇，托我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雜志。”舒蕪當時為《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編輯，看來賈植芳1983年1月進京時曾將張兵文章交給舒蕪，這次寫信所問的就是對這篇文章的處置情況。但日記沒有記錄舒蕪的回信，不知張兵的文章最終是否由舒蕪推薦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發表了。
這一年賈植芳給舒蕪寫了三封信，不知為何沒有對舒蕪回信的記錄。不過，想來舒蕪不會一直不回信的，否則賈植芳不會一再寫信給他，盡管是有事相求。又，這一年從五月往后就沒有二人通信的記錄了，不知是沒有寫信呢，還是寫了而日記沒有記錄。
1984年又有六次涉及舒蕪——
4月4日：
張兵來，他新自武漢開會歸來，碰到過舒蕪，送他《小說選》一本。
10月6日：
張兵來，交來他寫的論揚州八怪與曹雪芹的比較文章，此文他想投給與舒蕪有關的《中國社會科學》，要我看后寫一個介紹信。
10月27日：
發出給……舒蕪信及張兵稿。
11月12日：
收到舒蕪及王克強信。
同日：
晚，給舒蕪寫一信，連《小說集》一冊明日發出。
“《小說集》”應是“《賈植芳小說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前引4月4日日記中“送他《小說選》一本”是送此書給張兵。
12月2日：
收到華鵬、舒蕪、章品鎮來信。晚，給華鵬寫了回信。
舒蕪先生的這次來信可能是收到賈植芳先生寄書的回信，因此，沒有見到賈植芳先生再對這封信的回復。
然后，就是賈植芳先生去北京參加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了。
《早春三年日記》結束于1984年12月25日，最后一句是：“明日下午進京參加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1984年12月29日在北京召開，1985年1月5日閉幕，如果在此期間發生了賈植芳“拒認”舒蕪的事件，也許賈先生的日記中會有所涉及，這就只好期待日記的進一步公開了。但既然在11月12日還將自己的小說選寄贈舒蕪，可見二人之間還是保持著一種比較客氣的友好狀態的，似乎看不出賈植芳先生有什么理由會忽然改變對舒蕪的態度，進而做出“拒認”的舉動來。
三
但也許就是在1984年年底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期間，舒蕪先生的其他行為再次不能見諒于賈先生，因而賈植芳先生在他登門拜訪時有了“拒認”之舉；或者賈先生再度回首往事而終于不能原諒舒蕪在1950年代的所作所為，因此對自己和舒蕪之間的這段“親密接觸”感到后悔，于是，他就在考慮如果下次有了和舒蕪接近的機會時自己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態度來對待他。就像梅志先生在整理書目時可以刪去本屬于“七月文叢”的《掛劍集》一樣，賈植芳先生也打算在面對相識的舒蕪時說出“我不認識你”。或者因為賈植芳先生確實年齡太大了，結果就把自己幻想中的“應然”當成了現實中的“已然”，并且對身邊的朋友講述了這一“故事”。而那些“傳說”這一“故事”的人們，恰如李輝先生所說，“相信賈先生能夠這樣做”，更是把賈植芳先生的這一“應然”視為“當然”、“必然”，所以才會對這一“故事”重新進行講述，或加以詮釋。
其實，賈植芳先生既然將自己“拒認”舒蕪的事件告訴他人，一定講述的就是他“記憶”中的真實。假如確實如舒蕪先生所說，“自此以后，我沒有與他們夫婦再見過面”，那么，或者賈植芳先生確實從來沒有做過“拒認”舒蕪的舉動。賈植芳先生在1983年那次見面之后的日記中曾說舒蕪“變得我已完全不認識了，見了面得問貴姓”，這“得問貴姓”不知是說的已然發生了的事實呢，還是說的可能會出現的情況？我甚至懷疑這“已完全不認識”就是以后“賈拒認舒”的原始出處，不管以后是否真的再次發生過賈植芳先生說“我不認識你”的事情。
賈植芳先生的這一故事，其實展示的是他在講故事時對舒蕪的那種態度。也就是說，假如確實如舒蕪先生所說，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過“賈拒認舒”的事件，但如果有了那樣的機會，賈植芳先生在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會做出那樣的舉動來的，或者說，他覺得自己應該做出那樣的舉動來。即使在現實中從來沒有發生過“賈拒認舒”的事件，但在賈植芳先生的內心深處，已經對舒蕪進行了無數次的“拒認”，無數次的“閉門不納”：這是一種心靈的真實，一種情感的真實，同樣也是一種歷史的真實。
至于舒蕪先生，完全可以像他在《賈拒認舒版本考》這篇文章的開頭所說的那樣，持一種“有也好，沒有也好，不是什么大事”的態度，以“有趣”來看待這個事件。不管賈植芳先生是否曾經對他加以“拒認”，不管賈植芳等人如何表現得對他不夠寬容，他也不妨依舊與其保持接近來往。因為，舒蕪先生是曾經在自己的文章中表示過“尊‘五四’尤尊魯迅”的價值立場的，[5]那么，不妨引魯迅的一句名言來說明他為何應該這樣：“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6]賈植芳先生不是這樣的人。
注釋：
[1]《早春三年日記（1982－1984）》，賈植芳著，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2]《舒蕪口述自傳》，舒蕪口述，許福蘆撰寫，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282頁。
[3]《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4期，第208頁。
[4]賈植芳先生在1999年所寫回憶1979年進京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持的“現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編輯會議的文章中說：“我在會議開始時就看到了牛漢，牛漢過來問我：‘老賈，你現在掙多少錢？’我說九十二塊。他告訴我，他與路翎也是九十二塊，人家××揭發、檢討、改造得好，現在掙一百多塊。”（見賈植芳《1979年進京記》，收《老人老事》，賈植芳著，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133頁。）這里提到的××不知是否就是指的舒蕪；即不是，也可從中看出賈植芳、牛漢等對舒蕪這樣的“揭發、檢討”者態度。
[5]最早似見于其1993年所作《〈舒蕪文學評論選〉自序》，見《舒蕪序跋》，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50頁。他后來又多次表達過相同的意見。
[6]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死》，見《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頁。
原刊《粵海風》2006年第6期（新編57期）
發布日期：2008-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