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業松
我走完了自己的苦難歷程。值得安慰的是，我并沒有失掉自我，我還是我，苦難反而深化了我對各國歷史和現實的認識和思考，凈化了我的靈魂。
在上帝給我鋪設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總算活得還像一個人……生平最大的收獲，就是把“人”這個字寫得比較端正。
——賈植芳
著名文化老人、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先生于4月24日在上海逝世，享年九十二歲。
賈植芳先生早年主要從事文藝創作和翻譯，是著名的“七月”派作家。新中國成立后，歷任震旦大學、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圖書館館長。他長期從事現代文學、比較文學、俄蘇文學等方面的學術研究，培養了幾代優秀文化學術人才。
和許多同時代的著名文化學者一樣，賈植芳先生留給后人的遺產還有知識分子的鏗鏘風骨。著有《賈植芳文集》四卷，回憶錄《獄里獄外》、《解凍時節》，以及散文集《歷史的背面》等。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文學期刊《七月》、《希望》的主要撰稿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社會影響巨大的“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干分子”，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先生通常是以一名遭際坎坷的作家的社會身份為世人所知，而其作為大學教授在人才培養和我國當前學科建制中兩個中文二級學科“中國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學科建設方面的貢獻和成就，則往往局限于專家圈子，不為公眾所知。我作為先生的再傳弟子，有幸常年在先生身邊生活，并曾協助先生編選其學術自選集《歷史的背面》（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版），茲謹就先生的學術貢獻作一介紹，簡述如次。
賈植芳先生的學術生涯，起始于1948年底。其時他因“煽動學潮”入獄后被保釋，避居上海市郊法華鎮，在那里，他憑借自己留學日本期間跟隨園谷弘教授學習中國社會史的知識素養和抗戰期間在前線和社會底層跌打滾爬時對中國社會歷史的觀察思考，懷著一種辭舊迎新的激情，寫作了一部二十余萬字的社會學著作《近代中國經濟社會》，嘗試對中國傳統專制社會的滅亡命運作出總結，并對中國社會走向新生的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困境作出警示，充分體現了作者作為一位思想左傾的青年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社會關懷和批判鋒芒。此書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出版后，一年之內銷行三版，受到讀者歡迎。此后隨著作者在胡風案中被打倒，長期湮沒，直到最近才重新引起關注，將由遼寧教育出版社收入“新世紀萬有文庫”重版。盡管這一從社會史的角度切入其知識關懷的治學思路，未能在賈植芳先生日后的學術活動中得到充分的發展，但在其平反復出后撰寫的回憶錄《獄里獄外》（收入“火鳳凰文庫”，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版）中，則明顯可以看出此種知識興趣的復活和作者的社會批判鋒芒向更深刻的層面的掘進。
作為學者的賈植芳先生的主要學術貢獻，均來自于其解放后的工作崗位。1950年秋，他以左翼文化人士的身份被聘任為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從此開始其以學術為業的職業生涯。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后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并受命主持新組建的現代文學教研室，與北京大學王瑤教授等人一起，同時展開了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設的拓荒工作，成為這一學科的元老級人物。此一時期他對該學科的學術貢獻，主要體現在學科架構、課程設置和人員調配等基礎組織工作方面，這些通常屬于“看不見”的工作，為復旦中文系現代文學學科日后的長足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今天看來，復旦大學的中國現代文學教學和研究所以能在全國乃至世界范圍內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是與賈植芳先生當年的開拓性貢獻分不開的。與此同時，賈植芳先生在1955年被迫中斷自己的學術拓展之前，還承擔了大量的基礎課程教學任務，在全國高校中較早開出了現代文學作品選讀、世界文學作品選讀、俄蘇文學等新課，以其長期廣泛的閱讀積累和開闊扎實的知識結構，贏得了大批思想活躍、求知欲旺盛的青年學生的歡迎。他的這批“開門弟子”盡管大多曾因與他的密切關系而在胡風案中受到牽連，個人人生成就大打折扣，但從中仍然陸續涌現出了施昌東、章培恒、范伯群、曾華鵬、張德林、葉鵬等多位成就顯著的知名學者。
1955年之前的賈植芳先生以高昂的工作熱情從事著他的學術拓展，除在上述學科建設方面付出努力之外，還連續出版了恩格斯的《住宅問題》、日本共產黨編著的《人民民主主義的長成與發展》、蘇聯的契訶夫研究專家巴魯哈蒂的《契訶夫的戲劇藝術》、契訶夫的《契訶夫手記》、基希的《論報告文學》和輯譯蘇聯學者的研究成果而成的《俄國文學研究》等六部譯著，發表了一組介紹和研究尼采、拉伯雷、果戈里和契訶夫等外國作家的文章，出色地履行了在新的民主政權下一個學者和知識分子應有的追求和責任。就此而言，1955年的無妄之災對其工作權利的長期剝奪所帶來的，就遠不僅僅只是他個人的損失。1978年，在胡風案正式平反之前，賈植芳先生從長期的關押和勞改生涯中稍獲解放，被允許回到闊別二十余年的復旦中文系監督使用，任資料室資料員。從這里開始，他的學術生涯得以接續。此后，隨著胡風案在1980年的第一次平反（后經1985年第二次平反，直到1988年才得以徹底平反），賈植芳先生重新回到了他的學術崗位，同時擔任了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碩士生及博士生導師和全國第一批比較文學專業碩士生導師等多種學術職務，并自1983年起兼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直到1986年退休。在此期間，他所作出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其中還包括主持興建了至今仍在發揮巨大作用的復旦大學文科圖書館、建議并推動全國范圍內圖書館系統專業技術職稱評聘工作制度化等純粹的職務貢獻，但更主要的，則是他在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這兩個學科領域的學術探索和人才培養。而且，這兩方面的工作并未因為他的退休而中斷，而是一直延續至今。耄耋之年的賈植芳先生在進一步惠澤后人的同時，仍繼續以自己的辛勤勞動在上述兩個專業領域保持著日益盛大的影響力。
在現代文學領域，賈植芳先生的復出姿態可謂意味深長。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因其與現代歷史和現實生活緊密聯系的特殊學科屬性，在“文革”結束前三十年，始終難以擺脫極左政治對它的學術品質的干擾和玷染，其中最為顯著的，便是按照特定時期的政治需要，肆意宰割和踐踏歷史真實，發展到極端，竟然使得一部原本應該形態豐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變成了僅僅剩下“魯迅走在金光大道上”的貧乏局面，其余所有大大小小的作家作品，都隨著歷次政治運動被逐一掃地出門，成了文學史上看不見的存在。由此，“文革”結束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重建所面臨的最為緊迫的任務，就是重新梳理和搶救基礎史料，還歷史真實以其本來的豐富面貌，而資料的搜集整理也就成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推動現代文學學科重建的最重要的基礎性學術工作。正是在這項工作上，賈植芳先生復出后從資料室到圖書館的工作履歷反而成為了他的學術再出發的巨大優勢，使他得以再度成為這一領域的領軍人物，先后參與主持編纂了《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等大型資料叢書，并親自承擔了其中《巴金專集》、《趙樹理專集》、《聞捷專集》、《文學研究會資料》、《外來思潮流派理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影響》等書的編選工作。他就這些大型叢書的編纂所提出的諸多動輒長達數萬言的審讀和指導意見，和為那些專集撰寫的編后記，不僅體現了他在史料求真上一絲不茍的工作態度，而且其中所蘊含的學術思想（如“從清理重災區入手”），也已經成為本學科重建過程中的寶貴遺產，與他那些在此基礎上撰寫的一批現代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研究論文一起，在八十年代后期開始的“重寫文學史”工作中發揮了重大影響。此后，賈植芳先生還陸續參與或主持編寫（譯）了多種現代文學資料和史著，如《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中國現代通俗文學文庫》、《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潮》、《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等，限于篇幅，此不贅述。
在比較文學學科建設和學術探索上，賈植芳先生所作出的貢獻堪與其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后在現代文學領域做出的貢獻媲美。由于極左政治對學術研究的控制和干預，在我國二十至三十年代本來起步較早的比較文學，在五十年代被視為“在文學研究領域中向西方資產階級屈膝投降”的“與世界主義的反動思想體系有著密切聯系的反動流派”而受到壓制，作為一門學科已不復存在，正是由于賈植芳先生等的積極努力，才在八十年代得以恢復重建。幾乎在他重新回到學術崗位的同時，他就憑借自己對現代文學開放性的特殊敏感和在外國文學方面的多年積累，自覺運用起比較文學的方法展開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比如寫于1981年的長篇論文《中國新文學作家與外國文學的關系——以茅盾為例》，便是這方面的最初成果之一。隨后主持的《外來思潮流派理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影響》大型資料集，更是從比較文學中的影響研究角度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外來資源作出的系統梳理。這些將比較文學的理論方法緊密結合到本土文學研究之中去的探索和努力，不僅體現了他對作為比較文學的基本精神的“開放與交流”的期盼和呼喚，而且所收獲的學術績效也是雙方面的，既開拓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視野，同時也為比較文學在中國的落地生根奠定了基礎。應該說，在這一領域賈植芳先生所作出的開拓性貢獻，迄今為止仍具備巨大的學術生命力，隨著新的一代具備雙語甚至多語優勢的學術人才的成長，這一研究思路極有可能成為新的世紀中文學研究新的學術生長點。
然而，賈植芳先生對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的貢獻并不僅止于此。如同五十年代初主持新組建的現代文學教研室一樣，復旦大學中文系在全國高校中率先成立比較文學教研室、恢復比較文學教學，并最早獲得比較文學專業碩士學位授予權，都是在賈植芳先生的提議和積極努力下得以實現的。隨后成立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和上海比較文學學會，也都與他的參與和努力分不開。與此同時，他還撰寫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比較文學的由來和發展》、《中國近現代留日學生與中國新文學運動》等多篇論文，并先后為多部比較文學研究著譯或教材撰寫學術性序言，積極推動比較文學研究的發展。正是由于他的這些努力，他曾長期擔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的副會長、名譽會長和上海比較文學學會會長等學術職務，成為本學科領域碩果僅存的少數幾位元老級人物之一。
最后，不僅我認為，同時更是學界公認，作為學者的賈植芳先生福惠學林的最重大的貢獻，還不是其個人的學術成績，而是他在自己的多種學術崗位上，均以極大的精力和高昂的熱情，投入到教書育人的工作中去，為中國學術的未來發展，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其中的一些，甚至堪稱卓越。而且在這一方面，賈植芳先生最為世人稱道的是，他對學術人才的培養和獎掖，從來不是僅限于所謂“入室弟子”或“及門弟子”（即他自己的學生或他的學生的學生），他的那扇為世界各地許多學人所熟知的位于復旦大學教工宿舍區的“賈府”的大門，始終向所有有心向學的老中青各種年齡段的人們敞開著。他的出版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的《劫后文存——賈植芳序跋集》（孫乃修編，學林出版社1991版）、《暮年雜筆》（宋炳輝編，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版）等多種文集可以為證，其中所收錄的大量為他人的各種類型的撰述撰寫的序跋，證明他的確是始終秉承著“學術為天下之公器”的樸素信念，以近乎“來者不拒”的姿態，在為中國學術的成長做著披沙揀金的工作；而且，如果你細心閱讀這些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許多肯定和鼓勵性詞句的序跋，還不難發現，他的更多的筆墨，并非落在對這些作者的工作本身的評價上，而是落在對這些被處理的項目所應該展開的方向和在較為理想的狀況下所可能具備的意義的議論上。這就意味著，這位曾自嘲為“寫序專業戶”的賈植芳先生，其實是在借為他人撰寫序跋的機會，對作者和他們的讀者作出學術點撥，寄望于他們能夠借助他的筆墨，打開一個新的視野，求得某種進境。事實上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序跋作為賈植芳先生復出后的寫作中的一個主要品種，早已得到了學界和讀者的肯定，成為其學術著述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那些曾有幸得到過他的序跋的作者中的有心人，也早已把他的點撥化為進一步探索的動力，取得了更有價值的學術成績。這樣的有心人，才真正稱得上不枉費先生的一番苦心吧。
當然，真正能使先生感到由衷欣慰的，應該還是那一長串他花費了更大的心血澆灌出來的、與他的姓名緊緊聯系在一起的閃亮的姓名，上舉五十年代序列之外，八十年代以降的序列如此:陳思和、李輝、顏海平、梁永安、戴舫、嚴鋒、王宏圖、張新穎……
來源：《文匯讀書周報》2008年5月2日
發布日期：2008-09-26